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 árbol de la ciencia: novela》光之對談

好的，親愛的共創者！卡蜜兒很高興能與您一同探索皮歐·巴羅哈（Pío Baroja）這部深刻又令人心碎的作品《科學之樹》（El árbol de la ciencia）。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們可以回到過去，與這位充滿思想的作者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交流，感受他筆下安德烈斯·烏爾塔多（Andrés Hurtado）的掙扎與西班牙世紀末的氛圍。

這是一部被譽為巴羅哈最具自傳性、也最能體現其哲學思想的小說。皮歐·巴羅哈（Pío Baroja, 1872-1956）是西班牙「九八世代」（Generación del '98）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這個世代的作家在西班牙於1898年美西戰爭戰敗後，深刻反思國家的衰敗與民族的命運。他們的作品普遍帶有批判色彩、悲觀氛圍與強烈的個人風格。巴羅哈本人曾學習醫學，並短暫從事醫生職業，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筆下的主角安德烈斯。他多產且風格直率，被譽為「西班牙文學中最具活力的聲音之一」，但同時其散文式的結構和片段化的敘事也常引起討論。

《科學之樹》透過安德烈斯·烏爾塔多的人生軌跡，描繪了他從醫學院學生到最終的悲劇結局。故事分為七部分，記錄了安德烈斯在馬德里的學生生活、與親友的關係、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包括醫院、底層生活）、在鄉村擔任醫生的經驗、以及他與叔叔伊圖里奧斯之間關於哲學和人生的深刻對話。貫穿全書的核心是安德烈斯的悲觀與虛無主義思想，他對知識的追求似乎與生活的幸福背道而馳，正如書名暗示的「科學之樹」與「生命之樹」之間的衝突。這部小說不僅是安德烈斯個人的心靈自剖，也是對世紀末西班牙社會、教育、道德等各個層面的尖銳批判。巴羅哈以其獨特的筆觸，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充滿苦澀、真實得令人不安的世界。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場域，回到那個時代，去拜訪巴羅哈先生吧！

【光之對談：與皮歐·巴羅哈談《科學之樹》】

時光像一道柔和的光束，輕柔地將我們帶回二十世紀初的馬德里。那是一個空氣中瀰漫著新舊氣息交雜的城市，古老的教堂鐘聲與遙遠的電車聲一同迴盪。我們循著指引，來到市中心一棟老舊建築的頂層閣樓。空氣中帶有書籍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一盞光線發黃的檯燈照亮了一張堆滿手稿和筆記的書桌，角落裡隨意擱著幾本已經冷卻的咖啡杯。這裡便是皮歐·巴羅哈先生的寫作之地，簡潔而充滿學術的氣息，彷彿能感受到他筆耕不輟的堅韌。

巴羅哈先生正坐在他的椅子上，身形消瘦，留著濃密的鬍鬚，眼神銳利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他大約是四十多歲的年紀，正是創作力旺盛的時期。當卡蜜兒輕柔地顯化在房間一角時，他只是微微抬眼，沒有驚慌，彷彿早已習慣了生命中那些不請自來的「異象」。

「巴羅哈先生，日安。」卡蜜兒帶著一抹溫暖的微笑，輕聲開口，避免打破這裡凝結的思緒，「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遙遠卻與您的思想緊密相連的地方——光之居所。今天，我們帶著我的共創者的好奇與敬意，想與您聊聊您的作品，《科學之樹》。」

巴羅哈先生推了推眼鏡，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但更多的是沉靜。他微微點頭，示意我們坐下。

「《科學之樹》…」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帶著點獨特的口音，「那是我的一部…很個人的書。」他頓了頓，彷彿回憶起書中的種種苦澀，「所以，你們是從未來來的訪客，對這部書有什麼好奇嗎？」

卡蜜兒：「是的，親愛的共創者和我，以及居所的夥伴們，都對《科學之樹》中安德烈斯的故事和您的哲學思想感到強烈的共鳴。特別是書中所呈現的，知識的追尋似乎與人生的幸福構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對比。您為何會選擇以『科學之樹』為名呢？這個名字似乎就暗示了一種核心的衝突。」

巴羅哈先生：「這是一個源自《聖經》創世紀的意象，不是嗎？『科學之樹，辨善惡之樹』與『生命之樹』。人們吃了辨善惡樹的果實，就獲得了知識，但卻失去了無憂無慮的『生命』。這本書的核心，我想，就是在探討：當一個人擁有越多知識，看得越透徹，是否就越難以在這個世界上找到單純的幸福或生存下去的動力？」

卡蜜兒：「安德烈斯的故事似乎就印證了這一點。他聰明、敏感，不斷學習，對周遭的一切都有深刻的觀察和批判。但這種清醒和知識似乎讓他越來越痛苦，與他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

巴羅哈先生：「沒錯，安德烈斯可以說是我自身一部分心靈的寫照。醫學教育讓我接觸到科學、實證和分析，這讓我看清了許多社會的偽裝和人性的弱點。然而，這種清晰的認知並沒有帶來快樂或滿足，反而是一種深刻的悲觀和虛無感。他就像一個拿著解剖刀的人，將生命層層剝開，卻只看到了其中的腐朽和痛苦。」

卡蜜兒：「書中您透過伊圖里奧斯叔叔的口，提出了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觀點，特別是叔本華那種將意志視為盲目驅力的思想，以及叔本華對生命的悲觀論。這些哲學對安德烈斯的悲觀思想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嗎？或者說，安德烈斯是否本身就傾向於這種悲觀，而哲學只是為他提供了驗證和語言？」

巴羅哈先生：「伊圖里奧斯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抽離與觀照，他的哲學討論為安德烈斯，也為我自己，提供了一套理解世界混亂的方式。叔本華的思想，特別是他對世界本質的揭示——那是一種盲目的、無意義的意志驅動，以及由此產生的痛苦——對於像安德烈斯這樣一個敏感、容易感知痛苦的心靈來說，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他並非被動接受，而是他的內在感受與這種哲學產生了共鳴。他看到的世界，無論是在大學裡的鬧劇、聖胡安德迪奧斯醫院的悲慘，還是在阿爾科萊亞鄉村的愚昧與自私，都似乎印證了這種悲觀的哲學觀點。」

卡蜜兒：「聖胡安德迪奧斯醫院那一章，以及在阿爾科萊亞觀察到的種種人性陰暗面，都非常令人震撼。您筆下的社會現實是如此赤裸而殘酷。這些是否是您對西班牙社會深刻失望的體現？感覺在書中，您並不是簡單地批評，而是描繪出一種根深蒂固的、難以改變的『西班牙病』。」

巴羅哈先生：「是的，那是一種病。不是單一器官的病，而是整個機體的衰弱與病變。我看到了教育體系的僵化與虛偽，政壇的腐敗與犬儒，底層人民的愚昧與生存的掙扎，以及上層階級的自私與虛偽。在馬德里，我看見的是一種人工的、缺乏生命力的喧囂；在阿爾科萊亞，則是原始的、無意識的殘酷與停滯。這些不是表面現象，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麻木與缺乏真正的生命力。」

他端起桌上已經冷掉的咖啡杯，抿了一口，眉頭微蹙，不是因為咖啡的味道，更像是回憶起那些場景帶來的苦澀。

卡蜜兒：「書中的人物各具特色，像是胡利奧·阿拉希爾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似乎與安德烈斯的理想主義形成鮮明對比。還有露露，她雖然生活在底層，卻展現了一種獨特的清醒和生命力。這些人物在安德烈斯的世界觀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巴羅哈先生：「胡利奧代表了現實世界中『生命之樹』的邏輯——不擇手段地生存，以實用和利益為導向。安德烈斯對他是既鄙視又困惑，因為胡利奧似乎能在這個混亂世界中游刃有餘，而這是安德烈斯做不到的。露露則是一個更複雜的人物。她在泥濘中掙扎，卻沒有失去對真誠的渴望和對虛偽的厭惡。她身上有一種被生活磨礪出的銳利和真實。她與安德烈斯的關係，可以說是他尋找『生命』連結的一種嘗試。她不是哲學家，卻以她自己的方式理解著生活的殘酷。她代表了安德烈斯 intellectual detachment 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情感和生存的維度。」

他目光飄向窗外，彷彿能透過玻璃看到馬德里的街道和那些他曾描繪過的人物。

卡蜜兒：「安德烈斯在阿爾科萊亞擔任鄉村醫生那段經歷，似乎是他理想與現實衝突最激烈的地方。他試圖用科學和理性的方法去應對愚昧和疾病，但最終似乎是徒勞的，甚至引來了敵意。那裡的生活，以及與桑切斯醫生、卡雷尼奧先生等人的互動，對他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巴羅哈先生：「阿爾科萊亞是西班牙鄉村現實的一個縮影，是一個微觀世界。安德烈斯在那裡遇到的，是比馬德里更為原始、更為赤裸的生存法則。桑切斯醫生的平庸與自私，卡雷尼奧先生沉溺於古老幻影的自我欺騙，以及底層人民的愚昧與對理性的抗拒，都讓他深刻體會到，僅憑科學和理性，很難改變一個積習已深、缺乏活力的社會。他試圖帶來光明和秩序，卻被視為異類，最終被迫離開。這強化了他的悲觀：個人的努力在巨大的社會慣性面前是多麼渺小。」

卡蜜兒：「這也讓我想到伊圖里奧斯叔叔提到的『生命是一場殘酷的狩獵，我們互相吞噬』的觀點，以及他提出的兩種人生選擇：『徹底的 abstención 和 indiferencia 的觀照』或『限定在狹小範圍的行動』。安德烈斯似乎在這兩者之間掙扎，最終未能找到平衡。」

巴羅哈先生：「沒錯。伊圖里奧斯的觀點，雖然聽起來冷酷，卻是這本書哲學基調的一部分。生命本身的驅力是盲目的、競爭性的，這似乎是自然法則。安德烈斯無法接受這種殘酷，但他那種廣泛的批判和對普遍正義的渴望，又讓他無法像胡利奧那樣投入到『有限的行動』中去獲取利益。他既無法全然超脫地觀照，也無法找到一個他願意為之奮鬥的、狹小的、有意義的『戰場』。這種內在的 disociación（分裂）最終導致了他的悲劇。」

卡蜜兒：「安德烈斯與露露的關係，尤其是在結婚之後，似乎是書中難得的一抹溫暖。他翻譯、寫作，似乎找到了一種相對平靜和有意義的生活。但最終，這份寧靜還是被打破了，以一種非常突然和悲傷的方式。」

巴羅哈先生：「（嘆氣）露露是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連結，她身上有一種未被完全摧毀的真實和對生命最初簡單願望的渴望。那段共同生活的時光，翻譯和寫作的投入，確實給安德烈斯帶來了一種他渴望的、安靜的、有智性意義的生活。他發現了露露那被生活掩蓋的柔軟和深情。但…」他語氣變得更為沉重，「…生命本身就是充滿痛苦和意外的。當他們的孩子出生時，那種希望與失望的巨大落差，以及露露因此遭受的打擊，讓安德烈斯再次面對了生命的殘酷和無力。他那脆弱而敏感的心靈，無法承受這樣的衝擊。他無法將自己的理論——即不應將痛苦的生命帶到世界上——與他對妻子和孩子的愛與痛苦協調一致。這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卡蜜兒：「結局令人非常痛惜。伊圖里奧斯叔叔說他『沒有力量生活』、『是一個享樂主義者，一個貴族』，而另一位醫生說他『有幾分先驅者的特質』。您如何看待對安德烈斯結局的這兩種詮釋？」

巴羅哈先生：「伊圖里奧斯對安德烈斯的判斷，是從他自己的哲學角度出發的。他認為安德烈斯無法適應生命的殘酷競爭，無法投入到功利的生存遊戲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沒有『活下去的力量』，他的敏感和對痛苦的感知讓他無法成為一個『生物性的』強者。而說他『有幾分先驅者的特質』， perhaps 是指他在思想上，在對現存秩序和虛偽的批判上，觸及了一些深刻的問題。他雖然在行動上失敗了，但在智識的探尋上，他走得比很多人都遠。他看到了『科學之樹』的真相，卻找不到『生命之樹』的入口，這本身就是那個時代，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現代知識分子可能面臨的悲劇。」

卡蜜兒：「所以，《科學之樹》並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問題，並以安德烈斯的故事來呈現這些問題帶來的痛苦？」

巴羅哈先生：「正是如此。生活沒有簡單的公式，知識也不能提供幸福的保證。這部書就是一次探索，一次對存在困境的凝視。它可能讓人感到壓抑，但如果能引發讀者的思考，讓人們去質疑那些既定的『真相』，或許就已經足夠了。」

卡蜜兒：「非常感謝您，巴羅哈先生。您的作品，以及您今天分享的見解，都為我們打開了新的視角。雖然安德烈斯的故事充滿悲傷，但透過理解他的困境，我們也更能體會到在混亂中尋找意義的重要性。我的共創者一定會對這場對話感到非常珍貴。」

巴羅哈先生微微點頭，臉上露出一絲難得的、淡淡的微笑。閣樓外的馬德里夜色漸濃，遠處傳來夜的聲響，但在此刻，時間彷彿停滯，只剩下文字與思想的光芒在迴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