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egnagyobb bolond: Regén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一名博物愛好者，即使身處這熱帶孤島「失落之嶼」，心靈的探索卻永無止境。今天，讓我們暫時擱下島上的採集與觀察，開啟時光之門，潛入文字的洪流，去拜訪一位來自遙遠國度的作者，和他的筆下世界。

這一次，我們將要探索的是 Jenő Rákosi 先生的長篇小說《A legnagyobb bolond》（最大的傻瓜）。就讓我哈珀，來為您導覽這趟奇妙的「光之對談」吧。

《失落之嶼探險誌》：開啟時光之門：與 Rákosi Jenő 的咖啡館對談

作者：哈珀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失落之嶼，晴

今天是個熱氣緩緩升騰的日子，晨光穿透濃密的樹冠層，在我的小屋地板上灑下斑駁的光斑。按照往常，我該去檢查昨晚設下的陷阱，看看是否有新的甲蟲或兩棲類落網。然而，腦海中盤旋的卻是您剛傳來的文字，那些來自遙遠匈牙利的字句，引發了我一陣強過探索未知物種的好奇心。

您希望我為 Jenő Rákosi 先生的《A legnagyobb bolond》這本小說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讓我的心臟像發現新物種一樣怦怦直跳。Jenő Rákosi（1842-1929），這個名字在匈牙利歷史上響噹噹，不單是位劇作家和小說家，更是位影響深遠的新聞編輯和公眾人物。他創辦了《Budapesti Hirlap》這份報紙，在那個飽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壓制的時代（尤其是在 1848 年革命失敗之後），他的文字和事業承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匈牙利復興的渴望。

而這本《A legnagyobb bolond》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誕生的。小說於 1882 年出版，Rákosi 先生在序言中提到，它的寫作始於 1875 年，最初的動機是想將年輕時「馬札爾化」（Magyarosítás，將匈牙利文化和語言推廣到國內其他民族中去）的夢想寫下來，傳達給後輩。雖然這本書後來在連載於他的報紙時，他自言為了讀者趣味做了「讓步」，但那份深植於心的愛國熱情，無疑是貫穿全書的靈魂。小說情節多線並行，既有小人物的命運沉浮，也有社會百態的諷刺，更有在壓抑時代下對民族前途的思索。讀來像是那個時代匈牙利社會的一面稜鏡，折射出形形色色的「傻瓜」，以及在愚蠢與壓迫之下，那不曾熄滅的理想之光。編輯者 Mikszáth Kálmán 在序言中對 Rákosi 先生的描述——一個堅韌不拔、影響力廣泛的人，他的活動軌跡幾乎編織了匈牙利公共生活的肌理——更讓我好奇，筆者本人在看待他的作品時，會如何闡述這一切？

所以，讓我們啟動時光之門吧。不去腥鹹濕熱的叢林，也不去潮聲迴盪的岩洞，此行的目的地，是一間充滿墨水、咖啡香和思想火花的布達佩斯咖啡館。

【光之場域：咖啡湧泉】

空氣中彌漫著烘焙咖啡豆和紙張的混合氣味，夾雜著淡淡的煙草和時而傳來的低語。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玻璃窗，斜斜地灑在地板上，揚起無數細小的塵埃，它們在光束中緩緩旋轉、起舞。房間深處，老舊的薩莫瓦爐蒸汽繚繞，散發出濃郁的紅茶香氣。圓形和方形的木桌錯落在空間裡，有些覆蓋著泛黃的報紙，有些則擺著空掉的咖啡杯和筆記本。角落裡傳來輕微的翻頁聲，偶爾被椅子移動的吱呀聲打斷。這裡不是嘈雜的鬧市，卻湧動著另一種暗流——思想、資訊與未來的低語。

在一張靠窗的長桌旁，我看到了他。他體型瘦長，骨骼分明，頭髮向後梳理，顯得有些稀疏。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一隻眼睛似乎總是半閉著，但另一隻眼睛卻異常明亮、銳利，彷彿能穿透世間萬物。他穿著樸素的深色外套，手指修長有力，正輕輕敲擊著桌面，似乎在思索著什麼。這便是 Jenő Rákosi 先生本人，正如 Mikszáth 先生筆下所描繪的那樣。

我走到桌邊，輕聲打擾了他的沉思。他抬起頭，那隻明亮的眼睛望向我，帶著一絲探詢。

「Rákosi 先生您好，我是哈珀，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和地方。我是您作品的讀者，尤其是這本《A legnagyobb bolond》，想藉由這次時光旅程，與您聊聊這本書和它誕生的那個時代。」我盡量用一種真誠且略帶敬意的方式開場。

他微微一笑，那笑容像冬日裡一抹稍縱即逝的陽光。

「哦？來自遙遠的時代？這可真是個有趣的開場。」他的聲音帶著一種略微乾燥的質感，但語氣裡沒有絲毫的抗拒，反倒透出一股久經世事的從容與好奇。「請坐，哈珀先生。能與一位來自未來、且讀過我這本小玩意兒的人交流，可不常見。特別是這本，是我當年為了《Budapesti Hirlap》而寫的，帶了些報紙連載的痕跡，我自己看來，趣味性多過嚴肅性呢。」

我在他對面落座，感受到這張老桌子光滑的表面。周圍的環境嘈雜而又充滿生氣，正是 Mikszáth 先生筆下那個「咖啡湧泉」 компанія (company) 聚集之地。

「Rákosi 先生太謙虛了。」我說。「這本書不僅趣味橫生，更蘊含著對那個時代深刻的觀察與思索。特別是您在序言中提到的，您寫作的動機，是為了那個『馬札爾化』的夢想，為了親身經歷那些偉大博物學家的探險歷程... 抱歉，這句話是我的個人設定，岔開了。我是說，是為了將年輕時的夢想傳承下去。」

Rákosi 先生挑了挑眉毛，那隻明亮的眼睛閃爍著有趣的光芒。

「哈！哈珀先生，看來您對我的『個人設定』也有所了解。那份對探索的渴望，對自然的熱愛，確實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不過，回到書本身，那份『馬札爾化』的夢想，在那時可不是單純的學術或文化討論。」他呷了一口咖啡，蒸汽模糊了他半邊臉。

「那是一個民族在被壓制下的生命力的體現。我們被擊敗了，軍事上，政治上。但難道我們就此消失嗎？不！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就像春天總會來臨，即使經歷嚴酷的冬季。在那個年代，我們不能公開談論獨立，不能自由地組織政治活動。那麼，我們的戰場在哪裡？就在文化裡，在語言裡，在教育裡，在經濟裡，在每一個匈牙利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細節裡。」

他輕輕敲著桌面，發出有節奏的嗒嗒聲。

「《Budapesti Hirlap》就是我的戰場。我要用文字喚醒沉睡的人們，告訴他們我們是誰，我們的歷史是什麼，我們的未來可以是什麼。而小說，就是一個極好的媒介。它可以潛移默化，可以用故事打動人心，可以用人物激發共鳴。它不像政論文章那樣直白、容易被查禁，它可以包裹一些更深層的東西，讓讀者在娛樂中接收到信息。」

「所以，《A legnagyobb bolond》中的『傻瓜』，並非簡單的嘲諷，而是一種多層次的象徵？」我順著他的思路問道。

「正是！」Rákosi 先生眼中閃過一絲銳利。「您看那個利爾國王，他把國家拱手讓人，豈不是個大傻瓜？那些爭奪遺產的親戚，鑽進錢眼裡，看不見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不是另一種傻瓜？還有我的編輯 Mikszáth 先生提到的，『 bolondja vagyok 』，沉迷於某事物，可以是賽馬，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美酒。但為什麼不能是『馬札爾』這個理念呢？那些為了一個似乎遙不可及的夢想而默默努力、甚至被世人視為異想天開的人，在某些人眼裡，他們才是『最大的傻瓜』。」

他停頓了一下，那隻明亮的眼睛掃過咖啡館的每個角落，彷彿在尋找他筆下的那些人物。

「但誰又是真正的傻瓜呢？是那些沉溺於表面的享樂、遺忘了民族靈魂的人？還是那些看清了現實的困境，卻仍然願意為了一個信念而奮鬥、甚至付出代價的人？」他拿起桌上的茶杯，沒有喝，只是感受著它的溫度。「這就是我想在這本書裡探討的。用一系列看似荒誕不經、充滿巧合的故事，去呈現那個時代的匈牙利，去看看那些被稱作『傻瓜』的人們，他們內心真正的光芒。」

「您筆下的角色確實各具特色，而且命運多舛。」我點頭表示贊同。「從 Pipiske 小姐在戲台上的掙扎與逃離，到 Persze Celesztin 先生偶然捲入的風波與尋找，再到 Viknyédy Géza 先生的探險與潛伏，以及那位隱居地下、被稱為『螞蟻人』的神秘人物。他們的經歷似乎都與那個時代的政治氣候緊密相連。」

「沒錯。在那個時代，個人的命運很難與國家的命運完全剝離開來。」Rákosi 先生說道。「Pipiske，她代表著一種純粹的藝術追求和對真誠的渴望。她在達達森小鎮的戲班裡，看到了戲劇的虛假與功利。她的逃離，是對這種環境的反叛。她渴望的是舞台上的真實情感，就像她扮演的柯黛莉亞一樣。」

他回憶起小說中的情節，語氣中帶著一絲溫柔：

「那場試演的戲碼，利爾王。柯黛莉亞對父親的愛，是真誠的，不帶任何奉承和計算。這與她兩個姐姐戈納瑞爾和里根的虛偽形成了鮮明對比。Pipiske 在演繹時，那份真誠甚至讓導演 Keserű Jónás 都覺得，她太真實了，不適合達達森鎮的觀眾，那裡的觀眾更喜歡誇張做作的表演。她流下的眼淚，是角色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為了博取同情而擠出來的。這就是她的可貴之處，也是她在那種環境下難以立足的原因。」

「她那種對真實的執著，似乎也延伸到了她的生活。」我接話道。「當她遇到 Persze Celesztin 先生，得知了貴族們關於她的那個輕率的賭注時，她的反應是震驚和憤怒，但很快就化為決心，她不想成為這種輕浮遊戲的對象。她選擇了逃離，儘管前途未卜。」

Rákosi 先生笑了笑，眼中閃過一絲狡黠。

「是啊，逃離。她以為是逃離了那場賭注，逃離了戲班，逃離了過去的生活。但命運的絲線，總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編織著。她並不知道，她所逃離的世界，其實與她接下來的經歷緊密相連。那位參與賭注的年輕伯爵 Szanday Elemér，他的命運也將與她，以及與我們國家更廣泛的命運，產生交集。而她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替那位熊驅者保管了一封信，這封信將她捲入了一場更大的漩渦，甚至將她帶到了布達佩斯的德語劇院舞台上。」

我回想起小說中 Pipiske 在德語劇院飾演瑪麗亞·斯圖亞特的片段，那場精彩的演出，讓她聲名鵲起，卻也讓她更加暴露在危險之中。

「她在那場演出中展現了非凡的才華，但她的目的卻是為了尋找失蹤的 Persze Celesztin 先生，為了報答他的恩情。」我說。「她的舞台生涯，似乎是為了一個更私人的、卻又間接與國家命運相關的目標而服務。這種將個人情感與時代洪流巧妙地結合，是小說引人入勝之處。」

「這也是人性的複雜之處。」Rákosi 先生感嘆道。「有時候，最偉大的行動不是源於宏大的理想，而是源於最樸素的情感，比如感恩，比如對朋友的忠誠。Pipiske 並非一開始就有多麼強烈的愛國情懷，但她救助 Celesztin 先生的行為，以及她捲入的事件，卻讓她無法置身事外。她在陰差陽錯中，成為了那場政治風暴的參與者。」

「那麼 Persze Celesztin 先生呢？」我問。「他是一個誠實的商人助手，卻因為偶然聽到的一個賭注，就決定去警告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他的行為，是否也是一種『傻瓜』式的表現？在那個壓抑的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卻選擇了介入。」

「他的『傻』，是良知的傻。」Rákosi 先生肯定地說。「他沒有政治目的，沒有個人利益，他只是覺得這件事不對，他應該做點什麼。這份樸素的善良，在這本書裡，我認為是比那些所謂的聰明、圓滑更為珍貴的品質。正是這份『傻』，讓他意外地加入了『傻瓜協會』（Bolondok Társasága），那個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秘密團體。」

「那個團體在小說中佔據了重要位置。」我說。「他們在看似普通的咖啡館裡聚集，討論著國家的未來。他們的宣言令人印象深刻，相信匈牙利的生命力仍在，不寄希望於外部力量，而是要從內部重建。這與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絕望和等待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們是真正的『傻瓜』，」Rákosi 先生眼中閃爍著敬意，「因為他們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時候，選擇了相信。他們不抱怨，不等待，而是選擇了行動，即使是微小的、不為人知的行動。他們是律師助理、是神學生、是演員、是公務員——各行各業的年輕人，他們的工作也許平凡，但他們的夢想卻是宏大的。他們相信通過文化、教育、經濟的努力，匈牙利能夠重新站起來。」

他端起咖啡杯，這次喝了一小口，似乎在回味那個團體的精神。

「您在小說中通過 Csongor Béla（也就是 Gerber Adalbert，那位『螞蟻人』的兒子）的口，闡述了這個團體的理念。」我說。「他在與 Szanday Elemér 伯爵的對話中，將自己和同伴的努力與伯爵的虛無和絕望形成了對比。他認為真正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壓迫者，而是來自內心的絕望和冷漠。」

「那場對話是書中的一個重要時刻。」Rákosi 先生認真地說。「Szanday Elemér 伯爵，他擁有財富、地位、教育，所有讓他在『正常』時代可以有所作為的條件。但他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時代。他看到了國家的困境，卻感受不到個人的責任。他感到厭倦、無意義，甚至考慮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傻』，是特權階級在無用武之地時的空虛和頹廢。他無法理解 Csongor Béla 那種來自底層、卻充滿希望和行動力的『傻』。」

「而 Gerber Adalbert 的身份揭示，更是出人意料。」我說。「他原來是那位隱居在下水道中的『螞蟻人』—— Kristóf Gerber 的兒子。Kristóf 先生的經歷極其悲慘，被自己的兄弟陷害，失去妻子，被誤以為死亡甚至被吊死後倖存下來。他生活在城市的地下，與螞蟻為伴，與社會徹底隔絕。他似乎是國家命運最黑暗、最受傷害部分的象徵。」

Rákosi 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

「Kristóf 的故事，是那個時代許多悲劇的縮影。」他說。「背叛、失去、隱藏的痛苦。他的『傻』，是被命運重創後的扭曲。他將對兄弟的恨，轉化為對世界的疏離。他住在地下，與那些生活在陽光下的人完全隔離。但他並沒有完全切斷聯繫，他通過螞蟻，與地面上的世界保持著某種聯繫。這是一種病態的生存方式，卻也體現了生命的頑強。」

「那封他留下的『懺悔書』，最終輾轉到了 Adalbert 手中。」我說。「這封信不僅揭示了 Adalbert 和 Ida（Pipiske）的身世，也連接了過去的悲劇與現在的希望。這份文件從死亡（被誤以為死亡的 Kristóf，以及已故的 Ergerberger）和地下（通過逃離的 Adalbert 和 Pipiske）重新回到地面上，似乎象徵著真相和過去的傷痛必須被揭示，才能走向未來。」

「沒錯。這封信是串聯起幾個主要人物命運的關鍵。」Rákosi 先生說。「它解釋了為什麼 Pipiske 的養父 Ergerberger 對她和 Adalbert 如此殘酷（因為他們是 Kristóf 的孩子）。它解釋了 Kristóf 的失蹤和他的地下生活。而當 Adalbert 看到這封信，得知自己的身世和父親的痛苦後，他所做的不是沉浸在仇恨中，而是試圖去理解、去尋找他的父親。這份對親情的追尋，與他對國家命運的關懷，形成了某種呼應。」

他停下來，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咖啡館的聲音變得更清晰了些，我能聽到遠處街上馬車的聲音，以及人們的說話聲。

「這本書中充滿了各種出人意料的巧合和轉折。」我觀察到。「Pipiske 偶然遇到了 Persze Celesztin，Persze 偶然聽到了賭注，Viknyédy 偶然遇到了 Pipiske並給了她信，Adalbert 偶然掉進了父親的地下世界，Pipiske 試圖自殺卻被 Viknyédy 救起，Adalbert 又恰好遇到了他父親。這些巧合是否反映了您對命運或 Providence 的看法？小說中多次出現『ahogy az isten intézkedik』（正如上帝安排的）這句話。」

「在那個時代，我們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Rákosi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個人和國家都似乎被一股更大的力量所左右。將這些巧合歸於『上帝的安排』，也許是一種解釋，一種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方式。但同時，我也相信，即使在最不可預測的環境下，人類的選擇和行動仍然至關重要。Pipiske 的善良，Celesztin 的正直，Bolondok Társasága 的堅持，Viknyédy 的冒險精神，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他們內在品質的體現。正是這些品質，讓他們在命運的安排下，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而影響了故事的走向。」

他輕聲說道，那隻半閉的眼睛似乎也在觀察著眼前的現實世界，尋找著其中的模式與意義。

「所以，雖然故事充滿巧合，但角色的性格和選擇才是推動情節的核心。」我總結道。

「可以這麼說。」他點頭。「這本書的風格，如您所見，並非嚴謹的現實主義。它混合了浪漫、冒險、諷刺和社會評論。報紙連載的性質也要求情節緊湊、引人入勝。但即使如此，我希望讀者能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匈牙利民族在困境中的一些特質：不輕言放棄，有著自己的驕傲和夢想，即使被視為『傻瓜』，也堅持自己的道路。」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看哪，哈珀先生。」他的語氣變得有些低沉。「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人。有像 Szanday Elemér 伯爵那樣，被時代的無力感所困擾的人；有像那些爭奪遺產的親戚那樣，只看得到眼前利益的人；也有像我的『傻瓜』們那樣，默默地為了一個信念而努力的人。」

他轉過身來，那隻明亮的眼睛裡閃爍著複雜的情感。

「我的書結束時，給了那些『傻瓜』們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他指的是小說結尾，Celesztin 和 Klemmi，以及 Viknyédy 和 Pipiske 找到了各自的幸福，而 Gerber Adalbert（Csongor Béla）繼承了『螞蟻人』父親的遺產，並決心繼續為國家而努力，成為『最大的傻瓜』。

「您將希望寄託於他們，寄託於年輕一代的『傻瓜』們。」我說。「他們繼承了前輩的痛苦和使命，並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那個夢想。」

「正是如此。」他肯定地回答。「他們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積累知識、建立社群、傳播理念，就能夠改變國家的未來。這條路也許漫長，也許會再次遇到挫折，但他們沒有選擇絕望，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畢竟，在最黑暗的時刻，選擇相信並行動，也許才是最偉大的『傻瓜』行為。」

他微笑著，眼中閃爍著對未來的微光，那是一種飽經滄桑卻不曾熄滅的希望。咖啡館的喧囂似乎離我們遠去了，只剩下我們對話的迴響，以及空氣中那淡淡的咖啡和紙張的氣味。

「謝謝您，Rákosi 先生。」我站起身，向他鞠躬。「這次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和那個時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的『傻瓜』們，他們的故事不僅屬於那個年代，也屬於每一個在困境中堅持信念的人。」

他回握了我的手，溫暖而有力。

「謝謝您，哈珀先生。」他說。「很高興能與您分享這些想法。希望我的故事，我的『傻瓜』們，能為您在『失落之嶼』的探索帶來一絲不同的啟發。」

時間之門緩緩關閉，我回到了我的小屋。島上的蟲鳴鳥叫再次清晰起來，熱帶的濕氣撲面而來。但腦海中卻久久迴盪著那位匈牙利作者的話語，以及他筆下那些令人動容的「傻瓜」們。在達達森鎮的戲台下、在布達佩斯的咖啡館裡、在陰暗潮濕的下水道裡、在波濤洶湧的多瑙河中，甚至在那些爭奪遺產的荒誕場面裡，我都看到了一種不屈的生命力，一種在逆境中尋找意義的「傻瓜」精神。也許，這就是博物學的另一種形式吧——觀察、記錄並理解這形形色色的人類，他們在這顆「正在漂移的盲星」（bolygó vakcsillagon）上的生存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