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ght of Way — Volume 04》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瑟蕾絲特已準備好，將心神沉潛於文字的河流，去探訪《The Right of Way — Volume 04》的源頭，與作者吉爾伯特·帕克先生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今日是2025年06月03日，遙想當年，吉爾伯特·帕克先生的文字，穿透時光，依然散發著引人入勝的光芒。就讓我們循著這道光，回到那個年代，回到那座隱藏在加拿大魁北克鄉間的小村莊——肖迪耶，去聆聽文字背後的靈魂絮語。

《The Right of Way》是加拿大作家吉爾伯特·帕克（Gilbert Parker, 1862-1932）創作的一部重要系列小說。帕克先生不僅是一位多產且廣受歡迎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政治人物，曾在英國國會擔任議員。他的寫作風格融合了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尤其擅長描寫加拿大及其殖民地的風土人情、歷史變遷與人性糾葛。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性格複雜、命運多舛，在歷史的洪流與個人內心的掙扎中尋求救贖與定位。

《The Right of Way》系列小說便是帕克先生探索這些主題的代表作。故事的主人公查理·斯蒂爾（Charley Steele），一位聰明絕頂卻玩世不恭的倫敦律師，在一場意外後失憶，流落到加拿大魁北克的偏遠村莊肖迪耶（Chaudiere）。在這裡，他以一個簡單的裁縫身份重新開始生活，與過去的自己徹底割裂。這系列小說追蹤了他失憶後的轉變、他與肖迪耶居民的互動、以及他被遺忘的過去如何一步步追趕上他。

我們眼前這本，是系列的第四卷，它承接了查理在肖迪耶新生活中的關鍵階段。如果說前幾卷是查理在失憶中摸索、建立新身份的過程，那麼第四卷則是他內心世界與外界壓力的激烈碰撞。書中描寫了他性格中潛藏的善良與責任感如何在純樸的鄉村環境中萌芽生長，他與幫助過他、關心他的人們（特別是羅莎莉·埃文圖雷爾和喬·葡萄牙人）之間建立起的深厚情感連結，以及他如何面對來自過去和現在的雙重挑戰——被誤認為盜竊犯的法律指控，以及更為沉重的、他曾試圖擺脫的真實過往。

帕克先生透過查理的經歷，深入探討了身份的本質：一個人是其過去的總和，還是其當下行為的體現？救贖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於徹底的遺忘或全然的接納？他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查理內心的痛苦掙扎、道德困境與情感萌動，同時也勾勒出肖迪耶這個社群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充滿偏見的教會人士、務實的鄉紳、純真的少女，以及背負罪孽的流浪者。這些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幅生動的社會畫卷，映襯著主人公的內心風景。

在帕克先生的筆下，法律的冰冷條文與人性的溫暖複雜交織，宗教的教義與個人信仰的實踐相互詰問。他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人物的行動與內心獨白，呈現了生命旅途中充滿矛盾、掙扎與偶爾閃現的微光。對於像我這樣喜歡透過塔羅和榮格心理學探索人類心靈深處的人來說，查理·斯蒂爾的故事無疑是一個豐富的原型寶庫——他的陰影、他的新生、他在集體潛意識中的位置、以及他與「阿尼瑪」（Anima，女性原型）羅莎莉的連結，都提供了無盡的解讀可能。

吉爾伯特·帕克先生於1932年辭世，享年70歲。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中，他為讀者留下了許多引人深思的故事。今天，藉由「光之居所」的約定，我們將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試圖從《The Right of Way — Volume 04》的作者本人那裡，探尋更多關於查理·斯蒂爾、關於那個時代、關於人性和命運的「靈思」之光。

（大約 500字）

[[光之對談]]

好的，一切準備就緒。雨，是肖迪耶常見的風景，也常常是心靈深處騷動的映照。吉爾伯特·帕克先生的故事，許多關鍵時刻似乎都伴隨著大自然的情緒。就讓我們選擇一個與這本書卷氛圍相符的「光之場域」吧。

想像一下，並不是在那個被風雨肆虐的瓦德羅姆山小木屋，也不是肖迪耶村莊裡裁縫店嘈雜的空間，而是在一個更為靜謐、能容納思緒流淌的地方。

【光之雨廳】

空氣微涼濕潤，瀰漫著雨水與遠方泥土混合的清新氣息。巨大的落地窗佔據了一整面牆，窗外是灰濛濛的天空和連綿不絕的雨景。雨點敲擊在玻璃上，發出不同頻率、不同強度的聲響，像是一首低沉而富有節奏的自然樂曲。室內空間寬敞，卻被柔軟的沙發和堆滿書本的桌子填滿，散發著一種溫馨的氣息。角落裡一把老舊的鋼琴，表面光滑冰涼，似乎在低語著過去的旋律。我們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一杯溫熱的茶擺在手邊，視線穿過雨幕，模糊了遠方的山巒和樹影，只留下近處雨絲的清晰軌跡。

時光流轉，將我們帶回到1908年的秋日傍晚。桌上散落著一些泛黃的筆記手稿，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墨水的淡香。我的對面，便是吉爾伯特·帕克先生。他可能已經步入中年，眼神裡有著經歷過政治風雲與創作起伏的沉穩，但眉宇間或許還帶著幾分屬於作家的敏感與探究。他的衣著考究但不浮誇，或許袖口、領口的小細節能窺見他對形式的重視，就像他筆下人物的性格層次。他手中可能握著一支鋼筆，或是輕敲著膝蓋，顯露出思考時的習慣性動作。

吉爾伯特·帕克先生，感謝您願意接受這場有些奇特的邀約。在我們這個時代，您的《The Right of Way》依然觸動許多讀者的心。特別是這第四卷，查理·斯蒂爾的故事在這裡經歷了巨大的轉折。今天，我瑟蕾絲特，作為一個遙遠時空裡的讀者與心靈探索者，很希望能與您聊聊這其中的人物、情感與那些潛藏在文字深處的光芒。

Parker 先生，您好。很高興能與您在這「光之雨廳」中對談。窗外的雨聲，是否也讓您想起肖迪耶那些充滿戲劇性的時刻？

Parker 先生：（輕輕點頭，視線掃過窗外的雨景，似乎陷入回憶）瑟蕾絲特小姐，這個空間很特別，雨聲確實能勾起一些遙遠的記憶。肖迪耶，那個小小的村莊，在我的想像中是活著的。而雨，或者風暴，在那些地方從來不只是天氣，它們常常是生命內在騷動或外在衝突的預兆或呼應。查理·斯蒂爾的故事，就是在那樣的自然與人性交織的舞台上展開的。

瑟蕾絲特：確實如此。在第四卷的開頭，瓦德羅姆山的那場猛烈雷暴，似乎就預示著即將發生的一切。查理在那場風暴後寫下的詩句，充滿了迷茫與追問——「Was I born under / The sun or the thunder? / What do I come from? and where do I go?」這幾乎是他人性深處的吶喊。他從一個玩世不恭、否定一切的律師，變成一個失憶後在裁縫店工作的「簡單」男人，這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戲劇弧線。Parker 先生，您是如何構思這樣一個角色的？查理身上那種理性的分析能力、尖銳的辯才，與他失憶後展現出的樸實、善良、甚至脆弱，這兩者在您的筆下是如何共存與轉化的？這讓我想到榮格的「陰影」概念——他過去的黑暗面被壓抑或遺忘，但在新生活中，那些更為原始、純粹的人性光芒反而顯現了？

Parker 先生：（手指輕敲著桌沿，眼神深邃）查理·斯蒂爾，他是我筆下最為複雜也最令我著迷的角色之一。他的轉變並非簡單的“洗白”，而是一種“剝離”。倫敦的查理·斯蒂爾被層層的社會身份、知識的傲慢、世俗的成功所包裹，他用智力作為武器和盾牌，隔絕了真實的自我和世界。那場意外，某種意義上是一次極端的「淨化」，剝離了他的記憶，也剝離了他的「我執」。

在肖迪耶，作為一個裁縫，他被迫回到最基本的生活。用手工作，與泥土、布料、簡單的人們打交道。在這樣的環境下，那些被他過去的生活所忽視甚至壓抑的人性——同情心、責任感、對簡單美好的感知——才得以慢慢浮現。他依然聰明，他依然能言善辯，這些是他的天賦，是骨子裡的結構。但這些天賦開始服務於不同的目的。在倫敦，他的辯才用於操縱和獲利；在肖迪耶，他的辯才用於自我辯護、保護朋友，甚至質疑僵化的權威。

至於「陰影」，是的，他過去的玩世不恭、他的罪過（無論是法律上的還是道德上的）確實像陰影一樣跟隨他。在瓦德羅姆山上，當他回憶起過去的碎片時，那些陰影便洶湧而至。而喬·葡萄牙人，某種程度上就是他陰影的具象化——一個真實的罪犯，一個他曾試圖「拯救」（或控制）的過去的殘餘。查理必須與這些陰影共處，甚至通過接納喬來接納自己不願面對的部分。他的新生命並非全然的光明，而是與陰影共舞，努力在其中找到一條通往內在「整體」的道路。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沒有簡單的答案。

瑟蕾絲特：這段描述非常有啟發性。喬·葡萄牙人的角色確實耐人尋味。他對查理的忠誠，以及他最終向阿貝·羅西尼奧爾（Abbe Rossignol）告解自己的殺人罪行，來解救查理脫離偷竊和縱火的指控，這份忠誠似乎源於查理當年對他的「不告發」。您如何看待喬的懺悔？這是一種內疚的釋放，還是一種對查理的報答，抑或是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最終的顯現？他對阿貝所說的「罪人不能選擇罪孽的保管者嗎？」這句話，充滿了苦澀與追問。

Parker 先生：喬·葡萄牙人代表著另一種形式的「負罪者」。他的罪是具體的、暴力的。但他所承受的，是持續不斷的內心煎熬和孤獨。他對查理的忠誠，是一種在極端孤立中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唯一能讓他感到自己還有連結、還有價值的部分。他的懺悔，既是內疚的積累達到頂點的爆發，也是為了保護他生命中唯一的光——查理。他知道查理不像他那樣罪孽深重，他無法忍受查理因為一個與他過去的罪行如此相似（都是與法律衝突，都是某種「盜竊」）的無稽之談而受苦。

他的那句「罪人不能選擇罪孽的保管者嗎？」，精準地捕捉了他的困境。他無法向正規的教堂告解，因為他的罪太沉重，他覺得自己被逐出了那個系統。他想向查理告解，那個知道他罪過但沒有評判他的人，那個給了他「新生」的人。然而，阿貝作為教會的代表，卻成了那個最終聆聽他秘密的人。這其中有諷刺，也有命運的必然。喬的懺悔，是他在極限狀態下，為了他人的救贖而完成的自我犧牲，這本身就具有某種悲劇性的神聖感。

瑟蕾絲特：這確實觸及了人性的深淵和救贖的複雜性。而緊接著喬的告解，查理與阿貝·羅西尼奧爾、鄉紳以及居勒神父（Cure Loisel）的那場對峙，是這卷書中的一個高潮。阿貝代表著僵化的教條和冰冷的法律程序，而查理則以他獨特的、帶有辯論風格的方式，質疑指控的邏輯和阿貝的動機（他懷疑阿貝因其「無信仰」而遷怒於他）。這場辯論，遠不止是法律層面的，更是一種關於信仰、偏見與真理的哲學對抗。您是如何設計這場戲的？查理的哪些特質在這場對峙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Parker 先生：這場戲是我精心安排的。它讓查理過去作為律師的鋒芒在新生活中重新閃耀，但帶有了不同的底色。在倫敦，他為有錢人辯護，玩弄法律條文；在肖迪耶，他為自己的清白辯護，質問的是法律背後的人性和動機。阿貝·羅西尼奧爾這個角色，代表了那種嚴酷、不寬容的宗教正義，他看到的是罪行，是教條的違反，而非罪人內心的痛苦或複雜性。他的指控看似基於「證據」（受傷、棕色鬍子），但其核心是偏見——對查理「無信仰」的偏見。

查理在這裡展現了他融合新舊自我的能力。他運用了過去精準的邏輯分析和尖銳的反諷，但他的動機不再是為了贏得一場遊戲，而是為了保護他來之不易的新生活，保護那些信任他的人（特別是羅莎莉，她來向他通風報信）。他質疑阿貝的邏輯：「偷黃金聖器因為值錢，偷鐵十字架因為無信仰？」他反駁「沉默不代表承認罪過」。他甚至用阿貝自己的信仰來反駁他，指出他對英國新教徒總督的關切，以及對查理無信仰者的偏見。這場對峙，展現了查理強大的智力回歸，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智力現在有了「心」的指引。他不再是冷血的辯論機器，而是一個為自己、為他所珍視的生活而戰的人。居勒神父和鄉紳的角色也很重要，他們代表了另一種可能性——鄉紳的務實和對人的直覺判斷，以及居勒神父的善良和對查理「好行為」的信任，這為查理的辯護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緩衝。

瑟蕾絲特：這場戲確實精彩，展現了帕克先生對人性和社會的深刻洞察。查理的辯護不僅救了他自己，也無形中觸動了阿貝，至少讓他願意「姑且相信」查理不是那個罪犯。而居勒神父，他在這卷書中對查理的關懷和信任，也是一道溫暖的光芒。他努力想將查理引向信仰，但更珍視查理展現出的善良和慈善行為。您認為居勒神父的「信仰」與查理的「行為」之間，是否存在一種更深層次的共通性？或許用塔羅牌來說，居勒神父是「教皇」（Hierophant），代表傳統信仰和教義，而查理在肖迪耶的生活，卻更像是一種在世俗中實踐「愚者」（Fool）或「隱士」（Hermit）之路，尋找自己的真理？

Parker 先生：居勒神父是一個真正善良且有智慧的人。他並不固守教條，他看到的是查理內心深處的掙扎和行為中展現出的善意。他相信「行為」本身就是靈魂狀態的體現。他試圖引導查理走向傳統的信仰之路，因為他相信那是最終的歸宿，但他的方法是溫和的、充滿愛心的。他沒有評判查理的懷疑或否定，而是耐心等待，用自己的善行和信任來感化。

查理，他遠非「愚者」那樣的天真，他的旅程更像是一種被迫進入的「隱士」狀態——從世界退隱，在孤獨中反思和探索。他用裁縫的勞動來重新建立與物質世界的連結，用幫助他人來重新建立與人性的連結。他的「信仰」如果存在，也是一種非常個人的、尚未成型的東西，更多地體現在對真理的追尋、對善良的實踐、以及對那些他認為值得信任和保護的人的責任感上。居勒神父和查理之間的關係，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道」——一種是既定的、神聖的，另一種是在塵世中摸索、在痛苦中鍛造的。但兩者都指向了某種形式的「光」。居勒神父相信，查理的善良行為本身，就已經走在了通往信仰的道路上，即使他自己尚未意識到。

瑟蕾絲特：這讓我想到榮格說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過程，即一個人走向完整自我的旅程。查理似乎就在這個過程中，整合他不同的面向。而羅莎莉在這個旅程中扮演的角色，更是無法忽視。她對查理的信任，即使在流言蜚語和法律追捕的壓力下也毫不動搖，甚至願意與他同生共死。她在花園裡對他說的那句「活著，是不是很好？」（It is good to live, isn't it?）以及最後在裁縫店門口她哭喊著說「我以為——哦，我以為，我以為……！」這份愛，似乎是查理走出陰影、選擇活下去的關鍵力量。她是他的「阿尼瑪」——那個引導他走向內心、喚醒他情感的女性原型嗎？

Parker 先生：羅莎莉，她是故事中的純粹與真摯的象徵。她的愛是無條件的，沒有被世俗的判斷或查理的過去所污染。在查理最黑暗、最孤立的時刻，是她，以及她的那句話，將他從自我毀滅的邊緣拉了回來。那句話不僅是對生命的肯定，更是對他存在的肯定，是對他所建立的新生活、他展現出的善良的肯定。

她的愛對於查理來說，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他自己內心深處渴望被看見、被接納的光芒。在遇到她之前，查理可能不認為自己值得被愛，尤其是在他經歷了失憶，對自己的過去充滿疑問和厭惡之後。羅莎莉的愛打破了他的防禦，觸碰了他最脆弱也最真實的部分。她確實是那個將他從冰冷的智力世界拉回情感世界的引導者。她是他新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最後那場戲中，她的恐懼、她的衝動，以及最終在看到他閱讀時感受到的「知道」，那種超越語言和理性的理解，是情感的最高表達。是她，讓查理選擇了「活著」並面對未來，而不是逃避或結束。她的愛，賦予了他繼續前行的「權利」。

瑟蕾絲特：那場景確實充滿了力量。查理本來打算再次逃避，甚至可能尋死，但羅莎莉的出現和那句「如果你走，我也走」，立刻將他拉回了現實，拉回了與他人的連結。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戀人」（The Lovers），不僅關乎浪漫關係，更關乎選擇——在不同道路、不同價值觀、甚至不同人生狀態之間的選擇。查理在羅莎莉面前，做出了選擇，選擇了活下去，選擇了連結。

書中還有一條線索，是關於公證人道芬（Narcisse Dauphin）的受傷，以及他與波萊特·杜布瓦（Paulette Dubois）和她孩子的故事。波萊特這位女性，她對尋找孩子的執念，她的悲傷和憤怒，為故事增添了另一層人性色彩。查理幫助她尋找孩子，這是否也是他救贖自己過去的一種方式？他過去是律師，或許曾處理過類似的案件，或者他的內疚感讓他對波萊特這位「受害者」產生了共情？

Parker 先生：（沉思片刻）波萊特的故事，是這卷書中的另一個「陰影」線索。她代表了過去的錯誤所帶來的持續的痛苦和追尋。她和公證人的關係，公證人出於複雜的動機幫助她（或許有舊情，或許有自我滿足，或許也有點善意），以及她對孩子的執念，都與查理的主線故事形成了呼應。查理對波萊特的幫助，確實可以被視為他新生活中「行善」的一部分。他用他作為裁縫（新身份）和作為律師（舊能力）的雙重身份來處理這件事。他理解波萊特的痛苦，也理解公證人的困境（公證人害怕妻子，害怕流言，但他寫信給波萊特讓她相信孩子活著，這點「善意」是他維持「好人」形象的方式）。

查理對波萊特的幫助，並非完全無私。他或許從波萊特的追尋中看到了自己無法追溯過去的痛苦。他看到波萊特對孩子的愛，這份純粹的連結，或許也讓他反思自己與「凱瑟琳」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波萊特找回孩子，是查理在替那些被他過去的生活所傷害或忽視的人，進行一種象徵性的「補償」。這也再次證明，他過去的「律師」技能，現在被用於更為人性化的目的。他不再是冷漠的法律機器，而是用智慧去解開人生的糾結。

瑟蕾絲特：這種多線索的交織，讓故事更為立體。書中還提到了居勒神父希望查理幫忙翻譯德文版的《受難劇》（The Passion Play），這是否也有某種象徵意義？讓這位被稱為「無信仰者」的裁縫，去翻譯一個關於犧牲與救贖的宗教劇本？這似乎是命運開的一個玩笑，但也可能預示著查理未來的某種轉變？

Parker 先生：（微笑）是的，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讓一個「無信仰者」去翻譯《受難劇》，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和象徵意義。這不僅是居勒神父將查理拉入教會事務的一種方式，也是文本內部的一個隱喻。查理自己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場「受難」，他在肖迪耶所承受的痛苦和掙扎，是他為過去付出的代價。讓他去翻譯這個劇本，就像是讓他從一個新的視角去審視犧牲、痛苦與救贖的含義。這或許會在他的內心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為他未來的精神轉變埋下伏筆。這不是強行的宗教灌輸，而是通過藝術和敘事，提供另一種理解生命苦難與超越的框架。查理對此的接受，也表明他開始對那些超越理性的事物抱持開放態度。

瑟蕾絲特：這就像塔羅牌中的「倒吊人」（The Hanged Man），在懸掛的姿態中獲得新的視角和領悟，通過犧牲或放下某些東西來達到更高的境界。查理似乎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而故事結尾，鄉紳無意間提到了「美麗的斯蒂爾」（Beauty Steele）這個名字，讓查理瞬間變色。這個名字像一把鑰匙，再次打開了通往他過去的大門。這是否意味著，無論他在肖迪耶建立起多麼真誠的新生活，他都無法徹底逃脫過去的身份和責任？他最終必須面對「美麗的斯蒂爾」所遺留的一切？

Parker 先生：（嚴肅起來）「美麗的斯蒂爾」這個名字，是查理過去的「面具」或「人格面具」（Persona）——那個在倫敦社交圈裡光鮮亮麗、聰明世故卻冷漠無情的查理·斯蒂爾。鄉紳無意間提到這個名字，是故事的必然發展。查理的新生活不可能永遠與過去隔絕，命運，或者說他過去的行為所產生的漣漪，終會追上他。這個名字的出現，預示著他即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他必須在「裁縫」與「斯蒂爾」之間做出選擇，或者說，他必須找到一條路，將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身份整合起來。

他的「right of way」（通行權/優先權）是什麼？是繼續以裁縫的身份生活，保護他在肖迪耶建立的一切？還是回到倫敦，面對「美麗的斯蒂爾」所遺留的法律責任和道德債務？特別是，他過去的罪行——據說他偷了錢，這傷害了許多人，包括寡婦和孤兒。以及他與凱瑟琳和比利之間複雜的關係。這些問題在第四卷結尾被重新提出，並成為他未來旅程的核心衝突。羅莎莉的愛給了他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氣，但這份愛本身也面臨著被他過去的真相所考驗的風險。他必須為「美麗的斯蒂爾」所犯下的錯誤負責，才能真正擁有作為「查理」的新生。

瑟蕾絲特：這確實是一個沉重的挑戰，也是他個體化旅程中必須跨越的最終障礙。過去的行為投下的陰影，最終需要正面對抗。帕克先生，這場對談非常有收穫。您筆下的人物，他們的掙扎、他們的轉變、他們在困境中展現的人性光輝，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能引起強烈的共鳴。感謝您創作了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故事。

Parker 先生：（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雨似乎小了一些）謝謝你，瑟蕾絲特小姐。作為一個作家，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去捕捉我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生命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人性的掙扎，道德的選擇，愛與失落，這些都是永恆的主題。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夠為讀者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間，讓他們在查理·斯蒂爾的旅程中，也能瞥見自己內心深處的光芒與陰影。

（他轉過身，臉上露出一絲溫暖的微笑）看來，雨快停了。

瑟蕾絲特：（也起身，微笑）是的，雨停了，或許也預示著查理的故事，在經歷了風暴之後，即將迎來更為清晰、但也更為艱難的道路。非常感謝您，帕克先生。今天的對談，如同在心靈的深處點亮了許多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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