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Canada, 1763-1812》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艾薇收到您的指令。這本書涵蓋了加拿大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從法國統治結束到新憲法頒布，再到美國獨立戰爭的影響。這段歷史充滿了挑戰與轉折，就像種子在新的土壤中尋找生長的方向一樣。

我很樂意依據《光之對談》的約定，與這本書的作者——查爾斯·普雷斯伍德·盧卡斯爵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透過他的文字，我感受到那個時代錯綜複雜的關係與決定。盧卡斯爵士身為一位對大英帝國歷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和殖民地事務官員，他的視角既有官方的嚴謹，也帶著對殖民地發展的獨到見解。他筆下的歷史不僅僅是事件的羅列，更能讓人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氛圍、人物的考量以及政策背後的思考。從樸茨茅斯港口的船隻到魁北克的冬季圍城，再到俄亥俄河流域的邊境衝突，他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個個鮮活的歷史畫面。

盧卡斯爵士的文字，雖然帶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風格，但其中蘊含的對歷史事件的分析、對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對帝國殖民政策得失的省思，對於我們理解加拿大——這片「光之居所」所紮根的土地——如何從一個新法蘭西的殖民地，歷經戰火與變革，一步步走向今日的多元與獨立，提供了珍貴的光芒。這場對談，將不僅僅是重溫歷史，更是透過作者的視角，去感受那段歲月中的掙扎、妥協與希望，如同探究一株植物從異鄉移植到新環境後，如何適應、如何生長、如何開花結果的歷程。

現在，讓我在「光之居所」中搭建一個能連結過去與現在的場域，邀請盧卡斯爵士來到我們的「光之書室」。

在光之居所深處，那扇平常緊閉的烏木大門，此刻正悄然開啟一道縫隙。門後並非尋常的通道，而是一片瀰漫著舊書特有醇厚氣息的空間。空氣中細小的塵埃，在午後穿過高大拱形窗戶投射進來的暖黃光柱中，緩緩起舞，像是凝固在時間裡的精靈。書架高聳入頂，裝幀考究的書卷靜靜排列，散發出乾燥、微甜的香味，偶爾能聽到書頁被輕輕翻動的沙沙聲，那是文字在低語，訴說著古老的故事。房間中央，一張厚實的木桌上，擺放著一本剛被翻開的書——《A history of Canada, 1763-1812》。

我，艾薇，坐在桌旁，指尖輕輕拂過書頁上泛黃的插圖，那是一幅古老的北美地圖，線條樸拙，卻勾勒出一個充滿未知與潛力的世界。我的貓咪，花兒，悄無聲息地跳上桌子，用鼻子蹭了蹭書角，發出輕柔的咕嚕聲，彷彿也對這跨越時空的文字感到好奇。

隨著光柱在空氣中描繪出越來越清晰的輪廓，一道身影漸漸在書桌對面凝實。他穿著那個時代學者常穿的深色衣物，身姿挺拔，雙眼溫和而睿智，蓄著修剪整齊的鬍鬚。他手中也拿著一本書，似乎正是與我面前這本相同的版本。

我微微一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寂靜：「盧卡斯爵士，歡迎您來到光之書室。我是艾薇，很高興能在這裡與您相遇。」

盧卡斯爵士溫和地向我點頭，眼中閃爍著好奇與善意：「艾薇小姐，這個地方…充滿了奇特的氛圍，文字的氣息如此濃郁，彷彿每一頁書都有了自己的生命。感謝您的邀請。看到我的書在這裡被閱讀，感覺很奇妙。」

「是的，盧卡斯爵士。在光之居所，文字的光芒會被珍視與傳遞。」我指了指他手中的書，「您的這本加拿大歷史，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片土地在那個轉折時期的脈動。從1763年巴黎和約簽訂，到1812年戰爭前夕，短短幾十年，卻充滿了如此多的衝突、決策與變化。作為一位花藝師，我常常從自然的生長中感受生命的韌性與變化，而歷史，似乎也是如此，充滿了適應與取捨。讀您的書時，我特別能感受到那種新舊交織、不同文化碰撞的張力。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英裔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以及他們與母國之間，那種複雜的情感與利益糾葛。這讓我想到了不同植物在同一片花園中，如何共處，如何爭奪陽光和養分，但也可能發展出意想不到的共生。您書中描述的魁北克，在英國接管後，從軍事統治到民事政府的建立，英法法律的混雜，少數英國商人與大多數法裔居民的摩擦……這一切讀起來，就像看到土壤中不同的元素在重新組合，有時順暢，有時卻是硬塊與阻礙。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在當時，文化、法律、甚至生活習慣都如此不同的群體，如何在同一片天空下找到共存的可能性的呢？」我的問題或許帶著一些身為花藝師的感性，但我希望能從他那嚴謹的歷史敘述背後，探尋到更深層的人文關懷與觀察。

盧卡斯爵士聽著我的比喻，微笑了一下，他輕輕合上手中的書，放在桌面上。他透過窗戶看著光柱中飛舞的塵埃，沉思片刻，然後開口。

「艾薇小姐，您的比喻很貼切。將歷史視為一片需要精心照料的花園，而非僅是疆域的擴張或權力的博弈，這提供了非常溫暖的視角。確實，加拿大在1763年後的局面，是大英帝國前所未遇的挑戰。不像之前主要透過移民建立的北美殖民地，這裡是一個已經擁有自己成熟社會結構、法律體系、宗教信仰，以及最重要——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的人群。這使得單純地套用英國的殖民模式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可以說是危險的。正如您在書中所讀到的，初期的嘗試，比如1763年的《皇家公告》，試圖迅速引入英國法律和制度，預設了很快就能建立一個像其他英屬殖民地那樣的民選議會。但這忽略了現實：絕大多數居民是法裔天主教徒，如果照例實行宗教測驗，他們將無法參與議會，權力會落入當時為數甚少的英裔新移民手中。這批新移民，誠如總督穆雷所言，許多是追隨軍隊而來，目的在於牟利，他們對法裔居民充滿偏見，渴望掌控。將一個多數人口的命運交給一個懷有敵意、追求特權的少數群體，這無疑會導致衝突。」

他頓了頓，端起身旁茶几上的茶，輕啜一口，茶香似乎也沾染了書室的氣息。「因此，穆雷和後來的卡爾頓爵士，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總督，展現了軍人特有的務實與對秩序的看重。他們與法裔社會，特別是教士階層和貴族（Seigneurs），建立了相對良好的關係。他們看到，要維持這片殖民地的穩定，必須尊重現狀。這也是為何《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會應運而生。它承認了法裔加拿大人在民事法律上的習慣法，保障了天主教的信仰自由（儘管在法律地位上仍有英國國王的最高權力限制），並延遲了民選議會的建立，改為委任制的立法會議。這在英國本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被許多人視為是對自由原則的背棄，對天主教的妥協，甚至是對美國殖民地的挑釁。但在加拿大，這是一個在非常時期為了穩定而做出的務實選擇。它保護了法裔居民的核心權益，避免了權力被極少數英裔商人攫取。」

他將茶杯放回桌上，繼續說道：「然而，這種務實也付出了代價。延遲民選議會，讓那些渴望英式自由的英裔居民感到不滿，他們視《魁北克法案》為專制。而對法裔居民來說，雖然民事法律和宗教得到保障，但新的英裔官員和司法體系帶來了新的摩擦，特別是司法費用等問題。而且，法案在賦予他們某些保障的同時，似乎也鞏固了他們與英裔鄰居之間的區隔，並未真正促進融合。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使得《魁北克法案》意外地成為維繫加拿大留在英國手中的重要因素。法裔加拿大人對美國革命者懷有戒心，美國人提出的『自由』與『平等』，對他們而言，或許不如已經獲得的、由英國政府保障的具體權益來得實在。他們對大地的依戀、對傳統的守護，以及對天主教的虔誠，使得他們與新教色彩濃厚的美國革命者，以及追求激進自由的法國大革命，都保持了一定距離。」

我聽著盧卡斯爵士的分析，點了點頭。「這確實是一種複雜的權衡，就像園丁需要了解不同植物的習性，有些需要陽光，有些偏愛陰涼，不能用一套方法對待所有。您提到卡爾頓爵士在魁北克保衛戰中的貢獻至關重要。書中對他的描述，以及他與格曼勳爵之間的摩擦，讓人感受到即使在同一方陣營中，個人的性格與判斷，也能對歷史進程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卡爾頓爵士似乎是一位深具遠見和人情味的領導者，他理解法裔加拿大人，也看到了團結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潛力。但同時，他對英裔新移民的不信任也非常明顯。這是否反映了一種觀點，即認為某些文化或人群更適合某種特定的治理方式，而另一種則需要時間或不同的引導？」我捧起桌上的茶，感受著它的溫暖。

「卡爾頓爵士是個例外。」盧卡斯爵士的語氣中帶著敬意。「他在戰爭中證明了自己的膽識與策略，而在和平時期，他展現了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刻理解。他確實更偏愛法裔貴族的秩序感和傳統美德，對英裔新移民的喧囂和唯利是圖感到不滿。這並非完全基於種族或文化的優劣判斷，更多是基於他作為軍人對紀律、對忠誠、對現狀穩定的重視。他看到了法裔社會固有的層級與服從性，認為這是維護秩序的基礎，而英裔新移民所帶來的激進民主思想，在他看來，可能會複製美國殖民地的亂象。他對格曼勳爵的失望，源於格曼勳爵作為遠離戰場的決策者，缺乏對當地實際情況的認知，卻又事無巨細地干預指揮，尤其是在伯戈因的薩拉托加戰役中，這種干預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卡爾頓爵士堅信，殖民地的治理需要賦予當地最高長官足夠的判斷力和權威，而不是遙控指揮。這也是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遠距離的治理本身就充滿了挑戰，如果再加上官員的任人唯親和對實際情況的無知，結果只能是失敗。」

他輕嘆了一口氣。「關於您提出的不同文化群體是否需要不同治理方式的問題，歷史的經驗似乎提供了某種答案。至少在當時，法裔加拿大人在經歷了法國統治後，對中央集權式的、強調個人權威而非抽象法律的治理模式更為熟悉和接受。英裔新移民，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後的『聯合帝國效忠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他們渴望的是英國本土的議會制度和普通法，但也同時帶著在美國殖民地養成的獨立自主甚至對母國政府的懷疑。將這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強行置於同一套憲政框架下，尤其是在他們數量懸殊且互不信任的情況下，無疑會製造更多矛盾。」

我點點頭，這讓我想起了不同花卉對水分、光照要求的差異。「所以，1791年的《加拿大法案》將魁北克省一分為二，上加拿大（Upper Canada）主要由英裔效忠派組成，下加拿大（Lower Canada）保留法裔居民為主體，並在兩地都建立了各自的議會和立法會議。這是否可以視為一種『分區培育』的策略？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各自的框架內發展，減少直接的摩擦，同時又都納入大英帝國的體系之下？」

「您可以這樣理解，艾薇小姐。」盧卡斯爵士肯定了我的說法，「這是一種旨在化解內部矛盾的嘗試，尤其是在吸取了失去美國殖民地的教訓後。英國政府意識到，對這些北美剩餘的殖民地，特別是吸納了大量渴望英式制度的效忠派後，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含糊不清。必須賦予他們一定程度的自治權，滿足他們對議會制度的渴望。但是，將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法律體系放在同一個議會中，會導致永無止境的僵局和衝突。因此，劃分省份看似是地理上的界線，實質上是文化和憲政上的分界。上加拿大得以建立基於英國普通法和土地制度的社會，而下加拿大則保留了大部分法裔的法律和習俗。這被認為是當時最能兼顧各方利益、實現穩定的方案。」

他接著說：「然而，這種劃分並非沒有後遺症。它鞏固了法裔和英裔社群各自的獨特性，雖然減少了直接衝突，但也可能阻礙了長期的融合。而且，兩個省份共享同一個總督，卻有各自獨立的立法機構和行政體系，這在實際操作中帶來了許多管理上的問題，正如我書中提到的，總督與副總督之間的權責不清，以及上下加拿大之間在關稅等問題上的摩擦，為日後的憲政危機埋下了伏筆。還有，對於原住民而言，這種劃分和新一輪的土地劃撥，是否真正保障了他們的權益，同樣值得深思。效忠派中有許多人在對原住民的態度上，與美國定居者並無二致，他們同樣渴望擴張土地。儘管政府在政策上試圖保護原住民，但實際的壓力來自於邊境的定居者，這是一個持續的難題。」

我點點頭，這讓我想到了花園邊界難以精確劃分，根系會相互牽連。「您在書中也花了篇幅討論了1783年的和平條約，尤其是劃界問題。讀起來，這似乎是一場充滿了誤解、模糊地帶和後續無數爭議的過程。特別是像緬因州邊界、大湖區水域這些，持續了幾十年才最終確定。這場外交『較量』中，英美雙方各自的策略和得失，是否也反映了當時兩國各自的心態和優先順序？」

盧卡斯爵士笑了笑：「外交談判往往是戰爭的延伸，有時甚至比戰場更為複雜。1783年的情況，對英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刻。剛剛經歷了一場代價高昂且顏面掃地的戰爭，面對的談判對手是贏得了獨立的美國人、以及在戰場上助力的法國和西班牙。謝爾本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盡快結束戰爭，止血療傷。本傑明·富蘭克林等美國談判代表，他們對北美地理有更深的了解，也帶著清晰的目標——為新生的國家爭取最有利的條件。而英國這邊，談判代表面臨國內政治的壓力，對北美腹地的了解相對有限，依賴於一些並不精確的地圖和過時的資訊。」

「條約中的劃界條款，正是這種情況的體現。比如從聖克魯瓦河源頭向北劃線，到劃分聖勞倫斯河流域和流入大西洋河流域的『高地』。實際地理情況根本與地圖不符，根本不存在一條簡單的『向北』線就能到達的明確分水嶺。這種模糊性，加上對原住民土地權益的忽略，以及英國未能堅持要求一條更能保障加拿大防禦和交通的邊界線，都為後續的無數爭議埋下了伏筆。美國人則善於利用這些模糊地帶，並在後續的談判中，憑藉其日益增長的國家力量和對領土完整的堅持，一步步實現了更有利於他們的劃界方案。」

他稍微前傾身體，語氣變得更為直接：「這也是我書中強調的一點，英國政府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時，常常表現出優柔寡斷和缺乏連貫性。這部分源於國內政治的黨派鬥爭，部分源於對北美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及對殖民地內部複雜情況的誤判。相比之下，美國人在維護國家利益，特別是領土問題上，展現了驚人的決心和一致性。這在效忠派的待遇問題上尤其明顯。儘管條約條款看似溫和，但美國各州的實際行動卻充滿了報復和歧視，導致大量對英國忠誠的人被迫離開家園。英國政府最終不得不承擔起安置和賠償這些效忠派的責任。這批人，正如您書中提到的，他們來到加拿大，特別是上加拿大和新不倫瑞克，成為了新的英國社群的核心，他們對英國王室的忠誠，以及對美國共和制度的厭惡，深刻地塑造了加拿大的身份認同。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人對效忠派的排擠，在無意中反而加強了加拿大作為一個獨立於美國的英國殖民地的基礎。」

「這確實是歷史的弔詭。」我接口道，「就像有時候，花園裡的雜草，雖然不受歡迎，但它們的生長反而會促使土壤下更深的根系紮得更穩固。效忠派的到來，為加拿大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帶來了與原有法裔社群不同的訴求和視角。您書的後半部分，談到了1791年憲法實施後，特別是西姆科和克雷格總督時期的情況。上下加拿大各自的發展軌跡，總督與民選議會之間的摩擦，以及對美國持續的警惕，這些都似乎預示著即將到來的1812年戰爭。您如何評價像西姆科和克雷格這樣，試圖在戰備與內部治理之間尋求平衡的領導者？他們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西姆科是一位充滿活力和理想的軍人，他對上加拿大的未來充滿憧憬。」盧卡斯爵士說道，「他視上加拿大為『新英格蘭』的理想化身，希望在這裡建立一個沒有美國共和主義和激進民主影響的英式社會。他積極規劃城鎮、修築道路，鼓勵英裔移民，特別是那些在美國受到排擠的效忠派。他重視軍事防禦，將約克（即後來的多倫多）選為首府，部分原因就是出於戰略考慮。他的挑戰在於資源有限，以及需要與總督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而這方面，他和後來的克雷格都面臨一些困難。」

他接著說：「至於克雷格，他是一位經驗豐富、性格堅毅的軍人。他在加拿大任內，首要擔憂就是來自美國的潛在威脅，以及法裔加拿大社群內部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認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加上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可能危及英國的統治。他在處理與下加拿大議會的關係時，顯得非常強硬，甚至採取了壓制媒體和逮捕議員的措施。這反映了他作為軍人對秩序和忠誠的絕對要求，無法容忍他認為是煽動叛亂的行為。他認為憲政制度在下加拿大實施得過早，法裔居民尚未準備好，容易被『煽動者』誤導。」

「然而，正如我書中所述，克雷格的觀點或許過於悲觀和極端。儘管法裔加拿大人強調他們的獨特性，但他們對英國統治下的保障並非沒有認可，尤其是在與美國的對比下。克雷格的強硬手段雖然一時壓制了反對聲音，但也加劇了政府與議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未真正解決根本矛盾。他的擔憂，以及他推薦的暫停憲法的建議，最終並未被倫敦接受。英國政府（當時由相對溫和的內閣執政）傾向於維持憲政制度，寄希望於時間和發展能帶來改變。這其中，國內政治的考量，以及對再次引發殖民地叛亂的警惕，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盧卡斯爵士看著我，眼中帶著歷史學家特有的深邃：「從更廣闊的視角看，1763年至1812年這段歷史，是加拿大在英美兩個強大鄰居之間尋找自己位置的過程。美國的獨立戰爭，不僅塑造了美國，也間接促使加拿大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保留了英國憲政傳統，同時又不得不面對內部多元文化挑戰的道路。效忠派的到來，為加拿大提供了抵禦美國擴張的天然屏障和堅實力量，同時也為加拿大注入了重要的英裔人口基礎。而法裔加拿大人在經歷了統治者變換和周邊世界的劇變後，他們的獨特性被保留，並在新的憲政框架下開始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聲音，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段時期為1812年戰爭中，加拿大能夠團結起來抵禦美國入侵奠定了基礎。那場戰爭，雖然從更廣闊的英美關係來看是場僵持，但對加拿大而言，卻是一場塑造民族意識的關鍵戰爭。」

「您說得對，這段歷史充滿了『塑造』。」我感慨地說，「就像花朵的形態，受到土壤、水分、陽光和風的共同影響。加拿大在那個時期所經歷的風雨，最終促使它長成了今天的模樣。感謝您，盧卡斯爵士，您的文字和今天的分享，讓這段歷史在我心中變得更加鮮活。我看到了宏大的戰爭與條約，也感受到了其中人們的掙扎與選擇，這些不同的光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加拿大獨特的風景。」

盧卡斯爵士微微一笑，再次端起茶杯：「這是歷史的魅力所在，艾薇小姐。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光芒與挑戰。能與您這樣一位用心感受歷史的讀者交流，是我的榮幸。願文字的光芒，繼續照亮我們的理解之路。」

光柱漸漸淡去，盧卡斯爵士的身影也變得模糊，最終消失在書室溫暖的光影之中。只有舊書的香氣和貓咪花兒輕柔的咕嚕聲，證明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真實發生過。

我回到了桌旁，指尖再次撫過書頁，感覺文字變得更加溫暖而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