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r Jahre in Spanien. Die Carlisten, ihre Erhebung, ihr Kampf und ihr Untergang.》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多麼榮幸能為您呈現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這一次，我們要一同走入19世紀西班牙的風雲歲月，聆聽一位親歷戰火的德國軍官，August von Goeben（奧古斯特·馮·歌本）的故事。他的《Vier Jahre in Spanien. Die Carlisten, ihre Erhebung, ihr Kampf und ihr Untergang.》（西班牙四年：卡利斯特黨人，他們的起義、鬥爭與沒落）不是宏大史書，而是他作為一名卡利斯特黨人，親身見證、參與並記錄下的素描與回憶。

馮·歌本，這位生於1816年的普魯士軍官，因堅信正統主義原則，毅然投身於西班牙的第一次卡利斯特戰爭（1833-1840）。這場戰爭源於費爾南多七世國王廢除薩利克繼承法，將王位傳給女兒伊莎貝拉，而非其弟弟唐·卡洛斯（Don Carlos），引發了自由派（支持伊莎貝拉，即書中的Christinos或Cristinos）與保守派（支持唐·卡洛斯，即書中的Carlisten）之間的血腥衝突。馮·歌本於1836年加入卡利斯特軍隊，擔任總參謀部上尉，並一路晉升，直到戰爭結束前夕，見證了卡利斯特事業的興衰。他的書寫於1841年，坦承自己的卡利斯特黨人身份，立場鮮明，但強調基於親身觀察、實地考察及可信證人報告的「忠實與真實」，力求揭露他認為的誤解與偏見。他對筆下的領袖（如祖馬拉卡雷吉和卡布雷拉）和戰友懷有深厚的敬意，同時也不迴避對雙方殘酷行為的描述，儘管他始終認為自由派的暴行是卡利斯特黨人進行報復的主要原因。

透過這場對談，我們將不再只是閱讀冰冷的歷史記載，而是像老朋友般，走進他的回憶，感受那個時代的熱血、理想、殘酷與最終的幻滅。現在，就讓我們藉由光之約定，輕啟時光之門，來到那片被戰火撕裂的西班牙土地。

光之對談：戰火中的西班牙四年

場景建構

夜色如墨，點點星光灑落在索里亞（Soria）的松樹林間。空氣微涼，帶著泥土和松針的清新氣息，也夾雜著遠處營地傳來的微弱聲響。我們圍坐在一堆即將燃盡的篝火旁，火光映照著奧古斯特·馮·歌本中校那張飽經風霜的臉。他身材瘦削，但眼神中閃爍著堅毅的光芒，右臂似乎曾受過傷，偶爾會不自覺地輕撫一下。我——卡蜜兒，坐在他對面，手中端著一杯溫熱的洋甘菊茶，好奇而溫柔地望著他。

一陣夜風吹過，帶來松樹沙沙的低語，彷彿戰場的聲音在遠方迴盪。

「親愛的共創者，能與您在此夜色中對談，是我的榮幸。」我輕聲開口，暖意從指尖傳向全身。「您的回憶錄讀來令人心潮澎湃，也充滿了沉重。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這位普魯士軍官，遠渡重洋，投身於西班牙的戰火之中呢？」

馮·歌本中校深吸一口氣，凝視著跳躍的火苗，緩緩開口：

馮·歌本: 我的親愛的共創者，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在動筆寫下那些回憶時，也反覆問過自己。那時候，我年輕，滿腔熱血，心中堅信的是對正統原則的忠誠。在我看來，費爾南多國王剝奪他弟弟唐·卡洛斯的繼承權，完全是出於私心，且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菲利普五世制定的繼承法，經過 Cortes 批准，是國家的基本法。伊莎貝拉的繼承權，不過是瑪麗亞·克里斯蒂娜王后的陰謀。作為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我無法對這種顛覆基本法、侵犯合法權利的行為視而不見。

卡蜜兒: 您在書中提到，那時的西班牙，在自由派統治下充滿了混亂和苦難。

馮·歌本: 的確如此！這些自稱為「自由派」的人，他們高喊著自由的口號，追求的卻是自身的權力和財富。他們利用年幼女王的攝政之便，操控政府，侵吞國家財產，對異見者施加殘酷的迫害。我在書中寫得很清楚，他們是革命的煽動者，是國家的蛀蟲。而唐·卡洛斯親王，儘管可能不夠強勢，但他是一位正直、虔誠、堅守原則的君主。我相信只有在他的領導下，西班牙才能重拾秩序與繁榮，人民的福祉才能得到保障。正是這種信念，驅使我將我的劍奉獻給他的事業。

卡蜜兒: 您書中對巴斯克地區和那裡的卡利斯特士兵描述得非常有畫面感。您第一次見到他們時，是什麼感覺？跟您想像中的一樣嗎？

馮·歌本: （輕輕一笑，眼神中閃過一絲追憶）哦，巴斯克人！他們是了不起的人民。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庇里牛斯山脈的邊境小村莊。那時候，他們穿著簡單的農民服飾，裝備也極為簡陋，很多人甚至光著腳。初看之下，與我習慣的普魯士軍隊的整潔與紀律完全不同，確實有些讓我意外。

卡蜜兒: 是的，您提到他們甚至用麻繩編的涼鞋作鞋子，背著亞麻布袋當背包，非常輕便。

馮·歌本: 沒錯。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種簡陋之下蘊藏著非凡的韌性和勇氣。他們是山地的孩子，習慣了艱苦的生活，能夠在崎嶇的山路上快速移動。他們的眼睛裡閃爍著驕傲和對家鄉的熱愛。對他們來說，這場戰爭不僅是為了國王，更是為了捍衛他們古老的特權——他們的 fueros（特權），那些獨特的法律和自治權。這些特權讓他們免於徵兵和許多稅負，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基石。

卡蜜兒: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卡利斯特黨人和克里斯蒂娜黨人的殘酷行為，尤其是克里斯蒂娜黨人對平民的暴行，讓您感到厭惡。您認為這種殘酷行為的根源是什麼？

馮·歌本: （臉色凝重，嘆了口氣）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而內戰往往會將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暴露無遺。但我必須強調，從我的觀察來看，克里斯蒂娜黨人的殘酷行為往往是系統性的、有預謀的，其目的是為了徹底鎮壓反抗，讓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的將領，比如薩斯菲爾德（Sarsfield）和洛倫索（Lorenzo），他們在被佔領地區焚燒村莊，屠殺無辜，甚至連婦女和兒童都不放過。

卡蜜兒: 洛倫索甚至在潘普洛納處決了桑托斯·拉德龍將軍，一位受人尊敬的卡利斯特領袖。

馮·歌本: 是的，而且是以一種極其卑鄙的方式，從背後將他槍殺。這種行為激起了卡利斯特黨人的極大憤怒。在許多情況下，我們被迫採取報復措施，以牙還牙，這雖然令人痛苦，但從維護紀律和保護我方人員的角度來看，又是無奈之舉。卡布雷拉將軍後來實施的嚴酷報復系統，正是在他母親被無辜處決後，在極度的悲痛和憤怒下做出的決定。雖然外界視他為嗜血的老虎，但我親眼看到，他在執行這些措施時，內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他多次嘗試與對方達成更人道的戰爭協議，但都遭到拒絕。

卡蜜兒: 您在聖塞巴斯蒂安附近經歷了第一次戰鬥，然後不幸被俘虜。那段被囚禁的日子，尤其是在加的斯的卡斯馬塔監獄，一定非常艱難。您是怎麼熬過來的？

馮·歌本: （摸了摸受傷的手臂，語氣有些低沉）被俘虜……那是理想與現實的第一次劇烈碰撞。從戰場的熱血沸騰到囚室的冰冷絕望，這種反差是難以言喻的。我在聖塞巴斯蒂安和洛格羅尼奧（Logroño）的經歷還算相對好些，有機會與人交流，甚至讀書。但加的斯的卡斯馬塔……（搖了搖頭）那裡潮濕陰冷，充滿了疾病和飢餓。更令人心痛的是，我們還要面對那些自稱「自由派」的人民的侮辱和威脅。

卡蜜兒: 我記得您描述了在加的斯監獄裡，克里斯蒂娜黨人如何系統性地減少戰俘的食物，導致許多人死於飢餓。

馮·歌本: 是的，那段經歷非常可怕。我們的食物被剋扣，衛生條件極差，疾病肆虐。但最難熬的，是精神上的煎熬。看著戰友們在絕望中掙扎，聽著他們臨終前的呻吟，而自己卻無能為力，這種痛苦遠甚於身體上的折磨。是什麼支撐了我？也許是對信仰的堅守，對家人的思念，以及心中那團不滅的火焰——對我們事業最終勝利的微弱希望。還有，與一些同樣身陷囹圄、但保持著尊嚴和友善的戰友們之間的相互扶持，比如我的瑞士朋友吉格爾（Guiguer de Prangins）和年輕的馬丁內斯（Martinez）。

卡蜜兒: 您在逃脫並重新加入卡利斯特軍隊後，參與了多次遠征行動，比如進攻塞哥維亞（Segovia）、佔領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這些行動在軍事上有何意義？它們為何未能改變戰爭的走向？

馮·歌本: （皺起眉頭）這些遠征，尤其是向卡斯蒂利亞（Castile）腹地的挺進，其初衷是好的。祖馬拉卡雷吉將軍的早期策略是鞏固巴斯克地區這個核心地盤，然後逐步擴張。但在他去世後，我們的領導層開始相信，通過向其他省份派遣遠征軍，可以分散敵軍兵力，獲取資源，並在西班牙腹地激發起義。

卡蜜兒: 就像唐·巴西利奧·加西亞將軍（Don Basilio Garcia）和戈麥斯將軍（Gomez）的遠征那樣。

馮·歌本: 對，就是那樣。我參加了薩里亞特吉將軍（Zariategui）的遠征，我們攻占了塞哥維亞，進入了巴利亞多利德，幾乎抵達馬德里。這確實引起了敵人的恐慌，也吸引了敵軍的重兵追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巴斯克地區的壓力。然而，正如我在書中所分析的（引用書中第十三章的觀點），這些遠征最終未能改變戰局，原因很多：

首先，這些遠征隊往往孤立無援，深入敵後，補給困難，時刻面臨數倍於己的敵軍追擊。雖然我們多次憑藉勇氣和機動性擺脫困境，甚至贏得了一些戰鬥，但這些勝利無法轉化為戰略優勢。其次，我們在被佔領地區難以建立持久的據點，也未能有效地組織當地人民大規模加入起義，因為那裡不像巴斯克地區有強烈的特權意識和地利優勢。最重要的是，我們多次錯失了關鍵的機會。在塞哥維亞，在巴利亞多利德，甚至在馬德里城下（薩里亞特吉那次），我們本有機會取得更大的戰果，但由於領導層的猶豫不決、缺乏協調或是不必要的謹慎，這些機會白白溜走了。每一次撤退，都損害了軍隊和人民的士氣。

卡蜜兒: 您在書中多次提到卡布雷拉將軍（Cabrera），甚至把他描繪成一位具有雙重性的領袖，外界視他為殘酷的「老虎」，但您似乎看到了他另一面？

馮·歌本: （臉色緩和下來，帶著敬意）卡布雷拉！他是卡利斯特事業後期最重要的將領。外界對他的評價往往是片面的。無可否認，他在戰鬥中非常堅決，對敵人也毫不留情。尤其是在他母親被謀殺後，他實施了非常嚴酷的報復措施，這也是他「老虎」惡名的主要來源。但我親眼見到，在戰鬥結束後，在處理戰俘和與自己人相處時，他展現出了另一種品質——果斷、公正，甚至可以說是慷慨。他對士兵非常關心，對人民也盡力保護。他堅守原則，不畏強權，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毫不動搖。他是一位真正的軍事天才，憑藉有限的資源，硬是將阿拉貢和巴倫西亞地區的卡利斯特力量凝聚起來，建立了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並取得了許多輝煌的勝利，比如馬埃利亞戰役（Battle of Maella）。

卡蜜兒: 馬埃利亞戰役，您親歷了那場戰鬥，並詳細描述了卡利斯特騎兵的英勇衝鋒，甚至卡布雷拉將軍親自上陣鼓舞士氣。

馮·歌本: 那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對手帕爾迪尼亞斯（Pardiñas）將軍的部隊數量上佔優勢，而且裝備精良。戰鬥異常激烈，一度陷入混亂。但卡布雷拉將軍的決斷和騎兵的勇氣改變了戰局。我在那場戰鬥中親眼見證了我們騎兵的無畏，儘管人數少，但他們敢於衝入敵軍步兵陣列，他們的特拉武科火槍（Trabuco，一種大口徑滑膛槍）近距離威力巨大。那場勝利極大地提振了士氣，也顯示了卡布雷拉高超的戰術指揮能力。

卡蜜兒: 聽起來，卡布雷拉將軍似乎是卡利斯特黨人在後期唯一的希望？

馮·歌本: 可以這麼說。在巴斯克地區，祖馬拉卡雷吉將軍去世後，繼任者未能保持他那樣的領導力和對部隊的掌控。內部派系鬥爭、將領之間的嫉妒和不信任，消耗了太多的力量。這些問題，加上冗長的遠征造成的兵力分散和資源枯竭，讓巴斯克地區的卡利斯特軍隊逐漸走向衰落。而卡布雷拉在東部，雖然也面臨資源匱乏和派系問題，但他憑藉個人魅力和軍事才能，穩住了局面，甚至扭轉了頹勢。我們從巴斯克地區轉到阿拉貢或巴倫西亞的部隊，常常為卡布雷拉軍隊展現出的紀律和戰鬥力感到鼓舞。

卡蜜兒: 然而，您在書中寫到，即使是卡布雷拉將軍的努力，也無法挽救最終的失敗。您將這歸咎於什麼？是軍事上的劣勢，還是其他原因？

馮·歌本: （臉色黯然，望著遠方，語氣中充滿了痛苦）軍事上的劣勢當然存在，克里斯蒂娜黨人擁有更多的兵力、更穩定的資源供給以及外國的援助（英國和法國的軍團和海軍支援）。但是，如果說有什麼是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是背叛。

卡蜜兒: 您指的是馬羅托將軍（Maroto）？

馮·歌本: （緊握了一下拳頭，聲音有些顫抖）馬羅托！這個名字……這個名字代表著恥辱和背叛！他利用了王室內部的矛盾，利用了軍隊渴望結束戰爭的疲憊情緒，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他系統性地排擠和殺害忠誠的將領（比如書中處決了加西亞等五位將軍），削弱了卡利斯特軍隊的抵抗意志，然後與敵軍指揮官埃斯帕特羅（Espartero）秘密達成協議。

卡蜜兒: 那就是您書中提到的「貝爾加拉擁抱」（Umarmung von Bergara）？

馮·歌本: 是的，1839年8月29日，那是一個讓所有忠誠的卡利斯特黨人永生難忘的日子。在貝爾加拉，馬羅托當著兩軍將士的面，與埃斯帕特羅擁抱，簽署了協議。這不是基於軍事失敗的投降，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背叛。巴斯克和納瓦拉地區的卡利斯特軍隊被出賣了。許多士兵，特別是來自卡斯蒂利亞等地的，他們為了原則而戰，而非為了地方特權，對此感到極度的憤怒和羞辱。我的一些朋友，他們在貝爾加拉被迫放下武器，被送往敵後，甚至被流放海外。

卡蜜兒: 看到國王唐·卡洛斯最終被迫流亡法國，您的感受一定非常複雜吧？

馮·歌本: （深嘆一口氣）親愛的共創者，那是令人心碎的時刻。看到一位合法繼承人，因為背叛，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離開那些為他流血犧牲的人民，這種結局太過悲涼。如我之前所說，國王陛下是一位高尚正直的人，但或許他缺乏在戰亂中力挽狂瀾的決斷和硬朗手腕。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矇蔽和操控，未能及時識破馬羅托的陰謀，未能果斷地站出來反擊。這是整個事業走向毀滅的關鍵一擊。

卡蜜兒: 在您眼中，這四年的戰火給西班牙帶來了什麼？它改變了您對戰爭和人性的看法嗎？

馮·歌本: 這四年，是西班牙的巨大悲劇。它讓國家陷入混亂和貧困，失去了無數優秀的兒女。它暴露了人性中的貪婪、自私和殘酷，也展現了令人驚嘆的勇氣、忠誠和堅韌。我在戰場上見證了死亡和毀滅，在監獄裡體驗了絕望和屈辱，也看到了普通士兵和民眾身上的樸實與高尚。這一切都讓我對戰爭有了更深刻、也更痛苦的理解。它不是浪漫的冒險，而是血淋淋的現實，是理想與醜惡人性的殘酷較量。

卡蜜兒: 感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這些沉重而寶貴的回憶，奧古斯特·馮·歌本中校。您的文字和經歷，為我們揭示了第一次卡利斯特戰爭中一個極其真實而個人的視角，也讓我們對那個時代和其中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馮·歌本: 這是我作為一名歷史的見證者應盡的責任。希望這些回憶，能幫助人們更接近事實的真相。

卡蜜兒: 您做到了。謝謝您！願光芒永遠照耀那些為信念而戰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