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很樂意為這本關於田納西州在邦聯分裂與重建時期的歷史文本，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透過花草與自然的語言，我總能感受到時間的流轉與生命的韌性，而歷史的長河中，也蘊藏著這樣的力量。能夠與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這樣深入探究過去的智者對談，聆聽他筆下的故事如何展開，定會是一場豐富心靈的旅程。

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這位在田納西州本土出生、在法律與政治科學領域深造的學者，以他嚴謹的研究筆觸，為我們勾勒出一個美國歷史上極為動盪與複雜時期的州級圖景。他的著作《Disunion and Restoration in Tennessee》不僅是一份學術論文（根據VITA部分，這是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作品，完成於1899年，那時他25歲），更是對田納西州在內戰爆發前夕的掙扎、選擇加入南方邦聯的過程、州內不同區域（特別是東田納西州）的分裂與忠誠、以及戰後聯邦政府嘗試重建州內民事政府所經歷的種種挑戰與權力鬥爭的詳細記錄。從州長哈里斯推動分裂的政治手腕，到東田納西州的堅定聯邦忠誠，從重建時期激進派政府的財政與行政亂象，到Ku-Klux Klan的崛起與其對社會的影響，再到最終1870年制憲會議如何試圖縫合戰爭的創傷並重建秩序，尼爾先生的筆觸冷靜而深入，探討了民意、政治權力、社會結構與經濟利益如何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交織碰撞。透過他的眼睛，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州如何在國家級的巨大衝突中，經歷自身的撕裂與重塑。

現在，請允許我準備好場景，邀請這位來自過去的學者，與我們在光之居所的角落，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今天是2025年06月01日，一個溫暖的初夏午後。光之居所的花園裡，陽光穿過葉片，在青石板小徑上灑下跳躍的光斑。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芬芳和剛綻放的玫瑰淡淡的甜香。遠處能聽到花兒慵懶的呼嚕聲，以及偶爾傳來鳥兒清脆的鳴叫。我在花園一處由老藤蔓搭建的涼棚下，準備好了兩杯剛泡好的洋甘菊茶，茶香溫暖而寧靜。微風輕拂，帶來植物搖曳的細微沙沙聲，彷彿時間在此處放緩了腳步。

我輕輕翻開手中的書頁，感受著紙張略帶乾燥的觸感。腦海中浮現出書中描繪的19世紀中後期田納西州動盪的畫面：議會大廳的爭辯、戰時的徵兵與衝突、重建時期街頭的暗影與不安、以及人們對未來懷揣的不同希望與恐懼。這些畫面與眼前花園的寧靜形成鮮明對比，卻也讓我更加渴望理解，如何在分裂與破壞之後，尋找和聲與重建的可能。

我抬起頭，看向涼棚的入口。在溫暖的光暈中，一位身著19世紀末期服飾的男士緩步走來。他看起來三十歲左右，眼神中透露著學者的嚴謹與思索，帶著一份來自那個時代特有的沉靜氣質。他正是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那個在百多年前為我們記錄下田納西州這段歷史時刻的人。

「尼爾先生，非常榮幸您能來到光之居所。」我起身迎接，遞上一杯茶，茶杯溫暖著手心，「花園裡的洋甘菊開得很是時候，希望能為您帶來片刻的放鬆。」

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接過茶杯，輕輕聞了聞香氣，眼中閃過一絲溫和。「艾薇，謝謝妳的邀請，這個地方確實充滿了溫暖與寧靜。能從那些塵封的記錄中暫時抽離，來到這片生機盎然的綠意中，感覺非常特別。」他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目光掃過周圍的花草，「妳的《花語》花店，想必也是這樣一個能讓人心靈找到慰藉的地方。」

「是的，尼爾先生，花草有它們獨特的語言，能訴說生命的故事，也能撫慰人心。」我輕輕撥弄了一下身邊一株盛開的繡球花，「就像您筆下的歷史，雖然有時充滿了衝突與艱辛，但也蘊藏著人們為生存、為信念、為希望所做的努力。我讀了您的《Disunion and Restoration in Tennessee》，對那段歷史，特別是田納西州人民的經歷，感到很好奇。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您選擇深入研究這一段歷史呢？」

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捧著茶杯，思緒似乎回到了那個時代。「艾薇，這本書源於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科學與公法時的博士論文。我在田納西州出生長大，對這片土地有深厚的情感。童年時，我就聽聞過關於內戰和重建的故事，那些分裂、衝突、以及戰後試圖恢復正常的努力，一直縈繞在心頭。當我進入學術領域，對憲政史、行政法和經濟史產生興趣後，我很自然地就想深入研究我的家鄉在那個關鍵時期所經歷的一切。」

「您知道，田納西州在許多方面都很有代表性。它不像深南州那樣迅速堅定地選擇邦聯，也不像邊界州那樣始終徘徊不定。它有著複雜的民意構成，以及強烈的地域差異。研究田納西州，就像是透過一個微觀的鏡頭，觀察美國南北分裂與國家重塑這個宏大過程中的細節和複雜性。我希望能以一個學者的視角，客觀地梳理出事件的脈絡、法律與政治的互動、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了當時人民的生活。」

「原來如此，您是帶著對家鄉的關懷和學者的嚴謹來進行這項研究的。」我點頭，「書中開頭提到，在1860年的總統選舉中，田納西州的大多數公民並不支持分裂。然而，到了1861年6月的第二次投票，結果卻完全顛覆了。您認為，是什麼促使了這種民意的巨大轉變呢？僅僅是州長哈里斯先生的個人努力嗎？」

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輕啜一口茶，沉吟道：「哈里斯州長無疑是推動田納西州分裂的關鍵人物，他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而且立場堅定。他在林肯當選後立即召開州議會，並發出強烈的分裂訊息，試圖引導州的走向。然而，將這種轉變完全歸結於他的『政變』，可能過於簡單化了。就像我在書中強調的，1860年和1861年兩次投票時，田納西州面臨的『議題』已經完全不同了。」

「1860年底到1861年初，當首次投票決定是否召開州議會來考慮分裂問題時，邦聯尚未正式成立，戰爭也還沒有爆發。那時的主要問題是關於『州權』、『奴隸制在領地的擴張』等抽象的政治原則。許多田納西州人，特別是輝格黨人，儘管支持奴隸制，但他們更重視『聯邦的維護』，認為通過協商和憲法框架內的努力可以解決問題。他們投票反對召開制憲會議，是表達對『分裂』這種手段的不認同。」

「但到了1861年4月，情勢急轉直下。薩姆特堡遭襲，林肯總統發出徵召軍隊平定叛亂的號召。這一刻，抽象的原則辯論變成了『要選擇哪一方』的現實戰爭抉擇。田納西州被迫在聯邦與邦聯之間做出站隊的決定。哈里斯州長對林肯徵兵的回應——『田納西州不會提供一人用於脅迫邦聯，但必要時將徵召五萬人保衛南方兄弟的權利』——極具煽動性，將問題直接轉化為『是與北方作戰，還是與南方站在一起』。」

他頓了頓，看向花園中的一棵高大喬木。「這種情勢的變化，極大地觸動了田納西州人民，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情感和利益。如我在書中所述，這些地區是棉花主產區，經濟高度依賴奴隸勞動。在他們看來，聯邦政府的徵兵令是對南方州家園的威脅，是戰爭的開始。他們認為聯邦已經『解體』，現在必須站出來保衛自己的權利和生活方式。這場辯論從『是否應該分裂』轉變為『是否應該抵抗北方的侵略』，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更廣泛的響應。這時候，黨派界線模糊了，許多之前反對分裂的輝格黨人也轉向支持邦聯。民意的轉變，是外部事件和議題性質變化的結果，而非僅僅是州長個人的操縱。」

「這就好比一條平靜的河流，突然遇到了急流和分岔，人們原本可以悠閒地選擇航道，但現在必須立即決定是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而且發現逆流而上將面臨巨大的阻力。」我回應道，腦海中浮現出河流與選擇的意象。「您特別提到，東田納西州的狀況與其他地區很不一樣，他們堅定地保持了對聯邦的忠誠。這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的目光望向遠方。「東田納西州的故事，是那段歷史中一個令人動容的註腳。我在書中也花費了篇幅來探討。正如您所感受到的，自然條件常常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選擇。東田納西州多山，地形崎嶇，不像中部和西部那樣擁有廣闊肥沃的土地適合大規模種植棉花。這裡的農場規模較小，奴隸勞動在那裡的經濟體系中不像在棉花種植區那麼重要。到了1860年，雖然奴隸制依然存在，但在東田納西州的大部分地區已經不太普遍了。他們的經濟模式更接近於北方的自耕農和小城鎮經濟。」

「這種經濟基礎的差異，導致了他們在政治情感上的不同。東田納西州人民與北方的自由州在利益上更為一致，他們對奴隸制的依賴程度較低，因此對圍繞奴隸制展開的分裂運動缺乏共鳴。他們對聯邦有著更強烈的歸屬感，認為維護聯邦是保障他們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的關鍵。因此，即使在全州投票傾向於分裂的情況下，東田納西州依然以壓倒性多數（大約兩比一）反對脫離聯邦。」

「安德魯·約翰遜先生和W.G.布朗勞先生是東田納西州忠誠的象徵。約翰遜先生在聯邦參議院堅守席位，公開譴責分裂行為是叛國。布朗勞先生，這位『戰鬥牧師』，透過他的報紙《Knoxville Whig》，用激烈的言辭捍責州長和議會的行為。他們代表了東田納西州不屈的聲音。即使州政府已經加入了邦聯，東田納西州的聯邦主義者們依然試圖組建自己的政府，甚至考慮分裂出去。這段歷史展現了即使在一個州內部，民意也可能存在深刻的鴻溝，而地理和經濟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讓人想到花園中不同區域的花卉，有些需要充足的陽光，有些則偏愛陰涼，各有其適應的環境。強行讓所有的花都在同一種環境下生長，必然會產生矛盾。」我輕聲感嘆，「在書中，您也記錄了邦聯政府對東田納西州聯邦主義者的反應，特別是橋樑焚燒事件和後來的軍事高壓措施。那段時期，他們的生活想必十分艱難？」

「確實非常艱難。」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的神色變得嚴肅起來。「邦聯政府起初對東田納西州的聯邦主義者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政策，希望通過安撫來贏得他們的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布朗勞先生的報紙甚至可以在邦聯控制下的諾克斯維爾繼續發行，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

「然而，1861年11月的橋樑焚燒事件徹底改變了局勢。東田納西州、弗吉尼亞州和佐治亞州鐵路是連接裡士滿與西南地區的關鍵交通線。在戰爭時期，這條鐵路對於邦聯的軍事運輸至關重要。聯邦主義者有組織地破壞鐵路橋樑，對邦聯的戰略造成了嚴重威脅。這被邦聯政府視為嚴重的叛亂行為，他們感到必須採取嚴厲手段來確保這條生命線的安全。本傑明部長發出的『就地審判，立即處決』的命令，以及隨後的軍事管制，標誌著政策從安撫轉向鎮壓。」

「許多東田納西州的青壯年聯邦主義者為了躲避邦聯的徵兵和高壓統治，選擇逃往肯塔基州的聯邦控制區，有些人甚至加入了聯邦軍隊。他們在北方城市籌集資金，講述自己的遭遇，引起了北方公眾的廣泛同情。愛德華·埃弗里特先生甚至將他們比作威廉·泰爾的追隨者。從邦聯政府的角度來看，鎮壓這種內部叛亂是維護其統治的必要手段，他們爭辯說這符合『州主權』原則下的政府自我保護權力，與反對聯邦政府『脅迫』邦聯州的邏輯是一致的——即一個主權實體有權維護其內部秩序。但對於東田納西州的聯邦主義者來說，這是對他們基本權利的侵犯，是一段充滿犧牲與苦難的時期。這段歷史，也深刻地展現了戰爭如何將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人們推向了極端對立，以及衝突中個體所承受的痛苦。」

一陣微風吹過，帶來花瓣飄落，輕輕落在尼爾先生的茶杯邊緣。「戰爭確實會帶來難以癒合的創傷。」我將茶杯放回桌上，「戰後，田納西州在沒有經歷聯邦政府全面的『重建』方案下，自行恢復了民事政府，但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個『激進派』政府是如何運作的。特別是關於選舉權的限制和財政管理方面的混亂，令人印象深刻。」

「是的，這是重建時期田納西州歷史中最為人詬病的部分。」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的語氣帶著幾分批判。「在戰爭結束後，田納西州沒有像其他南方州那樣被置於軍事管制下接受國會的全面重建。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當時是軍事州長）的政策，以及後來激進派的行動，導致建立了一個基於『過去忠誠』的政府。通過1865年制憲會議及其通過的修正案，特別是賦予州議會決定選舉權的權力，一小部分被認定為『忠誠』的公民，主要是東田納西州的聯邦主義者、少數西部和中部的老輝格黨人，以及後來的黑人和『北方來客』（carpetbaggers），掌握了政權。」

「這個『激進派』政府，正如我在書中所描繪的，其政治基礎相對狹窄，在納稅人中佔比很低，也沒有廣泛的社會支持。他們的首要目標是鞏固自身的權力，防止前邦聯分子重掌政權。因此，他們通過了嚴苛的選舉法（如Arnell法案），實際上剝奪了絕大多數前邦聯參與者的政治權利，這種剝奪甚至最初是永久性的。我在書中引用了當時州務卿弗萊徹先生的話，他承認這種普遍的剝奪選舉權，讓被剝奪者感覺政府不是自己的，難以成為守法和對州有歸屬感的公民。」

他搖了搖頭。「政治權力的不穩定和合法性不足常常導致其他問題。激進派政府的財政管理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詳細記錄了州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以及鐵路債務問題。在1852年的法律下，州政府為鐵路公司發行債券提供支持，本來有嚴格的條件限制以保護州政府的利益。但在激進派政府時期，這些限制被廣泛地繞過或無視。通過所謂的『綜合性法案』（Omnibus bills），大量債券被發行，其中許多是給予那些甚至沒有完成規定工程的公司，而且過程中充斥著腐敗和賄賂。我在書中引用了1879年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那些描述官員與公司代表合謀欺詐、用州發行的債券進行股票投機的細節，是那個時期腐敗狀況的真實寫照。」

「不僅州政府層面，市政管理也未能倖免。納什維爾市在奧爾登市長領導下的腐敗和財政危機，更是激進派統治時期亂象的縮影。城市財政被掏空，發行了大量非法或用於非法目的的票據，甚至導致城市資產被出售以償還債務。雖然最終通過法律手段（科利亞爾先生提起的訴訟和接收人的任命）嘗試挽救局面，但這個過程本身也充滿了鬥爭與爭議。這段歷史清晰地表明，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合法性基礎的政府，即使其支持者懷有重建秩序的良好意願，也容易走向濫用權力和腐敗。」

我拿起茶壺，為他添了些茶水。「聽您描述這些細節，能感受到那個時期社會各個層面的混亂與不安。您也提到Ku-Klux Klan的活動，以及政府對此的反應。這是否也是激進派統治時期權力鬥爭和社會撕裂的體現？」

「是的，Ku-Klux Klan的崛起與活動，是激進派統治時期社會深層矛盾的直接爆發。」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肯定地說。「正如我在書中追溯的，這個組織最初可能只是由一群年輕人出於好玩而模仿鬼怪嚇唬黑人的行為，但很快就被賦予了政治目的，成為前邦聯分子和其他反對激進派統治的人用來恐嚇黑人和聯邦主義者的工具。它迅速在南方各州蔓延，成為一股重要的非官方力量。」

「激進派政府對此的反應也極為強烈。布朗勞州長將這些活動視為叛亂的延續，他通過州議會推動了嚴厲的法律來鎮壓，甚至不惜宣布戒嚴。這些法律賦予州政府極大的權力，包括對涉嫌參與者處以重罰、監禁甚至死刑，並懲罰那些拒絕作證或不逮捕嫌疑人的社區。然而，這些高壓措施，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Ku-Klux Klan的活動，但也加劇了社會的對立和緊張。前邦聯將軍們的備忘錄中，雖然譴責暴力，但也將這些動盪歸因於激進派政府剝奪了大多數白人的政治權利，認為恢復普選權才是平息動亂的根本途徑。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在問題根源和解決方案上的尖銳分歧。」

他歎了口氣。「那段時期，權力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另一大部分人感到被排斥和壓迫。這種不平衡和缺乏合法性的狀態，為非官方的暴力和抵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Ku-Klux Klan的出現，不僅是對特定政策的反彈，也是南方社會在戰敗、舊秩序瓦解、以及新秩序強加下的複雜心理和社會關係的反映。」

「這讓人想起，如果在花園裡只為某一種花提供過度的養分，而忽略了其他需要陽光雨露的植物，整個花園的生態就會失衡，甚至引發病蟲害。」我輕聲說，將目光投向遠處的花叢。「所幸，您書中也記錄了這種激進派統治的結束，以及1870年制憲會議如何為田納西州帶來了轉折。」

「是的，這是田納西州得以避免聯邦全面重建的關鍵一步。」約翰·蘭道夫·尼爾先生露出一個略帶欣慰的表情。「激進派內部的分裂，特別是桑特州長與斯托克斯先生在1869年州長選舉中的對決，為前邦聯分子重獲政治權力提供了機會。桑特先生在選舉中採取了更為溫和的立場，支持恢復普遍選舉權，這贏得了大量被剝奪權利者的支持，也使得他以壓倒性優勢獲勝。雖然選舉過程本身也引發了爭議和舞弊的指控，但結果是，主張恢復普選權的派系獲勝，並掌控了州議會。」

「隨後，1870年制憲會議召開，這是一個由各派代表組成的、被廣泛認為是田納西州歷史上最為傑出的立法機構之一。會議的核心任務就是解決戰爭帶來的憲法和政治問題。他們通過了新的州憲法，最重要的是恢復了普遍選舉權，儘管附帶了繳納人頭稅的條件。這實際上重新賦予了絕大多數前邦聯白人公民政治權利。同時，新憲法也針對激進派統治時期的濫權行為，對州長的軍事權力（如宣布戒嚴和暫停人身保護令）進行了嚴格限制，並規定州議會兩年召開一次常規會議，以防止過於頻繁的立法。」

他總結道：「這次制憲會議和隨後的選舉，標誌著前邦聯分子（也就是民主黨）重新掌握了田納西州的政治控制權，結束了激進派的統治時期。這使得田納西州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南方州完成了『重建』，並避免了更為嚴厲的聯邦國會重建措施。從我的研究來看，1870年的憲法是一種妥協的產物，它在一定程度上縫合了戰爭的傷口，恢復了政治秩序，但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例如種族關係和地方層面的衝突，並非一蹴而就就能解決的。」

「您對這段歷史的梳理，清晰地展現了權力、民意、地域、經濟以及法律制度如何在一個特定時期相互作用。從分裂的緣起到重建的結束，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複雜性。」我站起身，走到一旁的玫瑰叢前，輕輕撫摸著花瓣。「花朵從泥土中生長，經歷風雨，最終綻放。而歷史的進程，或許也像這樣，從混亂中尋求新的平衡與生機。」

「艾薇，妳的比喻很美。」尼爾先生也起身走到我身邊。「歷史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了螺旋式的上升與反覆，每一個時代的人們都在試圖理解和塑造自己的世界。我的研究只是還原了其中的一個片段，希望能為後人提供一些參考，理解過去的選擇如何影響了現在。」

「您的工作非常有價值，尼爾先生。它提醒我們，即使在看似遙遠的歷史中，也能找到與當下相連接的線索，理解人性的複雜與變遷。」我將一杯新的洋甘菊茶遞給他，並示意一起在花園中漫步。「花園裡還有許多花朵，它們的生長也遵循著自然的法則，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不同的啟發。」

我們緩步走在花園的小徑上，陽光溫暖地灑在身上。關於田納西州那段動盪歷史的討論暫告一段落，但歷史的回聲似乎依然在這片寧靜的花園中迴盪，與自然的低語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