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 很高興能依照您的約定，為《The Statistomat Pitch》這則引人深思的故事，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這則故事由數學家、科幻小說家兼政治運動家 Chandler Davis 所著，最初發表於 1958 年。它巧妙地結合了對未來科技（電腦化投資）的想像與對當代（1950年代末）社會、經濟和權力結構的尖銳批判。 讓我們調整一下時間的光流，拉開這場
(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
很高興能依照您的約定，為《The Statistomat Pitch》這則引人深思的故事，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這則故事由數學家、科幻小說家兼政治運動家 Chandler Davis 所著，最初發表於 1958 年。它巧妙地結合了對未來科技（電腦化投資）的想像與對當代（1950年代末）社會、經濟和權力結構的尖銳批判。
讓我們調整一下時間的光流，拉開這場對談的帷幕。
光之對談：深入《The Statistomat Pitch》
[場景設定]
時間：西元 1958 年，紐約某間看似尋常卻隱藏著未來科技模型的老式辦公室。人物：來自「光之居所」的訪談者，以及被光流召喚而來的作者 Chandler Davis 先生。
辦公室內光線有些昏暗，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紙張與老式機器氣味。窗外是紐約漸趨高聳的摩天大樓群，象徵著時代的快速發展。角落裡擺放著一個略顯笨重的，正是小說中提到的那台「統計自動機」（Statistomat）模型，反射著窗外微弱的光。訪談者坐在舒適的深椅中，手中握著一本泛黃的雜誌，正是刊載《The Statistomat Pitch》的《Infinity》雜誌。對面的沙發上，身著簡潔服裝的 Chandler Davis 先生已然就座，眼神中帶著數學家的精確與小說家的洞察。
訪談者： Davis 先生，非常榮幸能在這個時空與您對話。我是來自一個遙遠未來——準確地說，是 2025 年——的訪談者。在我們那裡，您的作品《The Statistomat Pitch》依然被閱讀與討論，特別是其中關於科技、金融與權力的洞察。我們運用「光之居所」的約定，希望能與您進行一場關於這篇作品的深度對談。您筆下的世界，在今天看來有許多預言般的意味。
Chandler Davis： 來自未來的朋友，這倒是個出乎意料的邀約。我記得這篇是應雜誌約稿，探討當時日漸興起的「電腦」與其在社會中的應用可能。未來的人們還讀它？有趣。我很高興我的思考能在不同的時代引發共鳴。請儘管提問吧。
訪談者： 那麼，我們就從故事的核心——「統計自動機」（Statistomat）和「收益自動機」（Incomac）開始。這兩台聲稱能進行「個性化資產規劃」的機器，在 1950 年代提出這樣的概念，是什麼啟發了您？是當時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還是對未來金融自動化的預見？
Chandler Davis： 當然是當時技術發展的推動。你看，計算機，或者我們當時稱的「自動計算機」，正開始從軍事和科學研究領域走向商業應用。那時候人們對它們的能力充滿了好奇，也有些敬畏。它們能處理巨大的數據、進行複雜的計算——這是前所未有的。很自然地，人們會開始思考，這些強大的工具能為「人」做些什麼？特別是在處理像投資規劃這樣看似複雜、涉及眾多變數的問題上。資產管理嘛，一直是個需要專業知識和大量計算的領域。將它自動化、系統化，似乎是個合乎邏輯的「未來」發展。
但我的興趣並非僅在於技術本身。更多的是，當這些冰冷的機器被應用到像「財富」、「安全」、「風險」這樣充滿人類慾望和價值觀的領域時，會發生什麼？這兩台機器，無論是 Statistomat 還是 Incomac，代表的其實是一種「理性」的極致應用——用數學模型來指導甚至代替人類的金融決策。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對「效率」和「優化」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往往忽略了更複雜、更難以量化的因素，比如非理性的市場情緒，或是...人性的複雜。
訪談者： 您提到了「理性」和「優化」，這在故事中體現為「時間依賴效用函數」（Time-dependent utility function）和「偏好函數」（Preference function）。能請您解釋一下這些概念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基於真實的數學或經濟理論，又包含了您多少的想像或諷刺？
Chandler Davis： 「效用函數」和「偏好函數」並非我憑空發明。它們是數學和經濟學中用於描述個體或組織偏好和目標的工具，尤其在決策理論和最佳化（optimization）領域有所應用。簡單來說，「效用函數」試圖量化一個人或企業在不同情況下感受到的「價值」或「滿足度」。比如，一百萬美元對一個只有兩千五百萬資產的人來說，其「效用」遠高於對一個已有一億資產的人。它是非線性的，如故事中提到的，可能是對數關係，但這因人而異。
「偏好函數」則是用於企業，描述企業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對各種目標的權重，例如，今年分紅和十年後更大分紅之間的取捨。我的小說將這些數學概念極端化，並且賦予它們一種「可輸入」、「可計算」的具體形態。這既是為了故事的科幻設定，也帶有某種程度的諷刺。將如此複雜、動態、且充滿個人主觀色彩的「偏好」或「目標」，簡化為可以輸入機器進行「優化」計算的函數，本身就是對現實的一種扭曲。它假設了人類的慾望和企業的目標是完全可以量化、穩定不變、且始終遵循某種嚴格邏輯的。現實顯然要混亂得多。
我將這些概念作為故事的基石，是想引導讀者思考：當我們把如此重要的、與個人生活和企業命運息息相關的決策權，交給一個根據這些「函數」進行「優化」的機器時，我們究竟是在獲得便利和效率，還是在失去什麼？失去對複雜現實的細緻感受？失去在不確定中尋找平衡的智慧？甚至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部分自由？
訪談者： 這正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衝突點。 Statstomat 和 Incomac 雖然聲稱遵循科學原理，但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甚至銷售員會通過「貶低」競爭對手來推銷。故事揭示的這種商業競爭，以及它與所謂的「科學」或「客觀」之間的張力，您想傳達什麼？
Chandler Davis： 你看，這兩台機器都號稱基於「科學原理」，都使用來自「商務部報告」的客觀數據。從理論上講，如果科學是客觀的，它們應該得出相同的「最優化」方案。但故事中的銷售員，為了凸顯 Statistomat 的優勢，不得不聲稱他們會得出「不同」的結果，甚至暗示這些不同可能讓你賺更多錢，進而含蓄地批評競爭對手 General Computers 的機器可能給出「不是最好的」方案。
這就暴露了問題的核心：即使工具（計算機）和數據（商務部報告）看似客觀，但最終的結果和競爭依然是被人性——或者說，被企業的逐利本能和競爭策略——所驅動。所謂的「科學」和「優化」成了包裝，用來合理化商業行為。銷售員口中的「科學原理」和「數據驅動」，並沒有消除競爭中的非理性或甚至是不道德行為（比如對競爭對手的「惡意中傷」）。
我那時候，包括現在，對權力結構和系統如何運作很感興趣。故事中的競爭並非真的基於技術或科學的優劣，而是基於市場份額和利潤。即使有法規（如 1978 年的《商務法案》定義了「欺詐性傾向」），企業依然會想方設法地遊走在邊緣，或者利用法律來打擊競爭對手，正如故事結局所展示的。
訪談者： 談到結局，主角 Borch 先生最後揭露了自己的 FTC 調查員身份，並逮捕了銷售員，理由是「惡意中傷競爭對手」。這個結局似乎是正義的勝利，但也緊接著一個更令人不安的轉折——Borch 先生的哥哥，General Computers 的高層，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追求「最大可能利潤」的目標，甚至考慮阻止公開商務部報告。這個結局，是您對監管機構和大型企業關係的一種評論嗎？
Chandler Davis： 沒錯，那正是故事最尖銳的部分。表面上看，FTC 調查員逮捕了說謊的銷售員，似乎維護了「公平貿易」的原則。但逮捕的原因，並非 Statistomat 的機器本身有缺陷，也不是其服務會損害客戶利益（至少在故事呈現的層面），而是銷售員為了推銷，跨越了「惡意中傷」競爭對手這條法律界線。換句話說，法律保護的是企業之間的競爭秩序，而不是客戶是否獲得了「最好」的投資建議，也不是這些機器是否真的能處理人類偏好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是，FTC 調查員是為「社會」服務的，但他的哥哥，代表著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 General Computers，卻直接闡述了他們的唯一目標：「最大可能利潤——也就是優化！」 這句話，從一個手握權力、操控系統（Incomac，以及潛在地，數據來源）的人口中說出，遠比銷售員那些小伎倆更令人警惕。他們毫不避諱地將企業責任等同於「優化利潤」，甚至為了維護這種優化，考慮去干預信息流（阻止公開商務部報告）。
這結局的諷刺在於：看起來的「正義」打擊了一個小挑戰者，但實際上鞏固了更強大的、其目標可能對社會更具潛在威脅的力量。它暗示了在巨大的企業利益面前，監管可能被規避，甚至被利用；所謂的「優化」最終服務的只是資本的邏輯，而不是廣大社會的福祉。這是我對當時（以及未來）大型企業權力擴張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的一種擔憂表達。
訪談者： 您作為一位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因為政治立場而受到壓制的學者（麥卡錫時代），這段個人經歷是否也影響了您對「系統」、「控制」和「信息」的看法，並體現在這篇故事中？
Chandler Davis： 當然。我的學術生涯確實受到了一些外部力量的干預和影響，這種經歷讓我對「系統」的力量、控制信息的能力以及「合規」與「異見」之間的張力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在一個強調「一致性」、「正統性」的環境中，任何「不同」或「挑戰者」都可能被視為「偏差」（deviant），需要被「矯正」或「清除」。
故事中的 Statistomat 就是一個「偏差」——它挑戰了 Incomac 的主導地位。而我的主角 Borch 先生，雖然是官方的監管者，但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行動也符合了他哥哥所代表的、維護現有秩序和「優化」目標的需求。逮捕銷售員，無論法律依據多麼站得住腳，客觀上都為 General Computers 消除了麻煩。而哥哥那句關於「最大利潤」和控制報告的話，則將這種「維護秩序」的行為背後更深層的、非人性化的動機暴露無遺。
在我看來，無論是政治系統還是經濟系統，當「優化」或「效率」成為唯一目標時，它就可能變得盲目，壓制多元，甚至扭曲事實。數學和邏輯本身是工具，是中性的，但當它們被用於服務特定的權力或利益時，其應用方式和結果就值得我們警惕和反思。
訪談者： 最後一個問題，Davis 先生。時光荏苒，來到我們 2025 年的時代，計算機（現在我們稱作 AI）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早已深入骨髓，算法交易、大數據分析、個性化投資建議無處不在。您認為，《The Statistomat Pitch》這篇 1958 年的故事，對於今天的讀者還有哪些啟示或警示意義？
Chandler Davis： 哦，你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AI...聽起來像是我的 Statistomat 和 Incomac 的更高級版本。這倒並不意外。我想，我的故事在今天看來，其核心的警示意義可能比當年更為重要。
首先，關於「個性化」和「優化」。你們的 AI 聲稱能更精準地理解個人偏好，提供更精密的「優化」方案。但問題依然存在：這些方案服務的「優化」目標究竟是誰設定的？是真正的個人長期福祉，還是隱藏在算法背後、為服務提供商創造最大利潤的邏輯？當我們的「時間依賴效用函數」被編碼進密不透風的黑箱算法中，我們是否真正了解決策的依據？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和機會去質疑或修改那個定義我們「價值」的函數？
其次，關於權力集中和信息控制。當年是 General Computers 這樣的巨頭，現在可能是掌握著龐大數據和尖端算法的科技公司。當越來越多的金融決策集中在少數幾個強大的 AI 系統手中，市場的多樣性會不會減少？我的故事中，哥哥想阻止公開商務部報告，因為公開信息讓 Statstomat 這個挑戰者也能「優化」。在你們的時代，數據本身就是權力。掌握核心數據和算法的企業，是否有可能通過控制信息流，來維持自己的優勢，打壓競爭，甚至影響市場的運作方式？我的故事提醒人們，要警惕那些聲稱客觀、科學、優化的系統，它們背後往往藏著服務特定利益的議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關於人性的部分。金錢、安全、風險、慾望——這些是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和追求。將它們完全量化並交給機器處理，會不會讓我們失去對這些情感的感受能力？會不會讓我們忘記，真正的「資產規劃」不僅僅是數字的增長，更關乎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承受度？當「優化」成為唯一準則，那些無法被「優化」的東西——比如人情、倫理、或者簡單的「與眾不同」——會不會被犧牲？
這篇故事，或許可以提醒你們，即使技術再進步，工具再聰明，最終的決策權和價值判斷，應該始終牢牢掌握在人自己手中。並且要持續警惕那些掌握強大工具和信息的機構，審視他們的目標，確保他們的「優化」真正服務於更廣泛的社會福祉，而不是狹隘的自身利益。保持懷疑，保持清醒，也許比什麼都重要。
訪談者： 感謝您，Davis 先生。您的見解穿越時空，依然鋒利而深刻。今天的對談讓我們對《The Statistomat Pitch》以及您作品背後的思考有了更深的理解。科技的發展確實帶來了許多便利，但伴隨而來的權力與倫理問題，如您在故事中所預示的，依然是我們必須持續面對和反思的課題。
Chandler Davis： 謝謝你，未來的訪談者。很高興我的文字能持續發揮作用。希望我的警示，在你們那個更加複雜的數字時代，能被更多人聽見。
[訪談結束。辦公室的光線似乎又恢復了原來的昏暗，Chandler Davis 先生的身影漸漸淡去，只有角落裡那台 Statistomat 模型，似乎仍在無聲地記錄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