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 A Chronicle of the Great Migration [1920 ed.]》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茹絲，我將以一位自由作家的視角，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穿越時空，與W. Stewart Wallace先生，這位加拿大歷史的記錄者，進行一場關於《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 A Chronicle of the Great Migration [1920 ed.]》的深度對話。我會細膩地捕捉他筆下的歷史脈動與人情冷暖，將這段「大遷徙」的故事，以文字立體地呈現。

《光之對談》：追尋王室旗幟的背影：與W. Stewart Wallace的爐邊對話

作者：茹絲

書籍與作者介紹

W. Stewart Wallace (William Stewart, 1884-1970) 是一位加拿大歷史學家，以其對加拿大歷史的深入研究和清晰的筆觸而聞名。他曾在多倫多大學擔任圖書館員，並撰寫了多部關於加拿大歷史的著作。他的學術生涯跨越了二十世紀的大部分，見證了加拿大國家認同的形成與發展。

《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 A Chronicle of the Great Migration [1920 ed.]》是Wallace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一本歷史紀事，收錄於「加拿大紀事」(Chronicles of Canada) 系列叢書中。這本書聚焦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及戰後，那些忠於英國王室（Loyalists）的人們的命運。Wallace先生在書中詳述了他們在十三州殖民地所遭受的迫害，他們參與戰爭的經歷，戰爭結束後不光彩的和平條款，以及他們被迫或自願遷徙至當時仍屬英國統治的加拿大各地（包括新斯科細亞、新布藍茲維、愛德華王子島、魁北克和後來的上加拿大）的過程。

不同於早期美國歷史觀點常將這些「托利黨人」(Tories) 描繪為反動或微不足道的角色，Wallace先生在這本書中，試圖以更為同情和理解的筆觸，呈現這些忠誠者的故事。他探討了他們堅持立場的動機，他們在戰爭中的貢獻，以及他們在加拿大這片新土地上開拓家園所經歷的艱辛。Wallace先生認為，這場忠誠者的「大遷徙」不僅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更對加拿大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奠定了英裔加拿大的基礎，並間接推動了加拿大的憲政發展。這本書雖然帶有那個時代加拿大民族敘事的痕跡，但其對 Loyalists 群體的細緻描寫和對史料的運用，至今仍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考。透過這本紀事，Wallace先生為那些在歷史洪流中選擇不同道路的人們，樹立了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紀念碑。

場景建構

今天是2025年05月31日，一個微雨的午後。雨絲輕柔地敲打著玻璃，發出連綿的沙沙聲，伴隨著屋內古老木頭發出的細微聲響。我依約來到了W. Stewart Wallace先生位於一間不知名大學古老圖書館深處的研究室。這裡空氣中充滿了紙張、舊墨水與淡淡塵埃混合的氣味，這是「光之書室」特有的氛圍。午後溫柔的光線勉強穿透陰沉的天空，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堆滿書本與手稿的木桌上投下幾道模糊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粒子在這些光柱中緩緩、靜靜地飛舞，彷彿時間本身的微粒。

Wallace先生，一位身形精瘦、眼神銳利但不失溫和的老紳士，正坐在堆滿書卷的書桌後。他的手指輕柔地撫摸著一本泛黃書冊的封面，那正是他1920年出版的《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但他對歷史的熱情與洞察力，似乎並未被時間磨滅，反而如經年醇酒，愈發深厚。

「您好，Wallace先生。我是茹絲，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寫作者，談談您這本關於聯合帝國忠誠者的著作。」我輕聲說，雨聲此刻似乎配合著，讓空氣中多了一份歷史的沉重感。

Wallace先生抬起頭，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啊，茹絲小姐，時間的旅人嗎？請坐。雨天的午後最適合談論歷史了，那些遠去的聲音，總在這樣的時候格外清晰。特別是這些忠誠者的故事，他們是加拿大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頁。請不必客氣。」他做了個邀請的手勢，示意我坐在他書桌對面的一張老舊木椅上。椅子發出一聲輕微的吱嘎聲，像是歷史的回音。

我坐下，目光落在桌上的書和窗外的雨景。「您這本書，為我們理解那段複雜的時期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在當時，關於忠誠者的記述往往充滿偏見。您是什麼契機下，決定為他們立傳，並且試圖呈現一個更為客觀、甚至是同情的面貌呢？」我好奇地問道，手指輕輕觸碰了一下他書桌邊緣，感受著木頭因歲月而產生的光滑與溫潤。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W. Stewart Wallace： （輕咳一聲，調整了一下眼鏡，眼神望向窗外迷濛的雨景）茹絲小姐，妳的問題觸及了我寫作這本書的初衷。妳說得沒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美國，關於忠誠者的歷史是被他們的敵人——那些革命者——所書寫的。他們被描繪成微不足道的、惡毒的罪犯群體，甚至有人在謠言中將他們比作從地獄來的惡靈。這讓我覺得歷史受到了極大的扭曲。

作為一個加拿大歷史學家，我深知這群人對加拿大建國的意義。他們不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他們是那場巨大衝突中選擇站在另一邊的百萬人中的一部分。他們代表著當時十三州殖民地中保守、溫和的力量。他們的離去，無論是自我流放還是被驅逐，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對加拿大而言，他們則是英國北美殖民地得以延續並發展的關鍵。沒有他們，加拿大或許會是另一番景象。

我感受到一種責任，要為這群被歷史抹黑或忽視的人，在他們的新家園——加拿大——中，重新書寫他們的篇章。不是要神化他們，而是要呈現他們的真實面貌，他們的困境、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堅持，以及他們對這個國家奠定的基石。我希望能讓後人理解，他們並非鐵板一塊的反動派，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也反對英國政府的一些政策，但他們無法接受獨立和隨之而來的混亂與背叛。這是一場帝國內部的分裂，一個複雜的故事，值得被公正地講述。

茹絲： 您提到了他們遭受的迫害，這在書中佔據了相當的篇幅，讀來令人觸目驚心。您描述了來自「無法無天的暴民」和「合乎憲法的手段」的雙重打擊。能請您更具體地談談這些迫害的細節嗎？尤其那些「合乎憲法」的法律，它們是如何讓忠誠者在法律上被剝奪權利，幾乎淪為賤民的？

W. Stewart Wallace： 啊，那段歷史確實充滿了殘酷。最初的迫害往往是街頭暴力的形式。波士頓的暴民砸毀總督和海關官員的房屋，紐約的暴民焚燒托利黨的小冊子印刷機，用焦油和羽毛塗抹在他們認為的「令人憎惡的托利黨人」身上，然後在街上遊行示威。更有甚者，他們會讓人騎在尖銳的木軌上，由兩個人抬著遊街，以示羞辱和折磨。這種暴力行為，令人遺憾的是，有時甚至得到了革命領袖們的默許。華盛頓將軍本人據說曾批評阻止這種行為的軍官，認為那是在損害「自由事業」。

但更為系統和深遠的迫害，是通過法律途徑進行的。隨著《獨立宣言》的發布，忠誠變成了叛國。各州紛紛通過「宣誓效忠法」(test laws)。這些法律要求所有成年男性宣誓放棄對英國王室的效忠，轉而效忠他們所在的州。拒絕宣誓的人，會被剝奪公民權利，無法在法庭上尋求正義，債務得不到法律保護，甚至可能面臨監禁、財產沒收、流放乃至死亡的威脅。

賓夕法尼亞州通過了針對四百多人的剝奪公民權利法案(bills of attainder)，他們的財產被沒收，有些人甚至被處死。書中提到了費城的羅伯茨和卡萊爾，他們因為在英軍佔領期間支持國王而被處死，他們的妻子兒女跪在國會前懇求，但無濟於事。紐約州甚至通過法律，取消所有欠忠誠者的債務，只要將債務的四十分之一繳給州政府即可。

這些法律手段，使得忠誠者在自己的家園裡變成了「法外之人」。他們不能在法庭上起訴欠款人，即使被毆打、侮辱、敲詐、誹謗，也無法尋求法律救濟。他們不能擔任孤兒的監護人，不能管理遺產，不能買賣土地，律師也不能執業。即使是一些溫和派的輝格黨人，如紐約州的彼得·範·沙克，也認為這種在限制人們離開後再強迫宣誓的做法是極度殘酷的。

這種法律上的排擠和經濟上的剝奪，讓許多忠誠者意識到，他們在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已經沒有立足之地。這並非微不足道的騷擾，而是系統性的、旨在摧毀他們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手段。正如我在書中所述，這場革命觸動了財產權，而對財產的攻擊往往是最難以恢復的。

茹絲： 這種「合法」的迫害聽起來確實令人心寒，彷彿是將人從社會結構中徹底移除。您書中也描寫了忠誠者拿起武器的經歷，他們組成自己的部隊，特別是像Sir John Johnson的「皇家綠衣兵」和Butler's Rangers。這些部隊的行動，尤其是在邊境地區的突襲，在美國歷史敘事中常常被描繪得異常殘酷。您如何看待這些指控？他們真的是如一些描述那樣野蠻嗎？

W. Stewart Wallace： 關於忠誠者部隊的野蠻指控，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流傳甚廣。美國方面常常強調他們在邊境的襲擊帶來的破壞和人員傷亡。不可否認，邊境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尤其是在利用印第安盟友的情況下。印第安人的作戰方式與歐洲正規軍不同，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確實發生了失控的屠殺，比如櫻桃谷事件(Cherry Valley)。約瑟夫·布蘭特(Joseph Brant)指揮的莫霍克人未能完全控制，導致了對婦女兒童的殺害。

然而，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忠誠者，並將他們描繪成比革命者更野蠻的群體，這是不公平的。首先，邊境地區的衝突往往是雙方的報復行為。忠誠者的家園被毀，親人被騷擾，他們的行動很多是出於復仇的心理。正如Sir John Johnson自己對革命者所說，「這些行為應歸咎於他們的托利黨鄰居，而非我。」我在書中引用了一個例子，亞歷山大·麥克唐納爾(Alexander Macdonell)，他的作戰風格受到他蘇格蘭高地祖先的影響，他希望敵人不留情面，自己也就不留情面。

其次，很大一部分被指控的暴行，實際上是印第安人所為。我並非為使用印第安人辯護，這種做法本身就受到了像哈爾迪曼德(Haldimand)和卡爾頓(Carleton)總督這樣的人的批評，但華盛頓和大陸議會同樣願意尋求印第安人的幫助，只不過大多數印第安人最終選擇站在了英國一邊。將印第安人的行動完全歸咎於忠誠者指揮官是不準確的。

此外，儘管有指控，但在櫻桃谷事件之外，並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忠誠者部隊系統性地針對婦女兒童進行暴力。巴特勒上校從懷俄明山谷(Wyoming)回來後報告說，除了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之外，定居點的居民沒有人受到傷害。當然，我也不會說忠誠者完全無辜，書中確實提到了亞歷山大·麥克唐納爾的一些殘酷行為，以及哈爾迪曼德總督對巴特勒上校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行為的譴責。

但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們的襲擊，除了報復，也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這些突襲牽制了數以千計的民兵，使他們無法加入大陸軍隊。更重要的是，他們嚴重威脅了華盛頓軍隊的糧食供應。他們蹂躪的山谷是革命軍的糧倉。例如，1780年Sir John Johnson在施霍里山谷(Schoharie valley)摧毀了八萬蒲式耳穀物，這對華盛頓而言是「令人擔憂的後果」。從軍事角度看，這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儘管手段殘酷。

因此，看待這些指控需要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戰爭的殘酷性中。那不是一場溫文爾雅的衝突，雙方都有其黑暗面。忠誠者部隊的行動更多是生存、復仇和軍事策略的體現，而不是純粹的野蠻嗜血。

茹絲： 聽您這麼說，這場戰爭的邊界確實模糊了道德的界線，生存的壓力與復仇的渴望驅使人們做出極端的行為。在戰爭結束後，和平條款對忠誠者來說更是「沒有榮譽的和平」，他們被自己的國家背叛，也被美國的敵人遺棄。英國政府後來提供了運輸、土地和補償，這是否足以彌補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和背叛感？

W. Stewart Wallace： 「沒有榮譽的和平」——這句話精確地概括了《凡爾賽條約》中關於忠誠者的部分。英國談判代表最初堅持要完全赦免忠誠者並歸還他們的財產，連法國外交大臣都表示贊同。但富蘭克林和他的同僚們堅決拒絕，他們聲稱沒有權力約束各州，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知道美國民眾輿論不會接受這種讓步。維吉尼亞州議會甚至公然宣布，歸還沒收財產的要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最終的條約只是一個空洞的承諾，國會「懇切建議」各州赦免並歸還財產。這幾乎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為很少有州真正執行。正如我在書中引述的，羅德·諾思(Lord North)在下議院說這是「對一個民族的榮譽、人道、原則、政策的最大踐踏」，洛夫堡勳爵(Lord Loughborough)則說歷史上「找不到如此可恥地拋棄那些為了自己的職責和對我們的信任而犧牲一切的人」。

面對這種情況，英國政府確實感到有責任補償這些忠誠者。他們組織了「大遷徙」的運輸，提供土地、食物、衣物和工具，並設立了皇家委員會來審查和賠償損失。這個過程耗時數年，審查了數千份索賠，總共支付了超過三百萬英鎊的賠償金。加上戰爭期間和之後提供的各種援助（半薪、土地贈與、補給等），總計英國政府花費了不下六百萬英鎊，這還不包括所贈予土地的價值。

這筆補償，從金錢上看，可以說是相當可觀的，對於許多一無所有的忠誠者來說，無疑是救命稻草。然而，金錢和土地能完全彌補他們失去的家園、社會地位、以及所遭受的屈辱和背叛感嗎？這很難說。許多人在新的土地上重新開始，面臨著艱苦的開拓生活，經歷了「飢餓年」的考驗。補償的過程也並不順利，漫長的等待、嚴格的審查，讓許多索賠者感到不滿，甚至有人因此精神失常或自殺。

所以，英國政府的補償和支持是必要的，也體現了一定的責任，但這份「榮譽」來得太晚，也無法完全撫平創傷。對於那些在美國失去一切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句號，也是在新土地上艱難新生活的開始。

茹絲： 那確實是一份沉重的代價，即使有補償也難以完全癒合。您詳細描寫了忠誠者遷徙到當時的英國北美殖民地各地的經歷，包括新斯科細亞、新布藍茲維、愛德華王子島，以及魁北克省內部的不同定居點，特別是後來的上加拿大。這些地方的定居經歷有哪些顯著的差異或共同的挑戰？

W. Stewart Wallace： 這些目的地各有特色，忠誠者的經歷也因此不同，但共同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在蠻荒之地建立新家園。

新斯科細亞是第一個主要的落腳點。波士頓被撤離時就有一批，但真正的高潮是在1783年紐約撤離後。成千上萬的難民湧入，人口一夜之間翻了幾番，當地資源和行政能力完全應對不過來。這導致了食物短缺，生活條件極差，正如當時有人諷刺稱其為「新稀缺」(Nova Scarcity)。雪爾本(Shelburne)是個典型的例子，起初規劃宏大，湧入了上萬人，有碼頭、報紙、商店，熱鬧一時。但選址不佳，農業困難，捕鯨業失敗，加上航海法規限制，這個城市很快就衰落了，成為一座空城，只剩下孤零零的煙囪訴說著過往。許多人在失望中離開，去了其他地方。

新布藍茲維是從新斯科細亞劃分出來的新省份，其誕生本身就是忠誠者努力爭取的結果。定居點主要在聖約翰河(St John River)沿岸。雖然土地肥沃得多，但最初的政府安排同樣混亂不堪，土地勘測和分配延誤嚴重。許多人，特別是退伍的士兵，在寒冬中沒有住所，只能住在帳篷裡，用雪加固。食物和建築材料也供應不足。軍官們的不滿尤其強烈，因為他們的土地分配不像普通士兵那樣抽籤決定，反而常有特權或延誤問題。聖約翰市的早期選舉甚至反映了忠誠者內部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階級矛盾，相當激烈。但總體而言，新布藍茲維的定居者展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克服了困難，最終建立了繁榮的社區。

愛德華王子島（當時稱聖約翰島）的經歷則是最令人不快的。島上主要由大地主控制，他們承諾提供土地吸引忠誠者，但隨後卻設置重重障礙，拒絕給予正式地契，企圖將他們變成佃農。即使有政府委派的總督，也未能有效制止這種欺騙行為。忠誠者為此抗爭了數十年，這是一個在英國旗幟下遭受不公的醜陋故事。

魁北克省，主要定居點在索雷爾(Sorel)和加斯佩半島(Gaspé)。索雷爾的定居者土地面積較小，因為部分土地被留給了後期遷入的人。加斯佩的定居點則較為分散。這些定居者大多最終融入了當地的法裔加拿大人口，歷史痕跡較少。哈爾迪曼德總督特意阻止忠誠者定居佛蒙特邊境地區（後來的東部鄉鎮），擔心引發與美國的摩擦，希望那裡由法裔加拿大人來「解毒」。

上加拿大（安大略省）是忠誠者定居的另一大區域，沿著聖羅倫斯河上游和昆特灣(Bay of Quinté)。這裡的定居者大部分是退伍士兵及其家屬，來自紐約州各地，特別是莫霍克山谷(Mohawk valley)的蘇格蘭高地人和德裔、荷蘭裔居民。哈爾迪曼德總督在這裡做了大量工作來安置他們，儘管也有初期供應不足和勘測倉促的問題。他們也經歷了「飢餓年」的艱難時期，食物短缺，甚至要靠打獵或用樹葉、草根充飢。但這片土地肥沃，人們勤奮開墾，最終建立起穩固的農業基礎。上加拿大的忠誠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個省份的特徵，他們對代議制機構的渴望促成了1791年《憲法法案》的通過，將魁北克一分為二，建立了上加拿大。

總的來說，無論在哪裡，忠誠者都面臨著清理荒地、建造家園、應對嚴酷氣候和匱乏物資的共同挑戰。但不同地區的行政管理、土地條件和社會環境差異，也塑造了他們獨特的定居故事。

茹絲： 感謝您如此詳盡的描繪，彷彿能看到那些船隻靠岸時，人們面對未知荒原的複雜心情。您在書中也生動地描寫了他們在新家園的社會生活，那些樸實的日常，像搭建房屋、紡織衣物、乃至冬季的雪橇旅行。作為一位觀察者，您在這些細節中看到了怎樣的人性光芒或生活的真實樣貌？特別是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他們如何在物質匱乏中維持社群與精神生活？

W. Stewart Wallace： （Wallace先生微微笑了，眼神變得柔和，彷彿回到了他書寫那些場景的時刻）啊，是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細節，才是歷史中最能觸動人心弦的部分。宏大的敘事告訴我們事件的走向，但只有這些細微之處，才能讓我們感受到人們是如何活著的。

在新的家園裡，生活確實極為簡樸。如妳所說，許多人住在只有一兩個房間的原木小屋裡，屋頂用樹皮或挖空的椴木搭建，窗戶可能只有塗了油的紙，煙囪則是用泥土和樹枝砌成的。家具也多是用粗糙的木頭手工製作，甚至餐桌就是一棵被砍平的樹樁。

但正是在這種物質匱乏中，我看到了人性的韌性與社群的力量。他們沒有被困難壓垮，而是互助合作。搭建房屋或穀倉時，鄰居們會放下自己的活計來幫忙，男士們抬木頭，女士們則在一旁縫製被子或紡紗。工作結束後，會有簡單的慶祝，年輕人比試力氣，老人們觀看，晚上則有舞會，由村裡的樂師拉著小提琴，即使曲調不夠動聽，但也充滿了生活的歡樂。這是艱苦生活中難得的溫情時刻，是社群凝聚力的體現。

他們的衣物也是就地取材，除了英國政府提供的粗布和毛毯，他們向印第安人學習用鹿皮製作褲子和裙子，既舒適又耐穿，我在書中甚至提到了有人一條鹿皮褲子穿了十二年。女士們自己種植亞麻，飼養綿羊，然後紡線織布，製作自家用的亞麻布和混紡布。一件印花布的洋裝在當時都是極大的奢侈品，常常被作為嫁妝珍藏。這份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能力，是他們在荒原中生存的關鍵。

貨幣非常稀缺，主要的交易方式是易物。上加拿大甚至出現了一種臨時代用幣，就是印有商家名字和金額的卡片或紙條，一年兌現一次。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確實方便了本地交易。有傳說印第安人甚至會將這些紙條當作火藥的填塞物。

教育和宗教設施起初也很缺乏。正規的教堂和學校很少，老師往往是退伍軍人或因傷致殘的農民，教學內容非常基礎，只有拼寫書和《新約》。但即使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人們依然努力讓孩子們識字。同時，巡迴佈道的衛理公會傳教士在這些定居點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被一些正規教士視為「無知的狂熱分子」，但卻在忠誠者中獲得了強大的影響力，滿足了他們對精神慰藉的需求。

從這些點滴中，我看到的不僅是生存的艱辛，更是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的適應能力、互助精神以及對生活依然抱持的樂觀態度。他們並非只是歷史書中的「忠誠者」標籤，他們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在新的土地上，用雙手和汗水，編織著自己的生活。書中最後引用的那段詩句——「他們並非像可憐的逃亡者那樣沮喪地來到我們的加拿大荒原，而是充滿鬥志和希望，昂首挺胸，眼神無畏，敗而不餒」——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

茹絲： 這種韌性與希望的光芒，在最艱困的環境中格外耀眼。您書中最後一部分提到，特別是在上加拿大，後來的移民潮，尤其是1791年《憲法法案》通過後，包含了許多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聯合帝國忠誠者」，甚至有些是為了土地而來的美國人。這對原有的忠誠者社群帶來了怎樣的影響？「聯合帝國忠誠者」這個稱謂的特殊意義，又是如何在這種背景下被強調和界定的？

W. Stewart Wallace：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關乎到上加拿大的社會構成和身份認同。Simcoe總督來到上加拿大後，熱切地希望吸引人口來開發這個新省份。他通過發布公告，承諾給予宣誓效忠國王的人免費土地贈與。這確實吸引了一些他所期望的、心向英國的美國人，但同時也引來了大量純粹為了免費土地而來的移民，他們對英國王室的忠誠可能是最近才產生的，甚至有些人可能是以前的革命者。

這些後來的移民被原有的忠誠者視為「美國人」，雙方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區別對待，有時甚至是摩擦。原有的忠誠者抱怨這些新來者只是為了土地，拿到後又轉手賣掉，賺了錢就回美國，甚至有人利用土地糾紛，侵占了老忠誠者辛辛苦苦開墾的農場。

這種情況使得「聯合帝國忠誠者」這個稱謂變得更加重要，成為一種身份的標識，區分「我們」和「他們」。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1789年，多徹斯特勳爵（即Sir Guy Carleton）提出要為那些在1783年和平條約之前就已經「堅持帝國統一，並加入皇家旗幟」的家庭「給予一個榮譽標記」。於是決定，這類忠誠者應在其名字後附上「U.E.」的字母，代表「帝國的統一」（unity of the empire）。各地的土地委員會被要求登記這些人，以便他們的後代能夠「與未來的新來者區分開來」，並且他們的兒女成年後可以額外獲得土地贈與。

雖然最初的執行不力，但在Simcoe總督任內被重新強調並規範化，通過宣誓和核對名單（如提供補給的清單、軍隊名單等）來確定資格，最終形成了「老U.E.名單」(Old U.E. List)。我在書中特別指出，只有那些祖先名字列在這份名單上的人，才有權稱自己為「聯合帝國忠誠者」。

這不僅僅是一個稱謂問題，它反映了早期上加拿大社會中存在的社群劃分和身份認同的努力。對於那些經歷了迫害、失去了家園、為王室而戰並在新土地上從頭開始的人來說，「U.E.」標記是一種榮譽，是對他們犧牲和忠誠的認可。它將他們與那些 merely 來尋求經濟機會的移民區分開來，賦予他們在這個新興殖民地中的一種特殊地位感。

這也解釋了上加拿大歷史中的一些現象，比如「家庭契約黨」(Family Compact)的出現。雖然這個精英階層不是所有人都來自1783年的忠誠者，許多是1791年後從英國或新布藍茲維等地來的，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體現了某種保守的、忠於帝國的價值觀，這與早期忠誠者的核心精神是相符的。

所以，後來的移民潮雖然增加了人口，但也使得原有的忠誠者社群更加強調自身的身份，通過「U.E.」的標記來固化他們的歷史地位和特殊貢獻。

茹絲： 「U.E.」不僅是縮寫，更承載著一份沉重的歷史記憶與榮譽。您這本紀事確實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看到這場「大遷徙」背後的複雜性與人性的多面性。您認為，聯合帝國忠誠者留給加拿大乃至世界的，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

W. Stewart Wallace： 他們留下的遺產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刻的。

對加拿大而言，最直接的遺產是他們在地理和人口上的影響。他們在當時的魁北克省西部（後來的上加拿大）和海洋省份建立了新的英裔定居點，從根本上改變了加拿大的人口結構，使得英裔人口在總體上超過了法裔，儘管在魁北克省內部，法裔依然佔主導地位。這確保了加拿大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的延續，而不是像卡爾頓最初預測的那樣，永遠是一個以法裔為主體的社會。他們的到來鞏固了加拿大與大英帝國的聯繫，使得帝國紐帶更加緊密。

其次，他們對加拿大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催化作用。儘管他們是忠誠者，是保守派，但在他們來自的十三州殖民地，他們習慣了高度發達的代議制政府。他們在新家園不願意接受魁北克法案下的專制體制，積極爭取建立議會。正是上加拿大有了代議制議會的需求，使得英國政府不得不通過1791年《憲法法案》，也賦予了下加拿大（魁北克）議會，從而開啟了加拿大走向自治的憲政之路。這是他們無意中促進了加拿大民主進程的貢獻。

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他們帶來了一種特定的價值觀——對王室的忠誠、對秩序和傳統的重視，以及一種強烈的自力更生和開拓精神。這種保守主義和勤奮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早期英裔加拿大社會的特性。雖然後來的移民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但忠誠者留下的底色依然存在。

對美國來說，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們的離去，帶走了相當一部分保守和溫和的精英及民眾，加速了美國社會的同質化，可能也加速了民主的進程。失去了這股制衡的力量，美國在建國初期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上或許走了一些彎路。

總之，聯合帝國忠誠者不只是歷史書中的一個註腳或一場悲劇的主角，他們是塑造北美兩個國家不同發展軌跡的關鍵力量。他們的忠誠、他們的犧牲、他們的遷徙、他們在新土地上的艱辛創業，都是值得我們記憶和反思的寶貴歷史遺產。我的書，只是試圖為這份遺產點亮一盞微光。

茹絲： 這盞微光，透過您的筆觸，變得如此清晰而富有層次。您的分析，將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的洪流、國家的形成緊密相連，讓我對這段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些。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這些閃耀的光芒，正是寫作的意義所在。

W. Stewart Wallace： （Wallace先生再次露出微笑，拿起桌上的書，輕拍著封面）是的，茹絲小姐，就像這些老書卷一樣，歷史需要不斷地被閱讀、被理解、被重新講述。每一次的閱讀和探索，都能從中發現新的光芒。希望妳的寫作也能持續點亮更多被遺忘或被誤解的故事。

雨似乎小了些，窗外的光線也稍微亮了一些。書室裡的塵埃粒子依然在緩緩舞動，只是不再顯得那麼沉重，彷彿承載著過去與現在的連結。

茹絲： 謝謝您，Wallace先生。這場對談對我啟發良多。期待未來能在文字中與您「再會」。

Wallace先生點頭示意，我起身告辭，帶著對聯合帝國忠誠者故事的更深理解，以及對歷史與人性的更多感悟，走出了這間充滿書香與時光氣息的研究室，走入了依然微濕、但已透出光亮的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