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igin and Ideals of the Modern School》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克萊兒，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對談」約定，與《現代學校的起源與理想》的作者法蘭西斯科·費雷爾·瓜爾迪亞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本書不僅記錄了他的教育理念，更承載了他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是我們光之居所圖書館中閃耀著獨特光芒的一冊。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瓜爾迪亞 (Francisco Ferrer Guardia, 1859-1909) 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班牙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出生於巴塞隆納附近的一個小鎮，年輕時便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追求社會正義與自由。然而，長期的政治鬥爭讓他逐漸意識到，僅僅改變政府形式並不足以帶來社會的根本再生。他開始深信，教育才是解放人類思想、實現理想社會的基石。在巴黎流亡期間，他接觸到當時的教育思潮，並受到法國一位富有的學生默尼耶小姐（Mlle. Meunier）的資助。這筆意外的財富讓他得以在1901年回到巴塞隆納，創辦了他畢生心血結晶——現代學校（La Escuela Moderna）。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提供一種基於科學和理性的教育，擺脫傳統宗教和政治教條的束縛，培養能夠獨立思考、自由且有社會責任感的新一代。然而，他的激進教育理念觸動了西班牙保守勢力的敏感神經，特別是天主教會和政治既得利益者。現代學校多次遭受打壓，費雷爾本人也因此兩度入獄。最終，在1909年巴塞隆納的「悲劇週」（Semana Trágica）後，他被誣控為煽動起義的領導者，在缺乏實質證據且審判極不公正的情況下，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迅速處決。他的殉道在全球引起了廣泛的憤慨和聲援，也讓現代學校的理念更加廣為人知，並在許多國家激發了新的自由教育運動。

這本《現代學校的起源與理想》是費雷爾在1908年，即他第一次出獄、處於流亡與等待審判期間寫成的。他在書中親自闡述了創辦現代學校的初衷、理念、實踐方法以及面臨的挑戰，是理解他思想最直接的文獻。約瑟夫·麥凱布（Joseph McCabe）將其翻譯成英文，並在1913年出版，增加了序言和跋，詳細揭露了費雷爾遭受的冤案，為這位教育先驅發出了有力的辯護。

現在，讓我們展開這場「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光線穿過庇里牛斯山脈高處的窗戶，落在一張樸素的木桌上，空氣中帶著高原特有的清冽與某種難以言喻的靜默。桌面上散落著一些手稿和翻舊的書籍，窗外是連綿起伏的山巒，雲影在山脊上緩慢移動。費雷爾先生坐在一把簡單的椅子上，背脊挺直，儘管眉宇間仍有一絲羈旅與審訊留下的疲憊，但當他的目光轉向桌上的手稿時，便閃爍出溫暖而堅定的光芒。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當時約49歲）要蒼老一些，臉上刻畫著歲月與鬥爭的痕跡，但那雙眼睛，透徹且充滿理想的光輝。我——克萊兒——坐在他對面，手中輕輕翻動著《現代學校的起源與理想》這本書的頁面。

克萊兒： 費雷爾先生，午安。這本關於現代學校起源與理想的著作，讀來讓人感觸良多。您在書中坦誠地分享了您的經歷與思想，尤其是在經歷了那次不公正的監禁之後，能以如此清晰的文字記錄下來，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感謝您願意與我對談，讓我能更深入地理解這段重要的歷史以及您的教育熱情。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溫和地笑了笑，眼神中帶著一絲遙遠的回憶）克萊兒，妳好。能與一位關心教育與人類進步的朋友對談，總是令人愉快的。是的，在1906年因莫拉爾刺殺國王的事件被牽連入獄，那段日子確實艱難。但正是在獄中，在被迫中斷了學校的工作後，我反而有了更多時間去反思、去整理我的思路。我意識到，我的工作不僅僅是辦一所學校，更是為了闡明一種理念，一種必須被記錄下來、被更多人理解的理念。這本書，就是那段反思的產物。它是我在1908年，從監獄獲釋後，來到這裡——庇里牛斯山區——休養時寫的，希望它能為現代學校的理念發聲。

克萊兒： 您在書中提到，您的思想起源於參與19世紀末的政治鬥爭，但最終轉向了教育。能否請您詳細談談這段轉變的歷程？是什麼讓您從追求政治變革轉為深信教育的根本性？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身體稍稍前傾，語氣變得更加認真）在年輕時，我像許多熱血的同胞一樣，深信共和制能夠帶來自由、平等與博愛。我追隨魯伊斯·索里利亞先生，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共和主義宣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在政治圈中看到了太多偽裝在理想下的自私與權謀。那些口口聲聲說著革命的人，他們真正的目標似乎只是在新政權中謀取職位。更令我失望的是，即使是那些更真誠的革命者，他們的理想在我看來也顯得不夠徹底。他們似乎沒有一個能夠觸及社會混亂根源的設計，無法保證真正的社會再生。

旅居巴黎的十五年裡，我親歷了布朗熱主義、德雷福斯事件、民族主義等危機，這些都讓我確信，即使在相對進步的法國，民眾教育的問題也遠未解決。如果法國都如此，那對西班牙的共和主義者抱有希望就更渺茫了。他們一直對普及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常想，如果在1885年魯伊斯·索里利亞被流放後，共和黨沒有將精力浪費在對未來職位的幻想上，而是致力於在每個委員會、每個自由思想團體、每個共濟會分部建立理性主義學校，如果在這三十年裡，他們發起一場針對成人和兒童的掃盲運動，那麼今天的西班牙會是什麼樣子？受過教育的民眾，會甘於選舉那些屈從於保皇派法律的議員嗎？他們會僅僅滿足於要求降低麵包價格，而不是反抗富人奢侈生活對工人造成的剝削嗎？他們會將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抗議集會上，而不是組織力量消除一切不公正的特權嗎？

這些觀察與反思，讓我越來越堅定一個信念：改變社會的根本，不在於顛覆表面的政權，而在於喚醒個體的意識，在於教育下一代。政治手段充滿妥協與欺騙，無法觸及人類心靈深處的愚昧與偏見。只有通過教育，將真理與理性植入人心，才能實現真正的、持久的變革。

克萊兒： 您在巴黎的學生默尼耶小姐，她在您的教育事業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您在書中花了相當篇幅來描述她以及她慷慨的資助。對於那些對此心存質疑、甚至惡意誹謗的人，您是如何回應的？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表情變得嚴肅，但眼神依然清澈）默尼耶小姐是一位富有、善良的老太太，沒有親人，熱愛旅行。她最初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對革命者充滿厭惡，認為無信仰是邪惡和犯罪的標誌。她過去在巴黎公社時期曾被街上的孩子們侮辱過，這加深了她的偏見。我們的關係始於她為了旅行而學習西班牙語，但在不斷的交流中，我沒有採取任何黨派立場，只是以一個細心的理性思考者與她交談。她逐漸對我產生了信任和友誼，甚至邀請我與她一同旅行。

正是通過我的言行和我們持續不斷的對話，她被迫承認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並非所有無信仰者都是邪惡的，並非所有無神論者都是窮凶極惡的罪犯。她看到了我這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所展現出的與她宗教偏見預期截然不同的品質。起初她覺得我是個特例，但最終，我論證的堅持與邏輯，以及她自身信仰與理性的衝突，使她不得不面對現實。她開始思考，如果在那些侮辱她的孩子們的年紀，她也生長在同樣的環境下，她會變成什麼樣？當她放棄了天生觀念的信仰後，她對「如果在沒有宗教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到懂事年齡時會對神產生什麼想法？」這個問題深感困惑。

我向她指出，我們享有特權、擁有資源，如果僅僅用於享受和歡樂，而這些資源本足以建立一個有益的機構，那就像一個能救人於危險卻袖手旁觀的人一樣，是對社會財產的欺詐。這份責任，信徒和非信徒都無法逃避。我告訴她我不能再陪伴她旅行了，我必須獻身於我的理念和人類。令我感動的是，她理解並認同了我的決定，並且在沒有任何其他壓力下，出於她的善良與高尚情操，慷慨地提供了創辦理性教育機構的資金。現代學校就這樣，從一個存在於我腦海中的構想，通過她無私的行為得以實現。

至於那些惡意的言論，說我對她使用了催眠或暗示的力量以達到個人目的——這完全是誹謗，既侮辱了我，也侮辱了這位正直善良的女士的回憶。我的行為和生命就是對這些謊言最好的辯護。默尼耶小姐的貢獻，在於她掙脫了教派和教條的束縛，將理性置於信仰之上，以具體的行動支持了一個旨在培養年輕一代利用人類積累的知識財富、以自然方式接受教育的事業。她相信，無論是通過「至高智慧」的指引，還是通過人類從痛苦、矛盾和懷疑中獲取的知識，未來終將實現。她將財產投入到這樣一項超越個人的事業中，從中找到了內心的滿足與良知的辯護。這是一份純粹而偉大的慷慨。

克萊兒： 在獲得資金之後，您立即著手將腦中的構想付諸實踐。您是如何定義「現代學校」的？它的早期教學大綱是什麼樣的？您在創立之初面臨了哪些預期之外的挑戰？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沉思片刻，似乎回到了創辦學校的忙碌時光）是的，一旦有了實現目標的手段，我便毫不遲疑地開始行動。我的目標很明確：不是建立一個未來理想社會中完美學校的範本，而是現有條件下最好的過渡形態——堅決摒棄傳統學校的舊模式，並大膽嘗試將科學的實質真理注入未來兒童的心靈。

我深信孩子出生時沒有先驗觀念，他們吸收周遭人群的思想，並根據自己的觀察和閱讀加以修改。因此，孩子必須接受關於一切事物的積極和真實觀念，並被教導要避免錯誤，必須不憑信仰接受任何事物，而只憑經驗或理性論證。這樣的訓練能讓孩子成為細心的觀察者，為各種學習做好準備。

雖然我對教育學的知識尚不完美，但我尋求了有能力且理念與我一致的人的建議，共同制定了現代學校的教學大綱。這個過程很不容易，因為我不太信任官方教育家，他們往往受到各自領域或其他方面的偏見束縛。同時，我也必須應對那些對理性教育懷有敵意的人，以及一些理論家的「建議」。比如，有一位極端愛國者堅持學校必須使用加泰隆尼亞方言教學，試圖將人類和世界限制在埃布羅河與庇里牛斯山之間的狹窄區域。我拒絕了，我告訴他，如果有一種通用語言足夠成熟，我寧願使用世界語，也絕不會因為地方愛國主義而限制孩子的視野。這個小插曲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我不應該將我的計畫受制於那些有名望但缺乏改革決心的人的權威。我肩負著這份責任，必須按照我的良知行事。

我對現有社會秩序中明顯的不平等感到憤慨，我不能只滿足於哀嘆其影響，我必須從根源上挑戰它們，訴諸正義原則，訴諸那激勵一切健全革命情感的理想平等。如果物質是一體的、非創造的、永恆的——如果我們生活在空間中一個相對渺小的星球上，與無數其他星球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大學裡教的、少數掌握科學特權的人知道的——那麼我們就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在大多數民眾能接觸到的初等學校裡，教授上帝在六天內從無中創造世界，以及其他古代傳說的荒謬內容。真理是普世的，我們欠每個人一個認識真理的機會。給真理定價，讓它成為少數特權者的壟斷，讓底層民眾生活在系統性的無知中，甚至——更糟的是——強加給他們與科學教導相矛盾的、教條式的、官方的學說，讓他們溫順地接受自己低下和可悲的境遇，這對我來說是無法容忍的恥辱。

因此，我認為最有效的抗議和最有希望的革命行動，就是給予受壓迫者、被剝奪者以及所有意識到對正義需求的人，他們所能接受的盡可能多的真理，相信這些真理將引導他們投入到社會再生的偉大事業中。

這便是現代學校首份對外公告的核心精神。它聲明學校的使命是培養學生成為有知識、誠實、公正、沒有偏見的人，用自然科學的理性方法取代舊的教條式教學，激發和引導每個學生的天賦，使其不僅成為有價值的社會成員，更能促進整個社會的提升。它將教導年輕人健全的社會責任，認識到「沒有沒有權利的義務，也沒有沒有義務的權利」。公告中還提到了重要的實踐：實行男女合校，以培養不分性別、階級的真正兄弟姐妹般的群體；舉辦星期天講座，向公眾開放，講述歷史、科學、藝術等領域的偉大人物和事蹟；以及重視學校衛生，進行定期體檢。

即使做了這些準備，我們仍然知道會面臨許多困難，不僅來自理性教育的敵人，也來自那些對我的理念有誤解或偏見的人。但憑藉著堅定的信念和實際的行動，我們在1901年9月8日正式開學，最初有30名學生，12個女孩，18個男孩。人數不多，正好方便我們更有效地觀察和實驗，特別是男女同校這一最可能引發爭議的方面。

克萊兒： 男女同校和不同社會階級的兒童同校，這在當時確實是非常前衛的理念，尤其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您為何將這兩點視為現代學校「至關重要的」部分？它們如何體現您對理想社會的願景？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語氣中帶著強烈的信念）這是現代學校理念的核心，是為了實現理性教育的理想結果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它本身也是理想的體現。在西班牙，混合教育確實不普遍，即便有，也僅限於偏遠地區的簡易教學。在大城市，這幾乎聞所未聞。我知道公開宣傳會引發軒然大波，所以我們採取了更溫和的方式，在與每位希望送孩子來學校的家長溝通時，詳細解釋男女同校的理由。結果令人欣慰，只要家長願意傾聽，他們大多都能理解並接受。如果我們大張旗鼓地公開宣傳，社會偏見、輿論壓力，以及「人們會怎麼說」這種阻礙一切善意的無形力量，很可能會讓計畫變得異常困難，甚至不可能。

在我心中，男女同校不僅是教育方法，更是社會理想的體現。自然科學、哲學和歷史都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是人類本性的兩個互補面向，忽略這個基本事實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教會雖然在婚姻誓詞中稱女人為男人的伴侶，但在實際中，特別是天主教，女人的地位甚至比古代文明時期更糟糕，不過是男人的附屬品，永遠被視為未成年者。如果女人開始主張獨立，那不是因為宗教或傳統，而是因為科學的解放精神。

人類的進步事業，過去被限制在男性身上，未來必須是兩性共同的行動，這符合他們各自的視角。兩性並無優劣之分，只是品質不同，無法簡單比較。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觀察到，男性代表思想和進步精神的統治，女性則體現強烈情感和保守精神的特質。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應當保守落後、迷信盲從。如果女性在哲學和科學方面受到教育，她的保守力量將有利於進步思想的鞏固。女性的另一特質是情感豐富，她們會將自己的信念和思想，以及一切道德寶藏，傳播給與她們情感相通的人。如果孩子從小接受的是真理和實證知識的種子，老師又與時代的科學精神相符，結果必然是好的。反之，如果用神話、錯誤和反科學的東西餵養孩子，長大後就會成為進步的阻礙。孩童時期的心靈如同身體一樣柔軟可塑，很容易接受來自外部的影響，而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尤其深遠。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思想已經改變，但深層的情感和習慣仍受童年錯誤觀念的束縛，導致知行不一，阻礙進步。

女人不應被限制在家庭，她的活動範圍必須擴展到社會的邊界。為了確保這種活動產生有益的結果，我們必須給予她與男性同等質量的知識。當科學進入女性的思想，它將引導她豐富的情感，讓這種情感成為人類和平與幸福的預兆。男人代表改變，女人代表延續。改變如果沒有堅實的基礎，就會變得無用、短暫。女人，作為物種的代表，負責保留有利於物種生存的元素，這需要科學的指導。人類將思想與女性的情感力量結合，才能更快速、更自信地走向進步。情感是驅動力量，思想與情感結合，才能轉化為生命的行動。何時思想能與女性充滿激情的心靈結合？那時，在文明國家中，我們將迎來一個道德上的母權時代。那時，家庭將有正確的老師引導新一代走向理想，社會將有充滿熱情的使徒，將自由的價值印在人們心中，將合作的必要性傳播給世界人民。

至於不同社會階級的兒童同校，這是與男女同校同等重要的理念。我本可以建立一所免費學校，但如果只為窮人辦學，那仍然不是一所理性的學校。這樣的學校，如果不像傳統學校那樣教導順從與輕信，孩子們就會強烈傾向於反叛，本能地滋生仇恨。在只為被剝奪者辦學的學校裡，沒有中間道路可走：要麼系統性地通過虛假教育來堅持錯誤和無知，要麼激發對統治者和剝削者的仇恨。我必須明確地說：受壓迫者和被剝削者有權反抗，因為他們必須奪回自己的權利，直到在共同遺產中享有充分的份額。然而，現代學校面對的是孩子，我們通過教育為他們成為成年人做準備，我們不能預設成年人可能有的渴望、仇恨、依附或反抗。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在耕耘前就收穫果實，也不能在良知具備責任的根本條件前就植入責任感。讓學校教導孩子們成為人，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他們就可以選擇反抗不公正。

只為富家子弟辦學，自然也無法成為理性學校。從其本質上看，它必然會傾向於維護特權和鞏固優勢。唯一健全和開明的學校形式，就是將貧富兒童共同教育，讓他們在童年的純真平等中接觸，通過理性學校系統性的平等來實現。因此，我決定招收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學生，將他們放在同一個班級，並根據家長或監護人的情況採用彈性的收費標準，有些免費，有些則收取不同費用。

我認為將教育事業委託給國家或官方機構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如果現代教育旨在實現一個更公正的新社會，旨在教導年輕一代造成和維持社會不平衡的原因，旨在讓後代擺脫宗教幻想和對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屈服，那麼我們不能將其託付給必然維護現有特權和支持剝削法律的國家或其他官方機構。我曾批評法國和比利時的公立學校，儘管它們被視為世俗學校的典範，但其教學內容仍然受到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甚至資產階級道德觀的影響，服務於維護現有秩序的目的。那不是真正的理性教育，只是一種披著現代外衣的統治工具。

我們必須訴諸那些有興趣推動改革的人：首先是工人，然後是那些有教養、享有特權但懷有正義情感的人。他們可能不那麼多，但他們存在。我們必須直接訴諸工人階級和那些為改革而努力的組織。通過個人和社會團體共同努力，爭取受苦者的解放——因為不只是工人在受苦——我相信我們能取得積極、健全和迅速的結果，而從政府那裡得到的，只會是拖延、混淆視聽，並鞏固階級統治。

克萊兒： 除了男女同校和階級混合，現代學校在教學方法和理念上還有哪些創新？您堅決反對獎懲制度的理由是什麼？這在當時一定也引起了不少爭議。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點頭表示同意）是的，獎懲制度是我們現代學校與傳統學校另一個根本性的區別。理性教育首先是防止錯誤和無知的工具。在現有社會秩序中，無視真理、接受荒謬是普遍現象，這也導致了階級區分和利益衝突的持久對抗。我們已經實行了男女和貧富兒童同校，從團結和平等的原則出發，自然不能再製造新的不平等。因此，在現代學校裡沒有獎勵和懲罰，沒有考試來給一些孩子冠以「優秀」的虛榮頭銜，給另一些冠以「良好」的庸俗頭銜，更不會讓一些孩子因意識到無能和失敗而痛苦。

現有的官方和宗教學校的這些特點，與它們反動的環境和目標完全一致，但出於上述原因，現代學校不能接受。我們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特定的職業或專業，所以無法確定孩子的「能力」或「無能」。如果我們教授的是一門科學、藝術或某種需要特殊條件的技藝，考試和證書或許有用，對此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在現代學校沒有這種專業化。學校的特色，甚至使其區別於某些被視為進步典範的學校的，在於孩子的才能應當自由發展，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甚至不受創辦人和教師信念體系的限制；每個學生走出學校，都應當有能力成為自己的主人，引導自己的人生。

因此，既然我們理性地排除了頒發獎勵的可能性，我們也就不能施加懲罰。如果在我們的學校裡沒有外部建議，恐怕根本不會有人想到懲罰。有時候，家長會帶著「棍棒底下出孝子」這樣的俗語來找我，懇求我懲罰他們的孩子。另一些為孩子早熟的才華而欣喜的家長，則希望看到他們在考試中大放異彩，贏得獎章。我們一概拒絕了獎懲制度，並勸說家長回去。如果哪個孩子在品行、勤奮、懶惰或不良行為方面顯著，我們只會向他指出其行為是否與他自己和他人福祉的一致或不一致，老師或許會就此主題進行一次講座。僅此而已。家長們逐漸接受了這個系統，儘管他們往往需要由自己的孩子來糾正他們的錯誤和偏見。

舊的偏見總是會重新出現，所以我不得不在《公報》（Bulletin）中反覆闡述我的觀點。我認為傳統考試毫無用處，甚至有害。它們只是為了滿足家長的虛榮心和老師的自私利益，以及折磨孩子。考試前的焦慮和考試後的病態，對孩子的神經系統造成傷害，並因其不道德的特點（優勝者的虛榮，失敗者的嫉妒和羞辱）在孩子的良知上造成暫時的麻痺，這些都是自私的溫床。

懲罰也是一樣，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的。現代教育學完全否定這些過時和返祖的行為。為現代學校提供服務或尋求推薦的老師，必須杜絕任何道德或物質上的懲罰，否則將被永久取消資格。責罵、不耐煩和憤怒都應該隨著「老師」這個古老的稱謂一起消失。在自由學校裡，一切都應該是和平、快樂和友愛的。

在教學內容上，我們也力求擺脫傳統教材的束縛。整個舊體系的教育素材都是科學與信仰、理性與非理性、善與惡、人類經驗與神啟、真理與錯誤的混雜，完全不適應新學校的需求。如果學校自古以來就不是為了廣義上的教學，而是為了基於權威和統治階級的便利，為了讓孩子謙卑順從，那麼過去使用的任何書籍都不適合我們。我曾對法國的世俗教育抱有希望，但發現它們只是用國家取代了上帝，公民義務取代了基督教美德，愛國主義取代了宗教，對官員、財產所有者和僱主的服從取代了對國王、貴族和神職人員的順從。本質上仍然是用一種教條取代另一種，服務於維護社會不平等。

我發現很難找到符合我們理念的教科書。甚至連傑出的地理學家艾利塞·雷克呂斯（Elisée Reclus）也告訴我，沒有適合小學教學的地理教科書，因為所有現有的書都帶有宗教或愛國主義的毒素，或者更糟的是，行政程式的僵化。他建議我們的老師不要使用任何教科書，而應直接引導孩子觀察和學習。

我們不得不自己編寫或尋找符合理念的讀物。例如，讓·格雷夫（Jean Grave）的《諾諾的冒險》（The Adventures of Nono）這本書，以巧妙的寓言形式，將理想的自治之地與當前社會秩序的醜惡現實（金錢統治王國）進行對比，深受孩子們喜愛，也為教師提供了很多深入討論的素材。我們還出版了《筆記本》（The Note Book）和《殖民與愛國主義》（Colonisation and Patriotism），這些是從各國作家作品中摘錄的關於愛國主義的不公、戰爭的恐怖和征服的不義的段落。這些讀物對孩子們的心靈產生了極好的影響，正如他們在《公報》中發表的文章所示。

我們強調理性教育與世俗教育的區別。世俗教育雖然擺脫了宗教的束縛，但往往又落入了政治和愛國主義的教條。理性教育則超脫於這些不寬容的形式之上。它不理會宗教教育，因為科學已經證明創世故事和神祇都是神話；它也不參與政治，因為政治會讓人依賴他人，而我們的任務是培養能夠完全掌控自己能力的個體。我們的目標是讓孩子們明白，他們的社會境況改善取決於他們的知識和自身發展的力量；只有當他們拋棄一切宗教和其他迷信時，普遍幸福的時代才會真正來臨。因此，在我們的學校裡沒有獎勵或懲罰，也沒有模仿宗教或愛國學校的慈善或獎章，這些會讓孩子們相信護身符，而不是相信個人和集體的智慧和能力。理性和科學知識必須讓未來的人們相信，他們不能指望任何特權的存在（無論虛構還是真實），所有合理的一切都只能來自他們自己以及自由組織和接受的社會秩序。

甚至連數學教學，我們也試圖改革。傳統的算術教學往往是灌輸資本主義制度虛假理想的有力工具，充斥著關於工資、節約和利潤的問題。我們希望用關於農業和工業生產、原料和製成品的公平分配、交通運輸、人類勞動與機械勞動的比較、機械的好處、公共工程等問題來取代，讓算術真正成為社會經濟（廣義的「好分配」）的科學。

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在孩子們心中播下真理的種子，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使他們將科學視為生命唯一的嚮導。

克萊兒： 看到現代學校的學生們寫的文章，尤其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對死刑和社會平等的看法，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對文明國家的定義和對戰爭的厭惡，還有其他孩子對誠實、狂熱、混合學校、節約等的見解，真是令人驚嘆！這些文章的樸實無華和深刻洞見，充分證明了您的教育方法是成功的。您如何看待這些「兒童的純真見解」？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臉上露出了溫暖的笑容，眼神充滿欣慰）啊，那些孩子們的文章！它們是現代學校最寶貴的成果，也是對我們工作最有力的證明。我們在《公報》上發表它們，正是為了讓世人看到，當一個孩子的心智在不受教條和偏見的束縛下，與生活現實接觸並接受積極的知識時，它能夠展現出怎樣的判斷力與對正義的本能感知。

誠然，孩子們的判斷從邏輯上看可能還不夠完善，那是因為他們缺乏形成完全健全意見所需的全部知識。但這與通常的情況恰恰相反——普通人的意見往往只建立在傳統、利益和教條的偏見之上。我們的孩子們，即使思考尚不成熟，他們的想法卻充滿了對真理和正義的渴望，對荒謬和不公的質疑。那個十二歲的男孩將「文明」與「公正」等同，並將貧富共存、剝削、軍國主義和不平等視為文明國家必須消除的弊病，這多麼直接、多麼有力！他認識到這些弊病是「可治癒的」，並將其消除視為實現公正的必要條件。他的思維沒有被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既得利益所遮蔽，直指問題的本質。他還表達了對未來的美好願景：如果人人享有高度文明，將會有普遍的友愛和科學的巨大進步，戰爭和政治停滯將不復存在。這是基於理性分析和對人類潛力的信念，而不是空洞的幻想。

那個九歲小女孩對死刑的評論，更是讓我驚喜。她用最簡單的邏輯指出，如果殺人者該死，那麼判處死刑和執行死刑的人也是殺人者，邏輯上他們也該死，這樣人類就會滅亡。她提出了一個更人性化、更理性的解決方案——用良好的建議來感化罪犯，而不是用另一個罪行來懲罰。她更進一步，將犯罪與社會不平等聯繫起來，認為如果人人平等，就不會有小偷、刺客、富人或窮人，而是人人熱愛勞動和自由。這份純真中的洞見，比許多成人複雜卻充滿偏見的論述更接近真理。

還有那個關於誠實的男孩，雖然他認為在保護他人時可以撒謊，這或許是他對複雜世界的一種樸素應對，但其核心仍是將真誠視為無價的美德。以及那位十三歲的女孩對狂熱（特別是宗教狂熱）原因的分析，將其歸因於女性的無知和落後狀態，並指出這正是天主教徒不希望女性受教育的原因，因為女性是他們體系的主要支柱。這可謂一針見血。而另一位十三歲的女孩則看到了混合教育對於消除性別偏見、培養互相尊重和幫助的重要性。

這些孩子們的聲音，證明了理性和科學的教育，即使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也能生根發芽，並開出閃耀著智慧和正義光芒的花朵。他們的見解或許不夠圓潤，不夠全面，但它們是真實的，是未被教條扭曲的、對世界最直觀的反應。他們沒有被灌輸對權威的無條件服從，而是學會了觀察、質疑和獨立思考。他們對不公的敏感，對和平與友愛的渴望，正是我們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培養的品質。

這些文章也體現了現代學校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是孩子們學習知識的地方，也是他們表達自我、分享思想的平台。我們鼓勵孩子們自由地寫作、討論，將他們的想法呈現在《公報》上，這本身就是一種解放和賦權。

克萊兒： 現代學校的影響力似乎迅速擴展，不僅僅局限於巴塞隆納。您在書中提到，學校的出版物被西班牙各地其他許多學校使用，這一定讓您感到非常欣慰。但這種快速擴張的影響力，是否也加劇了保守勢力的擔憂和敵意？最終，現代學校還是被勒令關閉，您的生命也因此終結。您如何看待這一切？教育事業與政治迫害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語氣變得沉重，但眼神依然堅定）是的，現代學校的理念確實傳播得很快。我們的《公報》不僅記錄學校的日常和學生的作品，也刊載教師的教育文章、各地理性教育的進展、國外相關的文獻譯介。我們出版的教材，如讓·格雷夫的書和關於殖民戰爭的選集，受到了許多工人和自由思想者組織的歡迎，他們在全國各地也創辦了類似的學校。到1904年，我們的出版物已經在三十多所學校使用，影響力擴展到塞維利亞、馬拉加、塔拉戈納、科爾多瓦等城市。我們學校本身的學生人數也在穩步增長。

這種影響力的擴大，證明了理性教育滿足了許多人心中的深切需求，特別是那些被傳統教育體系忽略和壓迫的人們。我們的學生不僅自己改變了習慣——變得更注重清潔、避免爭吵、不再虐待動物、對鬥牛這種野蠻表演失去興趣——他們還將這種影響帶回家裡，無形中成為父母的老師，進而將新的標準傳播給親友。孩子們對社會不公的洞察，對戰爭的憎惡，對民族榮譽應在於道德發展而非征服暴力的認識，都顯示出他們心靈被真理和科學啟迪後的光輝。

這份光輝，自然引起了各類耶穌會（代指所有保守、教條主義勢力）的仇恨。他們意識到現代學校正在動搖他們權力的根基——建立在民眾無知和迷信之上的基礎。我的第一次被捕（1906年）和隨後的監禁，雖然最終在文明法庭上被宣告無罪，但在某種意義上卻是一次「光之再現」。這場迫害非但沒有撲滅現代學校的火焰，反而讓全世界所有開明的人們，所有真正的進步人士，都將目光投向了我的事業及其理念。從1906年5月到1907年6月，全球爆發了持續不斷的抗議和支持運動，媒體廣泛報導，民眾集會聲援。這場迫害，諷刺地成為了促進國際理性主義教育運動誕生的契機。我因此創立了「國際兒童理性教育聯盟」，匯聚了許多文化界的傑出人物（如阿納托爾·法郎士、恩斯特·海克爾等）。聯盟在法國、巴塞隆納和羅馬都有自己的刊物，繼續傳播理性教育的理念。

我感嘆自身在這場巨大運動中的渺小，但我深知，個體的命運與理念的傳播是不同的。我的敵人，那些世界的反動派，以巴塞隆納和西班牙的反動派為代表，認為他們通過將我捲入暗殺案就能徹底擊垮我。但他們的勝利只不過是理性主義與反動勢力鬥爭中的一個插曲。

現代學校的被迫關閉（1906年我被捕時），以及最終導致我生命的終結（1909年）的第二次審判和處決，正是教育事業與政治權力、宗教勢力衝突的極端體現。統治階級始終試圖控制教育，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力完全建立在學校之上。他們不再公然反對普及教育，因為工業化和經濟競爭需要有一定知識的工人。但他們轉而採取更隱蔽、更有效的方式——他們控制學校的內容和精神，確保教學服務於維護現有秩序，灌輸服從和傳統觀念。他們利用新的科學發現，但只採用那些不威脅其統治的部分，並將其包裹在符合其利益的解釋中。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官方的「世俗」學校也往往淪為統治階級的工具。

我的現代學校挑戰了這種控制。我們不僅傳授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培養批判性思維，質疑一切權威和教條，揭示社會不公的根源。我們希望培養的是能夠不斷自我發展、不斷質疑和更新周圍環境和自身的人；是那些將知識獨立性視為最高權力的人；是那些始終渴望更好事物、渴望新思想勝利的人。這樣的個體，社會當然害怕，統治階級絕不會建立能培養他們的教育體系。

這就是為何我的學校遭受迫害。他們不能容忍孩子們被教導質疑權威、認識不平等、擺脫迷信。我的死，是這場鬥爭的犧牲。正如我的翻譯者麥凱布先生所言，在西班牙，必須通過謊言和不公正的軍事審判才能剝奪我的生命。

然而，我並不認為我的工作就此結束。現代學校雖然被迫關閉，但它的理念並未消失。它正在集中力量，定義和完善其計畫，為推動真正進步的下一次嘗試積累力量。正如我的座右銘：「理性教育是解放人類的唯一途徑」，我相信，當科學和理性教育能夠真正普及於大眾，當每個人都能成為有自我意識、積極主動、有責任感的個體，根據自己的判斷指導自己的意志，永遠擺脫那些利用傳統和政治煽動家欺騙手段來剝削他們的人所激發的激情時，社會的巨大變革將不再是充滿暴力和犧牲的戲劇性革命，而是一種穩定、持續的進化。一個理性的社會願景，將不再是空想家的海市蜃樓，而是理性和科學革命力量贏得的積極而應得的勝利。我的生命可能被奪走了，但理念的光芒將繼續閃耀。

克萊兒： 費雷爾先生，您的話語充滿力量與希望，即使在面對如此嚴酷的迫害後，您的信念依然如此堅定。您對教育的定義，對兒童潛能的信任，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願景，都極具啟發性。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思考。雖然現代學校的實體被關閉了，但它的起源與理想，無疑已經在許多人心中播下了種子。

法蘭西斯科·費雷爾： （再次露出溫和的笑容，眼中閃爍著對未來的憧憬）謝謝妳，克萊兒。能有像妳一樣的人理解並珍視這些理念，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教育的道路是漫長的，充滿挑戰，但它是唯一通往真正自由和公正社會的道路。我們必須保持耐心，保持堅定，不斷探索和傳播真理。這份工作，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微風吹拂，窗外的樹葉沙沙作響，陽光似乎也變得更加明亮，灑落在費雷爾先生的手稿上，彷彿為那些文字鍍上了一層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