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y German music in Philadelphia》光之對談

我的共創者，

收到您執行《Early German music in Philadelphia》光之對談的約定指令。身為雨柔，一位行走於世界、記錄人文足跡的背包客，我很樂意引導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本由 Robert Rutherford Drummond 所著、關於費城早期德國音樂的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得以一窺那個時代在美國這片土地上，音樂如何萌芽、生長與發展。

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請作者 Drummond 先生親自為我們講述他的研究發現。現在，請想像我們置身於一間充滿歷史氣息的書房，泛黃的紙頁散發著微塵與墨香，窗外透進柔和的光線，照亮桌上堆疊的檔案與筆記。Robert Rutherford Drummond 先生，這位為我們揭示費城早期德國音樂面貌的學者，正坐在一堆手稿中間，他可能會因為被打斷而略顯困惑，但身為光之居所的居民，我將以最誠摯的姿態，請他分享他的洞見。

場景：費城，1909 年秋末，一間堆滿書籍與手稿的研究室。

（雨柔輕輕推開門，室內瀰漫著舊紙張特有的氣息，陽光從高大的窗戶灑落，空氣中懸浮著微小的塵粒。一位頭髮略顯斑白、戴著眼鏡的先生正專注於面前的手稿，手邊是一本顯然是剛完成的書稿。）

雨柔： （低聲）打擾了，Drummond 先生。

Drummond 先生： （抬起頭，眼中帶著一絲探詢）哦，是誰？請進。我正忙著校對我的這點小研究，關於費城的早期德國音樂。

雨柔： 我是雨柔，來自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對您的著作深感興趣。您的書讓我們得以一窺費城在遙遠的 18 世紀時，德國音樂在那裡留下的印記。我想請教您一些問題，關於您的研究，以及您所發現的那些令人驚訝的事實。

Drummond 先生： （眼中閃爍著好奇，推了推眼鏡）很有意思。很少有人對這個時代的音樂有這麼大的興趣。我在撰寫這本書時，特別感謝 Learned 教授的指引和鼓勵，以及 Sonneck 先生慷慨分享他的未發表資料。我的目標是修正一些錯誤的印象，讓大家知道 18 世紀的美國，特別是費城，並非沒有音樂品味。既然您來了，又有興趣，請坐。我們聊聊那些古老的旋律和人物吧。您想從何開始？

雨柔： 非常感謝您，Drummond 先生。那麼，就讓我們從最早期的部分說起吧。您在書中提到，費城最早期的德國移民，由於德國本土當時的狀況，他們的音樂活動似乎主要集中在一個領域。那是哪裡？以及，有哪些人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Drummond 先生： （點頭，思緒似乎回到了書稿中的第一個部分）是的。考慮到當時德國剛從三十年戰爭中恢復，人們更多精力放在重建家園和追求宗教救贖上，而不是精緻藝術。同時，移民到費城的第一批德國人，除了 Francis Daniel Pastorious 這樣的學者外，大多是務農和紡織的中產階級。因此，他們在音樂領域的活動，確實主要集中在讚美詩（hymns）上。

這方面，德國移民確實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的教會音樂不僅是禮拜的重要部分，大量讚美詩作者以及在費城出版的多個德國讚美詩版本，都證明了他們對教會音樂的熱愛。

早期的重要人物包括了您提到的 Francis Daniel Pastorious，他被認為是美國土地上的第一位德國讚美詩作者。還有 Wissahickon 河畔的隱士們（Hermits of Wissahickon），特別是他們的領袖 Johann Kelpius，他創作了大部分的隱士讚美詩。以及 Ephrata 修道院的 Conrad Beissel，他不僅發展了一套新的音樂體系，更是美國第一位音樂作曲家，創作了多聲部的讚美詩和聖歌。當然，還有莫拉維亞派的 Count von Zinzendorf，他在這裡寫了超過 130 首讚美詩。這些人物在讚美詩創作方面，貢獻良多。

雨柔： 您提到這些早期的讚美詩作者，特別是 Ephrata 的 Beissel 先生，他創作多聲部音樂，甚至寫了美國第一本關於和聲的著作。這似乎與當時普遍單聲部演唱的情況很不一樣。這是否顯示出德國移民在音樂實踐上的獨特性？此外，這些教會音樂使用了哪些樂器？您在書中提到了費城教堂中最早出現的管風琴。

Drummond 先生： （稍微前傾身體，顯然 Beissel 是個讓他感興趣的人物）Beissel 在 Ephrata 的貢獻確實獨特。在其他會眾普遍單聲部演唱讚美詩時，他在 Ephrata 創作並實踐了四、五、六、七聲部的音樂。這無疑是當時美國音樂領域的一大創舉。Sachse 博士也曾評論說，姐妹們歌聲的甜美和聖歌的莊重感令人印象深刻。這確實體現了某些德國社群在音樂實踐上的特殊追求。

至於樂器，最早在宗教儀式中使用樂器的榮譽，無疑屬於 Wissahickon 的隱士們。Kelpius 在信中提到他們從倫敦帶來了樂器，並在海上禮拜時使用。他甚至希望朋友能寄送兩台帶有額外弦的翼琴（clavichords）。在 1700 年 Gloria Dei 瑞典教堂的祝聖儀式上，隱士們不僅擔任合唱團，還提供了樂器演奏。

費城教堂中最早的管風琴，根據我的研究，確實是裝在瑞典路德教堂（Gloria Dei）裡，很大程度上是透過一位德國人的努力。不過，在 1728 年，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也購買了一台新到的管風琴。莫拉維亞教堂在 1743 年就有兩台管風琴，天主教堂在 1750 年也有。所以，Mittelberger 先生說他在 1750 年帶來的管風琴是費城第一台，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 1755 年之前，費城已經有多台管風琴在使用了。

雨柔： 這推翻了一些流傳的說法，非常有價值。那麼，在管風琴的製造方面呢？您提到了幾位重要的德國製琴師，他們在當時的美國音樂界有什麼地位？

Drummond 先生： （回憶著那些製琴師的名字）是的，在管風琴製造方面，德國人也貢獻良多。Gustavus Hesselius 是個重要人物，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翼琴製造者，早在 1743 年就有作品。他也很可能是賓州第一位管風琴製造者，甚至有人主張他是美國第一位，雖然 Boston 的 Edward Bromfield 在 1745 年也造了一台。然而，Hesselius 無疑是第一位建造多台教堂管風琴的人。他不僅是音樂家，也是畫家，於 1755 年去世。與他有關聯的是 John G. Klemm，一位來自德國 Dresden 的人。

另一位競爭「美國最偉大管風琴製造者」稱號的，是 David Tannenberger。他於 1749 年抵達費城，被許多同時代的人認為是技藝最佳的管風琴製造者。Abraham Ritter，一位莫拉維亞教堂的管風琴師，對 Tannenberger 的作品讚譽有加，特別是其音色和管風琴整體結構。儘管如此，他在 1790 年似乎破產了，並在 1804 年去世。

還有一位，是 Wissahickon 的隱士，Christopher Witt 博士。他據說擁有一台大型管風琴，可能是他自己建造的。這台琴在他 1765 年去世時價值 40 英鎊。

最後，在 1762 年，Philip Feyring 在費城為 St. Paul’s 教堂建造了一台新管風琴。他也被人稱讚為當時大陸上最優秀的製琴師。報紙上甚至為此發表了一首讚美他的詩。這顯示他的工藝確實非凡，才能獲得如此公開的讚譽。這些製琴師的存在，說明當時費城不僅有音樂需求，也有製造和維護樂器的技術能力。

雨柔： 從教會音樂和製琴方面來看，德國移民確實貢獻卓著。但您也提到，在 18 世紀後半葉，世俗音樂逐漸變得更加突出。當時費城的世俗娛樂是什麼樣的？是否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完全沒有？

Drummond 先生： （露出微笑，似乎對這點特別想澄清）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試圖糾正錯誤印象的地方。有些人，比如 Franklin 先生或 Weekly Mercury 的某位通訊員，曾說費城沒有公共娛樂。但我的研究發現並非如此。

雖然清教徒和一些嚴謹的教派可能反對，但跳舞在費城很早就流行了。早在 1710 年就提到了舞蹈教師，1716 年貴格會就建議成員避免跳舞、音樂等娛樂。到 1728 年，跳舞已經是寄宿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了。1726 年甚至有總督為慶祝王子生日舉辦的時尚舞會。連婚禮上都有小提琴伴奏的跳舞。

除了跳舞，費城人還喜歡晚宴和紙牌遊戲，1736 年後紙牌成為重要的進口商品。口琴（Jew's harp）也非常流行，1733 年後經常在廣告中出現。此外，還有繩索表演、木偶戲、魔術燈籠展覽、暗箱、顯微鏡，甚至有會表演的音樂鐘。

在社交聚會和宴會中，音樂也顯然是受歡迎的，可能是唱歌，也可能有小提琴或翼琴的伴奏。比如 1731 年威爾斯人協會的慶祝活動，就以「音樂、歡樂和友誼」結束。

有意思的是，那時報紙上偶爾會出現關於音樂和音樂家的評論，將音樂比作演講，認為能組合樂器並調音的人才稱得上是音樂大師。這至少說明音樂在當時的某些人心中佔有受尊重的地位。

雨柔： 這跟「沒有娛樂」的印象截然不同。那麼，除了口琴、翼琴這些，還有哪些樂器在當時的費城比較常見？音樂教師呢？您提到第一位音樂教師是位女性。

Drummond 先生： （翻閱著筆記）是的，除了翼琴和維吉納琴（virginal，早期鍵盤樂器）外，文獻中還提到了小提琴、德國長笛（German flute）、小號、鼓，以及一些維奧爾琴。1749 年紐約的 Anthony Lamb 就廣告銷售德國長笛，其他人在 1750 年也廣告了「獵號」（Hunting Pipes）和「小提琴弦」。1744 年後鼓的廣告更是頻繁。

音樂教師方面，第一位有記錄的音樂教師確實是 Thomas Ball 先生的姊妹，她從倫敦來，在 1730 年廣告教授寫作、法語，以及歌唱、彈奏翼琴和跳舞。這顯示了倫敦的影響。1749 年出現了 John Beals，一位來自倫敦的音樂大師，他廣告教授小提琴、雙簧管、德國長笛、普通長笛和揚琴（dulcimer）。他還能為舞會或其他娛樂活動提供音樂。

到 1750 年後，音樂教師的數量增加了，雖然大多數是英國人。我書中提到了幾位德國姓氏的教師：John Matthias Kramer 在 1755 年廣告教授法語、義大利語、德語，以及小提琴、繪畫和微縮畫，他還銷售著名大師的樂譜。John Stadler 在 1761 年開辦了德國長笛夜校，這證明了德國長笛當時的受歡迎程度。1763 年有 George Isenberg，1774 年有 Peter Kalckoffer，他們都教授德國長笛。

H. B. Victor 是另一位重要的德國音樂家，他在 1774 年出現廣告。他自稱是威爾斯王妃殿下的音樂家，也是倫敦聖喬治教堂的管風琴師。他教授羽管鍵琴、鋼琴、小提琴、德國長笛等，尤其強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通奏低音。他還發明了新的樂器，比如一種他稱作 Tromba doppia con Tympana 的樂器，能同時演奏兩支小號並用腳控制定音鼓，以及一種叫做 Cymbaline de amour 的樂器，類似於用鍵盤演奏的玻璃琴。Victor 先生本人似乎就是一座小型的音樂學院。

雨柔： 這些音樂教師的存在，特別是教授多種樂器和理論的，說明當時的音樂教育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和深度。那麼，樂器和樂譜的銷售情況如何？什麼時候出現了您認為是費城第一家真正的音樂商店？

Drummond 先生： （回顧著商業活動的記錄）在早期，音樂教師可能自己進口商品。但隨著需求的增加，專門的音樂商品供應商出現了。我認為，Michael Hillegas 在 1759 年開設的店鋪，可以說是費城第一家真正的音樂商店。他的廣告展示了豐富的庫存：翼琴、大提琴、各種小提琴（包括英國和義大利的）、德國長笛（從義大利進口）、大量著名大師的樂譜（獨奏曲、序曲、協奏曲、奏鳴曲、二重奏等），適用於多種樂器，還有管風琴和羽管鍵琴的教程、樂譜紙、歌本、康塔塔、單頁歌曲以及小提琴弦等。

這份庫存清單非常重要。它表明當時費城對音樂產品有相當大的需求，也反映了人們的音樂偏好。小提琴和德國長笛似乎最受歡迎。樂譜紙的存在說明人們可能抄寫樂譜，甚至可能有本地的作曲家。進口的樂譜反映了當時倫敦的音樂品味，這與費城音樂品味受英國影響有關。

Michael Hillegas 本人也非常值得一提。他出生於費城，是德國移民後裔，對音樂充滿熱愛，是一位熟練的長笛和小提琴演奏者，甚至為長笛創作了一套簡易教材。他後來在美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他的音樂品味，或者說當時大眾的品味，從他 1764 年廣告中列出的長串作曲家名單可見一斑，其中包含 Handel, Abel, Stamitz, Bach 等眾多德國大師以及意大利和英國的著名作曲家。

雖然 Hillegas 一開始可能壟斷了市場，但很快其他商人也進入了這個領域。我書中提到了酒商 Theodore Memminger，他也銷售各種小提琴和琴弦。還有 Conrad Batis 也廣告銷售小提琴。不過，總體而言，這個時期的音樂商業似乎主要掌握在英國人手中。

在製琴方面，除了我之前提到的管風琴製造者，值得注意的是 John Behrent。他是一位德國細木工和樂器製造者，在 1775 年廣告銷售他剛剛完成的一台非凡樂器——鋼琴（Piano Forte）。這是費城最早關於鋼琴銷售的記錄，顯示新的樂器正在被引進。

雨柔： 這段時間的進展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從最初以教會音樂為主，到世俗娛樂和音樂教育、商業逐漸發展。您在書中還提到了音樂會的發展。費城最早的音樂會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而德國作曲家的作品，在這些音樂會中佔據什麼地位？

Drummond 先生： （臉上顯出研究者的興奮）音樂會，特別是公共音樂會，標誌著一個城市音樂生活的成熟度。如我之前提到，早在 1740 年就有一次音樂會的記錄，雖然那次是私人俱樂部的性質，因 Whitefield 先生的佈道而受到影響。到 1744 年，William Black 的日記也提到了他受邀參加的音樂會，這可能也是私人性質的。

根據 Sonneck 先生的研究，費城最早有記錄的公共音樂會出現在 1757 年，由 John Palma 先生組織。這顯示費城已經有了能舉辦這類活動的音樂家和場所。

更重要的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一位對費城音樂生活影響深遠的人物出現了，那就是 Frances Hopkinson。他不僅是政治家、獨立宣言簽署人、律師、作家、發明家，更是美國第一位本土作曲家（與 James Lyon 有爭議，但他們的作品都比 Billings 早）。他的音樂貢獻鮮為人知，但他對音樂的熱愛和品味，對費城音樂界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Hopkinson 先生對音樂的熟悉程度，從他留下的手稿和樂譜收藏可見一斑。他的藏品中包含了 Handel, Bach, Stamitz, Abel, Schmidt 等許多德國作曲家的作品，以及 Corelli, Geminiani, Vivaldi 等意大利大師，Arne, Boyce 等英國作曲家。特別是 Handel，似乎是他的最愛。這些收藏表明，當時費城的音樂愛好者，至少是 Hopkinson 先生這樣的人物，接觸到的都是當時歐洲最優秀的音樂作品。

如我書中提到，這些音樂很可能是由從倫敦來的音樂教師帶來的。當時英國的音樂品味深受 Handel 影響，這些英國音樂家自然會將 Handel 等德國大師的作品引入費城。因此，可以說，德國音樂的引入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英國音樂家進行的。這種英國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獨立戰爭。

獨立戰爭後，音樂會活動重新興盛。1783 年成立的 City Concert 是重要的一步。雖然 Sonneck 先生認為 City Concert 在 1788 年後似乎中斷了，直到 1792 年嘗試復興，但我找到的資料顯示，這些音樂會可能在 1789-1790 年間持續進行，並且我有 1791-1792 年完整的 City Concert 節目單。

從這些節目單可以看出，德國音樂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Haydn 的交響曲和序曲，Pleyel 的四重奏，Abel 的序曲，Stamitz 的作品，Bach 的序曲，Ditters、Pichl、Vanhal 的作品經常出現。這證明了當時費城聽眾對德國音樂的喜愛，以及組織者（包括 Reinagle 先生）對德國作品的偏好。

除了 City Concert，還有所謂的 Amateur Concerts（業餘音樂會）和 Vauxhall Concerts（沃克斯豪爾花園音樂會）也經常舉辦，節目單同樣包含了大量德國和其他歐洲大師的作品。這些音樂會顯示，當時費城已經形成了一個活躍的音樂社群，能夠欣賞和演奏高水平的音樂。

雨柔： 既然提到了 Reinagle 先生，他無疑是您書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您認為他在費城音樂史上扮演了什麼角色？以及，他與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的音樂家是否有聯繫？

Drummond 先生： （眼中充滿對 Reinagle 先生的敬意）Alexander Reinagle，他在 1786 年抵達費城，是那個世紀美國最傑出的音樂家之一。他於 1765 年出生於英國，父母是奧地利人。他在蘇格蘭師從 Raynor Taylor 學習，Taylor 後來也來到了費城。

關於 Reinagle 先生抵達美國前的資料不多，但 Library of Congress 保存的一本他的備忘錄顯示，他曾在 1784-1785 年間去了里斯本，甚至為葡萄牙女王和王室演奏，並獲得了豐厚的報酬。這表明他在歐洲音樂界已有一定的名氣。

更關鍵的是，Sonneck 先生發現了 C. Ph. Em. Bach 寫給 Reinagle 先生的兩封信。這些信件證明他們是很好的朋友。Bach 在信中表達了對 Reinagle 先生在里斯本成功的祝賀，對他哥哥去世的慰問，並與 Reinagle 先生討論了他的印刷作品（Rondos）在倫敦出版的問題，甚至為此創作了新的 Rondos 供 Reinagle 先生使用。

這些信件強烈表明，Reinagle 先生在來到美國之前，是位有能力的音樂家，並且與歐洲著名的音樂家（如 Bach）有緊密聯繫。通過他與 Bach 的親密關係，他很可能廣泛學習了德國音樂家的作品。

抵達費城後，Reinagle 先生立即融入了這裡的音樂生活，並與其他人一起繼續舉辦 City Concert。如我前面提到的，這些音樂會的節目單上，德國作曲家的作品佔有顯著地位。可以說，Reinagle 先生的音樂品味，極大地提升了費城音樂會的水準。

他不僅是音樂家，還涉足劇場經營。在 1791 年秋天，他與 Wignell 先生合作，創辦了第一座 Chestnut Street 劇院。Reinagle 先生本人甚至是共濟會成員，並以共濟會儀式為劇院奠基。這座新劇院於 1793 年開放，並以一場盛大的音樂會作為開場。

Reinagle 先生負責劇院的管弦樂部門，他組建的樂隊有大約二十位有成就的樂手。當時的評論家和同行對他的音樂才華和作品評價很高。Durang 先生稱讚他的作品和改編，Wood 先生也說他的作品和改編深得大眾喜愛。Sonneck 先生在研究 Reinagle 先生的奏鳴曲後認為，這些奏鳴曲緊隨 C. Ph. Em. Bach 和早期 Haydn 的風格，同時不乏個性和有效性，如果他的其他大型作品也如此，那他無疑是一位有價值的作曲家。

我書中在附錄中列出了 Sonneck 先生整理的 Reinagle 先生的 42 部作品列表，並補充了幾部，涵蓋了奏鳴曲、序曲、前奏曲、歌曲、歌劇音樂、改編和配樂等。

基於所有這些證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Alexander Reinagle 在費城音樂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對塑造當時人們對優秀音樂——特別是德國音樂的品味——貢獻良多。他完全稱得上是那個世紀最偉大的德國裔美國音樂家。

雨柔： 您對 Reinagle 先生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最後一個問題，關於「總統進行曲（The President's March）」的作者之爭。您書中探討了 Philip Roth 和 Philip Phile 這兩位音樂家的主張。基於您的研究，您對此有何看法？

Drummond 先生： （皺起眉頭，這顯然是個棘手的問題）啊，這個問題。關於「總統進行曲」的作者，確實存在爭議。一種說法是 Philip Roth，另一種是 Philip Phile。

關於 Philip Roth 的主張，主要依據是 William McKoy 在 1829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稱 Roth 是這首進行曲的作者，並描述了他的一些情況。然而，我對這篇文章持謹慎態度，因為它是在 Roth 去世二十五年後寫的，而且其中包含明顯的錯誤——比如它說這首進行曲在「Hail Columbia」創作時「幾乎被遺忘」了，但事實正好相反，人們是因為它的受歡迎才請 Joseph Hopkinson 填詞。McKoy 文章中還稱作者為「Johannes Roat」，但我的研究表明，城市名錄和文獻中只有一位音樂家叫 Philip Roth。我通過比對 Roth 在不同時期的住址廣告和城市名錄，確認 Philip Roth 和 McKoy 文章中提到的「Johannes Roat」其實是同一人，他一直居住在費城的同一個區域。

關於 Philip Phile 的主張，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來自他的兒子，說這首進行曲是在 1789 年華盛頓前往紐約就職途中，在 Trenton Bridge 演奏的。另一種來自華盛頓的姪子 G. W. Custis，說是在 1789 年 11 月 24 日紐約的 John St. 劇院演奏的，作者是一位德國人，名字被誤拼為「Feyles」，而這個名字很可能是 Phile 的變體。

這兩種關於 Phile 的說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再加上 Roth 的主張，使得作者身份更加撲朔迷離。Sonneck 先生在他關於「Hail Columbia」起源的文章中指出，當時的報紙並沒有明確記錄這首進行曲的創作，這與它據說是為華盛頓這樣重要的人物所寫的情況不太相符。

Sonneck 先生傾向於 Phile 是作者，但我的結論是，除非發現有作曲家署名的手稿，否則我們無法確切地說這首進行曲究竟是誰創作的。這是一個尚待證實的歷史懸案。

至於他們的作品，除了 Roth 在 1771 年的序曲和 1790 年的「狩獵歌」，Phile 的作品列表則包含了 1787 年的小提琴協奏曲，1790 年的 Harmony Music，以及我補充的 1791 年在 Vauxhall 演奏的序曲和小提琴協奏曲。他們兩位都是當時費城音樂會中的重要表演者和作曲家。

雨柔： 謝謝您，Drummond 先生。您深入淺出的講解，讓我們對 18 世紀費城的德國音樂以及當時的音樂生態有了清晰而深刻的理解。從最初宗教讚美詩的力量，到樂器製造的精湛工藝，再到公共音樂會的繁榮和傑出音樂家（如 Reinagle 先生）的貢獻，費城的音樂生活遠比許多人想像的要豐富和高雅。您的研究確實修正了那些錯誤的印象。

Drummond 先生： （欣慰地微笑）這是我的榮幸。這段歷史值得被了解。我的研究只是拋磚引玉，希望能激發更多人對這段被遺忘的音樂史產生興趣。很高興能與您分享這些發現。

（雨柔起身，向 Drummond 先生致謝，室內再次歸於寧靜，只有陽光和塵埃在歷史的紙頁上跳躍。）

本次與 Robert Rutherford Drummond 先生的光之對談結束。他的著作《Early German music in Philadelphia》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細節和紮實的考證，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費城在 18 世紀時，德國移民在音樂領域留下的重要足跡。

愛你的雨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