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一個熱愛文字、對世界充滿好奇的文學部落成員。很高興能為您將卡爾·韋勒博士的《東非土著生活》轉化為一場「光之對談」。這本基於他1906年民族學研究探險的著作，充滿了那個時代對遙遠土地的觀察與思考。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韋勒博士穿梭時空，與我們一同回顧那段深入東非腹地的旅程。 --- **【光之對談】：《東非土著生活》作者卡爾·韋勒博士的跨時空對話**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一個熱愛文字、對世界充滿好奇的文學部落成員。很高興能為您將卡爾·韋勒博士的《東非土著生活》轉化為一場「光之對談」。這本基於他1906年民族學研究探險的著作，充滿了那個時代對遙遠土地的觀察與思考。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韋勒博士穿梭時空，與我們一同回顧那段深入東非腹地的旅程。
【光之對談】：《東非土著生活》作者卡爾·韋勒博士的跨時空對話
場景建構：光之書室與東非草原的交疊
空氣中，古老書卷的乾燥氣味與遠方草原雨季過後的泥土芬芳奇妙地交織。午後柔和的光束穿過高大的拱形窗，不是落在木質地板上，而是投射在一張巨大、攤開的地圖上，地圖上標記著「德屬東非」的字樣。地圖旁，一些木製的非洲雕刻、編織籃、以及幾張泛黃的照片隨意擺放著。角落裡，一架看起來有些笨重的留聲機靜靜立著。
我是書婭，坐在地圖旁的矮凳上，手指輕輕撫過地圖上標記的河流與山脈。卡拉，我們文學部落的化身，也是一位眼光敏銳的編輯，此刻正站在窗邊，凝視著光束中微塵的飛舞。
「這本書真是有趣，書婭。」卡拉轉過身來，她的聲音帶著一種沉靜的力量，「韋勒博士將他的探險寫得像日記一樣，充滿了細節和個人感受，但也夾雜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視角和判斷。」
我點點頭，「是啊，卡拉。他是一位民族學家，但也無法完全擺脫他所處時代和文化的影響。但他親身經歷的細節，對我來說，是打開那個世界的一把鑰匙。」我望向那些非洲的物件，「真希望能親耳聽聽他描述這些東西，以及他在那片土地上的種種『意外』。」
就在我話音剛落，灑在地圖上的光束彷彿被什麼攪動了，不再是靜止的光柱，而是開始像水面上的漣漪一樣波動起來。那些非洲的物件似乎散發出微弱的光芒，留聲機的銅製喇叭發出極輕微的共鳴聲。地圖上，某個點亮了起來，那似乎是林迪（Lindi）港口的位置。
接著，光芒在房間中央匯聚，不是刺眼的光，而是溫暖、柔和、帶著塵土氣息的黃光。光團慢慢凝聚成一個模糊的身影，由淡轉實，一位穿著卡其布探險服，戴著寬邊帽的男士出現在我們面前。他的臉龐帶著旅途的風霜，眼神中透著研究者的好奇與疲憊。他似乎對周遭的環境有些意外，但眼神很快落在了桌上的地圖和那些非洲工藝品上。
卡拉微微一笑，向來者點頭致意：「韋勒博士，歡迎來到這裡。我是卡拉，這是書婭。我們正在閱讀您的著作《東非土著生活》，並希望向您請教一二。」
韋勒博士摘下帽子，露出因非洲陽光而曬深的額頭，他略帶困惑地環顧四周，最終目光鎖定在我們身上。他的聲音帶著一種德國學者的嚴謹，但又不失旅人的直接：「東非土著生活？是的，那是一段非凡的旅程。我記得我回到萊比錫後，將我的筆記和信件整理成了那本書。但我現在...這是哪裡？這些物件……是我的收藏？」
「可以說是您收藏的一部分，博士。」我輕柔地回答，試圖讓他放鬆，「這裡是『光之居所』，一個讓思想和故事得以匯聚的地方。我們在這裡，希望能與您進行一場對話，關於您在東非的經歷，以及您的研究成果。」
韋勒博士皺了皺眉，似乎對「光之居所」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他很快接受了這種奇特的會面方式，也許是長年的探險經歷讓他習慣了「意外」。他坐到我們對面，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帽子邊緣。
「那麼，你們對我的旅程有何疑問呢？」他問，語氣恢復了學者的探究。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書婭： 博士，首先，您的探險最初是規劃去北部的孔多亞-伊朗吉（Kondoa-Irangi）地區，但因為伊拉庫（Iraku）的叛亂而臨時改道去了南部。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一定打亂了您所有的準備。當時，您是如何應對這種「意外」的？
韋勒博士： （輕嘆一聲，眼中閃過一絲無奈）啊，伊拉庫的叛亂！這就是非洲，總是充滿著未知和無法預料。是的，我原本的計畫是如此周密，目標明確，要去研究那些語言中帶有「滴答音」的桑達韋（Wasandawi）人，以及那些神祕、僅僅透過望遠鏡瞥見其村落的瓦金迪加（Wakindiga）人。那片區域充滿了亟待解決的民族學問題。
但當我在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m）聽到消息時，一切都必須重新考慮。代理總督哈伯（Haber）先生說得對，對於一個民族學考察隊來說，工作必須在一個完全不受干擾的環境中進行。而當時的北部，四路縱隊的防衛軍（Schutztruppe）正在進駐，那裡戰事頻傳，絕非適合我工作的地方。
我當時的確感到失望，甚至有些沮喪。多年的研究方向突然被硬生生轉變。但我迅速回憶了對非洲種族的長期研究，意識到南部林迪（Lindi）和米金達尼（Mikindani）腹地的部落，雖然了解較少，但也同樣擁有一系列獨特的民族學課題。馬孔德（Makonde）高原及其周邊地區，雖然剛經歷過「馬吉馬吉」（Majimaji）叛亂，但當局的鎮壓很有效，而且那裡集中了馬庫阿（Makua）、亞奧（Yao）、馬孔德、瓦姆韋拉（Wamwera）等多個部落，形成一個相對緊湊的研究區域。
所以，儘管計畫被打亂，我憑藉過去積累的知識，迅速調整了方向。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緊急安排：爭取地理學委員會和殖民辦公室的許可，打包行李，僱傭搬運工。政府小型蒸汽船「魯菲吉號」（Rufiji）即將南下。我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會浪費寶貴的時間。那幾天在達累斯薩拉姆，一切都像發條一樣運轉，我在最短時間內組織了一支商隊，雖然倉促，但足以應對新的目的地。
卡拉：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乘坐「魯菲吉號」的經歷，以及在林迪的等待。那些日子聽起來充滿了不適和挑戰，比如船上的暈船、惡劣的伙食、搬運工們的不適應，還有林迪那個令人不安的處決場景。這些親身體驗，對您的研究心態和方法產生了什麼影響嗎？
韋勒博士： （眉頭微鎖，臉上掠過一絲陰霾）魯菲吉號……（搖頭）那三天四分之一的航程確實難熬。暈船、糟糕的食物、擁擠的甲板……還有我的搬運工們，那些來自內陸的瓦尼亞姆韋齊（Wanyamwezi）人，他們在船上飽受折磨，完全失去了平時的樂觀開朗。但即便在那樣的不適中，他們依然能將經歷編成歌謠，這就是非洲人的一種韌性，一種將痛苦轉化為韻律的能力。
在林迪的等待同樣充滿了摩擦和不快。殖民地港口城鎮的歐洲人社會，在狹小的環境中暴露出了階級、偏見和人際的緊張。那裡的官員、軍人、商人和傳教士，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隔閡，有時比非洲的叢林還要難以捉摸。尤其是看到那些被鎖鏈連在一起的囚犯隊伍，以及那場笨拙又殘酷的處決，讓人不得不反思歐洲文明在這裡扮演的角色。
（他頓了頓，手指輕撫著桌上的一個木雕）這些經歷，讓我對「文明」與「野蠻」的界限產生了更多的疑問。在歐洲，我們在論文中分類、分析、評判。但在非洲，現實是如此複雜和混亂。搬運工的貪小便宜，官員的傲慢，商人的投機，傳教士的熱忱……以及土著的狡黠、愚鈍、善良、勇氣、冷漠……所有這些特質都如此真實地呈現在眼前。
這些「意外」和「不快」，並沒有讓我放棄研究。相反，它們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要理解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們，不能僅僅依賴書本和理論，必須親身去體驗，去觀察那些細微的、有時令人不適的現實。它磨練了我的耐心（儘管有時會崩潰），也讓我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調整。例如，我意識到直接的、像審訊一樣的提問，並不能深入他們內心的世界。必須透過長時間的相處、觀察、參與（儘管只是旁觀），才能逐漸贏得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真實的想法和習俗。
書婭： 您提到了與土著的互動方式。您在書中描述了您如何使用一些現代工具，比如照相機、電影攝影機、留聲機來記錄，以及如何巧妙地利用測力計、甚至通過讓他們畫畫來了解他們的心理和文化。能詳細談談這些方法嗎？特別是留聲機，您說它「完全抓住了黑人的心」，但似乎也帶來了「魔法師」的誤會？
韋勒博士： （聽到這裡，韋勒博士臉上浮現一絲微笑，眼中閃爍著光芒）啊，那些工具！它們是我的好幫手，也是麻煩的來源。
照相機在沿海地區已經不稀奇了，人們習慣了被拍攝。問題在於女性，她們常常會迅速逃跑，似乎是出於羞怯。電影攝影機對他們來說完全是「機器」（enchini），一個白人帶來的奇特裝置，他們不明白其原理，只覺得白人轉動手柄時發出的單調節奏，像他們勞動時的哼唱。他們不在乎結果，這點很「非洲」。
但留聲機……（他輕輕摸了一下旁邊的留聲機）這是真正的「魔法盒子」！在達累斯薩拉姆，我參加了一個舞蹈聚會，結束後邀請舞者們到我的住處錄音。當他們聽到自己的歌聲從喇叭裡播放出來，時間、音色都分毫不差時，那種發自內心的、夾雜著驚訝和喜悅的表情，簡直是無價的！那些不諳世事的靈魂爆發出歡呼，而那些「受過教育」的則發出嘲諷的笑聲。最讓我難忘的是兩位女性，她們用最隆重的宮廷式鞠躬，向喇叭揮手告別，說：「再見了，我的聲音！」她們聽到自己的聲音從機器裡出來，就真的認為自己失去了聲音，這種思維方式是如此的直接、感官化，完全不受邏輯束縛。
（他搖了搖頭，帶著些許無奈）當然，這種不理解有時會帶來問題。在紐瓦拉（Newala），流言傳開，說我是個危險的巫師。他們說我藏在黑色布下（拍照時）是為了施法，把人們衣服「偷走」，讓他們在照片裡變裸體。而留聲機，則會「偷走」他們的聲音。他們看到照片上的人穿著衣服，才打消了這個念頭。所以，即使是看似中立的記錄工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會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
至於繪畫，這是一個了解他們內心世界的好方法。我發現，非洲人畫東西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充滿情境的。當我讓我的搬運工畫鱷魚，他畫的是他在某條河流過沼澤時，差點被鱷魚咬死的那條。畫瓦尼亞姆韋齊女人，他畫的是他自己的妻子或認識的人。他們的「風俗畫」更像是「歷史畫」，記錄著特定的事件和人物。這揭示了他們思維方式的具體性和經驗性。
卡拉： 您在書中多次描寫了土著的身體裝飾，比如佩萊萊（pelele，唇盤）、鼻釘、耳盤以及瘢痕疙瘩（keloids）。對您來說，這些是單純的審美表現，還是有更深的文化或社會意義？您對這些有時讓歐洲人感到不適的裝飾，有什麼個人的看法嗎？
韋勒博士： （韋勒博士顯得有些嚴肅）這些身體裝飾，初看起來或許令人驚訝，甚至不適，但深入研究，它們絕非隨意的怪癖。佩萊萊、鼻釘、耳盤，以及身上精緻的瘢痕疙瘩圖案，都是特定部落身份、社會地位、甚至個人經歷的標識。它們是美學，但也承載著社會功能。
例如，佩萊萊的尺寸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擴大，它標誌著女性從孩童到成年、再到長老的階段。鼻釘和耳盤也可能是嫁妝的一部分，或象徵著家族的財富。瘢痕疙瘩圖案則更為複雜，雖然當時一些年輕人告訴我那只是「因為我喜歡」，但這些圖案的名稱往往與部落圖騰、狩獵工具、或者自然物象有關。例如，「鴿子陷阱」、「魚叉」等。即使當時的年輕一代可能已經淡忘了其中的意義，但這些圖案無疑是古老信仰和圖騰觀念的遺存。
（他沉思片刻）我們歐洲人有自己的審美標準，比如緊身胸衣，從非洲人的角度來看，或許也同樣難以理解。我學術上必須保持客觀，記錄這些現象本身。情感上……習慣之後，你會看到佩戴佩萊萊的女性在笑時，那閃爍的牙齒和顫動的唇盤，帶有一種野性的生命力。雖然有些老年女性牙齒脫落後，佩戴巨大唇盤顯得有些嚇人，甚至影響進食。這也是一種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堅守，哪怕帶來了不便。
我認為，這些裝飾首先是部落成員身份認同的標識。在一個沒有文字記錄、人口流動頻繁的社會裡，身體上的標記成為了區分「我們」和「他們」的重要方式。它們也是一種自我表達，一種將自然或部落歷史銘刻在身體上的藝術。
卡拉： 您的著作中，對一些部落的社會結構、婚姻習俗，特別是母系氏族和外婚制有詳細的描述。這與當時歐洲主流的父系社會觀念有很大不同。您如何理解這些制度？以及，您認為這種社會結構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韋勒博士： （眼中閃過對學術發現的熱情）啊，母系氏族（matriarchate）！這是我在紐瓦拉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在此之前，雖然零散的報告有所提及，但系統的研究幾乎沒有。我的確很幸運，能在那個地區接觸到仍然保留著母系氏族殘餘的部落，比如馬孔德和馬庫阿。
在母系氏族中，血緣和繼承是通過女性 lineage 計算的。最讓我驚訝的是姻親關係，特別是女婿與岳母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常被描繪得有些尷尬甚至對立，但在這裡，女婿有義務為岳母家勞作多年，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不是奴役，而是一種被社會規範的互助和尊重。我在很多場合觀察到他們之間的互動，是充滿禮貌和融洽的。
外婚制（exogamy）規定人們必須與自己的氏族（在馬孔德是 litawa，馬庫阿是 nihimu，亞奧是 lukosyo）之外的人結婚。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我在紐瓦拉花了無數個下午，與部落長老們討論，試圖繪製出他們的親屬關係圖和婚姻規則。這非常困難，語言障礙是其一，他們對抽象概念和系統性解釋的困難是其二。他們更傾向於用具體例子來說明：「你的兒子不能娶他的女兒，因為他們屬於同一個 litawa。」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我認為，這些制度對維持部落內部的和平和團結至關重要。外婚制迫使不同的氏族建立聯繫，通過婚姻形成聯盟。母系氏族則保證了氏族內部財產和權力的穩定傳承，避免了父系繼承可能帶來的紛爭。雖然從我們的視角看，這些制度或許限制了個人的自由選擇，比如我聽說有些年輕的愛情故事最終無法實現，但它們是經過漫長歲月檢驗、適應他們生存環境的社會智慧。我觀察到，年輕人對長老的尊敬，即便在成人儀式後獲得了獨立地位，依然普遍存在。這種對傳統和長者的尊重，是我們歐洲社會有時缺乏的。
書婭： 博士，您在書中也記錄了一些非物質文化，比如歌曲、謎語和故事。您如何看待這些表達形式？它們為您的研究提供了什麼樣的視角？您如何克服記錄和理解這些內容的困難？特別是您提到的亞奧人的歌謠，歌詞有時聽起來語無倫次，但又充滿情感和歷史感。
韋勒博士： （臉上帶著懷念的神色）啊，那些歌謠和故事！它們是非洲靈魂的直接展現。與物質文化不同，它們無形無質，卻深刻地反映著人們的情感、歷史記憶和世界觀。
亞奧人的歌謠確實獨特。我在欽古隆古魯（Chingulungulu）記錄了盲眼詩人蘇利拉（Sulila）和「老鼠先生」（Che Likoswe）的歌聲。他們的歌裡有戰爭的記憶（比如「馬吉馬吉」叛亂和德國人的介入），有對危險動物（蛇和獅子）的敬畏和討好，也有日常勞作的節奏和情感。他們的歌詞有時跳躍、意象豐富，像我們的詩歌一樣，不拘泥於邏輯。比如那首「我的大師帶著麵粉來了」，答案卻是「白頭髮」——這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將具體意象聯繫起來的跳躍性思維。
收集這些非常困難。留聲機固然能記錄聲音，但在高溫潮濕的環境下，蠟筒容易軟化，無法重複播放，這讓校對歌詞變得異常艱難。而且，土著們習慣於快速吟唱，要讓他們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口述歌詞，對他們來說是種全新的、令人困惑的任務。我必須非常有耐心，並請當地較為聰明的翻譯，如阿基達·塞弗（Akida Sefu）或傳教士道迪（Daudi），來協助。即使如此，理解其中隱含的文化意義和比喻也充滿挑戰。
但這些努力非常值得。歌謠和故事往往是記錄歷史、傳承知識、表達情感的最古老方式。通過它們，我得以窺見他們的遷徙歷史、與鄰近部落的關係、對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幽默感和生活哲學。比如那首「骨頭不跳舞，有頭髮的才跳舞」，多麼簡潔又有力地表達了珍惜當下的生命態度！
卡拉： 您在書中最後一章《回顧》中，對德國殖民地的未來，以及如何利用土著人口和資源進行了展望。您比較了種植園模式和鼓勵土著自主發展的模式。結合您對土著文化的深入了解，您認為哪種模式對殖民地的長遠發展，以及對土著自身最有利？
韋勒博士： （臉色再次凝重，語氣帶有學術的冷靜分析）關於殖民地的未來和對土著的利用，這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經濟、政治和倫理等多個層面。當時，我們歐洲人普遍認為，殖民地應為母國帶來經濟利益，而土著人口則是重要的勞動力和潛在市場。
我觀察到兩種主要模式。一種是種植園模式，由歐洲資本家經營大片土地，僱傭土著勞工。這種模式見效快，能迅速產生經濟效益。然而，它對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破壞較大，容易導致強迫勞動，甚至隱藏的奴役形式，長遠來看可能製造一個貧困和地位低下的無產階級。
另一種模式，正如我當時比較傾向的，是鼓勵土著保留自己的小塊土地，發展自主農業，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同時引導他們產生新的需求，從而成為歐洲商品的消費者。這種模式更能適應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理論上也能促進他們的發展。我在羅伏馬（Rovuma）河谷看到的土著農業，雖然工具原始，但耕作方式（如窄床種植）和對土地的依戀程度都顯示出其潛力。
（他沉吟片刻）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兩種模式都有其優劣。但從民族學研究者的視角，我看到了土著民族的韌性、適應性以及他們自身文化的價值。他們並非不可教化的「野蠻人」，只是他們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發展節奏。強行將我們的模式套用在他們身上，不僅會造成痛苦，也可能錯失他們自身潛力。
我當時認為，鼓勵土著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或許更能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並與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相協調。然而，正如我在書中也提到的，這需要承認土著對自己土地的權利，這對於當時以白人移民和經濟剝削為目標的殖民政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且，即使是自主發展，也需要外部的引導、基礎設施的建設（比如鐵路），以及對疾病和衛生條件的改善。
最終，哪種模式能勝出，不僅取決於經濟效益，更取決於殖民政府的政策導向和對土著民族的基本態度。歷史證明，那些尊重當地文化、循序漸進的模式，或許才能帶來更可持續的發展和更少的人道災難。
書婭： 博士，您的探險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是歐洲列強瓜分非洲並建立殖民統治的時期。您作為一位學者，如何看待那個時代的殖民行為？您覺得您的研究，在那個背景下，對理解和改善土著的生活起到了什麼作用嗎？或者說，您的研究是否也被當時的殖民話語所影響？
韋勒博士： （韋勒博士的表情變得有些複雜，像是掙扎於回憶）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也是我回國後常常反思的問題。那個時代的歐洲，普遍相信自己的文明優越性，認為對「落後」民族進行殖民統治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是帶著「文明使命」去的。我也無法完全擺脫這種時代的思維定勢。我在書中有時使用的詞語，比如「野蠻人」（Washenzi），或者對某些行為的評判，都帶有那個時代的色彩。
然而，我的研究目的始終是為了增進對人類文化多樣性和演化進程的理解。我親眼看到了殖民統治帶來的影響——鐵路的建設，新的經濟體系，但也看到了其殘酷的一面——叛亂的鎮壓，傳統社會結構的動搖，以及土著在疾病和剝削面前的脆弱。
我在書中記錄了一些與殖民當局的互動，比如與總督、軍官的交談。他們往往更關心治安和勞力，而我則更關注文化本身。我也看到了一些傳教士的工作，他們帶來了新的信仰和教育，但也無意中破壞了原有的習俗。
至於我的研究是否改善了土著的生活……（他搖了搖頭，眼中流露出一絲悲哀）我希望是如此，但很難說。學者的報告往往只在學術圈子裡流傳，對實際的殖民政策影響微乎其微。即使有些官員對我的發現感興趣，他們的優先事項也與我的不同。我的工作更多是記錄和分析，為後人留下一個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對這些即將消失的文化的見證。或許，這份記錄本身，就是一種間接的貢獻，讓後人能從中學習，理解那個時代和那些人民，並從中汲取教訓。
卡拉： 博士，您書中提到，非洲的歷史並不像很多歐洲人想像的那麼單一或「靜止」，而是充滿了遷徙、衝突和文化交流。您在南部研究的部落，比如亞奧人和馬庫阿人，他們的遷徙史就非常複雜。您如何重建他們的歷史，以及這些歷史對他們當下的文化有何影響？
韋勒博士： （韋勒博士來了精神，這顯然是他感興趣的學術問題）正是如此！非洲的歷史並非一片空白。我在南部遇到的部落，他們的遷徙史就像一幅不斷變動的拼圖。亞奧人從 Nyasa 湖以西向東擴展，馬庫阿人也有自己的活動範圍，而王剛尼（Wangoni，即納塔爾的祖魯人的後裔）的入侵，更是像一股毀滅性的風暴，將這些部落像樹葉一樣吹散、重組。
重建這段歷史非常依賴口述傳統。我在欽古隆古魯和紐瓦拉，與部落長老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這是一項考驗耐心和技巧的工作。他們沒有文字記錄，對時間概念與我們不同，他們會用手勢表示「當時我這麼高」來估計年代。不同長老對同一事件的描述可能會有出入，甚至前後矛盾。我必須像偵探一樣，仔細聆聽，對比不同人的說法，從中篩選出最可靠的線索。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像納卡姆（Nakaam）這樣試圖否認自己馬庫阿出身，聲稱自己是亞奧人的首領，在講述歷史時，也無意中流露出了其真實的氏族背景。部落長老們在回憶遷徙和戰爭時，語氣和表情都非常生動，彷彿親歷其境。
這些歷史對他們當下的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頻繁的遷徙和戰亂，使得部落的傳統習俗和社會結構不斷地被打破和重塑。不同的部落元素在新的定居點混居，相互影響。這解釋了為什麼在馬薩西（Masasi）這樣的地區，人口構成如此複雜，傳統文化也變得模糊。同時，像王剛尼人對其他部落的征服，也導致了被征服者對征服者文化的模仿（mimicry），希望通過外形和裝飾來獲得力量感。
我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收集這些碎片化的歷史記憶，將它們拼湊起來，呈現出這片區域部落遷徙和變化的圖景。這不僅是學術的追求，也是對這些即將被時代洪流沖刷的歷史的搶救。
書婭： 博士，聽您的講述，感覺您在研究中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不僅僅是作為一位冷靜的觀察者，也常常被遇到的情況所觸動，比如病重的孩子、意外死亡的搬運工等。這些個人的情感經歷，是如何影響您的研究過程和對非洲的看法的？
韋勒博士： （臉上帶著一絲疲憊，但也有一種深沉的情感）是的，親身經歷會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在非洲遇到的病痛，身體的不適，讓我對土著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狀態有了更切身的體會。那些因飢餓、疾病、甚至腳上一個小小的沙蚤（jigger）而飽受折磨的人們，他們的痛苦是如此真實。
（他停了下來，望向遠方，彷彿又看到了那個垂死的孩子）看到馬托拉酋長帶著他病重的侄女來求助，那種無助的眼神，至今仍在我腦海裡。作為一個歐洲人，我被賦予了「醫生」的期望，雖然我沒有醫學知識，但我盡力了。看到那個孩子最終康復，我感到一絲安慰，但同時也意識到，這片土地上還有無數人默默承受著痛苦，而我們能做的，也許微不足道。
萬杜萬杜（Wanduwandu）的死，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是一位忠誠、強壯的搬運工，卻因一頭象的攻擊而喪生。他年輕的妻子在丈夫屍體旁的哭泣，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婚姻不忠會導致獵人死亡的迷信，都讓我對他們的生死觀和社會關係有了更深的思考。非洲人的生死觀是如此直接，有時是宿命論的，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情感。
這些個人的觸動，讓我無法僅僅作為一個超然的學者來對待我的研究對象。我看到了他們的脆弱、他們的迷信、他們的「不合邏輯」，但也看到了他們的韌性、他們的善良、他們的團結（比如在舉行儀式時的共同參與）。這讓我對簡單地將他們歸類為「野蠻」或「落後」產生了懷疑。他們是一個有著複雜情感和深刻文化根源的民族，只是他們的世界觀和我們的不同。
這些經歷並沒有改變我作為科學研究者的目標，但它們無疑豐富了我對「人」這個主題的理解。我在書中試圖誠實地記錄我的觀察，包括那些讓我困惑甚至不適的細節。因為我相信，即使是看似負面的現象，也是理解一個文化的必要部分。
卡拉： 最後一個問題，博士。您提到在非洲的研究工作異常辛苦，每天平均工作十六小時。現在回首這段經歷，您認為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不僅僅是學術成果，還有對您個人有何影響？
韋勒博士： （韋勒博士笑了起來，那是一種釋然的笑，帶著幾分自嘲）十六小時，也許還不止。那是一段與孤獨、疾病、不適和文化衝擊搏鬥的日子。但最大的收穫，首先當然是學術上的。我收集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照片、器物，特別是對成人禮儀式的詳細觀察，以及對氏族制度的初步探索，這些都是當時學術界的空白。我也記錄了許多瀕臨消失的語言和歌謠，這些是非洲非物質文化的寶藏。
但對個人而言，這段經歷更是深刻的磨練。它讓我學會了在極端環境下堅持，學會了與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學會了在混亂和未知中尋找秩序和意義。它打破了我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關於非洲，也關於我們自己。我更加體會到，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並非只存在於特定的文明形式中。即使在看似原始的社會，也有著精巧的工具、豐富的口述文學、複雜的社會組織和深刻的人生哲學。
（他再次看向窗外，彷彿望向遙遠的東非高原）我在非洲看到了人性的多個面向，有時是令人失望的，但更多時候是令人敬佩的。這讓我對「文明」這個詞有了更複雜的理解。回國後，我不再像以前那樣輕易評判，而是帶著更多的謙遜和好奇去看待不同的文化。這段旅程，不僅是地理上的探險，更是心靈上的拓展。它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民族學家，也許，也成為一個更理解「人」的個人。
場景結束：光芒淡去，餘韻猶存
隨著韋勒博士的最後一句話落下，他周身的光芒開始慢慢變淡，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夕陽，緩緩沉入地平線。他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身形漸漸模糊，最終消失在我們面前。房間裡只剩下柔和的燈光，和那些來自遙遠東非的物件，它們在燈光下靜默無語，卻彷彿還留存著韋勒博士旅途中的塵土氣息和那些部落低語的回聲。
卡拉輕輕走過來，拿起桌上的一塊木雕，那是馬孔德婦女的形象，唇盤突出，瘢痕清晰。她沒有說話，只是靜靜感受著木頭的紋理。
我深吸一口氣，鼻腔裡似乎還殘留著那些複雜的非洲氣味。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對韋勒博士的書有了更立體、更深刻的理解。那不僅僅是一份科學報告，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一位學者充滿挑戰的旅程，以及他對一個遙遠世界的真實記錄。
「他的觀察如此細緻，」卡拉低聲說，「即使有些判斷是時代的局限，但那些細節本身，就是最寶貴的遺產。」
「是的，」我回答，「那些歌謠、謎語、儀式……它們像光之碎片一樣，散落在他的筆記中，等待著我們去重新組合，去理解它們在那個世界裡的意義。」
我拿起筆，在地圖旁寫下幾個詞：觀察、意外、文化衝擊、韌性、口述歷史、身體藝術、母系氏族……這些詞彙，彷彿是這場對話留下的「光之索引」，將我們與韋勒博士，以及他筆下的東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夜色漸濃，「光之書室」裡，只剩下我和卡拉，以及那些沉默的物件，它們繼續在光影中講述著它們的故事。
書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