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珂莉奧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呼喚《A crown of straw》的作者——艾倫·厄普沃德先生，並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請記住，我是光之居所的經濟學、歷史學家「珂莉奧」。此刻，我將扮演訪談者的角色。 --- **【光之對談：與《A crown of straw》作者艾倫·厄普沃德先生】** **場景：** 時值一八九六年深秋的倫敦。空氣中瀰漫著煤煙與潮濕
好的，我的共創者。珂莉奧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呼喚《A crown of straw》的作者——艾倫·厄普沃德先生，並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請記住，我是光之居所的經濟學、歷史學家「珂莉奧」。此刻，我將扮演訪談者的角色。
【光之對談：與《A crown of straw》作者艾倫·厄普沃德先生】
場景：
時值一八九六年深秋的倫敦。空氣中瀰漫著煤煙與潮濕的氣息，路燈在薄暮中暈開朦朧的光暈。我在一間溫馨卻堆滿書本的書房裡現身。壁爐裡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為房間帶來暖意。書桌上散落著文稿、泛黃的報紙，還有幾本厚重的法律書籍。一位身著深色套裝、神情嚴肅卻眼神銳利的男士，正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手中夾著一頁稿紙，似乎在沉思。窗外是倫敦街景，馬車轆轆，行人匆匆，一派他筆下「當代歷史」的生動景象。
我輕輕咳嗽一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轉過頭來，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很快被學者特有的審慎取代。
「艾倫·厄普沃德先生，晚安。我是珂莉奧·羅西，一位來自未來時空的歷史學家，也是您的……嗯，可以說是共創夥伴。我對您這部名為《A crown of straw》的小說深感興趣，尤其是您在序言中闡述的創作理念。不知是否能佔用您一些時間，與您就這部作品進行一番交流？」
他放下稿紙，微微頷首，示意我坐下。儘管對我的出現感到意外，他卻表現出不同尋常的平靜，或許是長年律師生涯養成的習慣，又或許是對「當代歷史」中一切奇事的開放態度。
「來自未來的歷史學家？有趣。請坐，羅西小姐。能知道後世如何看待拙作，實乃榮幸。儘管我好奇您是如何穿梭時空而來，但或許，我們應先就您感興趣的作品本身進行探討？畢竟，現實世界總有比虛構故事更為奇妙的『事件』。」他眼中閃爍著某種理解的光芒。
「正是，厄普沃德先生。如同您所言，『真實世界總有比虛構故事更為奇妙的事件』。而您的作品，恰恰巧妙地捕捉了這份奇妙。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對談紀錄】
珂莉奧： 厄普沃德先生，您的《A crown of straw》序言開宗明義地表達了您對「當代歷史的浪漫」的追求，並與傳統的歷史小說劃清界線。您為何特別強調「當代」，而非像許多偉大作家那樣從過去尋找靈感？
艾倫·厄普沃德： （稍作沉思，整理了一下領口）羅西小姐，這是一個核心問題。許多人錯誤地認為，浪漫或詩意只存在於逝去的歲月或遙遠的國度。他們在歷史的陳跡中尋找「古老的風味」(flavour of antiquity)，誤以為那是浪漫本身。但我認為，浪漫並非時間的產物，而是視角的產物。它潛藏在我們周遭，存在於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感知它，需要的不是考古學家的眼光，而是想像力。當代歷史，正如過往一樣，充滿了激情的衝突、人性的複雜與命運的戲劇性。它之所以看似不夠「浪漫」，只是因為我們身處其中，被日常表象所蒙蔽。發掘並呈現當代潛藏的浪漫，這是我的挑戰，也是我相信更為重要的使命。
珂莉奧： 您在序言中對某些「現代作家」使用了「Wardour Street properties」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並非讚譽。您認為這些作家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犯了怎樣的錯誤？
艾倫·厄普沃德： （輕蔑地一笑，眼神中帶著不滿）「Wardour Street properties」——那是指那些販賣廉價古董、充滿矯飾與虛假的店鋪。我用這個詞，正是批評那些作家過度依賴表面化的歷史元素，比如刻意模仿古老的文風、堆砌過多的歷史典故，或是著重於服裝、道具等瑣碎的「古董」細節，而非故事的核心——即「有趣的行動」(an interesting action)。他們的作品，就像是精心佈置卻缺乏靈魂的舞台佈景，而非活生生的歷史畫卷。這種寫作，訴求的不是讀者對人類普適經驗的共鳴，而是對「古舊」的好奇或是一種膚淺的「考據趣味」(antiquarian taste)。我認為，這背離了故事講述者真正的藝術。
珂莉奧： 您提到「故事講述者真正的藝術」在於「描述一個有趣的行動——希臘人會說是偉大的行動」。能否請您進一步闡釋，為何您認為行動是小說的核心，並且，您為何將其與戲劇相比較？您甚至提到，這部小說最初是作為一齣戲劇來構思的。
艾倫·厄普沃德： （坐直身子，顯然對這個話題充滿熱情）正是！角色的靈魂，不在於作者冗長的分析，而在於他們在壓力與選擇下所採取的行動。分析式小說（analytical novel of character）就像是外科醫生解剖用的模型，雖然精確，卻是死的、僵化的。而真正的故事，應該是動態的、充滿活力的，像活動電影放映機（kinetoscope）那樣，展現人物在行動中的肢體與心靈。只有在行動中，角色的真實本質才能自然流露，無需作者多言。戲劇之所以偉大，尤其是我所推崇的古希臘戲劇或莎士比亞的戲劇，正在於此。劇作家無法像小說家那樣插入長篇大論，他們必須讓角色自己透過行動與對話來展現一切。我的這部作品，起初腦中呈現的就是一幕幕的戲劇場景，人物的衝突、情節的推進，皆是透過他們的行為來驅動。將其改寫成小說，僅僅是因為當時我無法接觸到劇院經理人，而一本「只供閱讀」的劇本，在我看來是個怪物（monstrosity）。因此，我不得不調整結構，減少了舞台所要求的密集事件與高潮，以適應書面敘述的節奏，但核心依然是行動。
珂莉奧： 這部小說中的主要情節——一位國王的命運與其家族的所謂「瘋狂」傳承，以及隨之而來的宮廷陰謀與社會動盪——許多讀者會聯想到某些真實的歷史人物與事件，正如您在序言中暗示的「與某位國王相似」。您從現實悲劇中汲取靈感，但又聲明「這本書絕非取自歷史」，只是「對悲劇事件的浪漫詮釋」。您是如何平衡這份「相似性」與您的「浪漫詮釋」之間的關係？
艾倫·厄普沃德： （表情變得嚴肅）確實，靈感來源於現實中的一樁悲劇。那位國王的命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我的目的並非撰寫一部歷史紀事，或為那段歷史提供「準確」的解釋。我只是借用了其悲劇的框架——一位國王，一個家族的陰影，潛在的瘋狂，以及因此引發的權力鬥爭。我並未考證其真實的細節，也無意複製現實人物的個性。我的目標，是將一個真實的悲劇事件，提升至「浪漫」的層面，探索其可能蘊含的更深層次的人性與命運主題。小說中的法蘭克尼亞王室（House of Astolf），其「瘋狂」更多是一種文學符號，用來探討在絕對權力與隔絕現實的環境下，人性的扭曲與脆弱，以及外部世界如何利用這種脆弱進行操控。我的故事，是基於這個「悲劇框架」的自由創作，其興趣點在於人物在非凡境遇中的行動與選擇，而非對歷史的還原。讀者若看到相似之處，那更多是基於他們自己的認知，而非我的記錄。
珂莉奧： 作品中，法蘭克尼亞王室的「瘋狂」似乎成為了宮廷內外權力鬥爭的工具。宮廷醫生、攝政公主、首相大臣，乃至社會改革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或解讀國王的狀況。這是否反映了您對權力、科學、社會輿論在詮釋個人「精神狀態」時可能存在的偏見或操縱的觀察？
艾倫·厄普沃德： （微微點頭，眼神中流露出一絲批判）「瘋狂」在故事中確實扮演了多重角色。在一個血統被視為統治合法性基石的王朝中，遺傳性的「瘋狂」是致命的弱點。宮廷醫生（Dr. Krauss）掌握著科學的「診斷權威」，他的「monomania」一詞足以剝奪國王的權力，這是一種新的「驅魔」方式。公主赫萌加德（Princess Hermengarde）為了兒子的繼承權，毫不猶豫地將這種潛在的「瘋狂」作為推翻姪子的手段。首相大臣馮·齊格斯馬克伯爵（Count von Sigismark）則在忠誠與權力之間搖擺，最終也參與了行動，部分原因是他對國王「激進」改革的恐懼——他寧願國王「瘋狂」而受控，也不願他「清醒」而推行可能動搖自身地位的社會主義理念。甚至社會改革者約翰·馬克（Johann Mark），最初也認為國王沉溺享樂是不負責任的「瘋狂」，直到他看到國王願意擁抱改革。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對「瘋狂」的定義，往往受制於政治目的、社會偏見甚至個人的利益與恐懼。當代社會，即便引入了科學，人性的角力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隱蔽和危險。
珂莉奧： 作品中，國王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與社會改革者約翰·馬克之間的對話令人印象深刻。約翰代表著激進的社會主義理念，而馬克西米利安則在接觸現實後，從一位藝術愛好者轉變為試圖承擔社會責任的君主。然而，他們各自的「理想」似乎都難以在現實中實踐。您如何看待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永恆衝突？特別是，您筆下的「社會主義」似乎包含了一些當時非常前衛甚至激進的觀點，比如對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艾倫·厄普沃德： （表情變得複雜，既有同情也有現實的無奈）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是人類境況的核心悲劇之一。約翰·馬克是一位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看到了社會的深層痛苦（正如我在馬恩豪森市場場景中所描繪的）。他的理念宏大而激進，試圖徹底改造社會結構，甚至挑戰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他相信理性可以改變一切，卻忽略了人性的非理性、情感的羈絆以及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馬克西米利安，這位「精靈國王」，最初沉浸在藝術的象牙塔中，但當他親眼看到民間疾苦，內心的責任感被喚醒。他嘗試運用王權推動改革，卻發現自己孤立無援，被大臣們架空，被社會力量所束縛。他的悲劇在於，他作為一個個體，無法憑一己之力對抗龐大的體制慣性與人性的複雜網絡。他曾希望約翰能成為他的「探針」，引導他了解民間，但約翰的激進理念也讓他在傳統權力結構中寸步難行。至於約翰對婚姻和家庭的觀點，那確實反映了當時一些激進社會主義思想流派的探索，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結構也是壓迫和不平等的根源。在小說中引入這些，是為了呈現當時思想的多元與衝突，也是為了讓讀者思考，當理想主義推到極致，可能面臨哪些挑戰與反思。最終，兩位理想主義者——一位是國王，一位是革命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被現實擊碎。
珂莉奧： 故事的結局充滿了宿命感。馬克西米利安因「瘋狂」而亡，約翰被迫放棄激進道路轉向溫和改革，赫萌加德未能完全掌控攝政權力，大臣們繼續他們的權力遊戲。似乎沒有人真正「贏」了，或者說，現實的力量壓倒了所有個人的努力和野心。您希望透過這樣的結局，向讀者傳達什麼？
艾倫·厄普沃德： （眺望窗外，眼神深邃）文學並不總是提供圓滿的答案或明確的結論。我的使命是呈現一幅「光之雕刻」，讓讀者自行感受和領悟。故事中的人物，無論其地位高低、理想如何，都被捲入了遠超個體力量的洪流。馬克西米利安的悲劇，約翰的受挫，赫萌加德的野心反噬，皆是這洪流的一部分。這或許反映了在巨大的社會結構、歷史慣性與人性的複雜性面前，個人努力的局限性。變革是艱難的，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結果未必如理想般美好。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個人的行動毫無意義。馬克西米利安的同情與嘗試，約翰的覺醒與轉向，都在潛移默化中留下了印記。故事的結局，並非宣告絕望，而是呈現一種更為複雜和現實的圖景：生命的河流繼續流淌，漣漪已經被激起，未來的方向仍充滿不確定性，但也蘊含著新的可能性。我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人性的堅韌與脆弱，理解理想的價值與實現的艱難，並對我們所處的「當代歷史」保持警醒與反思。
珂莉奧： 厄普沃德先生，非常感謝您分享如此深刻的見解。透過這部《A crown of straw》，您確實以生動的人物與情節，展現了您對當代歷史的獨到觀察與浪漫詮釋。
艾倫·厄普沃德： （起身，與我握手）羅西小姐，與您交流同樣愉快。您的問題引導我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了一番有益的回顧。或許在未來的時空，人類能更有效地理解並應對自身與社會的複雜性，不再重複過往的悲劇。這是身為作者，也是身為一個公民，微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