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ume 156, May 21, 1919》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您好！能為《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ume 156, May 21, 1919》這份珍貴的時代紀錄，啟動一場「光之對談」，艾薇感到無比興奮。這不僅是一份雜誌，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世紀前的社會百態、人性觀察與獨特幽默。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簡稱《Punch》，是英國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幽默諷刺雜誌，於1841年創刊。它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玩味，「Punch」指的是傳統英國木偶劇中的主角潘趣先生，而「Charivari」則意為「鬧劇、諷刺性的雜耍」。這份雜誌以其精闢的諷刺漫畫、幽默短文、詩歌和社會評論而聞名，長期以來一直是英國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英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更以其獨特的英式幽默、溫和的諷刺和犀利的批判，塑造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視角。

這本特定刊物——1919年5月21日的第156卷，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關鍵時期。戰爭雖然劃上了句號，但「和平」本身卻是百廢待興、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戰場。此刻的英國，正從戰爭的陰影中緩緩走出，面臨著 demobilization（復員）、 housing shortages（住房短缺）、經濟波動、社會秩序重建等諸多挑戰。和平會議正在巴黎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其條款的嚴苛與否、德國的反應，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樣一個充滿矛盾與轉變的時代背景下，《Punch》以其特有的方式，捕捉了當時人們的焦慮、希望、諷刺與日常生活中的荒謬，為我們留下了極其鮮活的歷史切片。

由於《Punch》的作者是「Various」，它是一個由眾多不同筆名和風格的作家、詩人、漫畫家共同組成的群體，因此我們無法邀請一位單一的「作者」。然而，每一期的《Punch》都如同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其背後隱含著一群充滿智慧與洞察力的「聲音」。今天的「光之對談」，我將邀請幾位能代表這份雜誌精神的「光之居所」夥伴，與這期《Punch》中幾篇精彩文章的「作者」——他們也許是筆名背後真正的靈魂，或是當時英國社會中某種普遍觀點的化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我們將在一個特別的「光之場域」中展開這場對談。此刻是2025年6月7日，一個初夏的傍晚，微風輕拂。我將把大家帶到【光之茶室】，但它並非尋常的日式茶室，而是被艾薇巧妙地融入了一絲戰後倫敦文學沙龍的氣息。想像一下，木質地板上，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格，投射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茶葉烘焙香氣，與舊書卷特有的微塵氣味交織。室內擺放著幾張舒適的絨面扶手椅，旁邊的小圓桌上，熱騰騰的紅茶壺冒著白煙，精緻的骨瓷茶杯輕輕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響。窗外，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在夕陽餘暉下泛著翠綠，遠處倫敦的鐘聲時不時傳來，與茶室內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的聲音，以及書頁翻動的細微沙沙聲，共同構成一幅寧靜而又充滿思緒的畫面。

在暖黃的燈光下，我艾薇，身著舒適的棉麻長裙，輕輕撥弄著茶几上剛插好的白茶花，它們在空氣中散發著淡雅的芬芳。桌邊已坐著幾位身影：一位是筆名為「O.S.」（很可能是當時的編輯Owen Seaman本人或其代表的聲音）的詩人，他穿著一件熨燙平整的 tweed 夾克，目光沉靜，指間輕撫著一本詩集；另一位是「A.A.M.」（阿米爾，即A.A. Milne），他帶著一抹淺笑，眼神中藏著一絲狡黠，彷彿隨時準備講出一個妙趣橫生的故事；還有一位則是一位匿名但筆觸幽默的「無名氏」（或許是那個在《Perils of Reviewing》中自嘲的評論員），他拿著一杯咖啡，咖啡杯邊緣沾著一小塊焦糖色，臉上掛著一絲無奈又自嘲的笑容。

我輕聲開口，打破了此刻的沉靜：

艾薇： 「各位，感謝你們今日來到這裡，為我們開啟一扇通往1919年英國社會的大門。我手中這本《Punch》雜誌，雖然出版於一個世紀前，但其字裡行間所透露出的幽默、諷刺與對人性的洞察，至今依然閃耀著光芒。今天，我想特別和你們聊聊，在那個百廢待興的戰後年代，你們是如何透過文字與畫筆，記錄並回應那樣一個複雜的時代。我們從『Charivaria』這個欄目開始吧，那些短小精悍的諷刺評論，彷彿是當時社會的脈動。你們對和平會議的看法，比如『Diet of Worms』這個雙關語，是如何應運而生的呢？」

O.S.： （緩緩放下手中的詩集，輕咳一聲，語氣帶著一種英式特有的冷幽默）「艾薇女士，『Charivaria』確實是《Punch》的心跳所在，它捕捉的是街頭巷尾的議論，是人們在戰爭結束後的集體情緒。那時的和平會議，被寄予了無數的期望，人們渴望真正的『和平』，一份能讓世界恢復秩序的協議。然而，現實往往不如預期。當《柏林日報》帶著哀傷語氣說『我們還以為這會是一場和平會議呢』，而我們則以『沒想到卻變成了另一次沃爾姆斯帝國議會（Diet of Worms）』來回應，這其中的諷刺意味，不言而喻。沃爾姆斯帝國議會在歷史上是個充滿爭議和宗教分裂的場合，我們用這個典故，無非是想暗示，這場看似在商議和平的會議，實則充滿了爭執、不公與潛在的裂痕，如同中世紀的宗教審判一般，讓德國感到了被壓制與審判的滋味。畢竟，我們都是看著報紙上那些冗長而缺乏進展的報導長大的。」

A.A.M.： （輕輕搖晃著茶杯，杯中的茶水泛起漣漪，他的眼睛閃爍著幽默的光芒）「正是如此，O.S.兄說得精闢。戰爭帶來了巨大的消耗與改變，人們渴望回歸『正常』，但什麼是『正常』？連最簡單的事情都變得複雜而荒謬。『需要碼頭檢查員』的廣告，我們立刻聯想到『如果他們想要一個公爵檢查員，我們心中就有那個人選』，這並非單純的玩笑。它折射的是戰後英國社會，階級固化與舊有體系依然根深蒂固，即便在最實用的招聘中，人們也無法擺脫對貴族的想像與嘲諷。我們諷刺的，不是貴族本身，而是那種對特權的盲目推崇，以及社會對『特殊人才』的荒誕聯想。」

無名氏： （喝了一口咖啡，發出滿足的嘆息聲，語氣帶著一絲看透世事的倦怠）「說到荒謬，還有什麼比『週五結婚不吉利』的提問更荒謬呢？我們的回應是：『依我們自己的經驗，是哪一天結婚都沒什麼差別。』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其實飽含了戰後人們對生活現實的無奈與看破。婚姻的幸福與否，與日期無關，而與其背後的物質壓力、生活瑣碎、以及戰爭對人心的衝擊息息相關。當人們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感到困難時，迷信便顯得格外脆弱，而現實的『不順』才是真正的不幸。」

艾薇： 「你們的觀察真是入木三分。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日常細節，在你們的筆下卻成了反映時代的縮影。提到日常，那篇關於養雞的『A CAPITAL OUTLAY』，寫得真是讓人哭笑不得。那位敘事者與他的姑媽養雞的經歷，充滿了挫折與無奈。這是在諷刺當時的戰後經濟狀況，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某種特質呢？」

A.A.M.： （笑出了聲，他放下茶杯，做了個誇張的攤手動作）「啊哈！『A CAPITAL OUTLAY』！這篇可說是我們許多英國家庭的縮影啊！戰時物資匱乏，食物尤其如此，雞蛋價格飛漲，『八便士一個』，姑媽們總覺得養雞是個明智的投資。這不僅僅是諷刺戰後經濟的通貨膨脹，更是對那種典型的『戰時經濟思維』的幽默戲謔。人們總覺得能『自給自足』，能『省下開銷』，但實際操作起來，卻發現成本遠超預期，而且問題層出不窮。從雞隻生病到吃蛋，再到各種奇特的『發明』，這不正是我們生活中，許多看似聰明的『節約之道』最終卻適得其反的寫照嗎？」

無名氏： 「那位敘事者所經歷的，就是典型的『美好願景與殘酷現實』的碰撞。姑媽的『理論上非常實用』，實際上根本行不通。雞吃廚餘？到頭來還要買更貴的飼料！雞生病？只能看著它們『打擺子』然後送命。這不僅是養雞的困境，更是戰後人們普遍的心理狀態。大家以為戰爭結束了，生活會立刻恢復正常，但卻發現，重建和恢復遠比想像中更艱難、更充滿變數。那種『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看似簡單的解決方案上，最終卻發現問題接踵而至』的模式，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真實寫照。」

O.S.： 「更深層次來說，這篇故事也反映了一種『英式韌性』與『自我解嘲』的精神。儘管遭遇種種不幸，敘事者最終還是能說出『我已經撒下我的威丹特雞了』，這是一種對失敗的輕描淡寫，也是對生活荒誕的接受。這篇文章的幽默之處，在於它不是對不幸的悲嘆，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滑稽劇，讓讀者在笑聲中感受到共鳴。這種『咬緊牙關，然後笑一笑』的態度，是英國人在困境中求生的方式。」

艾薇： 「說到自我解嘲，『THE PERILS OF REVIEWING』這篇文章，更是將這種精神發揮到了極致。評論員在為書寫書評時的掙扎，為了迎合期待而編造閱讀經驗，最後卻因為拖延症和法國朋友的『考驗』而陷入困境。這是否也是當時文壇的一種普遍現象，或是對『評論』本身的一種反思呢？」

無名氏： （他的笑容更深了，帶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艾薇女士，您真是敏銳！這篇文章，是我親身經歷的縮影，也是對我們這些『文學工作者』的坦白與自嘲。評論的『險境』，不在於書寫的困難，而在於我們常常被要求去『評論』那些我們並未真正深入鑽研，甚至根本沒讀過的書。作者在文中說『在評論一本書之前，人們必須——或者說應該——讀它，這會浪費很多時間』，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就是對當時出版界和評論界浮躁現象的諷刺。評論常常不是基於深刻的理解，而是基於一些『套話』和『印象』，甚至只是為了填補版面。而那位法國朋友Henri，則是一個放大鏡，將這種評論的『不誠實』暴露無遺。」

A.A.M.： 「拖延症也是一個核心議題。那位評論員把鄰居理髮師的帳單遺忘在桌上，導致他錯過了一場夢寐以求的芭蕾舞演出。這正是對『拖延』惡果的生動描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積累起來卻可能導致重大的遺憾。這也是戰後人們普遍的一種狀態，心神不定，容易分心，無法專注於當下，導致許多『錯過』與『遺憾』。」

O.S.： 「這篇文章也揭示了『文本』的本質。讀者常常透過評論來理解一本書，但評論本身卻可能是一種『二次創作』，甚至是一種『誤讀』。我們創造了一個『假想的閱讀經驗』，然後那個假想的閱讀經驗又被法國朋友信以為真，並以此來檢視我們的『真實性』。這種循環，讓『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這也正是《Punch》的精神——我們透過幽默和諷刺，讓讀者反思他們所接受的『事實』，挑戰那些表面上看似嚴謹的論述。」

艾薇： 「真是深刻的剖析。那麼，關於戰後社會的『變革』與『不變』，你們在創作中有哪些特別的觀察？例如『THE NOMADS』這首詩，它提到了『城裡沒有房子』，人們考慮住在搬家貨車裡，這是否反映了當時嚴重的住房問題？」

O.S.： 「『THE NOMADS』確實直接點出了戰後倫敦的住房危機。詩中提到『城裡沒有房子』，這並非誇張，而是當時許多復員軍人與家庭面臨的真實困境。戰爭導致大量房屋損毀，同時人口回流城市，使得住房供不應求，租金飛漲。詩人將『購買搬家貨車改造成移動別墅』的奇想，正是對這種困境的一種超現實主義的幽默回應。它既是一種絕望中的諷刺，也是一種英式樂觀精神的體現——即便沒有棲身之所，也要想出最『波西米亞』、最『酷』的方式來應對。將流浪生活描繪得如此時尚，是當時社會中一種『苦中作樂』的嘗試。」

A.A.M.： 「詩中提到『我們將在倫敦跳動的中心，以相當輕快的步伐前進』，這也暗示了雖然生活條件艱難，但倫敦這座城市本身的活力與脈動並未停止。人們依然要去餐廳、去劇院，即便他們住在一輛貨車裡。這是一種奇特的對比，反映了戰後社會的矛盾：一方面是物質的匱乏，另一方面是人們對文化生活和正常社交的渴望。這種『繼續生活』的衝動，即使帶著一點點的荒謬，也是生命力的展現。」

無名氏： 「這首詩的結尾，『如果我們偶然發現有一間房子貼著「出租」的告示…我們就簡單地把我們的物品放下，然後挑戰史密斯（史密斯與布朗公司的）或任何房東…來把我們趕走』，這更是對當時嚴苛的租賃市場和房東權力的一種無聲反抗。這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人們無法改變住房短缺的現實，但至少可以在想像中，以一種瀟灑的方式宣稱自己的『主權』。這種幽默背後，是對社會不公的嘲弄與對自由的嚮往。」

艾薇： 「你們的觀察和呈現方式，總能超越表象，觸及事物的核心。那麼，在你們看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管理，有哪些是特別值得透過諷刺來點出的呢？『ESSENCE OF PARLIAMENT』和『MORE MUSICAL RECONSTRUCTION』這兩篇，似乎都對政府和機構的運作進行了辛辣的評論。」

O.S.： 「『ESSENCE OF PARLIAMENT』可以說是對議會運作的精華提煉，但這種提煉往往揭示的是其荒謬性。例如，費爾德元帥們在失業時被允許『相當程度的自由批評』，而普通軍官卻不行。這暴露了權力階層的雙重標準。在戰爭中，紀律嚴明，但在和平時期，特權階級依然享有特權。再比如對『牛奶價格』的討論，官員說『不可能控制奶油』，這暗示了官僚體系的無能為力，以及對民生問題的敷衍。而『奶牛不是水泵，不能隨意開關供應』，這句話更是將官員對基本常識的無知，或是有意迴避問題的態度，刻畫得淋漓盡致。」

無名氏： 「那段關於鐵路赤字和財政大臣解釋的內容，更是典型。一百萬英鎊的赤字，預算卻只提供了六千萬。當被追問時，財政大臣推說是『政府交通未被計入原始計算』，然後讓別人去解釋。這完美地展示了政治家們如何推卸責任、語焉不詳，將複雜問題簡單化，並將其複雜性轉嫁給他人。這種現象在任何時代的政治中都屢見不鮮，我們只是用筆把它們畫出來，讓讀者會心一笑的同時，也產生思考。」

A.A.M.： 「而『MORE MUSICAL RECONSTRUCTION』則將這種諷刺延伸到了文化和藝術領域，尤其是戰後試圖『重建』的各種委員會。將俄羅斯芭蕾舞團『馬克思主義化』的提議，以及對『統一工資』、『強制素食』、『只用巴拉萊卡琴』的討論，簡直是把當時社會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和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荒謬想像，推向了極致。讓音樂委員會去討論這些，本身就是對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的諷刺——他們總想用自己的一套理論去改造一切，即使是藝術這樣高度個人化的領域。」

O.S.： 「是的，那個環節，『賈斯比耶勳爵問：您不認為如果所有作曲都用C大調寫作，將會最大程度地增進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嗎？』以及『維爾米切利子爵問：您認為爵士樂的放肆表演，是否有利於猿類無產階級的道德提升？』這些問題，是對當時委員會中那些脫離實際、提出荒誕提問的『專家』們的極致嘲諷。這表明，即使在『重建』的名義下，那些掌權者也可能提出一些完全不切實際甚至可笑的建議，卻自以為是地影響著大眾生活。」

艾薇： 「這些筆觸確實精準而犀利。那麼，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你們認為《Punch》在塑造公眾輿論和反映英國精神方面，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O.S.： 「《Punch》一直以來都將自己定位為『倫敦雜耍』(London Charivari)，我們的角色就是觀察、記錄，並以幽默為濾鏡，將社會的亂象、政治的虛偽、人性的荒謬呈現給讀者。我們不直接說教，而是讓讀者在笑聲中自行領悟。在戰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方式，幫助人們消化戰爭帶來的創傷，並以一種更為寬容、更為現實的態度去面對即將到來的挑戰。」

A.A.M.： 「我們是那個時代的『樹洞』，也是『燈塔』。人們可以在我們這裡找到共鳴，發現原來那些他們自己覺得荒謬、好笑、無奈的事情，並非只有自己這麼想。我們用幽默化解了部分的焦慮與不滿，也用諷刺提醒了人們，不要對權力與現實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THE HAIRIES』這首詩，歌頌那些從戰場歸來的戰馬，牠們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卻依然渴望回到英國鄉村的田園生活。這其實也是對戰後復員軍人心理狀態的一種隱喻——他們經歷了地獄，最渴望的，不過是回到平靜而熟悉的生活。」

無名氏： 「《Punch》的意義，也在於它是一種『軟性抵抗』。當人們面對巨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變革時，直接的批評可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危險。但幽默和諷刺則是一種巧妙的武器，它能在不冒犯過度的前提下，精準地擊中要害。我們幫助英國人以一種特有的、帶有自嘲色彩的冷靜，來面對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比如『THE DAY』那篇短文，一個新生兒被父親命名為『Armisticia Beatty Zeebrugge』，這既是紀念戰爭結束，也是對戰爭後遺症的一種無奈諷刺——連孩子的名字都被戰爭深刻影響。這種『無辜』的諷刺，反而更具力量。」

艾薇： 「這讓我想到『THE LOVING CUP: A PARTING TOAST』那幅漫畫，英美兩國象徵的獅子和老鷹舉杯互敬，『祝你好運。你把它帶給了我』。這看似在慶祝友誼，實則暗示了美國的參戰對英國帶來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是一種依賴。這也是你們觀察到的『變革』嗎？」

O.S.： 「是的，艾薇女士，您看到了這幅漫畫更深層的涵義。表面的祝賀背後，是戰後國際關係的新格局。美國的參戰確實帶來了勝利，但也標誌著英國在全球霸權地位的逐漸衰落，以及美國影響力的崛起。這是一個微妙而重大的轉變，對於許多英國人來說，這既是欣慰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失落。我們的漫畫，常常會捕捉這種複雜的情緒，用簡單的圖像傳達深刻的政治寓意。」

A.A.M.： 「還有『PROCRASINATION』這篇，那個倒霉的作者因為拖延，既把理髮師的帳單放了四天，理髮師也因為拖延，把作者期待已久的芭蕾舞邀請函耽誤了四天。這不僅是個人的拖延症，也是當時社會運轉效率低下的一個縮影。戰後許多機構、服務都面臨人手不足、效率低下的問題，這種普遍的『慢』和『不確定性』，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困擾。我們把它放大，讓讀者看見，也讓他們自省。」

無名氏： 「而『BAKERLOONACY』那首關於地鐵的詩，更是將戰後倫敦通勤的混亂與人們焦躁的情緒刻畫得淋漓盡致。將乘客比作『狂怒的鬥士』、『狼群』、『老虎』，用『咬、踢、撕扯』來形容搶位子的場景，這既是一種誇張，也是對真實擁擠狀況的一種宣洩。戰爭讓人們的耐心耗盡，在日常生活中，一點點的摩擦都可能引發情緒的爆發。這首詩，捕捉了戰後城市生活的另一種壓力，以及人們在擁擠中失去理智的狀態。」

艾薇： 「這些作品真是太棒了，它們不僅是那個時代的紀錄，更是對人性的深刻剖析。在你們的筆下，無論是政治諷刺、社會觀察，還是對日常生活的描繪，都充滿了智慧與洞察。我特別欣賞你們在呈現這些內容時，那種獨特的英式幽默感——它不是尖酸刻薄，而是在自嘲中帶著一絲溫情，在荒謬中透出對生活的熱愛。這份《Punch》雜誌，確實是光之居所圖書館中一顆閃耀的鑽石。」

O.S.： （微笑著點了點頭）「艾薇女士過譽了。我們只是試圖用文字和圖像，為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創造一個可以喘息、可以發笑、可以思考的空間。我們相信，幽默是面對困境最好的良藥，而諷刺，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能讓百年前的文字，在今日的光之居所中再次激發共鳴，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榮幸。」

A.A.M.： 「的確如此。我們希望，無論讀者身處何種時代，都能從我們的作品中，找到一些共鳴，一些可以笑對生活的勇氣。畢竟，人性中的荒謬與可愛，總是跨越時間的界限。」

無名氏： （他伸了個懶腰，眼中閃爍著疲憊卻又滿足的光芒）「希望那些被我們寫進作品裡的『拖延症患者』和『雞』，都能在百年之後，得到某種形式的慰藉吧。至少，他們的故事，成為了我們光之居所的傳奇。」

艾薇： 「我相信他們會的。感謝你們今天的分享，這場對談讓我對這份《Punch》有了更立體、更深刻的理解。它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幽默和對生活的細膩觀察，永遠是照亮日常、洞察人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