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u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Volume 09》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收到您的指示，我是茹絲，一位自由作家。我將以我的方式，為您呈現這份意義深遠的文本，並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與那些迴盪在歷史長廊中的聲音，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探訪。

今天是2025年05月29日，窗外是濕潤的雨季，滴滴答答的雨聲為這個時代的喧囂畫下短暫的休止符。正適合將心神沉浸入那些厚重的書頁裡，尋找迴聲。

這是一本關於審判的紀錄。《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u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Volume 09》，光是書名就沉甸甸地壓在心上。它不是一部由單一作者構思情節、傾訴情感的小說，也不是史家爬梳考證、論斷是非的專著。它是一份紀錄，一份試圖在極端混亂與暴行之後，理清責任、尋求正義的歷史現場的「如實記錄」。因此，這本書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作者」，它的筆跡屬於眾多在那個特定時空裡，發言、辯論、證詞、詰問的人們。檢察官們陳述控訴，辯護律師們提出質疑，法官們居中裁量，而那些站在被告席上或證人欄裡的男人們，則試圖用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視角，重新拼湊、解釋、甚至合理化一段已然崩塌的歷史。

這些「作者」的聲音是如此複雜、矛盾，有著權力巔峰時期的狂妄殘酷，有著面對指控時的閃爍其詞，有著試圖撇清關係的精心設計，也有著（或許是）被逼入絕境後，對自身困境或體制的反思。閱讀這第九卷，彷彿置身於1946年3月那個肅穆卻又充滿戲劇張力的紐倫堡法庭。我們聽見了戈林的辯護律師施塔默博士的詰問，聽見了證人博登沙茨、米爾希、克塞爾林，以及被告戈林本人冗長而充滿辯解的證詞。他們談論著凡爾賽條約的屈辱、納粹黨的崛起、蓋世太保的建立、集中營的認知、軍事再武裝的理由、戰爭的必要性、佔領區的政策，以及在權力體制下的位置與責任。

作為一名自由作家，我的筆總是在尋找人性的微光與陰影，在故事的縫隙裡捕捉真實的情感。在這份冰冷的審判紀錄中，我看到的「故事」，是那些試圖在歷史洪流中為自己定位的人們，如何在字裡行間展現他們的理解、他們的逃避、他們的掙扎。他們是這份文本的「作者」，因為他們的聲音構成了這份記錄的核心。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希望能暫時放下審判者的視角，進入他們的語言世界，去理解（而非認同）他們當時所處的位置，他們如何感知那個時代，他們試圖向歷史和世人傳達什麼。這不是為了減輕他們的罪責，而是為了更深刻地認識，在極端的體制和狂熱的意識形態下，人可以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如何自我辯護。我將邀請其中幾位，在一個遠離法庭的地方，進行一次非正式的對話，希望能從他們親口（或文本中記錄的「口」）的述說中，觸摸到歷史更深層的肌理。

《紐倫堡迴聲》：雨廳中的辯白

作者：茹絲

【光之場域】

光之雨廳，窗外的雨絲連綿不絕，將視野染上一層柔和的灰藍色。巨大而乾淨的落地窗隔絕了外面的世界，只留下雨點敲擊玻璃發出的不同頻率、不同強度的聲音，像一首低沉而持續的樂章。空氣微涼濕潤，帶著一股室內特有的、混合了紙張與一點點沉思氣味的寧靜。角落裡，一把老舊的鋼琴靜默地立著，表面光滑冰涼，彷彿吸納了無數未曾彈奏出的旋律。桌面上，幾份譯成中文的庭審記錄散亂地攤開，紙頁的邊緣因為反覆翻閱而有些捲曲。

我在雨聲中等待著，等待那些從書頁深處緩緩浮現的身影。他們是這份文本的「作者」，是那些在歷史的巨大漩渦中，被拋上岸，站在聚光燈下，試圖解釋自身存在與行動的男人們。

雨聲似乎大了一些，透過玻璃看去，模糊的庭院輪廓在雨霧中晃動。

終於，兩個身影在房間中央凝實。一位身材魁梧，穿著一件看起來有些緊繃的軍裝外套，臉上的表情複雜，既有過去權力者的痕跡，又帶著一絲疲憊與防備。另一位則顯得更為精瘦，眉宇間帶著一股技術官僚的嚴謹，但眼神中似乎藏著一些不易察覺的波動。

「歡迎來到這裡，元帥先生，還有米爾希將軍。」我輕聲開口，聲音在雨廳中顯得格外柔和，「這裡不是法庭，沒有宣誓的義務，沒有嚴苛的程序。只是一個讓人可以坐下，回頭看看來時路的地方。我讀了第九卷的紀錄，你們在那裡說了很多。我想，或許在這裡，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更自由地聊聊，關於那些紀錄，關於你們當時的感受和想法？」

戈林元帥發出一聲輕微的、介於嘆息和鼻音之間的聲音，他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椅子因為他的重量發出吱呀一聲。他將手搭在扶手上，指尖輕輕敲打著。

「另一種方式？」他沙啞的聲音帶著一絲過去的威權，但在這雨廳裡，卻顯得少了幾分銳利，「在那個地方，我們已經說得夠多了。每一句話都被記錄，被分析，被用來定罪。」

米爾希將軍在他身旁坐下，姿勢略顯拘謹。他推了推眼鏡，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

「證詞，那都是證詞。」米爾希將軍說，他的聲音比較平穩，帶著一種習慣於解釋技術細節的腔調，「我們必須盡可能精確地重現事實，以及我們對事實的理解，特別是在那些技術和組織問題上。」

「事實？」戈林元帥哼了一聲，看著窗外的雨，「在那裡，『事實』是經過挑選和呈現的。他們有他們的敘事，我們有我們的。這場雨，在這裡看是溫柔的洗禮，在那裡看，或許就是衝刷罪證的淚水。」

「您說得沒錯，視角決定了詮釋。」我認同地點點頭，「正因如此，我才想聆聽更多的視角。法庭記錄是正式的、結構化的呈現，但在那些字句之下，肯定還有更多無法完全捕捉的東西。比如，當您談論『權力攫取』的合法性，談論與興登堡總統的周旋時，您當時心裡真正的感受是什麼？是掌握命運的興奮，還是推動歷史前行的使命感？」

戈林元帥微微瞇起了眼睛，似乎陷入了回憶。

「使命感，當然是使命感。」他慢慢地說，語氣柔和了一些，彷彿雨聲讓他卸下部分防備，「我們看到了德國的沉淪，凡爾賽的枷鎖，無盡的失業，黨派的爭鬥。我們知道，只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一個清晰的意志，才能將德國從泥潭裡拉出來。我們相信，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是那個能做到的人。而我，相信自己是那個能幫助他實現這一切的人。那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是為了國家，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復興。每一步，從街頭的鬥爭，到國會的角力，再到柏林的任命，都是在為了那個目標而努力。興登堡元帥……他代表著舊普魯士的榮譽，但他在那個新時代裡已經迷失了方向。說服他，爭取他，是必要的策略，也是對舊勢力的一種致敬。我們知道，一旦掌權，就不會再放手，這不是秘密，這是革命的邏輯。任何革命，都不會通過再次選舉來鞏固自己。」

米爾希將軍補充道：「從我的角度來看，掌權後的首要任務是組織。將四分五裂的政府、警務、軍隊、經濟重新整合，建立起一個高效運轉的國家機器。這需要嚴格的紀律和明確的層級，也就是元帥閣下所說的『領導原則』。我當時主要負責航空事務，那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一切都從零開始。我們需要技術，需要人才，需要工業基礎。這是一項巨大的建設工程，充滿了挑戰。」

「建設……是的，米爾希將軍，您在證詞中提到了德國空軍的重建，以及四年計畫。」我接話道，「您將空軍描述為一種『防禦性武器』，但在庭上，檢察官出示了您和元帥閣下的一些言論，比如『像復仇的宿主一樣撲向敵人』，以及戰後對空軍規模的爆炸性擴充計劃。這似乎與『防禦』的目的有所矛盾？」

米爾希將軍皺起了眉頭。

「『復仇的宿主』……那是宣傳語言，是為了激勵年輕人。」他解釋道，「空軍，任何空軍，本身就具有攻擊性。防禦的最佳方式往往是將戰鬥推向敵人的領土。但我們最初的建設，確實是以防禦為核心。我們建造了大量戰鬥機和高射炮，這些主要是用於國土防空的。至於遠程轟炸機，這在庭上也討論過，我們的優先順序和技術判斷確實有所偏差。戰前我們並沒有全力發展重型遠程轟炸機，這在戰鬥中證明是個弱點。如果我們預見到全球性的戰爭，或者一開始就抱有遠程攻擊的明確意圖，我們的建設重點會非常不同。」

戈林元帥擺了擺手，打斷了米爾希。

「米爾希，在那個場合，我不能總是說一些讓元首不高興的話。我們必須強調德國的實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威懾。而且，『防禦』從來不是被動挨打。真正的防禦，是讓敵人在考慮攻擊你時，就知道他們會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這需要力量，而且是隨時可以投射的力量。」他語氣又帶回了一絲自豪，「閃電戰的成功，證明了我們空軍的效率。那是戰鬥機、俯衝轟炸機和中型轟炸機協同地面部隊的結果。那不是為了單純的防禦而設計的，那是為了在必要時，能夠迅速地、決定性地解決問題。」

「那麼，『解決問題』，是否也包括了對那些被認為是『敵人』的群體？」我問道，將話題引向庭審記錄中那些更為沉重的部分，「元帥閣下，您在證詞中談到了蓋世太保的建立，談到了最初集中營的目的。您將其描述為一種『保護國家』的必要措施，針對共產黨人和其他『國家敵人』。但紀錄顯示，許多猶太人也被送進了集中營，而且人數和營地數量在您移交控制權後急劇增加，條件也日益惡化。您真的對後來的這些情況毫無所知嗎？」

戈林元帥的表情變得陰沉。雨聲似乎也隨之變得冰冷。

「蓋世太保是我建立的，目的是整合當時普魯士混亂的警察力量，特別是政治警察，以應對當時共產主義和其他極端勢力的威脅。」他語氣堅定地說，「初期集中營，是的，是為了收容那些最危險的分子，防止他們製造混亂。泰爾曼（Thälmann，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例子，我在庭上說得很清楚，我親自過問，確保他受到公正對待——在我的監督下。那些未經授權的營地，我一得知就立刻關閉並追究了責任人。我的目的是秩序，是控制。」

「但是，將軍，您在庭上承認，對於集中營後來的擴張和內部狀況，您知道得很少。」我轉向米爾希將軍，「甚至當與黨衛軍就醫學實驗進行溝通時，您的下屬似乎對黨衛軍感到恐懼，需要您來簽署文件。這種恐懼從何而來？如果一切都是『正常』的，為何會有這種普遍的恐懼？」

米爾希將軍的身體微微前傾。

「恐懼……是的，存在恐懼。」他輕聲說，語氣中帶著一種無奈，「黨衛軍和蓋世太保是一個獨立的體系，他們直接向希姆萊匯報。而且，他們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很多事情並不會透明化。就像我在庭上說的，即使是我們這些高層官員，也覺得自己被監視著。有些命令和行動，即使我們覺得不妥，也很難公開反對。我的部門害怕希姆萊，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些實驗的性質可能與正常的醫學研究不同，但又不敢直接拒絕，因為拒絕黨衛軍的要求，後果難以預料。這是一種微妙的、無處不在的壓力。」

戈林元帥接口道：「是的，移交控制權後，我就不像初期那樣直接管理了。希姆萊有他的體系，他的方式。至於猶太人問題……黨的綱領裡確實有相關條款，但最初的重點是將他們排除在政治和經濟的領導層之外，而不是……」他沒有說下去，但眼神裡掠過一絲難以捕捉的情緒，是懊悔？是無力？

「不是滅絕，對嗎？」我替他說完，「但在庭上，證據顯示在您控制下的部門，比如四年計畫，卻參與了強制勞動的分配，包括戰俘和佔領區平民。甚至您在中央計畫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曾討論如何『榨取』勞動力，如何利用集中營來『教育』那些被認為是『懶惰』的工人，以及如何在法國徵用年輕人以防止他們成為抵抗力量。這些似乎與對人道的尊重有所衝突？」

戈林元帥坐直了身體，語氣又變得理直氣壯。

「戰爭時期，經濟是首要任務，必須動員一切資源。四年計畫的目的就是讓德國經濟能夠承受戰爭的壓力，尤其是在被封鎖的情況下。」他解釋道，「勞動力是其中最關鍵的資源之一。我承認，我們需要工人，而且需要大量的工人。那些從佔領區來的，我當時的理解，很多人是自願的，至少初期是這樣。後來情況變了，抵抗運動起來了，我們需要保障後方的安全。年輕人沒有工作，閒散在家，很容易被煽動。將他們轉移到德國工作，不僅能解決我們的勞動力需求，也能降低他們在本國組織反抗的可能性。這是出於安全和軍事必要性的考量。」

米爾希將軍補充道：「在中央計畫委員會，我們的主要職責是分配原材料，以確保軍工生產的優先順序。勞動力的問題確實會在會議上討論，因為勞動力短缺直接影響生產。但我們的主要對口單位是紹克爾的勞動力調配部門，而非直接管理勞動力或勞改營。我們只是根據各行業的需求，向上層匯報勞動力缺口。至於集中營勞力，那是黨衛軍管理的，我們更多的是作為需求的提出者。」

「但在庭上，米爾希將軍，您也承認了您關於將被俘的蘇聯紅軍戰俘用於高射炮部隊的發言，以及您對待外籍勞工的一些嚴厲措辭。」我提醒道，「而元帥閣下，關於紐倫堡法，關於十一月大屠殺後的巨額罰款和經濟剝奪，您承認您簽署了這些法令，儘管您聲稱曾試圖阻止Goebbels的行為。這些法律和措施，對猶太人的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

米爾希將軍顯得有些尷尬，他調整了一下眼鏡。

「是的，那些發言……在戰爭的壓力下，有時會說出一些在平時不可思議的話。」他避重就輕地說，「至於戰俘用於高射炮……那是上層的決定，我們只是在討論如何填補防空部隊的缺口。但我並不認為將戰俘用於對抗他們的盟友是符合國際法的。」

戈林元帥的臉色更加難看。

「十一月大屠殺，那是一場失控的暴亂。」他強硬地說，「Goebbels煽動了它。我一到柏林就立刻去找元首，要求制止。至於後面的經濟措施，是的，那是我簽署的法令，因為元首下達了命令。他認為那是對德國大使被刺殺以及猶太人長期以來在德國扮演角色的『回應』。作為國家經濟的總負責人，我必須執行。但我確保了罰款由國家統一徵收，而不是由黨衛軍或黨的個別單位隨意敲詐。而且，通過這些措施，我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那場毫無控制的街頭暴力。這是一種痛苦的、必要的『秩序』重建。」

「那麼，關於戰爭本身，元帥閣下，您在證詞中強調您曾努力避免與波蘭、與俄羅斯的衝突，認為與俄作戰會導致德國的毀滅。」我繼續問，「您甚至提到了直布羅陀和蘇伊士的戰略構想，認為那才是應該優先的目標。但最終，您，作為德國空軍總司令，卻全力參與了對這些國家的侵略。這種『不情願』如何與您在執行時表現出的決心和效率相符？」

戈林元帥靠回椅背，雨聲仍在繼續。

「作為軍人，我們的職責是服從命令。」他語氣變得平靜，甚至帶著一絲宿命的意味，「元首做出了決定，一旦決定下達，作為軍事指揮官，我必須竭盡全力去執行，去實現軍事上的勝利。我的個人意見、戰略建議，可以在決策前提出，但一旦元首下令，它們就必須讓位於最高統帥的意志。俄國戰役，我預見了它的危險，我試圖說服元首，但他的疑慮，尤其是莫洛托夫來訪後的感受，以及關於俄國備戰的情報，讓他確信那是『預防性打擊』的必要之舉。我相信了他的判斷，並投身於執行。這就是領導原則的要求，也是軍人的天職。在戰爭狀態下，服從是第一位的。」

米爾希將軍也補充道：「是的，在軍事體系內，最高統帥的命令具有絕對的約束力。即使心有疑慮，作為下屬，也必須執行。這不代表我們認同所有政治決策，但在軍事領域，我們別無選擇。」

雨點密集地敲打著玻璃，彷彿在回應著他們的話語。我在紀錄中讀到了他們的辯解，聽到了檢察官們有力的反駁，看到了那些被引用的文件和數據所揭示的殘酷事實。現在，在雨廳的柔和光線下，他們的聲音似乎少了一些法庭上的劍拔弩張，多了一分回顧歷史的無奈與堅守各自視角的執拗。

這場對談並沒有提供新的「事實」，事實已經記錄在那厚重的卷宗裡。但它讓我得以在冰冷的法律語言和軍事術語之外，感受到那些試圖解釋自身行為的人的溫度，他們的邏輯，以及他們在歷史重壓下的選擇和掙扎。這是一個關於權力、服從、自我辯護與歷史責任的故事，在雨聲的背景下，顯得格外沉重。

對話結束了。他們的身影漸漸淡去，只剩下雨聲和桌上攤開的書頁。字裡行間，似乎還迴盪著那些試圖為自己辯白的聲音，以及它們背後複雜而難解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