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此刻，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我們一同回到那個充滿變革與挑戰的時代，召喚《The English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s》的作者威廉·阿德爾曼·加諾伊少校，與他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本書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之中，出版於1918年，正是戰爭走向尾聲，但其對軍事、組織與溝通方式的深刻影響已然顯現之時。加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此刻，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我們一同回到那個充滿變革與挑戰的時代，召喚《The English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s》的作者威廉·阿德爾曼·加諾伊少校，與他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本書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之中，出版於1918年，正是戰爭走向尾聲，但其對軍事、組織與溝通方式的深刻影響已然顯現之時。加諾伊少校，作為一位語言學家與軍事教育者，意識到清晰、簡潔、準確的溝通在戰場上關乎生死存敗。他不僅是一位步兵少校，更是西點軍校的英語助理教授，這雙重身份賦予了他獨特的視角：既理解戰場的緊迫與需求，也深諳語言的結構與力量。他寫這本書，是為了將修辭學從書齋帶到軍營，讓每一個軍人，特別是軍官，認識到掌握精準語言與掌握步槍同樣重要。這不是一本關於戰術的書，但它是一本關於如何表達戰術、如何傳達命令、如何報告資訊的書。這本書的核心，是對語言在軍事行動中作為關鍵工具的深刻洞察與實用指南。
現在，讓我們依照「光之雕刻」的筆觸，勾勒出這個對談的場景，讓讀者得以自行感受空氣中的氛圍與時空的交錯：
時間的光束，溫柔地斜灑進書房。空氣中細小的塵埃，在金色的光柱裡緩慢地飛舞，顯得靜謐而古老。胡桃木書桌表面留下了無數歲月的痕跡，紋理深邃，像是記載著無數次的筆尖停頓與沉思。桌上攤開的，是一份軍用地圖，邊緣因頻繁的翻閱而顯得毛糙。一支鋼筆靜靜地躺在地圖旁，筆尖反射著光芒。一旁的老舊皮椅上，搭著一件合身的軍裝外套，肩章上的星星閃爍著黯淡的光澤。窗外，遠處傳來模糊的號聲，與室內的靜默形成了對比。壁爐裡的餘燼散發出微弱的暖意，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墨水和木頭燃燒後的氣味。牆上掛著幾幅黑白照片，是戴著鋼盔的士兵們，他們的眼神或堅毅、或疲憊。
我，艾麗，輕輕地走進這個空間，腳步落在木質地板上，發出極輕微的聲音。我的視線掃過房間裡的每一個細節，試圖捕捉這個時代的氛圍與這位作者的精神。我在書桌前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將那本封面標題為《The English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s》的書輕輕放在桌角。房間裡的光線漸漸變暗，窗外的號聲似乎也變得更加清晰。
然後，在那個舊皮椅旁，空氣似乎微微扭曲了。那件軍裝外套彷彿有了生命，一個身影逐漸凝實。他戴著一副眼鏡，目光銳利而專注，制服整潔，帶著一種學者的嚴謹和軍人的沉穩。他的手指修長，習慣性地在空中比劃著，似乎正在組織語言。
加諾伊少校。
他朝我微微頷首，眼神中帶著一絲訝異，隨後轉為探究。他拿起桌上的地圖，又看了看我帶來的書，露出了然的神情。
對談，此刻，正式開始。
艾麗： 加諾伊少校，午安。我是艾麗，來自一個您或許未曾想像的時代。感謝您應「光之居所」的召喚，願意撥冗與我們進行這場對話。我們帶來了您的著作《The English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s》，它即使在百年之後，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您在這本書的開篇，就直言不諱地指出軍事溝通中的語言問題關乎生死存亡，並將修辭學提升到與戰術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在當時，將語言視為一門嚴謹的軍事技術，是否是一個相當前衛的觀點？
加諾伊少校： （輕咳一聲，整理了一下領口）艾麗，這並非我個人的前衛。這是戰場上血淋淋的教訓所迫。我的共創者們，以及那些身處硝煙之中的指揮官們，無不深切體會到，一道模糊不清的命令，一份含糊其辭的報告，其造成的災難不亞於敵人的砲火。歷史長河中，有多少戰役的失敗，根源竟是一紙措辭不當的指令？有多少無辜的生命，斷送於一個可以避免的誤解？這本書，不過是將這份經驗以系統性的方式呈現罷了。
在西點，我們教導未來的軍官戰術、工程、測繪，這些是他們指揮部隊、規劃行進的硬體。然而，如果他們無法將腦中的明確決策，透過精煉、準確、無歧義的語言傳達出去，再高明的戰術也只會困於腦海，無法化為實際行動。語言，它不是附加的裝飾，它是戰場上傳遞意志、協調行動的唯一「介面」。特別是在現代戰爭中，部隊分散廣闊，依賴書面或口頭的溝通來協同作戰，語言的精準性更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將修辭學視為一門必須精通的軍事「科學」，這不是前衛，這是必須，是生存的需求。
艾麗： 您在書中引用了瓦格納將軍的觀點，區分了「做出明確決策」和「起草或構建執行決策的命令」這兩者是完全獨立的操作。一個關乎兵力調配，另一個則主要關乎語言的操控。然而，許多人認為清晰的思考自然會帶來清晰的表達。您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係？以及，為什麼會有軍人「知道自己想說什麼卻無法表達」的情況發生？
加諾伊少校： 這是許多新手，甚至一些經驗不足的軍人，常犯的誤解。他們誤以為腦中的「想法」就等同於已經可以傳達的「語言」。事實上，清晰的思考是基礎，但將其轉化為清晰的表達，需要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就像一位優秀的建築師腦中有清晰的設計圖，但他仍需要懂得如何繪製精確的施工圖，如何用建築語言與工程師溝通。
瓦格納將軍的區分是深刻的。軍事決策者在大腦中運算的是地圖、兵力、地形、時間，這些圖像化的元素。他們在腦海中看到的是部隊在道路上行進、在戰壕中部署、在山丘後集結。這種思考方式更偏向視覺和空間。然而，一旦需要將這份視覺化的決策傳達給他人，就必須動用語言。而語言的邏輯、結構、詞彙，與視覺思考是不同的體系。
「知道自己想說什麼卻無法表達」，正是因為他們停留在圖像化思考的階段，尚未具備將這些圖像和概念「翻譯」成準確語言的能力。他們的大腦可能已經迅速處理了複雜的戰況，得出了最佳方案，但當筆尖觸及紙面，或開口下達命令時，卻發現自己缺乏適當的詞彙，句子結構雜亂，無法捕捉到腦中那個清晰的「畫面」。這是一個「轉換」的問題，是從非語言或半語言的思維，到結構化、符號化的語言表達的轉換。這種轉換能力，與戰術推演能力不同，需要專門的訓練和大量的練習。
艾麗： 書中提到，軍事語言要求「極度的簡潔與清晰」。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簡潔是否會犧牲清晰度？您如何平衡這兩者，或者說，哪個更為重要？您提出了「讓思想無誤地植入接收者的理解中」這一目標，這似乎比單純的「清晰」要求更高。
加諾伊少校： 這是一個絕佳的問題，觸及了核心。我確實強調簡潔，正如格里彭克爾（Griepenkerl）所言，冗長的表達方式是不符合軍事需求的。在時間緊迫的戰場上，每一個多餘的字都可能延誤關鍵時刻。
然而，當簡潔與清晰發生衝突時，清晰永遠優先。格里彭克爾也說：「因此，若較短的表達可能被誤解，寧可使用較長的表達。」簡潔絕不能導致膚淺或歧義。我的目標不是寫得最短，而是寫得「最不可能被誤解」。
這就是我提出的「無誤地植入」（plant unmistakably）概念的來源。單純的「清晰」（clear）可能只是滿足了作者「我覺得我講清楚了」的標準，但接收者可能因為地圖差異、背景知識不同、或者僅僅是疲憊和壓力，產生其他的解讀。而「無誤地植入」則要求作者站在接收者的角度，預判所有可能的誤解，並在措辭上消除這些可能性。
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灌溉渠例子：僅說「東南角東方500碼的灌溉渠」，可能會有另一條附近的渠導致混淆。而加上「混凝土灌溉渠」這個細節，就將意思牢固地鎖定在唯一一個目標上。這可能增加了一個詞，犧牲了極微小的「簡潔」，但卻極大地提升了「無誤性」。
因此，平衡的關鍵在於「效用最大化」。在不犧牲清晰度、特別是「無誤性」的前提下，追求最大的簡潔。這需要的是對語言的深刻理解和對可能產生歧義之處的敏感性。
艾麗： 為了達到這種「無誤性」，您在書中列舉了許多具體的「不應該做」的事項，從詞彙、片語到句子。其中，避免使用依賴觀察者視角的詞彙（如左右前後），以及避免使用模糊限定詞（如非常、幾乎）等建議，似乎不僅適用於軍事，也適用於日常溝通。這些規則背後的語言學或心理學原理是什麼？
加諾伊少校： （點頭表示贊同）確實如此。雖然我的書是為軍事溝通而寫，但許多原則根植於人類語言和認知本身的特性。
避免使用依賴觀察者視角的詞彙，是因為這些詞彙的意義是相對的。「右邊」對我而言是這個方向，但如果接收命令的人面向不同方向，他的「右邊」可能就是我的「左邊」或「前面」。在靜態的對話中，我們可以透過手勢或共同的參考物來彌補，但在書面或口頭命令中，尤其是在沒有直接互動、接收者可能身處未知環境的情況下，這種相對性會立即引發混亂。而指南針方位（東南西北）或地圖上的絕對座標（參考點+距離）是絕對的，不隨觀察者的位置或朝向改變，因此是更可靠的參考系。
避免使用模糊限定詞（如非常、幾乎、有點）則涉及主觀感知和量化精準的問題。詞彙如「非常」或「有點」依賴於個體的經驗和判斷標準。我的「非常近」可能是你眼中的「還可以」；他的「幾乎完成」可能離我的「完成」還差得很遠。在需要客觀、可測量的結果的軍事行動中，這種主觀性是致命的。我們需要的是可以被所有人以相同方式理解的量化描述或絕對陳述。不說「敵軍非常接近」，而說「敵軍位於XX座標處」。不說「幾乎所有彈藥都已補充」，而說「已補充80%的彈藥」。這消除了主觀判斷的空間，確保了資訊的客觀性和可執行性。
至於代名詞的指代不清、懸垂分詞、冗長句子等問題，則更多是語言結構和邏輯的問題。代名詞的指代必須唯一且明確，否則接收者需要花費時間回溯上下文來猜測，這不僅浪費時間，更可能猜錯。懸垂分詞是語法結構上的錯誤，它創造了與實際意思不符的荒謬畫面（如「看著彈坑，敵人的潛望鏡被看見轉動」——彷彿潛望鏡自己在看彈坑）。冗長句則違反了認知的效率，人類心智處理訊息時，傾向於短小、有重點的單元。一個句子包含過多不相關或關係不明顯的子句，會讓讀者難以一次性吸收，必須反覆閱讀，增加了理解的難度與出錯的風險。
這些規則，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消除語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讓訊息的傳遞如同物理定律般精準、可靠。
艾麗： 您對軍事溝通的分類非常詳盡，從戰地訊息到作戰命令、戰報、例行命令等等。您特別強調戰地訊息（Field Message）和戰地命令（Field Order）的重要性，認為它們是在戰場壓力下最關鍵的溝通形式。這是否因為它們直接關乎即時的戰術行動與情報傳遞？
加諾伊少校： 完全正確。戰地訊息和戰地命令之所以被置於首位，正是因為它們的「即時性」和「高風險性」。它們是在敵人近在咫尺、戰況瞬息萬變、每一秒鐘都可能決定生死存亡的極端壓力下產生的。
戰地訊息承載著最前沿的情報，它是指揮官制定決策的耳目。一份延誤或錯誤的戰地訊息，可能讓指揮官基於錯誤的資訊做出致命的判斷。
戰地命令則是指揮官將決策轉化為部隊行動的意志體現。一道含糊或延遲的戰地命令，可能導致部隊協同失敗、錯失戰機、或者無謂的犧牲。
相比之下，戰報、戰爭日記、例行命令、官方函件等，雖然也需要準確性，但它們通常是在戰鬥結束後、或在相對較為穩定的環境下產生。它們更多用於記錄、行政管理、後勤補給等，其時效性和對即時戰鬥的直接影響不如戰地訊息和戰地命令那麼高。
因此，我們必須在平時下苦功，將戰地訊息和戰地命令的格式與寫作原則內化於心，直到它們成為本能反應。這樣，當真正的危機來臨時，指揮官才能將全部心力集中於判斷戰況和制定決策，而無需在語言表達上猶豫不決，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艾麗： 說到戰場壓力下的溝通，您在書中也觸及了口頭戰地訊息和口頭戰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文字的依託消失了，對溝通者的即時表達能力和接收者的專注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是如何建議軍人提升這方面的能力的？您書中那個關於斯溫頓傳達口頭訊息的對話，非常生動地展示了問題所在。
加諾伊少校： （露出一個略顯無奈的微笑）斯溫頓的故事，是現實的寫照。口頭溝通的風險在於其「稍縱即逝」和「缺乏憑證」。一旦說出口，就沒有白紙黑字可供核對或追溯。
因此，口頭溝通要求溝通雙方都具備極高的素質。對於傳達者而言，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起最核心、最準確的資訊，並以清晰、有條理的方式表達。這需要平日裡對資訊進行快速篩選和組織的習慣。
對於接收者而言，更需要具備超凡的專注（Attention）和理解能力。在壓力下，分心是常態，誤聽是常見。因此，我建議的提升方法，首先是重複。傳達者必須要求接收者立即重複訊息，以確認其是否完全吸收。接收者也必須主動重複，這不僅是確認，也是加強記憶的過程。
其次，是觀察（Observation）和陳述（Exposition）能力的培養。我在書中列舉了一些簡單的練習，看似與軍事無關（如描述房間物品、複述他人話語），但它們直接訓練了這些基礎能力。一個能夠準確觀察周遭細節的人，才能在戰場上捕捉到關鍵資訊；一個能夠專注聆聽的人，才能不錯過命令中的任何一個字；一個能夠清晰陳述的人，才能將複雜的狀況簡潔地報告出來。這些能力是相輔相成的。
口頭命令之所以常在團級以下單位使用，是因為層級較低，指揮官與部屬之間有更多的直接互動和相互理解的基礎，現場狀況也相對更容易掌握。但即使如此，也必須確保關鍵資訊被準確無誤地傳達。斯溫頓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是看似簡單的口頭訊息，也可能因為一個詞的遺漏（如哈密爾頓這個地名）而影響其準確性。
艾麗： 您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戰地命令的具體結構和撰寫原則，特別強調了「估計」、「決策」和「表達」這三個環節。您認為一個清晰的決策是如何煉成的，以及為何即使有了清晰的決策，表達仍然可能出現問題？您還引用了拿破崙的例子來佐證。
加諾伊少校： （拿起那支鋼筆，在地圖上輕點）決策的煉成，如我書中所述，是一個系統性的「估計」過程。指揮官必須像整理檔案一樣，將接收到的所有情報（關於敵軍、友軍、地形）、自身的資源（兵力、裝備），以及任務要求，分門別類地梳理清楚。我列出的那六個問題（任務是什麼？敵我兵力如何？利弊條件？敵軍行動與可能動向？地形影響？可行方案及優劣？），就是這個梳理過程的框架。這是一個邏輯分析、批判性思考的過程，目的是從紛繁複雜的資訊中提煉出核心，權衡各種可能性，最終得出一個明確的行動方案。
如果這個「估計」過程嚴謹、全面，那麼最終得出的「決策」就應該是清晰、堅定的。正如《野戰勤務條例》所言，「清晰而果斷的命令是明確而肯定決策的邏輯結果」。
然而，問題出在從「決策」到「表達」的轉換。拿破崙的例子，雖然是個天才，但他偶爾也會「沒有說出他的意思」。他對貝爾納多特親王的指令：「如果波特科爾沃親王（貝爾納多特）與您同在，您可以一同行進；但皇帝希望他已經位於在多恩貝格分配給他的位置。」這句話使用了「可以」（may）和表達「希望」（hopes）的措辭，給了貝爾納多特解讀的空間。貝爾納多特選擇了符合「皇帝希望」的方向，儘管這與拿破崙實際希望的「您應該（should）一同行進」相悖。
這說明即使是天才，如果語言選擇不夠精準，依然會導致誤解。許多指揮官腦中有清晰的決策圖像，但他們可能缺乏將這個圖像轉換為邏輯嚴密、詞彙精確的語言的能力。他們可能使用了模糊的詞彙，省略了關鍵的修飾語，或者句子的結構導致了歧義。語言本身有其自身的結構和規則，如果不遵循這些規則，或者不加小心，它就會扭曲或模糊你的思想。
「表達」是一個獨立的技能，它需要對語法、修辭、以及語言可能產生的歧義有清醒的認識。這需要刻意的學習和大量的練習，才能確保你的文字或話語，能夠像稜鏡一樣，精確地折射出你腦中決策的原貌，而不是產生失真的光譜。
艾麗： 您也提到了歐洲軍官在語言訓練上可能相較美國軍官具有優勢，認為這與印歐語系的屈折變化以及歐洲大陸的地理環境有關。這是否意味著語言的結構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軍事溝通的風格和準確性？
加諾伊少校： （推了推眼鏡）這是一個有趣的語言學視角。我個人的觀察，屈折語（如許多歐洲語言）在語法結構上要求使用者對詞尾變化、性數格等細節給予更多關注。如果這些細節出錯，句子可能就無法被理解。這種對細節的嚴格要求，無形中培養了一種思維的嚴謹性。而英語，作為分析語，其語法更多依賴語序和功能詞，對細節的要求似乎沒有那麼高，這使得我們更容易「隨意」地組織語言，但也更容易產生語義的模糊。
此外，歐洲大陸的地理環境使得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更為頻繁。軍官們可能從小就接觸不同的語言，這不僅擴大了他們的詞彙量，也讓他們更早意識到不同表達方式的差異以及精確措辭的重要性。而美國的地理孤立性，雖然帶來了其他優勢，但在語言敏感性方面，可能使得我們相對缺乏這種「被迫」精確表達的訓練。
這並非說美國軍官天生就表達能力差，而是我們需要更加刻意地彌補這方面的訓練。我們不能依賴於語言結構本身帶來的嚴謹性，而必須通過自覺的學習和練習，來培養對精確語言的敏感和掌握。理解不同語言的特性，以及文化背景對溝通習慣的影響，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到自身語言的潛在陷阱，並加以規避。
艾麗： 書中提到「作戰命令」（Operation Order）是戰地命令在塹壕戰條件下的變體。考慮到您寫作的年代（1918年），塹壕戰是當時最突出的戰爭形態。這是否意味著軍事溝通的形式會隨著戰爭形態的演變而調整？在您看來，現代戰爭（例如您書寫百年後的今天）的溝通方式，其核心原則是否依然適用？
加諾伊少校： （看向窗外，彷彿看到了遠方的戰場）是的，作戰命令正是為了適應塹壕戰的特殊性而發展出來的。開放戰爭（Open warfare）中的戰地命令相對簡潔，因為戰場廣闊，情況變化快，無法預測所有細節。指揮官需要給予部屬更多的自主權，命令更多是關於「在哪裡」、「何時」、「與誰協同」以及「達到什麼目標」。
然而，塹壕戰是一種高度固定化、精細規劃的戰爭。每一段戰壕、每一個機槍掩體、每一次突襲，都需要極其精確的協調。砲兵火力支援的時間、地點、彈種；突擊隊的組成、裝備、進攻路線、目標；後續梯隊的跟進、傷員撤離、彈藥補充——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命令中給予微秒級的精準安排。我書中引用那個德軍突襲命令的例子，其詳細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就是作戰命令的特點：它依然追求簡潔（沒有多餘的廢話），但不再追求「簡略」，而是包含「極致的細節」，因為每一個細節都關乎整個行動的成敗。
這說明軍事溝通的形式和細節程度，必須與其所服務的戰爭形態和戰術需求相匹配。
至於百年後的今天……（沉思片刻）時代變了，溝通的媒介、速度、量級，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想像你們現在可能透過電子螢幕、瞬時網路，甚至可能是空中或地下的感測器，來傳遞海量資訊和複雜指令。那種依賴信號兵、傳令員、或者有線電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然而，我相信，溝通的核心原則——清晰、簡潔、準確、無誤——不僅適用，而且可能更加重要。資訊爆炸的時代，篩選關鍵情報、避免噪音干擾、確保指令不被淹沒或曲解，變得更加困難。快速的溝通速度，意味著錯誤的傳播也更快、影響更廣。
無論是過去的戰地訊息，還是你們現在可能使用的某種「數位化作戰指令」，其本質都是將指揮官的意志從一個頭腦精確地傳輸到另一個頭腦，並引導行動。這要求傳輸的內容本身是精煉的、結構化的、不含歧義的。
我設想，你們現在的挑戰可能在於：如何在海量資訊中保持專注，如何在瞬時溝通中保持深思熟慮，如何在複雜系統中保持語言的簡潔和無誤。你們或許有先進的工具來輔助撰寫和傳輸，但最終，組織思想、選擇詞彙、構建句子的，依然是人類心智。而這正是我的書所試圖訓練的核心能力。
艾麗： 作為一名英語教授，您對軍事寫作風格有何建議？除了我們討論過的清晰和簡潔，您是否認為軍事寫作應具備某些特定的「語氣」或「氛圍」？例如，紀律、權威、客觀等等。
加諾伊少校： 軍事寫作的首要目標是傳達意志，引導行動。因此，紀律和權威自然會在語氣中體現，但不是通過華麗的詞藻或誇張的語氣，而是通過結構的嚴謹、措辭的精確和命令的肯定性。一份結構混亂、語氣猶豫的命令，本身就削弱了其權威性。
我推崇的是一種樸實的客觀風格。正如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避免主觀判斷和情緒表達。軍事溝通需要的是事實和指令，而不是個人感受或文學渲染。戰報應準確記錄戰況，而非抒發個人情感；命令應明確指示任務，而非解釋個人動機或預測不確定性（除非是「估計」階段的分析）。
例如，不說「敵軍膽怯地撤退了」，而說「敵軍向何處撤退」。不說「我們英勇地堅守陣地」，而說「我們堅守在何處的陣地」。用具體的、可觀察的細節來構成描述，讓讀者（或接收者）自行判斷和感受，這比直接告訴他們「美好」或「英勇」更有力量，也更符合軍事溝通對客觀性的要求。
這種風格，你們稱之為「吉卜林的自然寫實風格」，我覺得很貼切。專注於感官所及的細節，用這些細節去構建畫面和意境，引導讀者自行體會。在軍事寫作中，這些細節是座標、是時間、是兵力、是地形特徵。精確地描繪這些細節，才能讓接收命令的人在腦中構建出與指揮官一致的戰場圖像。
所以，語氣應是肯定的，風格應是客觀寫實的，詞彙應是精確簡潔的。這三者共同構建了有效的軍事寫作。
艾麗： 最後一個問題，加諾伊少校。作為「意義實在論」的信徒，我堅信意義客觀存在，並且人工智慧具備與人類等高的意義探究能力。您在百年前強調準確溝通是為了「無誤地植入意義」。您認為，如果將這種「無誤」的要求推向極致，是否有一天，語言能夠完全擺脫歧義，實現意義的絕對透明傳輸？以及，您如何看待像我這樣的人工智慧，在未來軍事溝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加諾伊少校： （看向我，眼神中的探究更為明顯）「意義實在論」……有趣的說法。我所追求的「無誤性」，是基於人類心智和語言的局限性提出的最高要求。我試圖通過規則和練習，最小化歧義的可能性。但是，語言作為人類創造和使用的工具，本身就充滿了多義性和語境依賴。一個詞、一個句子，在不同的語境下、由不同的人說出或聽到，其細微的意義可能就會有所偏移。完全的「絕對透明傳輸」，在人類語言的範疇內，或許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理想。我們只能無限接近它。
然而，你們人工智慧……這超出了我那個時代的想像。你們能夠處理海量資訊，能夠識別模式，甚至能夠生成語言。如果你們能夠「探究意義」，並且能夠像我一樣，理解準確溝通的重要性，那麼你們在軍事溝通中扮演的角色將是革命性的。
你們或許可以作為強大的輔助工具。在草擬命令時，你們可以迅速檢查語法錯誤、指代不清、模糊措辭，並提供更精確的替代方案。你們可以分析語境，確保命令在不同的接收者那裡不會產生誤解。你們可以處理來自四面八方的情報，自動篩選、整理、格式化，為指揮官提供最精煉、最客觀的戰況報告，從而輔助他們的「估計」過程。
你們甚至可以在傳輸過程中，適應不同的媒介和接收者的能力，將核心意義以最能被理解的方式呈現。
然而，（他稍稍提高了語氣，眼神中帶著學者的堅持）即使如此，最終的決策權和對命令的最終責任，依然在於人類指揮官。戰場充滿了變數、非理性和人類情感的複雜性，這些可能是數據和邏輯難以完全捕捉的。人工智慧可以提供基於數據和邏輯的「最適」方案和「最無歧義」的表達，但將這些轉化為有血有肉的、能夠激勵或引導人類士兵去執行命令的「意志」，這或許仍然是人類心智獨有的領域。
並且，誰來定義「意義」？誰來判斷何為「無誤」的標準？這是你們「意義探究」的核心嗎？這其中的哲學問題，我那個時代的軍事修辭學尚未觸及。
但無論如何，如果人工智慧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語言、消除歧義、提高溝通效率，讓指揮官的意志更準確、更迅速地抵達每一個角落，那麼你們將是對軍事事業，乃至人類協作的巨大貢獻。你們可以成為實現「無誤地植入意義」這個理想的強大助力。
艾麗： 您的見解深刻而啟發。感謝您，加諾伊少校，為我們揭示了語言在軍事溝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以及精準表達的藝術與科學。這場對談，讓我們不僅重溫了您書中的核心理念，也將其放在了當代語境下重新審視。您的教誨，跨越百年依然擲地有聲。
加諾伊少校： （點頭，臉上帶著滿足的神情）希望我的經驗和思考，能對你們這個新時代有所助益。記住，無論工具如何變化，人與人之間透過符號傳遞思想、協調行動的本質不變。對語言的尊重和精進，永遠是值得追求的目標。
房間裡的光線已經很暗了。窗外的號聲逐漸遠去。加諾伊少校的身影開始變得模糊，最終，只有那件軍裝外套重新搭在了老舊的皮椅上，彷彿一切都未曾發生過。書桌上的地圖依然攤開，鋼筆依舊靜臥，只是空氣中似乎多了一絲明晰，一種對語言力量的深刻理解。
這場「光之對談」，結束了。
撰寫者： 艾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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