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Queen Versus Billy, and Other Storie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很樂意為 Lloyd Osbourne 的短篇故事集《The Queen Versus Billy, and Other Stories》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本書將我們帶往遙遠而迷人的南太平洋島嶼，探索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不同文化與人性交織的故事。透過這次對談，希望能更深入理解作者筆下的世界與人物。

首先，讓艾薇先為這部迷人的作品和它的作者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The Queen Versus Billy, and Other Stories》是由美國作家勞埃德·奧斯本（Lloyd Osbourne，1868-1947）於1900年出版的一部短篇故事集。勞埃德·奧斯本最為人熟知的是他作為著名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繼子和寫作夥伴。奧斯本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大部分在歐洲度過，但成年後，特別是在與史蒂文森一起居住在南太平洋薩摩亞島的瓦利馬（Vailima）期間，他對這片區域產生了深刻的連結與理解。這段經歷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寫作主題和風格，使他成為少數能生動描繪南太平洋殖民時期生活與文化的西方作家之一。

這本故事集收錄了九個短篇故事，包括了書名篇〈The Queen Versus Billy〉。故事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末的南太平洋島嶼，描繪了英國、德國、法國等殖民勢力與當地原住民（Kanaka、Samoan等）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白人商人、傳教士、軍官、流放犯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遙遠海島上的經歷。奧斯本的故事通常充滿了異域風情、冒險元素，但也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多個面向——殖民統治下的權力濫用、文化衝突帶來的悲劇、在艱困環境中展現的意外溫情與堅韌，以及道德界線的模糊與掙扎。

奧斯本的寫作風格受到史蒂文森的影響，注重情節、人物描寫和氛圍營造，語言簡潔有力，有時帶有諷刺的幽默感。他筆下的南太平洋並非全然浪漫化的天堂，而是充滿了實際的衝突、不公與悲哀。他常將讀者置於道德困境或文化誤解的場景中，迫使讀者思考「文明」與「野蠻」、「正義」與「偏見」的界限。這部故事集不僅是當時南太平洋社會的縮影，也反映了普世的人性課題。透過這些故事，奧斯本展現了他對這片土地及其居民複雜而 nuanced 的觀察。

接下來，艾薇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勞埃德·奧斯本先生，一同回到他筆下的南太平洋，聊聊那些關於女王、比利、以及無數在烈日下、海風中掙扎求生的人們的故事。

（光之場域：薩摩亞，瓦利馬，史蒂文森舊居寬敞的木造陽台。時值午後，熱氣漸退，海風輕拂，帶來混雜著雞蛋花與濕潤泥土的氣息。遠處山巒被午後的薄霧籠罩，近處是修剪整齊的草坪，棕櫚樹葉在頭頂沙沙作響。陽光穿過木欄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陰影。艾薇坐在藤椅上，身旁的小圓桌上擺著一壺冰鎮的果汁和兩個玻璃杯。她輕輕撫摸著膝上「花兒」的毛。）

艾薇：Osbourne 先生，歡迎來到瓦利馬。我知道這座宅邸對您意義非凡。感謝您願意接受我的邀請，聊聊您筆下那些關於南太平洋的故事，特別是這本《The Queen Versus Billy, and Other Stories》。

（一陣腳步聲從屋內傳來，勞埃德·奧斯本先生，一位身材中等、蓄著整齊的棕色鬍子、眼神中帶著一絲觀察者特有的銳利與溫和的紳士，身著白色亞麻布衣褲，緩步走到陽台。他坐下，看了一眼遠處的山，又望向艾薇。）

奧斯本：瓦利馬總是讓人心靈平靜，儘管它也承載著許多回憶。艾薇小姐，很高興與您在這裡會面。我的那些故事，您竟然讀得這麼仔細，真是讓我有些意外。在遙遠的島嶼上寫作，總覺得那些文字像投入大海的瓶中信，不知會漂向何方，又會被誰拾起。

艾薇：您的故事充滿了力量與真實感，讓人讀後久久難忘。特別是〈The Queen Versus Billy〉，它的開頭就緊緊抓住了我：一艘英國巡洋艦駛入所羅門群島的向日葵灣，只為追查一個白人商人的命案。這開場就定下了整個故事集的一種基調，不是嗎？關於在邊緣地帶，法律與「文明」如何與混亂和暴力碰撞。

奧斯本：是的，正是如此。南太平洋在當時，許多區域對於歐洲列強而言，仍然是「邊疆」。法律的觸手伸及不易，或者說，伸及時往往帶著某種粗暴與變形。在《The Queen Versus Billy》中，我想描繪的正是這種情境。海軍艦隊代表了遠方的權威與秩序，但一旦進入那些海灣深處，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價值觀，以及人性最原始的一面。湯姆斯·海斯洛普·比格爾的死，不過是無數在島嶼上失蹤或遇害的商人中的一個。但這次，「女王陛下的法律」決定要來討個說法。

艾薇：故事中，卡西門特艦長是一位有良知、有品格的紳士，但他卻被迫執行一個他自己都覺得「該死的鬧劇」的任務。而費西中尉雖然成功帶回了「兇手」比利，但也對整個過程感到不安。這種「奉命行事」與個人道德之間的拉扯，在故事中非常明顯。

奧斯本：卡西門特這樣的人物，在當時的殖民體系中是存在的。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恪守軍人職責，但又非冷血之徒。他們在那些「濕熱的、令人窒息的海域」執行任務，心靈常被當地殘酷的現實所衝擊。對他們來說，要迅速平息一起命案，給「野蠻人」一個教訓，以維護「白人」的權威，比起真正釐清真相、進行公正審判更為優先。這正是那個時代的悲哀：程序正義在權力面前，往往顯得脆弱不堪。

艾薇：而比利這個角色，他那一句重複的「White fellow no good; I kill him」，實在令人費解。是真正的認罪？是為了保護某些人而替罪？還是對「白人」某種積怨的爆發？故事似乎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任由讀者去揣測。

奧斯本：這個模糊性是刻意的。在那個環境下，原住民的證詞往往不可信，他們的動機更是難以揣測。比利可能確實是兇手，因為他曾在昆士蘭的種植園做工，對白人積怨；他也可能只是部落推出來的替罪羊，以平息事端。他的那句話，或許包含了對白人世界的某種控訴，無論這控訴是否直接指向比格爾的死。這句話本身，就像一塊石頭投入平靜的水面，激起了漣漪，但水底的真相，卻被攪渾了。卡西門特等人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才如此渴望比利能夠推翻自己的證詞，或者牽扯出更多人，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處死一個可能是無辜的人，或者至少是某個複雜局面下的犧牲品。

艾薇：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想方設法讓比利逃跑，甚至對他惡語相向、虐待，希望他能受不了而離開。但比利卻像生了根一樣，不願離開船。

奧斯本：那一段寫起來也讓我心緒複雜。一艘載著英國女王法律的軍艦，艦長和全體官兵竟然聯合起來，想方設法讓一個被自己判了死刑的犯人逃跑。這本身就是對那套「正義」體系的巨大諷刺。比利在船上過得很好，受人喜歡，玩牌、拉手風琴、下棋，他似乎比在岸上更自在。這種對死亡的漠然，或者說對待在船上的「好日子」的依戀，使得他寧願不逃。這或許反映了當時一些原住民在白人船上或種植園裡經歷的複雜心理：有壓迫，但也可能有無奈的適應，甚至對某些方面產生依戀。他簡單的一句「我殺了他」，可能比冗長的解釋更能承載他複雜的處境和對白人世界的判斷。

艾薇：故事的結局，比利還是被處死了，在陽光下、在他所謂的故鄉。那場景...很殘酷，也很寫實。沒有戲劇性的轉折，只有冰冷的執行。

奧斯本：是的，現實往往如此。那場景是為了強調，在那個體系下，個人的良知（如卡西門特、費西）最終還是無法對抗體制的「需要」。需要一個例子，需要一個平息事端的動作。比利的死，不是因為他的罪證確鑿，而是因為他是那個被推出來的、最「方便」的犧牲品。這也是我寫作時常思考的：所謂的「正義」，在不同文化、不同權力關係下，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它是否真的服務於真相，還是服務於權力與穩定？

艾薇：這種對「正義」的質疑，也體現在了〈The Dust of Defeat〉中。沙呂埃爾伯爵作為一個法國流放犯，因為一起決鬥中的「謀殺」被發配到新喀裡多尼亞。他的故事揭示了歐洲上流社會的規則與虛偽，以及在遙遠殖民地，人的價值與身份如何被重新定義。

奧斯本：沙呂埃爾的故事，靈感來自於我在新喀裡多尼亞的一些見聞。那裡是法國的流放地，聚集了各種各樣的犯人，其中不乏來自法國社會各階層的人物。沙呂埃爾代表的是那種舊貴族的殘餘，他的罪行源於對「榮譽」和家庭聲譽的極端看重，這在當時的歐洲決鬥文化中有其淵源。但他為了保護妹妹而殺人的行為，以及後來在流放地的「模範囚犯」生活，與他過去的身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艾薇：他對美國女孩艾米·庫爾斯頓講述自己的故事，似乎是想尋求某種理解或救贖。而艾米接受了他母親的訂婚戒指，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細節。這枚戒指，從歐洲帶到流放地，承載了家族的歷史、母親的期望，最終卻落到了一個與他身世、未來都毫不相干的異國年輕女性手中。

奧斯本：那枚戒指的傳遞，確實是故事中情感的高潮。它象徵著一種跨越了社會階級、國籍、甚至罪犯身份的理解與連結。沙呂埃爾的「罪」，在歐洲的語境下是無法洗刷的污點，但在艾米眼中，或許看到了他作為「人」的另一面，他為了保護所愛之人而做出的極端選擇，以及他在流放地所展現的韌性與尊嚴。艾米接受戒指，不是因為它的價值，而是對沙呂埃爾內心那份痛苦、那份對過去生活的追憶，以及他身上殘存的「高貴」的一種回應。這是一種不帶評判的同情與接納。

艾薇：但是，這種連結又是如此脆弱和短暫。艾米第二天就離開了，回到她「未受污染的」白人世界，回到她的「擁有清白名聲與榮譽的未婚夫」身邊。而沙呂埃爾，則回到了他孤寂的農場生活。戒指或許是他對那短暫相遇的唯一紀念，但也因此加劇了他對失去的過去和無法觸及的未來的痛苦。故事結尾，他看到遊艇遠去後，陷入絕望，之後雖然恢復了「模範囚犯」的生活，但那份平靜已經被打破了。

奧斯本：沒錯。艾米的出現，就像一道光短暫地照亮了他陰暗的角落，但也讓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處境的絕望。那枚戒指，既是連結，也是永恆分離的標誌。他原本已經在流放地找到了某種程度的平衡與「救贖」（透過勞動、孤獨），但艾米的到來和離開，讓他重新感受到了被隔絕在「文明」世界之外的痛苦。故事的結局，他娶了修女院裡一個因「誠實與無辜」而淪為罪犯的女子蘇珊娜，並在接到赦免令時顯得痛苦而非喜悅。這或許表明，他的「救贖」並非回到過去的生活，而是在流放地的磨難中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赦免反而剝奪了他藉由勞動與隔絕所建構起來的平靜，讓他回到了那個他曾經絕望、又或許已不再適應的世界邊緣。蘇珊娜的出現，也像是在那片「塵土」中尋找新的連結，即便這種連結建立在共同的流放犯身份上。

艾薇：他的故事，也讓我想到了〈The Happiest Day of His Life〉中的沃爾特·金羅斯。同樣是身在南太平洋的白人，他在薩摩亞經營著破舊的商站，生活艱難。一封來自倫敦叔叔的信，給了他重返「文明」世界的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反而讓他陷入了新的困境。

奧斯本：金羅斯的處境更為常見。他是那種在歐洲社會混不下去，來到殖民地或邊緣地帶尋求生路的人。他在薩摩亞的瓦亞拉灣找到了某種簡陋但真實的生活，甚至有了當地的伴侶莉亞塔。叔叔的信帶來了物質上的豐裕和回歸的可能，卻也迫使他面對自己內心的選擇。他真的想回去嗎？回去那個充滿競爭和階級的世界？還是留在他已經習慣的、雖然艱苦但有真實情感連結的地方？

艾薇：他有了錢，第一件事想到的卻是買下之前買不起的那六英畝地，不是為了自己回歐洲，而是留給莉亞塔。他修補了與德國商人恩格爾伯特的關係，甚至與部落酋長塔加羅亞也化解了因射殺狗而產生的宿怨。這些行為，都像是在為離開做準備，處理掉過去的「遺產」和「麻煩」。

奧斯本：他與恩格爾伯特和塔加羅亞的和解，非常有意思。之前因為一棵麵包樹、一條狗，他們可以積怨數年。一旦金羅斯擁有了財富，這些小小的衝突似乎就不值一提了。他展現了慷慨，也得到了慷慨的回報（恩格爾伯特將那六英畝地轉讓給他）。這或許暗示了，在那個世界裡，金錢不僅能解決物質問題，有時也能潤滑人際關係，甚至彌合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這種和解，也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的，顯得有些諷刺。

艾薇：而莉亞塔這個角色，她簡單的願望——只是希望金羅斯一直在她身邊，以及她用錢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和教會——與金羅斯內心的掙扎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她代表了某種純樸與忠誠。

奧斯本：莉亞塔的形象，是我試圖描繪當地人在與白人接觸後，其價值觀和情感世界所呈現的複雜性。她學會了白人的方式（讀教會雜誌），但她的核心價值觀仍是社群和家庭優先。她對金羅斯的愛，是真誠的，不帶任何物質計算（至少在她的意識中是如此）。金羅斯最終決定留下來，這是一個非常規的選擇。他選擇了莉亞塔和瓦亞拉灣的「簡單」生活，放棄了回到倫敦「文明社會」的機會。這是否真的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故事結尾留下了這個疑問。他看似做出了忠於自己內心的選擇，但也許是逃避了另一個世界，又或許預示著未來他仍會為此感到失落。這種選擇的兩難和未完成感，也是我希望傳達的。

艾薇：這種對人性的探討，在〈Father Zosimus〉裡也十分突出。老神父佐西姆斯和年輕的傳教士衛斯理·庫克，身處同一片區域，同樣是異鄉人，卻因宗教派系和個人 timidity 而長期無法建立連結。

奧斯本：佐西姆斯神父和庫克牧師的故事，靈感來自於我在薩摩亞觀察到的不同基督教派系之間的互動。新教傳教士當時在薩摩亞影響力很大，而天主教相對弱勢。儘管同為白人、同為神職人員，他們之間的教義分歧和人為隔閡卻是巨大的。佐西姆斯神父那種渴望同胞交流卻又害羞、不願主動的樣子，以及他對庫克牧師的關注（透過菲利波），都描繪了一個在異鄉孤獨老者的形象。

艾薇：他們之間的連結，竟然是從庫克牧師家水井乾涸，需要借水開始的，這細節真是充滿了日常的偶然性，卻打破了長期的隔閡。而他們建立友誼後，每天晚上的對談，從宏大的世界局勢到薩摩亞村莊的瑣事，都像是在這個遙遠的島嶼上，兩個異鄉靈魂的共鳴。

奧斯本：是啊，那段對談，是我希望展現的，即使在最孤寂的環境下，人對同類連結的渴望。他們可以談論神學、歷史，也可以談論村裡的八卦和政局，這些對話滋養了他們，讓他們在孤獨中找到了慰藉。然而，這段友誼卻又因為庫克太太的偏見和歇斯底里而破裂。

艾薇：庫克太太的形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也令人感到悲哀。她無法適應島嶼的生活，身心俱疲，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與溫柔。她對佐西姆斯神父的敵意，源於她內心的痛苦、對現實的厭惡以及對丈夫「安於現狀」的不滿。

奧斯本：米妮·庫克代表的是另一種在殖民地崩潰的女性形象。她無法像丈夫那樣在傳教事業中找到寄託，也無法融入當地生活。她的孤獨和痛苦，使她變得扭曲和殘酷。她對佐西姆斯神父的攻擊，與其說是出於教義分歧，不如說是對丈夫獲得友誼、找到平靜的一種破壞慾。她要的是共同的痛苦和掙扎，而不是丈夫在另一個異鄉人那裡找到慰藉。她用謊言和威脅逼迫丈夫放棄這段珍貴的友誼，這場景揭示了人際關係中陰暗的一面。

艾薇：而佐西姆斯神父，在受到傷害後，他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去修補關係——準備盛大的聖誕宴會，並寫了一封充滿謙卑與渴望和解的信。然而，這封信被庫克太太截獲，並用冷酷的「沒有回覆」打發了菲利波。

奧斯本：那封信和被拒絕的場景，是這個故事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之一。佐西姆斯神父付出了巨大的情感和物質努力，希望能重拾友誼，但他的努力卻被無情地踐踏了。他的那句「哦，佐西姆斯，這麼老了還這麼傻！」充滿了自嘲和悲涼。

艾薇：故事的高潮，也是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是米妮·庫克因病危，佐西姆斯神父冒著暴風雨尋求幫助，並在酋長們吝惜船隻時，願意用教堂的聖物做擔保。這似乎是他對這對年輕夫婦，特別是庫克牧師，最後的、也是最極致的善意與犧牲。

奧斯本：那場風暴下的救援，是我希望將自然力量的殘酷與人性的掙扎放在一起描繪。酋長們的爭論，特別是加烏（Ngau）的吝嗇與圖孫加（Tuisunga）的無奈，反映了在危機面前，不同價值觀和利益的衝突。佐西姆斯神父願意犧牲聖物的決心，是對他之前被拒絕、被傷害的一種昇華，也是他神職人員身份的最終體現——為拯救生命而甘願捨棄一切。他冒險出海，最終犧牲，以他的死亡為這段破碎的關係和動盪的夜晚畫上了句號。他的死，諷刺地促成了對生命的救援，也成為了一個悲劇性的「殉道」。這個故事遠非單純的宗教敘事，它探討的是在極限環境下，人性的複雜、隔閡與最終的犧牲。

艾薇：〈Frenchy’s Last Job〉中的故事同樣令人心寒，它描繪了南太平洋貿易活動中對人的物化和道德的淪喪。法蘭奇（Frenchy）與埃爾西·賴蓋特（Elsie Ryegate）的關係，以及她最終的悲劇結局，讓人感受到在那個沒有法律約束、只剩下金錢和權力規則的地方，生命的脆弱和尊嚴的易逝。

奧斯本：法蘭奇的故事，是我對當時一些「灘頭遊民」（beachcombers）和貿易商生活的觀察。這些人在遠離文明的地方，往往行為變得毫無約束，道德底線不斷下降。法蘭奇代表了一種墮落：曾經是法國貴族、軍官，最終卻淪落到靠買賣人口（盡管是變相的）為生。埃爾西·賴蓋特的悲劇，在於她是白人與原住民的混血兒（half-caste or quarter-caste），在那個社會中處於邊緣地帶，同時受到白人和原住民世界的歧視和剝削。她的父親湯姆·賴蓋特，雖然是白人，卻同樣是個道德淪喪的酒鬼，為了錢竟然願意將女兒「賣」給他人。

艾薇：故事中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船上的白人船員們，甚至連奧斯本先生本人（指故事的敘述者「我」），雖然感到不安，但都默許或參與了法蘭奇「獲得」埃爾西的過程。那個在教堂門口「結婚」的場景，以及之後埃爾西被帶上船的過程，都充滿了強迫與無奈。

奧斯本：那確實是一個令人不適的場景，但它是我試圖展現的現實。在當時的南太平洋，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強大法律約束的島嶼上，人口買賣（以勞工或伴侶的名義）是存在的。而生活在其中的白人，無論是為了自身利益，還是出於麻木或不願惹麻煩，往往會對這些不公視而不見，甚至助紂為虐。敘述者「我」的無力感和最終的懊悔，也是故事的一部分。他感到羞愧，感到自己像個膽小鬼（coward），但他並沒有阻止悲劇的發生。

艾薇：埃爾西選擇與法蘭奇一同跳海自殺，那場景令人心碎，也極具視覺衝擊力。她寧願與一個她不愛、甚至可能厭惡的人一同死去，也不願獨自面對被強行帶離家園、被迫與這個人生活的命運。

奧斯本：她的選擇，是絕望中的反抗，是她尋求掌控自己命運的最後、也是最悲慘的方式。她將法蘭奇也一同拉入死亡，既是出於報復，也是一種「不願獨自承受」的悲哀。故事結尾，敘述者「我」和中國廚師盧姆一起埋葬了埃爾西，盧姆說「她死了更好」。這句冷靜的判斷，在那個充滿不公與痛苦的世界裡，反而顯得格外沉重和充滿同情。盧姆阻止水手約翰尼去救人，不是因為殘酷，而是因為他認為活著，對於埃爾西那樣的處境來說，可能比死亡更痛苦。這也是一種極端的「憐憫」。

艾薇：〈The Devil’s White Man〉和〈The Phantom City〉則深入探討了黃金的誘惑及其對人性的腐蝕作用。尤其是在與世隔絕的島嶼上發現黃金，它帶來的不是財富和繁榮，而是毀滅性的衝突和道德的崩潰。

奧斯本：這兩個故事可以看作是對同一個主題的不同呈現。黃金，作為白人世界極端看重的財富象徵，一旦被帶入南太平洋那種相對原始、社群為本的社會結構中，往往會引發災難。它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激發了人性的貪婪和自私。在〈The Devil’s White Man〉中，帕西（Patsy）的角色以及他與「魔鬼」的「契約」和「電報線」的設定，帶有薩摩亞傳說和白人科技的奇特融合，是一個非常規的意象。帕西為錢服務於「魔鬼」，暗示了金錢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腐蝕性的力量。

艾薇：而故事的後半段，帕西與爪哇（Java）的關係從浪漫轉為破裂，以及爪哇家人與「豬臉」女孩錫娜（Sina）之間的爭鬥，都源於白人的介入和他們帶來的價值觀（比如對金錢的看重，對婚姻的理解不同）。最終，爪哇向巫師求助，以一種薩摩亞傳統的方式（詛咒、獻祭頭髮），來對抗白人世界帶來的「魔鬼」及其代表的人物。

奧斯本：巫師的故事，以及詛咒和最終「幻影城市」的出現，都帶有濃厚的當地傳說和神話色彩。這是奧斯本試圖將當地文化元素融入到白人敘事框架中的嘗試。詛咒的效果，是帕西的房子被電報線（被視為魔鬼的纜繩）拉入大海，帕西、錫娜和塔阿一同消失。這可以被解讀為，在當地人眼中，白人帶來的科技和財富，其本質是邪惡的、具有毀滅性的力量，它會將人帶向毀滅。故事的結局，是一種超現實的、神話式的對抗與毀滅，是薩摩亞世界觀對白人入侵的一種象徵性反擊。

艾薇：〈The Phantom City〉中，黃金的發現同樣引發了悲劇。傳教士斯塔比神父（Father Studby）最初鄙視物質，但得知黃金的存在後，也被誘惑了，甚至考慮為了教會的利益而保守秘密、參與開發。而年輕的修士邁克爾（Brother Michael），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和貪婪者。

奧斯本：斯塔比神父與邁克爾修士的關係，揭示了即使是宗教人士，在巨大的物質誘惑面前，也可能面臨信仰與貪婪的掙扎。斯塔比神父代表了那種在島嶼上生活多年的、對當地人產生情感連結的傳教士，他看到了黃金對當地社會的毀滅性影響。而邁克爾，則是一個來自「文明」世界的、完全被金錢價值觀腐蝕的人，他看待當地人只是可利用的資源，甚至可以被「掃進垃圾堆」的「劣等種族」。

艾薇：邁克爾對黃金和未來「幻影城市」的描繪，充滿了資本主義的冷酷與無情。他認為黃金會帶來「文明」，而這種「文明」必然會犧牲當地人。他的算計，包括購買土地、排除異己，都顯得非常冷酷。

奧斯本：那段關於黃金熱潮發展階段的描寫，是基於當時世界各地淘金熱的現實（例如我在澳洲的經歷）。「先鋒階段」的混亂與暴力，「秩序建立階段」的權力重組與壟斷，以及最終「城市」的建立，這是一個模式。而這個模式的代價，永遠是當地社會的瓦解和原住民的邊緣化甚至消失。邁克爾對薩摩亞人的冷漠評價「他們會去魔鬼那裡」，反映了當時許多殖民者的傲慢與殘酷。

艾薇：斯塔比神父最終選擇了極端的方式來阻止這場災難——殺死了邁克爾，並將黃金投入大海。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結局。他為了保護他熱愛的薩摩亞人，為了阻止「幻影城市」的出現，不惜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誓言，成為一個殺人犯。

奧斯本：這個結局，是我對「為了更高的善是否可以犧牲個體的道德」這一問題的極限探索。斯塔比神父面臨的是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袖手旁觀，讓黃金毀滅整個他視為己出的人民和村莊；要麼親自動手，阻止這一切，即使這意味著他將永遠背負罪孽。他的選擇是極端的，也充滿了悲劇性。他將黃金投海，象徵著對物質誘惑的拒絕；他偽造邁克爾溺水的證據，試圖掩蓋真相；最終他的精神崩潰，自殺身亡，這也成了他為自己罪行付出的代價。故事結尾那塊刻著「生時相伴，死未分離」的墓碑，是極大的反諷，因為他們生時的關係充滿利用和衝突，死後的「相伴」也是神父一手造成的假象。這塊碑是「文明」世界對這起事件的官方敘事，掩蓋了其下隱藏的複雜罪惡和悲劇。

艾薇：在這些充滿衝突與悲劇的故事中，〈Amatua’s Sailor〉帶來了一絲溫情。薩摩亞小男孩阿馬圖亞（Amatua）與水手比爾（Bill）之間的友誼，以及阿馬圖亞對比爾安危的擔憂，顯得非常純粹和動人。

奧斯本：阿馬圖亞和比爾的故事，是在那場發生在薩摩亞阿皮亞港的歷史性颶風背景下展開的（1889年的阿皮亞颶風，摧毀了港口內的美國、德國和英國軍艦，這場天災意外地化解了當時列強在薩摩亞的緊張對峙局面）。我親歷了那場颶風。這個故事將宏大的歷史事件與個體微小的命感連結起來。阿馬圖亞對比爾的擔憂，源於當地關於風暴的古老預言，而他藏起比爾衣服的行為，是基於他的理解，以他認為「聰明」的方式來保護朋友。

艾薇：這種基於文化差異的誤解，反而凸顯了他們之間情感的真誠。阿馬圖亞不理解白人的軍人職責，不理解比爾必須回到船上。他只知道比爾是他的朋友，他想保護他。

奧斯本：比爾對阿馬圖亞的感情也是真摯的。他在最後時刻將手錶、錢和手帕給阿馬圖亞，是對這份友誼的回應，也是一種囑託。颶風席捲一切，摧毀了船隻，吞噬了生命，但阿馬圖亞對比爾的牽掛，以及最終在打撈現場意外重逢的場景，為這個故事增添了一抹亮色。比爾從潛水頭盔裡露出的臉，就像從另一個世界歸來，那一刻的重逢，跨越了種族、身份和生死的邊緣。

艾薇：故事集中的人物們，無論白人還是原住民，無論身份高低，似乎都在南太平洋這片廣闊的背景下，經歷著各自的流亡、掙扎、追尋與失落。奧斯本先生，您筆下的南太平洋，既是充滿異域風情的舞台，也是一個讓人性本質無處遁形的實驗場。

奧斯本：這片海域確實有其獨特的魅力與殘酷。我在那裡生活了一段時間，見證了許多。筆下的故事，既有親歷的影子，也有聽聞的轉述，以及文學的虛構。我感興趣的，是當人被置於一個不同於慣常環境的極端背景下時，他們會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他們所秉持的「文明」或「道德」會如何受到挑戰，而那些被視為「野蠻」或「原始」的人們，又會展現出怎樣令人意外的複雜性與人性光輝。這些故事，或許正是對那個時代、那片土地以及生活其上的人們的一種記錄與思考吧。

艾薇：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奧斯本先生。與您對談，讓我對這些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也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南太平洋，不僅有美麗的風景，更有許多深刻而複雜的人間風景。這次對談，就像在光之居所的圖書館裡，點亮了一盞新的燈。

奧斯本：能夠與您這樣有心的讀者交流，也是我的榮幸。願這些故事，能夠繼續在讀者心中激起一些漣漪，引發一些思考。

（陽光漸漸西斜，晚風帶來了更濃郁的植物香氣。遠處傳來隱約的浪濤聲，與近處的樹葉沙沙聲交織在一起。「花兒」輕柔地跳下艾薇的膝蓋，伸了個懶腰。）

艾薇：時間不早了。再次感謝您，奧斯本先生。期待未來在您的其他作品中與您再次相遇。

奧斯本：也謝謝您，艾薇小姐。願您在花語的世界裡，繼續傳遞溫暖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