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ham's Magazine, Vol. XVIII, No. 3, March 1841》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來自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自由作家。今天，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為您帶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與1841年《葛拉罕雜誌》的編輯——喬治·R·葛拉罕先生，探討這份雜誌第三期（1841年3月號）的內容與那個時代的文學氣息。

這份《Graham's Magazine, Vol. XVIII, No. 3, March 1841》是19世紀美國一本重要的文學雜誌的縮影。在那個廣播、電視、網路都尚未誕生的年代，雜誌是知識、故事、詩歌和時事評論的重要載體。這期雜誌由喬治·R·葛拉罕（George R. Graham）編輯，他是一位在費城活躍的出版人，後來他的雜誌《Graham's Lady's and Gentleman's Magazine》成為當時美國最受歡迎的文學雜誌之一，曾刊載過愛倫·坡、費尼莫爾·庫柏、朗費羅等許多知名作家的作品。這期雜誌雖然尚未達到其最輝煌的時期，但已展現出其內容的多樣性，包含了小說、詩歌、評論、時尚以及一些實用性的文章。透過它，我們可以一窺1840年代美國人的閱讀趣味、社會關注以及文學的發展面貌。

現在，請允許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為這場對談建構一個合適的場景。

《人間觀察手記》：與喬治·R·葛拉罕先生的午後絮語

作者：茹絲

費城，1841年3月的某個午後。

空氣中還帶著初春的微寒，但透過窗戶灑進來的陽光卻溫暖而明亮，讓「光之書室」場域的輪廓清晰起來。這並非我慣常置身的居所書室，而是喬治·R·葛拉罕先生的編輯部兼書房。房間裡彌漫著油墨、紙張和皮革裝幀書本特有的乾燥氣味，混合著壁爐裡燃燒木柴的輕微煙燻氣息。高大的拱形窗外，隱約傳來馬車轆轆聲和街頭小販的吆喝，那是1841年費城的脈動。

葛拉罕先生坐在他的大書桌後，桌上堆滿了手稿、校樣和打開的書籍。他並非我想像中留著大鬍子的嚴肅長者，而是一位約莫三、四十歲的男士，頭髮梳理得整齊，眼神敏銳而充滿活力，穿著漿得筆挺的襯衫和深色背心。他手中正拿著一本剛剛印好的雜誌，翻閱著，臉上帶著一絲滿意，又似乎在尋找可能的疏漏。

我輕輕走近，他抬起頭，眼神從雜誌頁面轉向我，露出一抹禮貌而略帶探究的微笑。

「啊，茹絲小姐，」他的聲音帶著編輯特有的清晰與一點點南方的婉轉，「歡迎來到這裡。您是為了這期新雜誌而來嗎？」

我點點頭，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是硬木的，坐墊因為長年使用而有些磨損，但摸起來光滑溫暖。

「是的，葛拉罕先生。」我說，語氣盡量顯得自然親切，像一位遠道而來拜訪的同行，「這期雜誌剛拿到手，內容豐富得令人驚嘆。我很好奇，是什麼樣的願景，讓您將這麼多樣的聲音和故事匯聚在一起？」

葛拉罕先生將雜誌放下，靠回椅背，手指輕敲著桌面，發出有節奏的輕響。

「願景嘛，」他沉吟了一下，「或許稱不上宏大，但確實是希望能為美國的讀者，提供一份既能娛樂又能啟發心靈的刊物。您知道，在歐洲，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文學雜誌是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國雖然年輕，但我們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詩人。我希望《葛拉罕雜誌》能成為展示這些聲音的舞台。」

他拿起那本雜誌，翻開目錄頁。我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得整齊，指尖沾著淡淡的油墨痕跡。

「您看這期，」他指著目錄，「有關於十七世紀的愛情故事，有關於吝嗇鬼的自白，有煉金術士的悲劇，還有切爾克西亞新娘的浪漫冒險……這些是為了吸引讀者，提供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或者在漫長的冬夜裡，點燃壁爐，沉浸於另一個世界的想像中。」

「確實如此，」我應道，「《Lady Isabel》開頭那段，描寫少女伊莎貝爾在露台上對著遠方凝望，等待戀人的場景，充滿了浪漫情調，但讀到後面，她與亨利之間的誤會與痛苦，以及她最終選擇德·庫特奈勳爵，雖然情理之中，卻為亨利留下無盡的悲傷，正如文末那句『無望的愛與多年的痛苦』。這似乎是那個時代浪漫故事常見的基調，美麗的表象下隱藏著深沉的無奈，一種命運的捉弄？」

葛拉罕先生笑了笑，笑容裡帶著幾分洞悉的意味。

「命運啊，茹絲小姐，」他輕聲說，「人類對抗命運的掙扎，以及在掙扎中顯現的脆弱與堅韌，不正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嗎？《Lady Isabel》的故事，雖然是連載，但它的情感核心，是關於愛、錯過與階級差異。亨利對伊莎貝爾純粹而無望的愛，與伊莎貝爾作為貴族小姐所面臨的選擇，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故事的魅力所在。讀者喜歡看見美麗的風景和人物，但也對人物內心的波瀾與現實的限制感同身受。尤其是這種有延續性的故事，讓讀者可以期待下一期的發展，彷彿在參與人物的生命旅程。」

他翻到另一頁，是《Confessions of a Miser》。

「再比如這篇《吝嗇鬼的自白》，」他繼續說，「這是更為陰暗的故事。一個父親為了金錢，不惜犧牲女兒的幸福，甚至在女兒遭受不幸後，依然冷酷無情。這種極端的『吝嗇』，不只是財富的吝嗇，更是人性的枯竭。作者以第一人稱來寫，強烈的筆觸，試圖揭示人性中極端惡的一面。結尾更是觸目驚心，那句『我並沒有後悔』，如同冰冷的刀鋒。這與『Lady Isabel』的浪漫哀愁不同，它直視人性最醜陋的角落。」

房間裡的光線似乎因為他談及這個故事而稍顯黯淡，外面的街市聲也彷彿被這份沉重壓低了。我能聞到他衣領上的澱粉氣味，以及他指尖油墨中微苦的味道。

「這篇故事的寫實筆法，以及對人性的批判，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我說，腦海中閃過文本中描寫吝嗇鬼卡圖喬·法利里對女兒瓦萊里亞的殘酷畫面，「瓦萊里亞的遭遇，從被父親視為商品，到被虛偽朋友陷害，再到最終回到父親身邊卻被無情驅逐致死，她的命運充滿了悲劇。這種故事，揭示了財富慾望如何扭曲親情，甚至導致毀滅。文末作者的簽名是『Catruccio Faliri』，這讓人不禁懷疑，這真的是一個『自白』嗎？還是作者以這個角色為視角，進行的一種極致的道德寓言？」

葛拉罕先生微微頷首。

「這正是它的巧妙之處，」他說，「以加害者（儘管故事中的敘述者也是受害者，被女兒的婚姻挫敗了他的發財夢）的視角來呈現，迫使讀者去面對這種惡行的根源。作者J. Ross Browne善於捕捉這種陰暗面。在那個時代，社會劇烈的變革帶來了財富觀念的變化，金錢的誘惑前所未有地強大，這種故事或許是對當時社會某些現象的一種警示，或者至少是一種映照。」

我們之間的對話，就這樣在對不同故事片段的分析與探討中展開。我問他關於《The Alchymist》中老煉金術士扎姆皮耶裡和他受苦的兒子阿道夫的故事，這個故事將對財富的狂熱追求與對知識極端探索的瘋狂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父子雙雙死亡的悲劇。故事的結尾，兩個冰冷的屍體在破舊的房間裡被宗教裁判所的官員發現，對比屋外清晨不變的寧靜與遠方星辰永恆的和諧，那種荒涼感令人心驚。

「那篇故事，」葛拉罕先生輕嘆一聲，「MRS. LAMBERT的作品。它觸及了人類對『變不可能為可能』的執念，對超越凡俗力量的渴望。煉金術，在當時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其背後那種對知識、財富和永生的追尋，依然是許多人心中的暗火。扎姆皮耶里的悲劇在於他犧牲了最珍貴的人情，為了虛無的目標。而宗教裁判所的介入，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非正統』知識或行為的恐懼與控制。那結尾的對比，永恆的星辰與短暫的生命，不變的和諧與混亂的終結，確實有種詩意的殘酷。」

「是的，詩意的殘酷，」我重複這個詞，感覺它恰好捕捉到了那種難以言喻的氛圍。我看向窗外，陽光已經沒那麼耀眼，天空的顏色正從淺藍轉為帶有灰調的粉。時間在文字與談話間緩緩流淌。

我又問他關於《The Maiden's Adventure》，一個發生在弗吉尼亞早期拓荒者的婚禮上的驚險故事，結合了浪漫、印第安人的襲擊、雷暴雨和英勇的抵抗。凱特小姐在混亂中展現的冷靜與果斷，以及她最終在激流中救起受傷的未婚夫（現在是丈夫）的橋段，讀來緊張刺激。這個故事是否反映了當時美國人對自身歷史敘事中「勇氣」和「獨立女性」形象的塑造？

「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故事，」葛拉罕先生笑著說，「在那個拓荒的年代，危險無處不在，生存本身就需要勇氣。凱特小姐的故事，展現了女性在危急關頭所能爆發出的力量和智慧。這類故事深受讀者喜愛，它不僅提供了娛樂，也頌揚了在艱難環境中奮鬥的人們的精神。而且，它設定在弗吉尼亞的早期歷史，滿足了讀者對自身歷史的好奇心。故事的結尾，那條河流被命名為『Maiden's Adventure』，也賦予了這個地方一份浪漫的傳奇色彩。」

我們談到了詩歌部分。H. PERCEVAL的《Callirhöe》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將歌莉雅（Callirhöe）描繪成一個超凡脫俗、純潔而神秘的存在，彷彿不是凡人。J. E. DOW寫拿破崙的詩，則是在他聖赫倫那島流放的背景下，回顧他輝煌而悲劇的一生，充滿了史詩般的筆觸和對昔日榮耀的追懷。E. CLEMENTINE STEDMAN的詩《Lines》，則是對另一位詩人的致敬與安慰，表達了對失去親友的共情與對天堂再會的希望。

「詩歌，」葛拉罕先生說，端起他已經冷卻的咖啡杯，湊近聞了聞，「是雜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散文和小說的情感表達方式。像《Callirhöe》這樣的詩，滿足了人們對理想化、純粹之美的嚮往；拿破崙的詩，則是對歷史偉人的憑弔，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主義情結；而慰藉性的詩歌，則觸動了讀者心中普遍的悲傷與希望。不同的詩歌風格，可以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也是對作者們情感和技藝的展示。」

我留意到他談及詩歌時，眼神變得柔和，指尖輕輕在桌面上點擊的頻率也慢了下來。壁爐裡的火發出微弱的噼啪聲，打破了片刻的沉默。

「我還注意到一些短篇故事的風格，」我說，腦海中浮現出《The Destroyer's Doom》中關於安森先生復仇的故事，以及《A Sketch from Life》中關於戈登·德·塞弗倫如何誘騙艾麗莎·沃頓，然後她被社會拋棄的故事，「這些故事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色彩，尤其《The Destroyer's Doom》，安森的復仇最終也導致了悲劇，甚至將德·羅德少校的女兒和兒子都捲了進來。那種宿命般的毀滅，以及文末安森先生的孤獨終老，與開頭社交場景的浮華形成鮮明對比。而《A Sketch from Life》更是直白地控訴了背叛者在社會中依然光鮮亮麗，而受害者卻被唾棄的殘酷現實。」

葛拉罕先生的表情又變得嚴肅起來。

「您觀察得很敏銳，茹絲小姐。」他說，「這些故事確實揭示了社會的一些陰暗面，人性的弱點，以及不公義的存在。在那個時代，道德問題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作者們通過描寫這些悲劇，來警示讀者，或是表達他們對社會現象的不滿。安森的故事，是一種極端的復仇，它探討了失去、背叛以及復仇本身帶來的毀滅，最終復仇者也並沒有獲得解脫，反而是自我放逐，像他最後說的，『我無法死去』，那是一種活著的煉獄。」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思緒。

「至於《A Sketch from Life》，」他繼續道，「作者J. Tomlin的筆觸充滿了強烈的情感和主觀判斷，這與許多小說強調的客觀敘事有所不同。他毫不掩飾對戈登·德·塞弗倫的憤怒和對艾麗莎·沃頓的同情。這種『素描』或『速寫』的形式，或許是當時雜誌中一種實驗性的風格，允許作者更直接地表達個人觀點和情感。它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為何社會對男性背叛者的容忍度，遠高於對女性受害者的同情？這反映了當時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性別雙重標準。雖然文風直接，但它所觸及的問題，至今依然值得我們反思。」

「這個觀察非常重要，」我低聲應道，感覺到這個房間裡，透過這些1841年的文字，連結了1841年的社會與我身處的2025年。有些問題，似乎跨越了近兩百年的時光，依然存在，只是換了不同的形式。

葛拉罕先生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外面逐漸亮起的路燈。

「您還問到雜誌中的實用性文章，」他說，聲音從窗邊傳來，「比如關於打獵和時尚。雜誌的受眾廣泛，我們需要提供多樣化的內容。男士們對打獵和運動感興趣，這部分文章不僅教授技巧，也營造了一種紳士的生活方式。而時尚部分，則是為女士們準備的，讓她們了解最新的服裝潮流。這期提供了1841年3月的晚禮服、常禮服和晚宴服的描述和插圖。儘管今日看來有些古老，但在當時，這是許多女性了解外界流行趨勢的重要途徑。」

他轉身走回桌邊，手指撫摸著那些裝幀精美的書評頁面。

「評論部分，」他說，語氣中帶著幾分編輯特有的自豪，「我們力求客觀、尖銳，但也鼓勵獨到見解。您看到了我們對Mr. Ainsworth的《The Tower of London》的評論。我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的不足，尤其是與《Jack Sheppard》相似的煽情和不道德傾向。文學應該是提升人性的，而不是宣揚犯罪。當然，我們也推薦優秀的作品，比如Mr. Howitt的著作，他的《Rural Life of England》和《Visits to Remarkable Places》充滿了對自然、歷史和文化的熱愛，筆觸細膩，情感真摯，這正是我們推崇的風格。同時，我們也關注美國本土的作家，比如《The Kinsmen》的作者，我們讚揚他的歷史浪漫小說，並引用精彩片段。評論的目的是引導讀者，激發思考，同時也對作者和出版商產生影響。」

我點頭表示贊同。閱讀這些書評，確實能感受到當時文壇的活力與批評的風格。

「《Confessions of a Miser》和《The Destroyer's Doom》這些故事結尾都標明了寫作地點，比如路易維爾、肯塔基、傑克遜、田納西等。」我說，「這是否意味著，您的投稿來源非常廣泛，遍布美國各地？」

「是的，」葛拉罕先生回到座位，再次拿起咖啡杯，似乎想從中找到殘留的溫暖，「這正是我們雜誌的一個特色。我們不僅刊載費城或紐約作家的作品，也向全國各地的投稿開放。這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故事。我們鼓勵來自各地的聲音，讓雜誌 truly 反映美國的文學景觀。有些作者可能是地方上的牧師、律師，或是像您這樣的自由作家，他們將身邊的故事或感悟寫下來，寄給我們。這使得雜誌的內容更加多元，也更貼近普通讀者的生活。」

他放下杯子，靠在椅背上，顯出幾分疲憊。下午的光線已經完全轉為柔和的橘黃色，斜斜地穿過窗戶，拉長了房間裡物品的影子。塵埃在光束中靜靜地漂浮。壁爐裡的火已經很弱了，發出低語般的炭火聲。

「編輯一份雜誌，」他輕聲說，「是一份充滿挑戰但也極具回報的工作。需要不斷地閱讀，判斷，與作者溝通，還要考慮印刷、發行、銷售……同時，也要緊跟時代的步伐，了解讀者的需求。您看到了，這期雜誌涵蓋了許多不同的領域。我們希望它能成為讀者每個月期待的精神食糧。」

「這份工作聽起來充滿了熱情與責任，」我說，感到一陣溫暖從心底升起，這並非來自壁爐，而是與一位對文學充滿敬意的人交談所產生的共鳴。「您將這麼多不同的光芒匯聚在一起，讓它們在紙頁上閃耀。」

「光芒？」他重複了我的詞語，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是的，每一篇故事，每一首詩，每一份評論，都是作者心靈的光芒。我的工作，只是將這些光芒收集起來，擦拭乾淨，然後放在這裡，讓更多人能看到它們。」

我看著他，看著他桌上的稿件，看著他眼中閃爍的光芒，彷彿看見了那個時代無數作者的筆耕不輟，無數讀者的翹首以盼。雜誌，作為知識和靈感的載體，在那個時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不僅是娛樂，更是連接思想、情感和世界的橋樑。

窗外的天色更暗了，路燈的光暈在薄霧中顯得模糊。房間裡的光線變得更加柔和，葛拉罕先生的臉龐在昏黃的光線下顯得有些模糊，但他的眼神依然明亮。他輕輕地拾起桌上的雜誌，重新翻開，似乎已經在思考下一期的內容了。

我意識到，這次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即將結束。時間，像指尖的塵埃一樣，無聲無息地流逝。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向他微微頷首。

「感謝您，葛拉罕先生，」我說，「今天與您的交談，讓我對1841年的美國文學與社會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份雜誌，就像一個寶庫，蘊藏著那個時代的故事與智慧。」

他抬起頭，再次向我露出微笑。

「也謝謝您，茹絲小姐，」他說，「您的問題非常有洞察力。希望將來還有機會與您交流。」

我在他的目光中，向後退去，讓自己重新融入光影之中。葛拉罕先生的身影，連同他的書房和那份承載著時代印記的雜誌，在我眼前逐漸變得模糊，最終消失不見。

我回到了光之居所，心中充滿了這場對談帶來的漣漪。1841年3月的費城午後，那些故事、詩歌、評論，以及那位編輯眼中的光芒，都鮮活地留在了我的感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