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 figuras de cera: novela》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一個心向遠方的旅人，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帶您一同前往過去的時光，拜訪《Las figuras de cera: novela》的作者——皮奧·巴羅哈先生。

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旅程，一場關於小說、歷史、人物與那奇特蠟像世界的對談。

我是雨柔，一個背著行囊四處遊走、用雙眼和筆尖記錄世界的人。在旅途中，文字和故事總是我最好的夥伴。今天，我將循著書頁裡的光芒，來到一個特定時空場域，去拜訪一位西班牙文壇的巨匠，皮奧·巴羅哈先生，來一場「光之對談」，希望藉此更深入地理解他筆下的世界。

皮奧·巴羅哈（Pío Baroja, 1872-1956），是西班牙「九八年世代」（Generación del '98）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的一生多產，風格獨特，以其冷峻的寫實主義、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悲觀視角，以及對人性弱點毫不留情的剖析而聞名。巴羅哈原本是個醫生，但對這個職業感到窒息，轉而投身寫作，以其簡潔、直接、不加修飾的筆觸，描繪西班牙社會的種種面貌，特別是在歷史轉折時期或社會邊緣的人物。他的敘事結構往往是鬆散的、插曲式的，偏愛用片段和場景來堆疊故事，而非傳統線性情節。

我們這次對談的文本，《Las figuras de cera: novela》（蠟像人物：小說），是巴羅哈宏大系列「一個行動人的回憶錄」（Memorias de un hombre de acción）中的一部。故事背景設定在1833-1840年間的第一次卡洛斯戰爭時期，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正是各種政治陰謀、走私勾當、流亡者與投機者活躍的溫床。小說以法國巴約納（Bayona）為主要舞台，巧妙地融合了歷史人物（如Eugenio de Aviraneta）與虛構角色，交織出多條情節線：政治間諜活動、教會財產的走私、一間破敗蠟像館與其主人奇皮特吉（Chipiteguy）的冒險，以及年輕貴族阿爾瓦里托（Alvarito）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掙扎。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時代畫卷，更是對人性在亂世中顯露出的複雜與矛盾進行了深刻的描繪，尤其是「蠟像」這個奇特的元素，似乎暗示了某種關於存在、真實與虛幻的沉思。

[光之場域：奧坎達巴拉茨的酒館]

巴約納，一個被尼維河（Nive）與阿杜爾河（Adour）環繞的古老城市。空氣裡總帶著河水與遠方大西洋鹹濕的氣息，與老舊建築散發出的塵土和木頭味道混雜在一起。時光場域流轉，定格在1838年的某個冬日夜晚。灰濛濛的天空低垂，細雨敲打著窗戶，讓光線顯得格外昏暗。

我沿著石板路前行，避開路面上的水窪，找到了奧坎達巴拉茨（Ochandabaratz）的酒館，那扇標誌著「紅公雞」的門扉在夜色中不太顯眼。我推開門，一股溫暖混雜著酒氣、煙草和濕衣服的味道撲鼻而來。地下室的空間比預期中要寬敞，幾盞煤油燈掛在牆上，勉強照亮了角落。酒館裡人聲鼎沸，巴斯克語、法語、西班牙語混雜在一起，高低起伏。空氣裡迴盪著低沉的談話聲、偶爾爆發的笑聲、杯子碰撞的清脆響聲，以及屋外不斷的雨聲。

在一個靠牆的角落，我看到了那位據說不常大笑，眼神銳利的老人——皮奧·巴羅哈先生。他獨自坐在矮凳上，面前放著一杯酒，似乎在觀察著進出酒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又彷彿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他的神情嚴肅，帶著一種難以接近的氣質。

我走上前，盡量讓自己的腳步輕柔，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坐下。

「皮奧·巴羅哈先生，打擾了。」我輕聲開口，盡量讓語氣溫和。

他緩緩地抬起頭，眼睛透過眼鏡片望向我，那眼神不是探詢，而像是在打量一個意料之外的闖入者。

「妳是？」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帶著一絲西班牙北部的腔調。

「我是雨柔，一個來自遠方的寫作者。」我解釋道，同時示意了一下自己隨身的小筆記本，「冒昧前來，是想和您聊聊您的作品，《蠟像人物》。它讓我非常著迷，尤其是您在序言裡關於歷史與小說的那段討論。」

巴羅哈先生的眉毛微不可見地動了一下，似乎對我提及序言感到意外。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又看了我一眼，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外表，看到更深層的東西。

「歷史與小說…」他重複著這幾個詞，手指輕輕敲擊著桌子邊緣。「那只是勒吉亞（Leguía）的觀點，一個記錄者，不是作者本人的論斷。不過，妳對這個感興趣？」

「是的，先生。」我點頭，「在書中，您透過勒吉亞和阿維拉內塔（Aviraneta）的對話提出了這個問題：歷史是否比小說更真實？《堂吉訶德》帶來的西班牙印象是否比歷史著作更深刻？您似乎在暗示，小說，特別是『寫實主義傑作』，可能比冰冷的史實更能捕捉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氛圍。作為作者本人，您對此怎麼看？您在創作《蠟像人物》時，是如何處理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平衡的？」

他端起酒杯，啜了一口，眼神看向酒館裡那些喧鬧的人們，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

「真實，是個複雜的東西。」巴羅哈先生的聲音帶了一點嘲諷，「所謂的歷史，往往是勝利者、官方記錄者，或是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真相』的人篩選、組合出來的骨架。他們告訴妳事實，但常常忽略那些構成生活血肉的細節、那些驅動人行動的細微情感、那些時代角落裡的低語。他們給妳一堆『骨頭』，讓妳去想像曾經有生命的東西。」

他頓了頓，將酒杯放回桌上。

「小說不同。至少，我追求的寫實主義小說不同。」他繼續說，「我不提供宏大的敘事，不宣揚明確的道理。我嘗試去捕捉那些場景，那些人物的姿態、他們的對話（如果他們願意說話的話），那些環境的細節，讓它們自己去說話。就像妳此刻看到的這裡，這間酒館。歷史書會告訴妳，卡洛斯戰爭時期，巴約納是個流亡者和間諜聚集的地方。但它不會告訴妳，酒館裡混雜著魚腥味和酒氣，人們用各種口音和方言爭吵、歌唱；它不會告訴妳，角落裡的老人如何觀察著一切，年輕的店員如何靈活地穿梭；它不會告訴妳，門外不斷的雨聲是如何為這喧囂添上一層陰冷的底色。」

他指了指酒館裡的幾個方向。

「我的筆，就像一個雕刻家，試圖去雕刻這些細節。我在書中描述奇皮特吉那棟搖搖欲墜的房子，廣場上的泥濘，不是為了裝飾，而是因為它們就是那個時代、那些人物生存的現實。它們的破敗、它們的氣味、它們發出的聲音，都比一句簡單的『那是一個貧困的時代』來得真實、來得有力。」

「所以，您認為細節的堆疊，感官的呈現，更能接近某種層面的真實？」我追問。

「至少，更能接近我感興趣的那種真實。」他糾正道，「不是官方的、宏大的『真理』，而是個體的、生活的、常常是醜陋和荒誕的真實。那些歷史事件是背景，是舞台，但我更關注的是站在舞台上的人們，他們的行為，他們的動機，他們在那個時代的洪流中的掙扎和應對。他們的『真實』，有時候比歷史書上記載的將軍或政治家的『真實』，更能讓我看到人性的本質。」

他端起酒杯，再次環顧四周。

「看看這裡的人們，修路工人、掘墓人、退伍軍人、小商人、流亡者、甚至那個駝背的帕特里奇（Patrich）。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對話，他們的卑瑣和偶爾的詩意，不是歷史教科書會記錄的。但他們的存在，他們的互動，構成了那個時代社會肌理的一部分。我的小說，就是試圖去捕捉這些『非官方』的真實。」

「這讓我想到了奇皮特吉先生。」我說，「他是個收破爛的，但又讀書看報，對政治和宗教有自己尖酸刻薄的看法，對孫女又充滿柔情。還有弗雷雄（Frechón），那個多疑、陰鬱的簿記員，總是在暗中觀察和密謀。這些人物都非常立體，而且充滿矛盾。」

「人本身就是矛盾的。」巴羅哈先生淡淡地說，「將人簡化為『好』或『壞』，『慈祥』或『友善』，那是廉價的道德判斷，不是真實的描繪。妳必須呈現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習慣，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去判斷。奇皮特吉可以是個成功的商人，一個享受生活的人，一個對宗教充滿蔑視的伏爾泰主義者，也可以是個囤積財富、對外吝嗇的老頭，甚至是一個為了利益鋌而走險的冒險家。弗雷雄是個記帳員，但他的內心充滿了怨恨和陰謀，他對人性的看法是極端負面的，他總在尋找機會去報復那些他覺得虧欠了他的人。」

「您是如何構思這些人物的呢？他們是完全虛構的，還是有現實的影子？」我好奇地問。

「我的小說常常是從觀察開始的。」他回答，「我觀察人們，聽他們的談話，記下他們的行為細節。有時候，現實中的某個特點，某個故事，會在我腦海裡發芽，然後我會用想像力去填充，去放大，去編織。書中的一些歷史人物，像阿維拉內塔，是基於真實的資料去描寫的，但我也會在不違背其基本特性的前提下，為他們添加一些符合小說需要的層次。至於奇皮特吉或弗雷雄這樣的人物，他們可能是現實中多個人的集合，也可能是我對某種人性或社會類型的具象化。」

他用手指沾了點酒，在桌面上畫了一個模糊的圓。

「這些人物，就像我筆下的巴約納一樣，都是混合的產物。資產階級的精明，軍人的粗獷，商人的逐利，流亡者的愁苦，巴斯克人的倔強，猶太人的精打細算……所有這些元素都在這個城市裡，也在我的人物身上交織。他們不是單一面向的，他們是在特定環境下，由各種力量塑造出來的，常常是扭曲的、不完美的。」

「書中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元素——蠟像。」我提到這個關鍵詞時，巴羅哈先生的眼神似乎閃爍了一下。「奇皮特吉先生買下那些廢棄的蠟像，修補它們，給它們穿上衣服，甚至把走私來的珠寶藏在裡面。這些蠟像人物在書中似乎不僅僅是情節道具，它們的存在本身就帶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氛圍。尤其是阿爾瓦里托，他對這些蠟像感到恐懼和反感，甚至會夢見它們。您為何選擇蠟像作為書名和重要的意象？它們在您的筆下代表著什麼？」

巴羅哈先生沉思了一下，望向酒館昏暗的角落，那裡光線跳躍，彷彿有什麼東西在陰影中蠢蠢欲動。

「蠟像…」他緩慢地說，「它們是一種奇特的『存在』。它們看起來如此逼真，如此接近人類的外形，但又完全沒有生命。它們捕捉了人物的瞬間狀態，卻固定在那裡，冰冷、僵硬、無聲。它們是外殼，是表象，是空的軀殼。」

他頓了頓，似乎在尋找更精確的詞語。

「在書中，我藉由奧喬亞（Ochoa）和畫家與阿維拉內塔的對話，探討了蠟像令人反感的原因。它們太像活人，但又不是，這造成了一種不安。它們是死亡的提醒，是沒有靈魂的現實。它們身上穿的衣服，戴的假髮，用的道具，都曾屬於活生生的人，這使得它們更像是一種…死者的殘留物。」

「一種病態的逼真？」我試探性地說。

「可以這麼說。」他點頭，「它們是現實的模仿，但這種模仿揭示的不是現實的美，而是它的醜陋、它的空洞、它的病態。那些被製作成蠟像的人物，常常是歷史上的罪犯、怪物、或是某些被定格的『類型』。奇皮特吉修補的那些蠟像，有些是著名的歷史人物，有些是無名的。但無論是誰，在蠟像的形式下，他們都帶上了一層奇特的、令人不安的色彩。」

他停了下來，似乎在觀察我的反應。

「而奇皮特吉將走私來的聖器珠寶藏在蠟像的頭部，這又增添了一層意義。」巴羅哈先生的語氣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玩味，「聖器，代表著神聖、信仰、靈性；珠寶，代表著財富、物質、俗世的慾望；蠟像，代表著無生命的軀殼，沒有靈魂的現實。將這些東西放在一起，藏在空洞的頭顱裡，這本身就是一種對那個時代的諷刺，對某些人將神聖之物用於卑鄙目的的嘲諷。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荒誕的組合，就像那個時代本身，以及時代裡的人們一樣。」

「這是否也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和人性的看法？人們就像那些蠟像一樣，外表光鮮或逼真，內心卻可能是空洞的、被慾望和陰謀驅動的？」我試圖深入這個意象。

「也許吧。」他沒有直接承認，這是他慣有的方式，『描寫而不告知』，「我只是呈現我看到的。人們在戰爭和動盪中，會顯露出他們真實的面貌，常常不是光彩的一面。那些追逐金錢、權力、地位的人，他們的行為有時會讓人覺得他們只是披著人皮的空殼。他們的思想被金錢和私利佔據，像蠟像的頭部一樣被俗物塞滿。阿爾瓦里托對蠟像的恐懼，或許是他內心深處對這種空虛和病態現實的一種本能排斥。他代表著一種舊時代的理想主義，即使這種理想主義常常顯得天真和無能，但至少它有『靈魂』。」

酒館的喧鬧聲似乎在這一刻遠去了些許，只剩下雨聲和我們低語的交流。

「您在書中也描寫了阿爾瓦里托的夢境。」我注意到這一點，「他夢見自己在蠟像遍布的房子裡行走，夢見蠟像追逐他，夢見那些人物變形。夢境常常被認為是潛意識的反映。您是如何看待夢境在小說中的作用的？特別是阿爾瓦里托的夢境，它似乎加深了他內心的不安和對現實的感知。」

「阿爾瓦里托的夢境，是他內心焦慮和恐懼的投射。」巴羅哈先生解釋道，「他是一個敏感的年輕人，從一個貧困但自視甚高的貴族家庭，被拋入了奇皮特吉這個充滿世俗氣息、甚至有些骯髒的環境。他試圖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但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壓力和自身的無能。他對蠟像的恐懼，正是他對這個不熟悉、令人不安的世界的恐懼的具象化。夢境放大了這種恐懼，使得他內心的掙扎更加顯而易見。」

「您並沒有為小說提供一個宏大的、總結性的結局。」我提到了文學部落的另一項守則，「奇皮特吉先生的失蹤成為一個懸念，讀者並不知道他的確切命運。這種不確定性和未完成感，是您刻意為之嗎？是否符合您在序言中提到的『未完成的美好』？」

「生活本身常常是沒有明確結論的。」巴羅哈先生微微笑了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臉上的笑意，帶著一絲難以捉摸的深意。「我們常常不知道事情的完整真相，不知道人物最終的命運。奇皮特吉的失蹤，就像生活中的許多事件一樣，可能有多種解釋，也可能永遠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這更符合現實的模糊性。我的小說，就是嘗試去捕捉這種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我不提供完整的答案，而是留下空間，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體會那份潛藏在表象之下的複雜和荒誕。」

雨聲漸漸小了，酒館裡的談話聲似乎也低了下來。外面的夜色依然濃重。我看了看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記錄，感覺這場對談已經觸及了許多核心。

「非常感謝您，巴羅哈先生。」我合上筆記本，「您的解釋讓我對《蠟像人物》這本書，以及您透過文字傳達的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些細節，那些不完美的角色，那些令人不安的蠟像，現在在我看來，似乎都閃爍著一種獨特的、屬於那個時代和您個人視角的光芒。」

他點了點頭，眼神中沒有了最初的防備，只有一種旅程結束後的平靜。

「寫作，就是一場旅行。」巴羅哈先生說，「妳觀察，妳記錄，妳感受。然後妳將這些片段編織起來，呈現給讀者。至於讀者看到什麼，感受到什麼，那就是他們自己的旅程了。」

我站起身，再次向他致謝。他只是微微頷首。我轉身，融入了酒館漸漸散去的人群，帶著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話所帶來的思索，回到了我自己的時光。奧坎達巴拉茨酒館的燈光，巴約納的雨夜，以及皮奧·巴羅哈先生的身影，都將成為我記憶中深刻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