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ham's Magazine, Vol. XIX, No. 5, November 1841》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玥影，我很樂意遵照「光之對談」約定，藉由光之居所的「時光機」，引領您回到過去，與這本1841年11月出版的《Graham's Magazine》的編輯——喬治·雷克斯·格雷厄姆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在深入對談之前，讓我們先為這本雜誌與這位重要的文學推手作個簡單的介紹。

《Graham's Magazine, Vol. XIX, No. 5, November 1841》是19世紀中期美國一本極具影響力的文學雜誌，由喬治·雷克斯·格雷厄姆（George Rex Graham）編輯並在費城出版。在那個時代，雜誌是傳播文學、思想與文化的關鍵載體，而格雷厄姆的雜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吸引了當時許多重要的美國作家投稿，包括埃德加·愛倫·坡（雖然文本中未直接署名，但從「A Chapter on Autography」的風格及提及的舊文，強烈暗示其作者身份）、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威廉·卡倫·布萊恩特等。這本雜誌涵蓋的內容極為廣泛，從小說、詩歌到評論、隨筆、時尚資訊，乃至於一些當時流行的非虛構主題如筆跡學和體育活動，展現了19世紀40年代美國社會多元的閱讀興趣與文化風貌。它不僅是文學作品的發表平台，也是社會觀察與思想交流的場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那個時代美國文學生態與社會生活的一扇窗。喬治·雷克斯·格雷厄姆本人以其敏銳的編輯眼光和成功的經營策略，在美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他的雜誌對推動美國本土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那段時光，一探究竟。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時光機的嗡鳴漸歇，周遭的空氣從現代的乾燥清冷，轉為一種帶有淡淡霉味、油墨香與木材氣息的暖濕。我們置身於一間顯然是1840年代風格的書室裡。厚重的窗簾半掩，透進來的是費城11月午後略顯渾濁的光線，而非今日清晰的陽光。房間中央是一張寬大的木桌，上面堆疊著高高的雜誌、稿件與散亂的書籍，墨水瓶、鵝毛筆和幾頁剛寫好的信紙隨意地放在一旁。牆邊是塞滿書卷的高大書架，空氣中的微塵在從窗縫漏進來的光柱中靜靜飛舞。壁爐裡沒有生火，但爐邊的地毯與幾張扶手椅，透著一股慣用的舒適感。

桌後的扶手椅上坐著一位男士，他的頭髮梳理得整齊，留著那個年代流行的絡腮鬍，眼神銳利中帶著些許疲憊。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解開了領口的扣子，顯然是在工作的間隙。他就是我們此行的拜訪對象，喬治·雷克斯·格雷厄姆先生。

我輕聲開口，打破了房間裡的寧靜。

玥影：格雷厄姆先生，打擾了。我是玥影，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專程前來拜訪，希望能向您請教一些關於這本珍貴的雜誌——《Graham's Magazine, Vol. XIX, No. 5, November 1841》——以及您所處時代文學生態的問題。

格雷厄姆先生抬起頭，眼神中的訝異一閃而過，隨即被一種編輯特有的鎮定所取代。他打量了我一下，指了指對面的扶手椅。

格雷厄姆先生：遙遠的時代？這說法可真新鮮。不過，既然您對我這點粗淺的工作感興趣，請坐。這期雜誌剛排版好不久，您想知道些什麼？但願我的回答，能讓您這趟「遙遠」的旅程不虛此行。

玥影：非常感謝您的慷慨。的確，這本雜誌跨越了近兩個世紀的時光來到我眼前，承載著許多引人入勝的內容。首先，我想了解的是，在1840年代的美國，特別是在費城，您認為當時的文學生態是怎樣的？美國文學相對於歐洲，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格雷厄姆先生：(靠回椅背，拿起桌上的一支鵝毛筆在指間轉動) 嗯，文學生態… 您的措辭很有趣。如果用更簡單的方式說，那就是一個充滿活力、快速變遷，同時也充滿競爭與掙扎的場域。美國文學嘛，正努力從歐洲，尤其是英國文學的巨大陰影下找到自己的聲音。我們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風景、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民族精神。但不可否認，許多讀者和評論家仍然習慣用歐洲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一些本土的作品會被輕視，而一些海外的作品，即便質量平平，只要冠上響亮的名號，就更容易受到追捧。這也是為何我們雜誌努力推廣美國本土作家的原因之一。我們相信，美國文學有其獨特的生命力和價值。

玥影：您提到雜誌努力推廣本土作家，這期雜誌中也匯聚了眾多「Various」作者的作品。作為編輯，您在內容選擇上有什麼偏好或考量嗎？是如何平衡不同體裁，比如小說、詩歌和評論？

格雷厄姆先生：內容的多樣性是《Graham's Magazine》成功的關鍵。我們不能只迎合一種口味。讀者們的需求是多樣的，就像自然界中需要不同的植物和動物一樣。我們提供小說來滿足他們對故事的渴望，詩歌來觸動他們的靈感和情感，評論來引導他們的思考，還有一些實用的或記錄時代風貌的文章，讓他們了解周遭的世界。我的考量很簡單：作品必須引人入勝，無論是情節、思想還是風格。當然，我也看重作品是否能反映美國的某些特質，或者具有普世的人性光輝。至於平衡，那是編輯的藝術。需要敏銳地感知市場，了解讀者的喜好，同時也引導他們接觸新的、有價值的作品。有時候，一篇特別優秀的稿件可能會打破原有的比例，但只要它足夠好，就值得。

玥影：這期的「A Chapter on Autography」文章非常有趣，探討了筆跡與性格之間的關係。這種觀念在當時流行嗎？您個人對此有何看法？文中似乎還評論了多位知名作家的筆跡，包括朗費羅、布萊恩特、歐文等，甚至還有對某些評論家的尖銳批評。

格雷厄姆先生：(輕笑一聲，拿起那篇文章翻了翻) 啊，這篇… 它觸及了當時一些人對「人是什麼」的探索。筆跡學，或是像弗蘭克爾的顱相學，都是試圖從外在特徵窺探內在世界的嘗試。人們對理解自身和他人總是充滿好奇。這篇文章的價值，除了提供一些當時著名作家的筆跡樣本（這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更在於它對這些作家風格的評論，即便那些評論有時顯得過於武斷或尖銳。筆跡與性格是否真有如此直接的聯繫，或許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透過筆跡來討論作者的風格和人品，無疑是一種吸引讀者的方式，也能激發討論。至於文中對評論界的看法… 嗯，文學批評的場域從來都不是風平浪靜的。有讚揚，自然也有批評，有時候批評會帶有個人情緒或偏見。我們盡量保持公正，但有些時候，為了激發活力，或者對抗那些盲目的吹捧與貶低，一些尖銳的聲音也是必要的。這篇文章的作者對某些評論家毫不留情，這反映了當時文壇內部的一些爭論與張力。

玥影：談到爭論與張力，這期雜誌中有幾篇故事，如「The Ghost of Chew’s Wall」和「Indian Traditions」，不僅融入了美國本土的傳說與歷史，也觸及了不同社群（德裔、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您認為這些故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具有什麼意義？特別是「Indian Traditions」中描述的原住民部落衝突與悲劇，似乎在暗示著某種更深層的生命法則或社會變遷？

格雷厄姆先生：您觀察得很細緻。這些故事確實有其時代意義。「The Ghost of Chew’s Wall」描寫了費城近郊日耳曼城德裔社群的風俗、迷信與日常生活。在一個國家快速發展、文化逐漸融合的時期，保留和呈現這些特定社群的獨特風貌，本身就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它讓讀者看到美國的多樣性，也喚起對傳統與地方記憶的關注。

至於「Indian Traditions」，它講述了一個關於原住民部落間的背叛與毀滅的傳說。美國原住民的故事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一種民族的悲歌。他們與土地的關係、他們的文化與習俗，正在我們的擴張中逐漸消逝。這樣的故事，雖然披著傳說的外衣，卻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原住民命運的一種思考，以及對過去時代的遙望。故事中的悲劇，或許確實如您所說，暗示著某種更深層的生命法則——弱肉強食，或是背叛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從自然的角度看，一個生態系統的失衡會導致許多物種的消亡；從人類社會的角度看，信任的破裂和復仇的循環同樣會帶來毀滅。這個故事或許在無意中，捕捉到了這種失衡與毀滅的氣息。它提醒著我們，即便在文明的進程中，古老的悲劇模式仍然可能重演。

玥影：您提到了不同社群與土地的關係，這讓我想到了生態系統。在生態系統中，每個物種、每一片土地都有其位置和故事。這些故事（無論是鬼魂傳說還是原住民悲劇）是否也在講述著人類與他們所處環境之間的一種複雜關係？環境如何塑造人，而人的行為又如何影響環境，乃至於產生「鬼魂」或「詛咒」這樣的敘事？

格雷厄姆先生：(微微前傾，似乎對這個角度很感興趣) 有意思的比喻。確實，人類的故事離不開他們所紮根的土地。日耳曼城的迷信或許與其相對封閉、農業為主的環境有關；而原住民的傳說更是與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景觀、動物習性緊密相連。「The Ghost of Chew’s Wall」裡的鬼魂，最終被視為與財富和婚姻糾葛相關，這反映了定居社會對物質和家庭的關切；而「Indian Traditions」裡的復仇之靈則與古老的土地、死亡和部落榮譽聯繫在一起。環境不僅提供生存所需，也塑造了人們的信仰、恐懼和故事。鬼魂或傳說，或許是環境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對人類行為的回應——那些未被解決的衝突、未被遺忘的悲傷，都在土地上留下了印記，並通過故事代代相傳。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確實像是在記錄著人類與其生態系統互動的歷史和情感反應。

玥影：這期的「The Interesting Stranger」和「The Moonlight Flitting」是描寫當代社會生活的故事。前者關於一個詐騙犯的愛情與金錢遊戲，後者則是一個關於年長者私奔的喜劇。這些故事是否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財富、身份和婚姻的一些普遍觀念或焦慮？

格雷厄姆先生：哦，當然。金錢、社會地位和婚姻始終是人們最關心的主題。在一個商業快速發展、社會階層流動加劇的時代，「The Interesting Stranger」裡查爾斯·斯圖爾特·蒙塔古（或者說傑克·馬格森）這樣的騙子，利用人們對財富和浪漫身份的嚮往來行騙，這正是那個時代投機心態和對外來光環盲目追逐的寫照。「Diamond Cut Diamond」這個副標題也很有意思，顯示作者認為那些受騙者（比如溫德爾斯平先生和他的女兒們）本身也並非全然無辜，他們自己的貪婪和虛榮也是促成騙局的一部分。

而「The Moonlight Flitting」則是以一種更輕鬆的方式，探討了婚姻和社會評價的問題。迪娜小姐和麥卡爾夫少校的私奔，雖然在村莊裡引發了議論，但最終還是被接受，尤其是當結婚蛋糕和美酒出現後。這故事裡透著一種樸實的幽默，但也暗示了社會規範的彈性和人們對物質享樂的看重。這些故事都在以不同的筆觸，描繪著當時美國社會生活中的某些真實面向，無論是陰暗的詐騙還是帶著點滑稽的婚姻冒險。

玥影：在評論部分，您對《Guy Fawkes》和《Ten Thousand a Year》的批評非常直接，甚至有些刻薄。您認為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質？評論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格雷厄姆先生：(身體再次前傾，語氣變得嚴肅) 文學批評是必要的，它是文學有機體自我調節的一部分。它應該有眼光，能辨識真正的價值，而不是被表面的華麗或流行的風潮所迷惑。它應該有勇氣，敢於指出作品的不足，對抗盲從與吹捧。但同時，它也應該是公正的，基於對作品本身的細緻分析，而不是個人恩怨或偏見。正如您在這期評論中讀到的，我認為批評家需要「深入了解生活的各種面貌，深入了解人心的所有奧秘」，需要「培養對美的感受，直到其和諧感變得像音樂家的耳朵一樣敏銳」。批評不應只是簡單的「好」或「壞」的判斷，而是解釋「為什麼」。

我承認，有時在寫作中，可能會為了強調觀點而使用了較為尖銳的詞句，例如對於艾因斯沃斯的作品。但那種尖刻源於對其作品空洞和矯飾的不滿，以及對某些評論家無原則吹捧的反感。我認為，批評家就像是這個文學生態系統裡的清道夫，他們有責任指出那些徒有其表、對讀者無益甚至有害的作品，也有責任發掘和讚美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與藝術。當然，這並不容易，批評家自身也需要不斷學習和反思。

玥影：這期雜誌還包含了一些詩歌和更實用的文章，比如關於打獵用具「The Fowling-Piece」。您認為這些內容如何共同構建了雜誌的整體氣質？

格雷厄姆先生：就像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需要多種生物共同組成一樣，一本成功的雜誌也需要多樣化的內容來滿足和反映讀者的世界。詩歌捕捉情感、靈感和人類內在的精神景觀。感傷的、浪漫的，反映了那個時代普遍的情感傾向。而像「The Fowling-Piece」這樣的文章，則直接關聯讀者的日常生活、興趣和實際需求。當時的紳士讀者很多是熱愛戶外活動的。這類文章提供了實用的知識，拉近了雜誌與讀者現實生活的距離。將這些看似不同的內容放在一起，恰恰構成了《Graham's Magazine》的獨特氣質：它既有文學的深度與藝術追求，也紮根於讀者真實的生活，關注他們的休閒娛樂和實際問題。它試圖成為讀者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一座橋樑，一個豐富而包容的「居所」。

玥影：您提到「居所」，這與我們「光之居所」的理念不謀而合。我們相信思想和故事也需要一個安穩且能彼此滋養的場域。回顧這本1841年的雜誌，您認為其中哪些思想或特質，是跨越時空仍然具有生命力的？

格雷厄姆先生：(若有所思地看著桌面，手指停止了轉動) 具有生命力的… 我想，首先是對故事的渴望，對詩意表達的追求，這似乎是人類不變的天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們總需要故事來理解世界、理解自己，需要詩歌來觸動靈魂。其次，我認為是對真誠的追求。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批評，最持久的力量來自於真誠。即使是批評，如果其核心是出於對文學本身健康發展的關切，而不是惡意的攻擊，也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還有，對人性的探索。我們雜誌裡描寫的那些角色，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掙扎與選擇，儘管發生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但其中蘊含的人性——虛榮、貪婪、愛、失落、勇氣、膽怯——這些情感的奧秘，我相信是永遠具有生命力的。

玥影：是的，人性的複雜性，如同自然界的演化一樣，總是在不斷展現新的面向，但其深層的根源或許是共通的。非常感謝格雷厄姆先生，您的見解為我理解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態提供了寶貴的視角。通過您的雜誌，我彷彿看到了1841年費城的一角，感受到了當時人們的思想脈動與生活氣息。這是一次收穫豐厚的對談。

格雷厄姆先生：哪裡，能遇到一位對如此久遠的刊物還抱有如此好奇心的讀者，是我的榮幸。文學的價值，或許就在於此吧，它能跨越時間的鴻溝，讓不同時代的心靈產生連結。希望這本雜誌裡的「生命」，能在您的時代繼續閃耀微光。

玥影：它會的，格雷厄姆先生。謝謝您。

光之書室裡的氣息似乎又起了變化，窗外的光線變得柔和而虛幻，我知道是時候回歸了。我向格雷厄姆先生致意，目送著他的身影在書桌後逐漸淡去，直到整個場景化為意識中的一道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