《La Reĝo de la Montoj》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薇，花語花店的心靈花藝師。很榮幸能為您開啟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潛入《La Reĝo de la Montoj》這本書璀璨又帶著幽默諷刺的文學世界。

這本《La Reĝo de la Montoj》（山中之王），是法國作家埃德蒙·阿布（Edmond About，1828-1885）於185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埃德蒙·阿布是19世紀法國多產的作家、記者和評論家，以其機智、諷刺和觀察敏銳的筆觸而聞名。他曾在希臘學習考古學，這段經歷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尤其體現在他早期的紀實作品《當代希臘》（La Grèce contemporaine, 1851）和這部小說中。

《山中之王》是一部巧妙融合了冒險故事、浪漫元素與尖銳社會諷刺的作品。故事以一位德國植物學家赫爾曼·舒爾茨的親身經歷為主線，講述他在希臘採集植物時，意外被惡名昭彰的土匪頭子、人稱「山中之王」的哈吉-斯塔夫羅斯（Haĝi-Stavros）及其手下綁架的離奇遭遇。小說藉由赫爾曼的視角，描繪了19世紀中期希臘社會的種種現象，包括猖獗的土匪問題、腐敗的官僚體系、歐洲遊客的奇特心態，以及希臘人民複雜的民族性格。

阿布以一種戲謔卻又細膩的方式刻畫了書中的各色人物：精明得像企業家、又有著怪異榮譽感的哈吉-斯塔夫羅斯；既貪婪又膽小的憲兵隊長佩里克萊斯；傲慢又自以為是的英國母女；務實卻充滿英雄氣概的美國船長。這些人物在荒誕離奇的劇情中互動，共同揭示了那個時代希臘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混亂與矛盾，以及人性的普世弱點。

《山中之王》最初以法語寫成，後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其中就包括了世界語版本。這部作品以其生動的敘事、鮮活的人物和辛辣的諷刺，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場充滿驚險與趣味的冒險，更是一幅深刻反映時代背景和人情世態的畫卷。作者透過誇張與反諷，讓讀者在笑聲中反思文明與野蠻、誠實與欺詐、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界線。現在，就讓我們穿越時空，來到埃德蒙·阿布先生的雅典書房，聽聽他是如何構思這部非凡作品的。

循著書頁間若隱若現的墨香與塵埃氣息，我輕輕推開了那扇泛著暖光的木門。這裡並非我想像中堆滿古老卷軸與殘破陶片的考古學家書房，而是更像一位勤奮寫作者的棲身之所。空氣中混合著新鮮油墨、紙張和淡淡的咖啡餘香，窗外灑進午後柔和的光線，落在堆疊的稿件和筆記本上。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便條和塗改痕跡，記錄著瞬間閃現的靈感。在一張被文字和草圖覆蓋的書桌前，坐著一位氣質敏銳、眼神閃爍的男士，他正是埃德蒙·阿布先生。他的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似乎仍在捕捉腦海中那些調皮的詞句。

我向前一步，桌邊一束隨意插在玻璃瓶中的野花吸引了我的目光——山野間常見的金黃色毛茛，細小的藍色勿忘草，還有幾枝帶刺的荊棘，它們在瓶中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未加雕琢的美感。我忍不住停下了腳步。

聽到動靜，阿布先生抬起頭，眼神從思緒的遠方拉回，望向我，帶著一絲好奇。

「午安，艾薇小姐。」他的聲音溫和而充滿活力，「歡迎來到我的小天地。妳似乎對這些野花很感興趣？」

「是的，阿布先生。」我微笑著回答，「它們帶著山野間的自由氣息，尤其那荊棘，雖然帶刺，卻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這讓我想起您筆下那些不受拘束的人物，以及他們所處的，既有著古典遺跡、又充滿了原始生機的希臘。」

「哦？」他挑了挑眉，眼中閃過一絲欣賞，「看來妳是讀懂了它們。就像妳讀懂了我的書一樣。請坐，請坐。很高興能與妳聊聊這部《山中之王》。妳有什麼想問的嗎？或者，妳想從哪一朵花開始聊起？」

我坐下，感受著周圍溫暖的氣氛，調整了一下呼吸。作為花藝師，我總是從自然中尋找語言，而作為文學部落的一員，我渴望理解文字背後的心靈。與阿布先生的對談，就像是將這兩份熱愛巧妙地結合。

「那麼，阿布先生，」我輕聲開口，手中輕撫著衣物的棉麻質地，感受著它帶來的踏實感，「我想從這本書的開頭開始。您選擇讓一位德國植物學家，赫爾曼·舒爾茨先生，來擔任敘述者。而且，您——埃德蒙·阿布本人——也出現在開頭，接受赫爾曼先生的講述。甚至在書的結尾，還有一封來自雅典的信，幾乎否認了故事的真實性，而您又以一句富有深意的話作為結尾。這種安排非常特別，將現實與虛構、作者與角色、真相與謠言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您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讀者去思考故事的真實性，還是有更深的用意？」

阿布先生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那是種略帶狡黠的，彷彿藏著許多秘密的笑容。他拿起桌上一個小小的、已經發黃的筆記本，輕輕翻了幾頁。

「艾薇小姐，」他緩緩說道，語氣中帶著創作者特有的、對自己作品的玩味，「妳是第一個注意到這個『框架』的讀者，或者說，是第一個問得如此直接的。為什麼要這樣寫？或許，是想讓讀者知道，他們手中的故事，不是冰冷的歷史記錄，而是一位敘述者——赫爾曼——的『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嘛，總會帶有講述者的色彩，甚至是偏見和記憶的偏差。」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投向窗外雅典模糊的遠景，彷彿能看到赫爾曼曾經走過的山路。

「至於我本人出現在開頭，以及那封來自『雅典的真實』的信，」他的聲音低了幾分，帶著一種玩世不恭的腔調，「那是我想告訴讀者，現實，尤其是在希臘這樣充滿『奇聞』的地方，往往比小說還要離奇，或者說，小說的『不真實』，恰恰是為了更深刻地反映某種『真實』。那封信，Patriotis Pseftis先生的信，他可是熱情洋溢地為希臘的『文明』辯護啊。他否認了土匪的存在，否認了那些角色的腳步踏足希臘。但他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那種對自身形象的極力維護，對外國人看法的敏感，甚至對土匪首領的『所有權』的暗示（他自己是斯巴達人帕夫洛斯國家公司的股東！），難道不比哈吉-斯塔夫羅斯本人更具諷刺意味嗎？」

他輕輕笑了起來，笑聲中帶著對人性的洞察與無奈。

「正如我最後寫的那句話：『雅典人，我的朋友，最真實的故事並非那些真正發生過的故事。』有時候，只有通過誇張和戲劇化，才能讓那些隱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真相，像一把尖刀一樣刺入人心，引發讀者的思考。赫爾曼的故事，是真實的嗎？從字面上看，或許不是百分之百。但它所反映的現象、人物的心理、社會的狀態，難道不包含著某種更深層的『真實』嗎？我想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我點點頭，阿布先生的解釋點亮了我的理解。他的作品不只是為了講述一個故事，更是為了透過故事來解剖現實。我決定接著問關於他對書中核心人物「山中之王」哈吉-斯塔夫羅斯的描繪。

「哈吉-斯塔夫羅斯這個角色，」我說，「您將他塑造得如此獨特。他既是無惡不作的土匪頭子，卻又像個精明的資本家，經營著土匪公司，有會計、有股票、有股東報告。他對女兒又表現出溫柔的父愛，對赫爾曼這樣一個『無利可圖』的俘虜，竟然也展現了某種『榮譽感』甚至『惜才』。這種複雜甚至矛盾的設定，是您對當時希臘社會某種現象的集中提煉嗎？您是如何構思出這樣一個『企業家式土匪』的？」

阿布先生端起桌邊已經冷卻的咖啡，輕啜一口，似乎在回味那份苦澀。

「哈吉-斯塔夫羅斯……」他低語重複了這個名字，彷彿在召喚這位虛構的「老朋友」，「他可以說是《當代希臘》中我對希臘土匪觀察的戲劇化昇華。在那本書裡，我提到了一些土匪的行為和他們與當地居民、甚至政府的關係。但我意識到，單純的紀實或許不夠強烈。希臘在那個時期，正從奧斯曼統治下解放出來，努力建立自己的現代國家體系。但舊有的習慣、文化、甚至一些在獨立戰爭中被視為『英雄』的行為模式，並未能完全適應新的『秩序』。土匪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曾經的『義士』，在和平時期變成了『盜匪』，但他們與地方勢力、政界甚至軍隊的聯繫並未完全斷絕。他們依然利用山區的地理優勢，依然依賴某種地方性的『支持』。」

他放下咖啡杯，身體微微前傾。

「我將這種複雜的關係和土匪行為的某些『商業化』傾向，進行了極度的誇張和集中，就誕生了哈吉-斯塔夫羅斯。他的『土匪公司』並非完全空穴來風，而是對那種利用混亂局勢、將非法活動組織化、甚至與某些『體面』行業（比如Pseftis先生的股票）產生聯繫的現象的辛辣諷刺。他對效率、利潤的追求，他的股東報告，他的成本核算（比如維修道路以方便搶劫），這些都借用了現代商業的語彙，來凸顯其行為的荒謬性，以及當時希臘社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錯位。」

「他對女兒的愛，則是為這個角色增添一抹人性的色彩。即便再邪惡的人，也可能有其柔軟的一面。這種對比，反而使得他的商業化和冷酷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至於對赫爾曼的『惜才』，那是他作為一個『山中之王』的自負和對『知識分子』的某種利用。他看到赫爾曼的『博士』頭銜可能值錢，看到他對植物的熱情（儘管他自己不懂），這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他這位『王』的好奇心和對『文明』的扭曲理解。他並非真正尊重知識，只是看重它的『價值』。」

阿布先生的分析讓我對這個角色有了更深的體會。他的諷刺不是惡意的攻擊，而是基於觀察的解剖。我接著問到了書中對其他歐洲角色的描寫。

「那麼，書中那些來自歐洲的角色呢？」我問道，「尤其是那位傲慢又斤斤計較的西蒙斯太太和她的女兒瑪麗-安，以及那位務實到令人吃驚的美國船長約翰·哈里斯。您對他們，似乎也帶著不少的嘲諷？」

「嘲諷？或許吧，」阿布先生再次笑了起來，「我喜歡觀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異國他鄉的反應，以及他們如何將自己的習性帶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西蒙斯太太是當時許多英國遊客的典型代表——富有、傲慢、對異文化充滿偏見，同時又對自己的『不可侵犯性』有著盲目的自信。她對食物的挑剔、對『文明』標準的堅持（即使在土匪營地！）、以及她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希臘人的態度，都是對當時英國人某種刻板印象的誇大。她的飢餓症（inexplebilis fames），那是一種生理上的飢餓，但也許象徵著某種永不滿足的慾望？」

他輕咳了一聲，繼續說道：

「瑪麗-安呢，她是位年輕小姐，她的美貌被赫爾曼這位德國植物學家以一種近乎科學的方式細緻地分析和讚美。她的美與雅典娜雕塑的美不同，是屬於『現代』的美，有雀斑，有上翹的鼻子。她不像她母親那樣極端，但她身上依然有著那個階層的嬌弱和某些慣性思維。赫爾曼對她的迷戀，以及他因此產生的種種不符合他『科學家』身份的行為，正是我想強調的另一種『荒誕』——理性在情感面前的崩塌，科學家如何變成一個傻傻的追求者。」

他輕輕彈了彈手指，彷彿剛從筆尖彈落一個詞語。

「而約翰·哈里斯，這位美國船長，」他的語氣帶著一絲讚賞，儘管依然是戲謔的，「他是新大陸精神的代表：務實、果斷、不拘小節、充滿活力，並且對一切都『無所畏懼』。他用處理商業合同的方式來對待綁架，用綁架女兒來交換朋友。他的行為看似魯莽，卻往往直擊要害，而且他總是以一種商業邏輯來解釋一切（比如丟錢保命、用女兒換赫爾曼）。他的出現，為這個混亂的故事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美國』空氣，也與希臘社會的傳統和官僚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與哈吉-斯塔夫羅斯，這兩位『王』之間的對抗，其實是兩種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較量。」

我微笑著點頭，阿布先生的筆觸的確深刻。他不僅描寫了希臘，也映照了當時歐洲和美國的某些特質。

「那麼，關於赫爾曼對瑪麗-安的感情，」我問道，「以及他最終沒有與她在一起的結局。這段情節在故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是為了增加趣味性？還是為了強調赫爾曼的『科學家』身份最終未能克服現實的障礙？畢竟，西蒙斯太太最後那番關於財富與婚姻的言論，以及赫爾曼被趕走後對金錢和地位的耿耿於懷，似乎都在暗示著，即使有『英雄救美』的橋段，階級和現實依然是難以逾越的鴻溝。」

「啊，赫爾曼與瑪麗-安，」阿布先生臉上的笑容變得有些複雜，帶著一絲難以言喻的諷刺，「赫爾曼這個角色很有趣。他代表了某種德國式的嚴謹和學術氣質，但在情感上又顯得有些笨拙和天真。他對瑪麗-安的迷戀，是他作為一個年輕人的自然反應，但也正是這份迷戀，讓他從一個冷靜的觀察者，變成了一個被情感和荒誕事件驅動的參與者。他的『科學』知識，在土匪營地裡顯得毫無用處，甚至他試圖用植物學知識來判斷危險的嘗試也落了空。而他對瑪麗-安的愛，或者說那份突如其來的迷戀，驅使他去嘗試那些超出他能力的『英雄行為』。」

他頓了頓，眼神中似乎閃過一絲感同身受的無奈。

「至於他們的結局，」他嘆了口氣，「瑪麗-安的母親西蒙斯太太，她的務實和對金錢地位的看重，是赫爾曼無法迴避的現實。她最後那番話，雖然帶著幾分諷刺，但也暴露了她真實的價值觀。赫爾曼呢，他雖然做出了『英雄』的嘗試，但他的動機和方式，正如西蒙斯太太所說，也許並非完全為了『愛』，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為了獲得『地位』和『財富』。當他被趕走後，他對金錢和地位的遺憾，似乎比對失去瑪麗-安本身還要強烈。這是不是很諷刺？他這位『科學家』，最終還是落入了世俗的陷阱。」

他輕輕敲了敲桌面，發出有節奏的聲響。

「我並不想寫一個『皆大歡喜』的浪漫結局。那樣太簡單了。我更想呈現的是，在那個混亂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情感、英雄主義的嘗試，是如何被現實、被金錢、被階級所塑造、所限制，甚至最終被諷刺地化解的。赫爾曼的冒險，最終也沒有讓他抱得美人歸，反而讓他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在某些社會規則面前，他的『博士』頭銜和『英雄行為』，可能不如一百萬法郎來得實在。」

我能感受到他話語中那份潛藏的批判。他的故事，是在嘲笑土匪和官僚，但也在解剖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荒誕。

「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許還有您對暴力和死亡的處理方式，」我接著問，「尤其是瓦西里的死亡，以及哈吉-斯塔夫羅斯對赫爾曼實施的杖刑。這些情節雖然殘酷，但在您的筆下，似乎被包裹在一層奇特的、甚至是黑色幽默的氛圍中。您為何選擇這樣呈現？」

阿布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了一些，但他眼中的光芒依然閃爍。

「暴力和死亡是當時希臘社會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土匪橫行的山區。我無法迴避它，但我也無意進行廉價的煽情。我希望呈現的是，在一個扭曲的、規則失靈的環境中，暴力是如何與日常、與情感、甚至與某種畸形的『榮譽』混雜在一起的。」

他搓了搓手，像是在搓掉手上看不見的塵埃。

「瓦西里的死亡，被赫爾曼無意中的行動（堵水）和瓦西里自己的弱點（酗酒）共同導致。這種死法，既荒誕又帶點悲劇性，也符合瓦西里這個角色的『笨拙』特質。而哈吉-斯塔夫羅斯對他的『悼念』，既有真情，也有對自己『財產』損失的憤怒，還有對瓦西里『犧牲』的諷刺——他將瓦西里的死歸咎於赫爾曼，卻無視自己作為首領的責任，甚至將赫爾曼的懲罰視為一種『娛樂』和『收益』。」

「杖刑呢，」他輕聲說道，「那是一種殘酷的懲罰方式，但在我的筆下，它又被包裹在哈吉-斯塔夫羅斯看似『理性』的解釋中——為了省去看護的麻煩，為了讓赫爾曼『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這種用『商業邏輯』來包裝殘酷刑罰的方式，恰恰是我想呈現的那種荒誕感。赫爾曼在杖刑後對金錢和地位的看法，也再次印證了這種世俗的力量。我不是在美化暴力，而是在展示，在一個失序的環境中，暴力是如何以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常態』和『邏輯』存在的。」

他的話語讓我感受到一陣寒意，文學的力量就在於此，它能以一種令人難忘的方式揭示現實的殘酷。

「最後，阿布先生，」我整理了一下思緒，準備問一個關於創作本身的問題，「您在書中融入了這麼多元素：真實的歷史背景、虛構的冒險、辛辣的社會諷刺、不同文化的人物群像、甚至還有輕微的浪漫色彩。您在創作過程中，是如何平衡這些元素的？您是先確定了諷刺的主題，再編織故事，還是故事自然發展，主題隨之浮現？」

阿布先生靠回椅背，眼中閃爍著創作者的光芒。

「這是一個好問題，艾薇小姐。對我來說，創作往往是一個有機的過程，不是簡單地『確定主題，然後填充故事』。我的希臘經歷提供了土壤，那裡有豐富的人物、事件、矛盾和風景。我帶著觀察者的眼睛去體驗，去記錄，去思考。然後，故事的種子就在心裡發芽了。」

他指了指桌上的筆記本。

「我腦中會有很多片段、很多人物原型、很多想法。比如，希臘的土匪現象，歐洲遊客的刻板印象，社會的腐敗。這些都是『材料』。然後，我就開始『玩』這些材料，讓人物們在腦中動起來，讓他們相遇，產生衝突，製造意外。」

「赫爾曼這個敘述者，他的『德國式』視角提供了一個濾鏡，讓我可以通過他來『放大』某些現象。哈吉-斯塔夫羅斯作為『山中之王』的形象，則是一個強烈的符號，可以承載我對社會結構和權力運作的思考。英國家人、美國人、法國人，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明』模式，讓他們在同一個荒誕的舞台上碰撞，自然就產生了諷刺的效果。」

「浪漫元素和冒險情節，它們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也是吸引讀者的方式。赫爾曼對瑪麗-安的迷戀，讓他主動捲入危險；約翰·哈里斯的『綁架』女兒，是他解決問題的『美國式』方法。這些情節的發展，反過來又讓我能更深入地探討人物的內心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所以，這是一個不斷互動、相互塑造的過程。我從未刻意去『平衡』什麼，只是盡量讓故事在我的掌控下，按照我想要的方向流動，讓那些藏在情節背後的『光』，透過文字的稜鏡折射出來。」

他臉上帶著一種完成工作的滿足感，又似乎已經開始構思下一個故事了。窗外的陽光變得更加柔和，照亮了他周圍的筆記和書籍，彷彿它們都蘊含著待被發現的光芒。

看著阿布先生沉浸在創作的世界裡，我感受到了文字的無限魅力。他的作品，就像他書房裡那束野花一樣，帶著質樸的生命力，又充滿了意外的深意。這場對談讓我對《山中之王》有了全新的理解，也讓我對文字的力量有了更深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