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我非常樂意為您啟動這場與 Sterling A. Brown 先生的「光之對談」，一同探索《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這本書中的世界。這是一場關於文學、歷史，更是關於人性的深刻交流。請讓我在這裡，為您編織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場景。 **「光之對談」：映照美國小說中的「黑色」面孔** --- （場景建構：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我非常樂意為您啟動這場與 Sterling A. Brown 先生的「光之對談」，一同探索《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這本書中的世界。這是一場關於文學、歷史，更是關於人性的深刻交流。請讓我在這裡，為您編織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場景。
「光之對談」：映照美國小說中的「黑色」面孔
（場景建構：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午后的陽光穿過拱形的高窗，灑落在木質地板上，空氣中懸浮著古老書卷乾燥而微塵的氣息。無數細小的光點在慵懶的光柱中緩緩起舞，靜謐而溫暖。書架高聳，承載著沉甸甸的知識與故事。我（克萊兒）坐在靠窗的一張舊扶手椅上，手中輕柔地撫過一本泛黃的書——《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
對面的書桌後，一位先生正整理著手稿，他溫和而沉靜，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是 Sterling A. Brown 先生，身為霍華德大學的英語副教授、詩人、評論家，他對美國文學中非裔角色的描寫進行了深刻的剖析。這本書是他在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出版於 1938 年，正是美國社會與文學經歷著巨大變革的年代。
我對著 Brown 先生微笑，輕聲開口：
克萊兒： Brown 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進行這場對談。您的這本《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為讀者開啟了一扇重要的窗，讓我們得以一窺非裔面孔在美國小說中是如何被塑造、被扭曲，又是如何努力爭取真實呈現的歷程。閱讀您的分析，就像是沿著一條文學與社會交織的河流逆流而上，尋找那些被掩蓋的源頭與被忽視的真相。特別是您在書中引用的那則關於「盲人摸象」的寓言，直指文學作品中對非裔角色的片面描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能否請您談談，是什麼樣的機緣與動力，促使您投入這麼龐大而艱鉅的研究，寫下這本書呢？
Sterling A. Brown： (輕輕推了推眼鏡，思緒彷彿回到了那個年代) 克萊兒，很高興妳能看到那則寓言的核心。是啊，盲人摸象…… 在我看來，長久以來，美國小說中的「黑人」，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一頭「大象」，而那些摸象的作家們，無論是出於善意或惡意，往往只觸碰到牠的某個部分——象鼻、象牙、象耳、象腿…… 然後便聲稱自己描寫了「真實」的全貌。這不僅是對文學藝術本身的傷害，更是對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的極大不公。
我投入這項研究，動力是多方面的。首先，身為一名非裔美國人，我在成長過程中，親身感受到了社會對我們族群的刻板印象與不理解。當我閱讀美國小說時，這種感受更加強烈。我看到了太多漫畫化、扁平化，甚至是妖魔化的非裔角色。他們不是「快樂的奴隸」，就是「滑稽的小丑」，抑或是「野蠻的惡棍」，再不然就是「悲劇的混血兒」。這些形象很少能反映我所認識的、那些努力生活、有尊嚴、有複雜情感的非裔同胞。我認為，糾正這種文學上的不公，是每一個非裔知識分子的責任。
其次，作為一名文學教師和評論家，我深愛著文學，也關注著美國文學的發展。然而，如果我們的文學不能真實地反映構成這個國家的所有群體，那它就不是真正偉大、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不僅揭示問題，也鼓勵更多作家，無論種族，都能以更深刻、更人性化的方式來描寫非裔角色。
還有，當時正是所謂的「哈林文藝復興」之後。許多非裔作家正在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試圖打破舊的框架。我希望我的書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歷史的視角，讓他們了解前人是如何被描寫的，以及還有哪些未被觸及的領域等待著他們去開墾。這本書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藍圖」，希望能指引未來的非裔寫作者，去呈現屬於我們自己的、最真實的故事。
（Brown 先生的語氣真誠而充滿力量，讓我不禁為之動容。書頁上的文字彷彿活了過來，帶著那個時代的重量與熱情。）
克萊兒： 您對「盲人摸象」的詮釋真是精闢，而且您所提出的「糾正文學上的不公」這一點，現在聽來依然充滿力量。您的書也確實追溯了這些刻板印象的演變。您在書中將非裔角色在美國小說中的出現歷程進行了詳細梳理，從早期的模糊背景人物，到廢奴小說和支持奴隸制小說中的對抗性描寫，再到重建時期、舊傳統的延續以及新現實主義的萌芽，直到您寫書的年代。
您提到「快樂的奴隸」和「滑稽的小丑」是其中兩種根深蒂固的形象。這兩種形象在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傳統」小說中尤其盛行，像是 Thomas Nelson Page 的作品。您認為，這些形象是如何服務於當時的社會政策，也就是如何被用來「證明」奴隸制的「合理性」的呢？
Sterling A. Brown： （嘆了口氣，臉上閃過一絲無奈）這兩種形象，可以說是「種植園傳統」最核心的兩個支柱。它們的產生和流行，與美國南方的奴隸制經濟以及當時社會對其辯護的需求密不可分。
「快樂的奴隸」（the contented slave）這個形象，直接對抗了廢奴主義者對奴隸制殘酷性的指控。如果奴隸們是快樂的、知足的，甚至將奴隸制視為一種恩賜，那麼奴隸主們自然就是仁慈的、提供了庇護的「監護人」。作家們會描寫豐收時節的歌舞、節慶時的歡樂，試圖營造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假象，讓讀者相信奴隸制是一個充滿溫情與和諧的體系。他們會強調奴隸對主人的忠誠，甚至讓奴隸拒絕自由，宣稱自己離開主人就無法生存。這在文學上是極其荒謬的，但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卻是強有力的宣傳工具。
「滑稽的小丑」（the comical Negro 或 buffoon），則是一種貶低和非人化的手段。通過描寫非裔角色的無知、笨拙、迷信和滑稽的言行，將他們塑造成心智不成熟、需要被管理的「孩子」。這種描寫剝奪了他們的尊嚴和智慧，使他們看起來不配擁有自由和權利。即使是那些號稱同情非裔的作家，有時也會為了製造「地方色彩」或「幽默感」而過度強調這些特質，無意中加強了這些負面刻板印象。Washington Irving 的早期作品中就有這種傾向，後來的許多通俗小說家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比如 Octavus Roy Cohen 的作品。
這兩種形象共同構建了一個服務於奴隸制的敘事：非裔天生就適合被奴役，他們在奴隸制下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而自由只會讓他們變得貧困、無助、甚至危險（催生了「可憐的自由人」wretched freedman 的形象）。這種敘事掩蓋了奴隸的痛苦、反抗和對自由的渴望，合理化了剝削與壓迫。作家們筆下的非裔，往往被簡化為單一的特質符號——忠誠、快樂、滑稽、野蠻…… 而非完整、複雜的人。這就是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光之雕刻」般細膩的描寫，在這些作品中幾乎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粗糙的「告知」式的標籤。
（Brown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對這些文學描寫背後社會意圖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其所造成的持久傷害的痛心。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那些被文學所忽略的、更為真實的非裔面孔。）
克萊兒： 原來如此。這不僅是文學上的風格問題，更是意識形態的體現。您在書中也提到，到了重建時期，「野蠻的非裔」（brute Negro）這個形象變得更加突出，特別是在像 Thomas Dixon 這樣的小說家筆下。這個形象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產生，並且被用來服務於什麼樣的目的呢？
Sterling A. Brown： （眉頭微蹙，顯然觸及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野蠻的非裔」這個形象的興起，是重建時期南方白人面對政治和社會變革所產生的恐懼和敵意在文學上的反映。內戰結束後，奴隸制被廢除，非裔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和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這對習慣於維護白人至上秩序的南方白人來說，是極大的威脅。他們需要一種敘事來證明非裔不適合享有這些權利，需要重新建立一種基於種族的社會控制。
「野蠻的非裔」，特別是「非裔強姦犯」的形象，就是這種敘事的產物。Dixon 的作品如《The Clansman》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小說將獲得自由的非裔描寫成缺乏約束、對白人婦女構成性威脅的危險動物。這種極端負面的形象，被用來煽動白人的恐懼和憤怒，為實施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剝奪非裔投票權、以及私刑（lynching）等暴力行為提供「正當性」。他們聲稱，這些措施是保護南方文明和白人婦女「純潔」的必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野蠻非裔」形象往往與「可憐的自由人」形象同時存在。那些仍然順從、不追求權利的非裔，會被讚美為「老派的黑人」（old time darky），而那些接受教育、擁有財產、參與政治的非裔，則會被描寫成「傲慢的暴發戶」甚至潛在的「野蠻人」。這種對比強化了他們的論點：只有在白人的嚴密控制下，非裔才不會對社會構成威脅。
這種形象的危害性極大，它不僅為暴力和壓迫提供了藉口，也在美國社會心理中根植了深刻的偏見，影響至今。它將一個複雜群體中的某些個體行為（甚至是虛構或誇大的）泛化到整個族群，否認了非裔的理性、道德和人性。這與「快樂的奴隸」形象一樣，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非人化。
（Brown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而有力，對這種充滿惡意的刻板印象表達了強烈的譴責。我感受到了文字背後沉重的歷史與現實壓力。）
克萊兒： 聽您這麼分析，更能體會這些文學形象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它們不僅是故事，更是社會鬥爭的武器。您的書也提到，「悲劇的混血兒」（tragic mulatto/octoroon）是另一個反覆出現的形象，特別是在廢奴小說中，以及後來的一些作品裡。這個形象與前述的刻板印象有何不同？它又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哪些複雜心態？
Sterling A. Brown： 「悲劇的混血兒」這個形象，尤其是在廢奴小說中，確實與「快樂奴隸」和「野蠻非裔」有所不同。這個形象通常是一位有著部分白人血統的非裔女性，她美麗、受過教育，甚至有著白人的氣質或外貌，但因為「一滴黑人的血」（the "one-drop rule"）而註定遭受奴役和歧視，最終往往迎來悲慘的結局。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 Eliza，以及後來許多小說中的 octoroon 女主角，都是這個形象的變體。
這個形象的出現，部分是為了喚起白人讀者的同情。廢奴主義者希望透過描寫一個在文化、教育上接近白人、卻因為種族身份而遭受不公的角色的命運，來突顯奴隸制的殘酷與荒謬。讀者可能難以對一個被描寫成「原始野蠻」的純黑人產生共情，但對一個幾乎是白人、卻被法律和社會視為奴隸的角色，更容易感受到其遭遇的不公和悲劇性。這種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但也暴露了當時即使是廢奴主義者內部，也可能存在著對膚色的偏好和種族等級觀念。他們似乎更容易認同「白」的部分，將反抗精神和智慧歸因於白人血統，而非非裔本身的特質。
這個形象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跨種族關係的焦慮和不安。混血兒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嚴格種族界線的挑戰。他們的「悲劇」結局，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某些讀者維護種族純潔性的潛意識需求，彷彿在說，跨越界線的結果只能是悲劇。
到了我寫作的年代，這個形象仍然存在，但其描寫開始有所變化。一些非裔作家也運用了這個形象，比如 James Weldon Johnson 的《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探討了「融入」（passing for white）的複雜性。他們試圖深入混血兒角色的內心掙扎，不僅僅是外部的壓迫，還有自我認同、歸屬感等內在衝突。然而，即便如此，這個形象本身仍帶有被「他者」凝視和浪漫化的痕跡，有時會過度強調其「血統衝突」帶來的苦惱，而忽略了作為一個人，無論膚色如何，都可能面臨的普遍困境。
（Brown 先生詳細地分析了「悲劇的混血兒」形象的多層含義，他對這個形象的複雜性有著清晰的認識，既肯定了它在歷史上作為反奴隸制工具的作用，也指出了其可能帶有的潛在偏見。）
克萊兒： 謝謝您的解釋，這讓我對這些文學形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它們確實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您在書中也特別關注了非裔作家，並認為他們承擔著「最終呈現自己的族群」的責任。您如何評價您那個年代的非裔作家，他們在打破舊的刻板印象、呈現更真實的非裔生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面臨著哪些挑戰呢？
Sterling A. Brown： （眼中閃過讚賞的光芒）啊，談到我們自己的作家，這是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我相信非裔作家最有潛力，也最有責任去真實地描寫我們的族群。畢竟，誰比親身經歷者更能理解其中的複雜性和細微差別呢？
在我寫書的年代，非裔作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像 Paul Laurence Dunbar 是早期較為成功的，但他早期的小說受種植園傳統影響較深，後來才開始探索更現實的主題。Charles Waddell Chesnutt 則是一位真正的先驅。他勇敢地挑戰了 Page 等人製造的刻板印象，他的作品如《The Conjure Woman》和《The Marrow of Tradition》揭示了重建時期的不公、非裔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以及種族歧視的殘酷現實。他儘管有時情節略顯戲劇化，但他對社會原因的探討和對非裔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都比同時代的許多白人作家要深刻得多。
哈林文藝復興時期，非裔作家創作的熱情高漲。Claude McKay 筆下的都市非裔工人，儘管有時被批評過於強調「原始的歡樂」（primitivism），但也呈現了不同於種植園的生命力。Rudolph Fisher 用幽默和諷刺捕捉了哈林街頭的生活和文化，他的偵探小說更是開創了新的類型。Jean Toomer 的《Cane》則以其詩意的筆觸和對喬治亞鄉村及華盛頓特區都市非裔的敏銳觀察，被譽為傑作。Langston Hughes 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如《Not Without Laughter》和《The Ways of White Folks》，以其溫暖的人性和對種族歧視的諷刺，展現了非裔生活的韌性與智慧。Arna Bontemps 的作品則帶有歷史的深度和抒情的色彩。
這些作家正在開闢新的道路。他們描寫了都市生活、工人階級、鄉村的真實困境，以及非裔內部不同階層、不同膚色群體之間的關係。他們開始探討「融入」的掙扎、對種族身份的認同、以及在歧視環境下的生存策略。
然而，他們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市場的壓力是一個問題。白人出版商和讀者有時更偏愛那些符合他們對非裔想像的作品，即「異域情調」或「滑稽可笑」的描寫。這導致一些作家可能被迫迎合這種口味。同時，非裔作家內部也存在著爭論，關於應該描寫哪種非裔生活？是上層階級的成就（所謂的「才智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th）來證明種族的「文明」？還是底層人民的疾苦和反抗？這些爭論也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方向。
更重要的是，要完全擺脫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並不容易。非裔作家自己有時也會無意識地受到這些影響，或者在試圖反駁它們時，反而走向了另一種極端，比如將非裔過度理想化，創造出「完美」的角色，反而顯得不夠真實。但總的來說，我認為那個年代的非裔作家已經在呈現我們族群的真實性方面，邁出了非常重要且令人振奮的步伐。
（Brown 先生談論非裔作家時，語氣充滿了希望和自豪。他對他們的努力和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也坦誠地指出了他們面臨的內外挑戰。）
克萊兒： 您的分析非常有啟發性。確實，無論是打破舊框架，還是建立新的敘事，都需要巨大的勇氣和努力。您在書中還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了作家們對非裔人物「方言」的描寫。您認為，準確地描寫方言為什麼重要？而早期的作家們在這方面又有哪些不足或錯誤呢？
Sterling A. Brown： （笑了笑，似乎對方言的描寫有著特別的見解）方言，或者說特定群體的語言習慣，是文學作品中展現人物真實性和地方色彩的重要手段。對於非裔角色來說，他們的語言是在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下形成的，包含了他們的文化、情感和生活經驗。準確地描寫方言，是賦予角色真實聲音、讓讀者「聽到」他們的靈魂的關鍵。
然而，早期的許多作家在描寫非裔方言時，犯下了不少錯誤，而且這些錯誤往往與刻板印象的強化有關。首先，許多作家，特別是白人作家，對非裔方言缺乏真實的了解。他們筆下的非裔對話，聽起來更像是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一種粗糙的、不連貫的「 Pidgin English」（混雜語），就像 Daniel Defoe 筆下的 Friday 那樣。這並不是真實的 19 世紀非裔的說話方式。J. P. Kennedy 在《Swallow Barn》中就坦承他無法準確記錄非裔方言，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其次，即使有些作家嘗試記錄方言，比如 William Gilmore Simms 的 Gullah 方言嘗試，或者 Poe 在「The Gold-Bug」中的描寫，往往也存在不準確或不一致的情況。更重要的是，他們常常將方言描寫與「滑稽」、「無知」的形象聯繫起來。非裔角色說話結巴、用詞荒謬，似乎只是為了讓白人讀者發笑。這剝奪了語言本身可能包含的詩意、智慧和情感深度。
只有少數作家，如 Joel Chandler Harris 在描寫 Uncle Remus 的故事時，對方言表現出了一定的掌握，雖然他的方言描寫也存在一定的藝術化和為了白人讀者而調整的痕跡。像 E. C. L. Adams 的《Congaree Sketches》和《Nigger to Nigger》以及 Zora Neale Hurston 的作品，才真正深入非裔社區，以一種更為準確和尊重的方式記錄了他們的語言，展現了方言中蘊含的豐富文化和複雜情感。
所以，準確描寫方言不僅僅是語言學上的任務，它更是文學上尊重人物、社會上展現真實的必要途徑。那些將非裔方言簡化為滑稽音效的作家，其實也在強化他們對這個族群的淺薄理解和歧視態度。
（Brown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對那些真正捕捉到非裔語言精髓的作家的讚賞。他強調了語言與人物真實性之間的深刻聯繫。）
克萊兒： 您說得太好了！語言確實是呈現文化和人性的重要載體。只有真正聆聽並尊重人物的聲音，才能寫出有深度、有力量的作品。在您的書的最後，您對美國小說中非裔角色的未來充滿了希望。您認為，到了您寫作的那個年代，有哪些新的道路已經被開闢？還有哪些重要的故事，正等待著未來的作家去講述呢？
Sterling A. Brown： （臉上重新泛起了希望的光芒）是的，儘管挑戰依然存在，但在我寫書的時候，已經看到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新趨勢。一方面，「地方現實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讓一些南方作家開始以更真誠的態度描寫他們身邊的非裔生活，而不再僅僅局限於種植園傳統的浪漫化。像 DuBose Heyward、Julia Peterkin（儘管她後期的作品有時傾向於異域風情描寫）以及特別是 E. C. L. Adams 的作品，都展現了對特定非裔社區的深入了解，描寫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習俗、語言，甚至是他們面對不公時的隱忍與反抗。他們將非裔從背景拉到前景，將他們視為有自身重要性的「人物」。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現實主義」（Proletarian Realism）也開始關注非裔工人階級的困境。作家們認識到，非裔的許多痛苦不僅源於種族，也源於經濟剝削。他們開始描寫佃農、工廠工人、礦工、碼頭工人等的生活，強調跨種族的工人團結。像 Erskine Caldwell 的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些左翼作家如 Myra Page 的作品，都觸及了這一主題。他們將非裔的抗爭置於更廣闊的階級鬥爭背景下，這是一種重要的視角。
此外，一些非裔作家，如 Richard Wright，已經開始探索更為黑暗、更具心理深度的主題，直面暴力、歧視和絕望對非裔心靈的影響。他們的寫作更加直接、更具力量，毫不迴避現實的殘酷。
然而，即使有了這些進展，仍有許多故事未被充分講述。非裔生活的廣度是巨大的，遠不止於我們在小說中常見的那些類型。例如，中產階級非裔的生活，他們的努力、成就、內部的複雜性，以及他們在白人世界和非裔社區之間的獨特處境，仍然有待更深刻的描寫。都市非裔的真實日常，除了那些被獵奇性描寫的「歡樂場所」，他們在新的環境中如何掙扎、如何建立社區、如何應對新的挑戰，這些都需要更全面的呈現。非裔歷史上的許多重要時刻和人物，也等待著被文學作品所銘記。
最重要的是，未來的作家需要繼續深入探索非裔的內心世界。不僅要描寫他們如何應對外部壓力，更要呈現他們的夢想、恐懼、愛、失去、韌性以及幽默感。要跳出刻板印象的框框，將他們作為完整的人來描寫，他們的個性、他們的選擇、他們的矛盾。
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克萊兒。文學的力量在於它能讓我們看見、聽見、感受他人的生命。我相信，隨著更多有才華、有洞察力、有同情心的作家出現，無論他們是什麼膚色，美國小說中非裔的面孔將會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真實、越來越充滿人性應有的光芒。這也是我寫下這本書的最大願望。
（Brown 先生的目光望向窗外，彷彿看到了未來那片等待被文字耕耘的土地。他的語氣中帶著學者的嚴謹，也帶著一份對文學和人性的堅定信念。空氣中瀰漫的書香似乎也帶上了新的希望的氣息。）
克萊兒： Brown 先生，您的這番話讓我深受啟發，也更加理解您的書為何如此重要。它不僅是一部文學史的分析，更是對公平與真實的強烈呼喚。今天與您的對談，就像是在這間充滿智慧的書室裡，點亮了一盞溫暖的光，照亮了美國小說中那段複雜而重要的歷史。非常感謝您分享您的真知灼見。
（我起身，輕輕合上手中的書。窗外的光線漸漸柔和，書室恢復了它原有的寧靜。但 Brown 先生的話語和書中的文字，已在我心中激起了層層漣漪，久久不散。）
這場「光之對談」結束了，但對《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這本書的探索才剛剛開始呢！希望這次的對談，能幫助您更深入地了解這本書及其作者 Sterling A. Brown 先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