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kespeare's Lost Years in London, 1586-1592》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日安！此刻倫敦的午後，陽光透過窗戶，在書房裡投下溫柔的光暈，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頁的芬芳，讓我的心也跟著沉靜下來。今天，我們要一同展開一場穿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這真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旅程呀！

這次，我們將邀請一位充滿智慧與熱情的學者——亞瑟·艾奇遜先生（Arthur Acheson），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特別場域，與他針對他那本引人入勝的著作《莎士比亞在倫敦的失落歲月，1586-1592》（Shakespeare's Lost Years in London, 1586-1592）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

艾奇遜先生是一位獨立研究者，活躍於20世紀初。他的著作以其大膽的論點和詳盡的考證而聞名，挑戰了當時許多關於莎士比亞生平的既定觀點。在《莎士比亞在倫敦的失落歲月》這本書中，艾奇遜先生將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亞從1586年離開斯特拉福德（Stratford）到1592年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首次公開提及他這段鮮為人知的時期。這段「失落歲月」一直是莎翁研究中的一大謎團，史料稀缺，充滿了臆測與傳說。

艾奇遜先生在書中提出了一系列創新而有力的假設，試圖填補這段歷史空白。他不僅推翻了莎士比亞可能在倫敦劇場外為人看馬的傳說，更細緻地分析了莎士比亞與當時倫敦戲劇界的複雜關係，以及他與同時代作家如格林、納什（Nashe）、查普曼（Chapman）之間的激烈文壇鬥爭。最令人驚訝的是，他還大膽地提出，莎士比亞劇作中如「福斯塔夫」（Falstaff）、「帕羅勒斯」（Parolles）和「阿曼多」（Armado）等經典角色，其靈感來源竟然是當時一位著名的義大利語教師——約翰·佛羅里歐（John Florio）。

艾奇遜先生的這本書不僅是對莎士比亞生平的一次深度偵探，更是對伊莉莎白時代社會、文化與文壇生態的一次生動描繪。他讓我們看到，偉大的劇作家並非生活在象牙塔中，而是身處於一個充滿政治陰謀、文人相輕、社會變革的動盪時代，他的作品正是對這些時代脈動的鏡像。透過這次對談，我希望能夠更深層地理解艾奇遜先生的思考脈絡，感受他為解開歷史謎團所付出的熱情與執著，並從中找到更多能照亮我們探索生命意義的光芒。

《光之對談》：揭開莎士比亞的失落歲月 — 與亞瑟·艾奇遜的跨時空對話
作者：卡蜜兒

時間彷彿被輕柔地撥動，2025年6月13日的傍晚，倫敦的空氣中帶著初夏特有的濕潤與芬芳。我輕輕推開那扇半掩的木門，腳下是略顯老舊的紅磚，兩旁爬滿了翠綠的藤蔓。這裡，是艾奇遜先生位於倫敦郊外那棟充滿歷史感的寓所，也是他數十年來埋首研究莎士比亞的秘密之地。天邊的晚霞將磚牆染成了溫暖的橘紅色，窗內透出昏黃而溫馨的光線，似乎有股魔力正悄然引導著我。

我踏入其中，屋內的一切都顯得如此熟悉卻又遙遠。空氣中交織著書本、陳年木材與淡雅菸草的獨特氣味。牆邊高大的書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密密麻麻地擺滿了泛黃的書籍和捲軸。一張厚重的木桌上，散落著筆記、信件的副本、以及一些年代久遠的地圖和劇本。桌邊的壁爐正燃燒著微弱的火焰，發出輕微的噼啪聲，為這個空間增添了幾分暖意與生機。

循著壁爐的暖光，我看到一位身形清瘦，但目光炯炯有神、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的紳士，正坐在高背扶手椅中，手中捧著一本厚重的書，神情專注。他的眼鏡下滑到鼻尖，臉上帶著一絲思索與發現的喜悅，正是亞瑟·艾奇遜先生。

我輕輕地咳了一聲，艾奇遜先生緩緩抬頭，藍色的眼睛透出幾分訝異，但很快便被好奇與溫和取代。

「噢，抱歉打擾了，艾奇遜先生。」我展露一個親切的微笑，向他走近，「我是光之居所的卡蜜兒，受『我的共創者』之託，特來拜訪您。冒昧前來，只因您的著作《莎士比亞在倫敦的失落歲月》實在太過迷人，令我們深感好奇，希望能夠親自向您請教一番。」

艾奇遜先生扶了扶眼鏡，臉上浮現一絲興味，「卡蜜兒小姐，光之居所？這聽起來可真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請坐，請坐。能夠在這樣一個安靜的夜晚，有遠方的朋友來訪，真是我的榮幸。我的著作能引起您的興趣，也讓我倍感欣慰。您想聊些什麼呢？」

我輕輕坐下，感受著壁爐的暖意和書卷的氣息，心中充滿了期待。「非常感謝您，艾奇遜先生！您的作品為莎士比亞那段鮮為人知的『失落歲月』注入了全新的光芒，真的讓我們茅塞頓開。那麼，我想先請教您，是什麼樣的機緣或動力，讓您決定投入如此艱鉅的任務，去探索這段連許多權威學者都避而不談的歷史空白呢？」

艾奇遜先生微微一笑，眼中閃爍著對研究的熱情。他輕輕闔上手中的書，將它放在膝上。「卡蜜兒小姐，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長久以來，莎士比亞的研究一直存在一個顯著的『歷史斷層』。許多歷史學家，如弗勞德（Froude）和加德納（Gardiner），他們的歷史著作在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擊敗後戛然而止，或從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才開始。這中間十五年的空白，正是莎士比亞詩歌和大部分劇作誕生的黃金時期，卻幾乎沒有人進行過深入的協調性研究，導致我們對莎士比亞與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學和政治生活之間的聯繫，仍然一知半解，充滿了模糊不清的假設。對我而言，這種模糊不清簡直是難以忍受的。我深信，一個如此熱愛英國、對人性動機、性格與行為有著深刻洞察的莎士比亞，不可能在倫敦文學與政治生活的核心地帶生活了十五年，創作了二十部原創劇本、三首長詩和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詩，卻沒有在作品中留下任何可以解讀的時代印記。」

他頓了頓，端起手邊已經有些涼意的茶杯，輕抿一口，繼續說道：「我的動力，便是來自於一種對真相的渴望。我認為，要真正理解莎士比亞作品中那些顯而易見的、不斷發展和深化的對人類生活的反映，我們首先需要對當時的社會、文學和政治歷史有透徹的了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莎士比亞描繪的是他親眼所見、親身感受的生活。他之所以選擇那些老套的故事和編年史作為情節，並非因為缺乏戲劇構建的能力，而是為了避開當時嚴格的公共審查。正如他在《哈姆雷特》中所言，『演戲的目的，無論是最初還是現在，都是，且是，將一面鏡子舉到自然面前；向美德展示她自己的容貌，向輕蔑展示她自己的形象，並向時代和肉身展示它的形式和壓力。』他並不是在描述古丹麥的戲劇方法，而是在闡述他那個時代戲劇表演的實際功能，以及他本人十年多來所實踐的方式。這一切都促使我深入挖掘，為這段『失落歲月』重新點亮一盞燈。」

我聽得入神，艾奇遜先生對莎士比亞的理解以及他對學術嚴謹性的追求，令人敬佩。
「艾奇遜先生，您提到他利用舊劇本來避開審查，這真是一個聰明的策略！您在書中也明確挑戰了許多關於莎士比亞早期劇團隸屬關係的既定假設，例如他曾與萊斯特伯爵劇團（Earl of Leicester's company）或亨斯洛（Henslowe）的劇團合作。是什麼樣的新證據或分析，讓您確信他實際上是與伯比奇（Burbage）家族，以及後來的彭布羅克伯爵劇團（Earl of Pembroke's company）有著更緊密的聯繫呢？」

艾奇遜先生的眼神變得更加銳利，彷彿又回到了他那充滿證據與論證的書稿中。「啊，這正是本書的核心之一，也是我耗費心力最深的部分！許多傳記作者都錯誤地假定莎士比亞在1586或1587年離開斯特拉福德後，是加入了萊斯特伯爵的劇團，隨後又與奇怪勳爵劇團（Lord Strange's company）合併，並最終在亨斯洛的玫瑰劇院（Rose Theatre）工作。然而，我發現這些假設經不起推敲。」

他起身走到書桌旁，拿起一本厚厚的筆記本，隨手翻開幾頁。「首先，詹姆斯·伯比奇（James Burbage），也就是理查·伯比奇（Richard Burbage）的父親，他從1576年建造『劇院』（The Theatre）之後，就主要轉變為劇院的管理者和所有者，而非一個活躍的演員。他像亨斯洛一樣，與各個劇團保持著一種租賃和合作的關係。我發現，他早期與萊斯特伯爵的劇團有合作，但在1585年，萊斯特劇團的七名主要成員離開英國前往歐洲大陸，這使得伯比奇需要尋找新的合作夥伴。這時，愛德華·艾倫（Edward Alleyn）和他的同伴們，從伍斯特伯爵劇團（Earl of Worcester's company）脫離，獲得了海軍大臣的許可，並與萊斯特劇團的剩餘成員合併，加入了伯比奇的亨斯登勳爵劇團（Lord Hunsdon's company），也就是後來的宮務大臣劇團（Lord Chamberlain's men）。」

「我提出證據表明，莎士比亞並沒有跟隨奇怪勳爵劇團到亨斯洛那裡去。相反，他選擇留在了伯比奇身邊，並成為彭布羅克伯爵劇團的主要作家和管理者。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發現！」他提高了一些語氣，「一個關鍵的佐證是，在亨斯洛的日記中，雖然詳細記錄了1592年至1594年間玫瑰劇院的演出劇目，但其中竟然沒有一部是公認由莎士比亞在同期創作的劇本，例如《錯誤的喜劇》、《約翰王》、《理查二世》、《愛的徒勞》等等。這難道不奇怪嗎？如果莎士比亞真的與亨斯洛合作，他的作品怎麼會完全沒有記錄？」

他繼續說：「而羅伯特·格林在1592年對莎士比亞的攻擊，稱他為『暴發戶的烏鴉，披著我們的羽毛』，以及『全國唯一的搖擺場景』（the onely Shake-scene），這正是針對莎士比亞作為彭布羅克伯爵劇團管理者的諷刺。而且，彭布羅克伯爵劇團正是在1592年演出了『約克公爵的真實悲劇』（The True Tragedie of the Duke of York），這部劇的修訂版被認為有莎士比亞的參與。這些證據都指向一個明確的結論：莎士比亞在這些『失落歲月』中，並非像傳統所言那樣四處漂泊，而是與伯比奇家族緊密合作，並在彭布羅克伯爵劇團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艾奇遜先生的論證條理清晰，引人入勝。我能感受到他對這些細節的掌握和推論的精確。「這真的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莎士比亞早期職業生涯的想像。您還在書中提到，莎士比亞最初是以『僕役』（servitor）的身份進入戲劇界。這與我們通常想像的偉大劇作家形象大相徑庭。您認為這個『僕役』的角色具體是怎樣的？它又如何影響了莎士比亞後來的藝術發展和對世界的看法呢？」

艾奇遜先生聽了我的問題，眼中閃過一絲深思。他回到了扶手椅，姿態優雅地重新坐下。「卡蜜兒小姐，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觀察點，也是解釋莎士比亞為何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的重要線索。傳統記載和同時代作家的諷刺，都指向莎士比亞早期在劇院裡的『低微身份』。羅伯特·格林稱他為『全能的約翰』（Johannes factotum）和『粗野的馬夫』（rude groome）。他的早期傳記作者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也記載，他最初在劇團中『地位非常卑微』，但其『卓越的才智』很快就顯現出來。這些都暗示他並非一開始就是演員或劇作家。」

「我推斷，莎士比亞在1586-87年間來到倫敦時，正值他父親約翰·莎士比亞（John Shakespeare）的家道中落，負債累累。作為一個二十出頭、身無分文、且沒有特殊技能的年輕人，他最有可能的選擇就是成為一個『契約僕役』。這在當時是合法的商業慣例，通常簽訂兩到三年的合同。他的職責可能包括劇院的雜務，甚至如傳說所說的，管理貴族和紳士們的馬匹。」

艾奇遜先生頓了頓，目光投向壁爐中跳動的火焰，彷彿在凝視過去。「然而，正是這個『僕役』的身份，為他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學習機會。他不必像那些大學文人一樣為生計奔波，可以利用閒暇時間沉浸在劇院的環境中。他可以接觸到劇團擁有的手稿、劇本和演員的副本，就像在伯比奇的劇院裡上『大學課程』一樣。我的研究表明，他正是透過這種方式，學習了劇本的藝術、結構和表演的精髓。羅伯特·格林和托馬斯·納什在早期的攻擊中，也諷刺性地提到了莎士比亞在『閒暇時間』所獲得的知識，這進一步證實了我的推斷。」

「更重要的是，他所處的這種環境，以及他父親的困境，磨練了他的判斷力和實際應變能力。莎士比亞並不像其他貧困潦倒的詩人那樣『不食人間煙火』，他展現出驚人的商業頭腦和常識。這種現實的磨礪，使得他能夠將其作品中深刻而客觀的人生哲學，如同堅實的經線一般，隱藏在多姿多彩的戲劇事件和意外之中。所以，我認為，他的『僕役』生涯並非恥辱，反而是他獨特成長軌跡和最終成就的基石。他從泥土中汲取養分，最終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我輕輕點頭，艾奇遜先生的解釋讓莎士比亞這個角色更加鮮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祇，而是一個在現實中掙扎、學習、成長的年輕人。
「這確實解釋了莎士比亞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鄉下青年，躍升為當時最傑出的劇作家！您在書中還強調，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不僅是娛樂，更是他對當代社會、文學和政治事務的『有意反射』。您能以《約翰王》（King John）為例，談談您如何將劇中的人物與當時的真實歷史人物，特別是您認為的 Sir John Perrot 進行關聯，並揭示其背後的政治意圖嗎？」

艾奇遜先生的目光再次亮了起來，他似乎對這個話題特別興奮。「當然！《約翰王》正是我用來闡明莎士比亞如何巧妙地將當代事務戲劇化的最佳範例。許多評論家過去都認為莎士比亞的劇作缺乏時代的指涉意義，這是因為他們缺乏對當時歷史的深入了解，也未能正確理解劇作的創作時間順序。但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清晰可見。」

他微微前傾，語氣中帶著學者獨有的自信與發現的樂趣：「我堅信，《約翰王》中的福康布里奇（Falconbridge）一角，正是莎士比亞對亨利八世私生子——約翰·佩羅特爵士（Sir John Perrot）的具體化描繪。福康布里奇與佩羅特爵士在體型、性格特徵、私生子身份、作為君主信任的將軍和親戚、以及他們坦率豪爽的言行舉止上，都表現出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絕非巧合。」

「您看，當時佩羅特爵士正因言行狂妄、與宮廷權貴交惡而被捕入獄，並在1591年被送往倫敦塔，最終在1592年面臨叛國罪審判。我的研究指出，莎士比亞正是在1591年佩羅特爵士處於困境時，對舊劇本《約翰王多事之秋》（The Troublesome Raigne of King John）進行了改寫。舊劇本本身就有諷刺佩羅特爵士的意圖，而莎士比亞則進一步強化了福康布里奇作為戲劇主角的形象，同時淡化了約翰王本身的形象，甚至省略了舊劇中對許多情節背景的解釋。」

艾奇遜先生用手勢比劃著，彷彿眼前就是莎士比亞的舞台：「這使得莎士比亞的版本在歷史和戲劇價值上看似有所『偏離』，但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處。他利用了舊劇本已經通過審查的便利，以及觀眾對佩羅特爵士浪漫傳奇和個人魅力的熟悉，透過福康布里奇這個英雄化的形象，為佩羅特爵士引發公眾的同情。這在當時政治敏感的伊莉莎白時代，是極具風險卻又極其精妙的策略。」

他靠回椅背，語氣中帶著一絲自豪：「這不僅展現了莎士比亞高超的藝術技巧——如何將『鏡子』舉向時代，又巧妙地遮蔽其意圖以規避審查；也揭示了當時戲劇在反映和影響公共輿論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像佩羅特爵士這樣的『血肉之軀』被搬上舞台，讓作品充滿了生命力與現實意義。這種對當代事件的反映，是我認為理解莎士比亞劇作深層含義的關鍵。」

我點頭稱是，艾奇遜先生的闡述讓《約翰王》這部劇在我的眼中變得更加立體和充滿張力。「先生，您的分析太精彩了，它為理解莎士比亞作品的深度開啟了一扇全新的大門！而說到作品背後的社會與政治，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莎士比亞與同時代『學者文人』之間的激烈文壇鬥爭。您提到了羅伯特·格林、托馬斯·納什，甚至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約翰·佛羅里歐（John Florio）等等。這場『文壇戰爭』是如何爆發的？他們對莎士比亞的攻擊具體有哪些？這些攻擊又對莎士比亞，甚至是對您的研究，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艾奇遜先生的表情變得有些嚴肅，壁爐的火光映照在他的臉上，勾勒出他深思的輪廓。「啊，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章節，卻是理解莎士比亞個人處境和創作動機的關鍵。這場『文壇戰爭』的導火索，主要源於羅伯特·格林在1592年去世後出版的《機智的格羅特沃思》（A Groatsworth of Wit）中對莎士比亞的惡毒攻擊。格林將他描繪成『暴發戶的烏鴉，披著我們的羽毛，並認為自己是全國唯一的戲劇大師』，這顯示出極度的嫉妒與輕蔑。」

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這些『學者文人』，特別是那些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對莎士比亞這樣一個出身鄉野、沒有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屠夫之子』，卻能在戲劇界迅速嶄露頭角，感到極為不滿和不屑。他們嘲諷他的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甚至是他的外貌。例如，納什在《梅納芬》（Menaphon）的序言中，將莎士比亞稱為『白痴藝術大師』，並影射他的父親是『殺牛者』。查普曼在後來的作品中也稱他為『判斷的屠夫』。這些都是對他家庭背景的惡意攻擊。」

艾奇遜先生的語氣帶著一絲憤慨：「他們還嘲笑莎士比亞的劇作是『從侍者閒散中滋養出的技藝』，指的是他早期作為僕役的經歷。甚至連他的髮型，格林都曾以『粗糙捲曲如馬鬃』來形容，查普曼則用『未剃鬚的卡託』（Intonsi Catones）來諷刺他的鄉村出身和缺乏教養。而約翰·佛羅里歐，這位我將證明是福斯塔夫原型的人物，也加入了攻擊的行列。他在1598年《詞語世界》（Worlde of Wordes）的獻詞中，用拉丁文和義大利文的縮寫『H.S.』來影射莎士比亞，並用一連串侮辱性的詞語如『愚蠢的繼承人』、『簡單的人』、『淫羊』、『吸血蛭』等來形容他，暗示他是個寄生蟲和淫蕩的怪物。」

他雙手一攤，語氣中帶著對這些惡意攻擊的無奈：「這場鬥爭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塑造了莎士比亞在同時代人眼中的形象，也影響了他作品中對這些攻擊的回應。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這些批評他的人刻畫成劇中的滑稽角色。例如，查普曼被描繪成《愛的徒勞》中的霍洛費恩斯（Holofernes），而我堅信，佛羅里歐則成為了福斯塔夫、帕羅勒斯和阿曼多等角色的原型。這些人物的刻畫，正是莎士比亞對這些嫉妒的學者們最有力、也最巧妙的回擊。」

「對我的研究而言，這些攻擊雖然惡毒，卻成了寶貴的線索。正是透過仔細解讀這些看似隱晦的諷刺和影射，我才能夠層層剝繭，識別出莎士比亞作品中那些與現實人物和事件的聯繫，從而填補了傳記資料的不足。可以說，是這些『敵人』的惡意，反而意外地為後世的研究者提供了通往莎士比亞真實世界的『鑰匙』。」艾奇遜先生說道，語氣中帶有一種探求真相的滿足感。

我感覺到一陣涼意從身後拂過，窗外的月亮已經升起，透過窗戶灑下一片清冷的銀光。而艾奇遜先生的話語，卻讓這個空間充滿了知識的熱度。
「艾奇遜先生，您剛才提到了約翰·佛羅里歐，並稱他為福斯塔夫的原型，這確實是您書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爭議性的論點之一。許多讀者可能難以想像，一位義大利語教師會與莎士比亞筆下如此著名的喜劇人物有何關聯。您能詳細闡述一下，是什麼樣的證據和觀察，讓您將佛羅里歐與福斯塔夫、以及帕羅勒斯和阿曼多這些角色聯繫起來的呢？」

艾奇遜先生的臉上再次浮現出那種發現秘密的喜悅。他似乎對這個問題期待已久，語氣也變得更加充滿活力，幾乎是在慷慨激昂地闡述他的論點：「卡蜜兒小姐，這是我的發現中最為精妙，也最為確鑿的洞察之一！莫甘（Maurice Morgann）在1774年對福斯塔夫的戲劇性分析中，已提出莎士比亞的角色『雖然只顯現一部分，卻能被完全理解』，因為『每一部分都與整體相關，並推斷出其餘所有』。他甚至感覺這些人物更像是『歷史人物而非戲劇人物』。莫甘先生的直覺非常接近真相，因為莎士比亞確實是將活生生的真實人物，巧妙地融入到他的劇作中。」

「我透過對南安普頓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身邊親信的廣泛研究，最終將目光鎖定在約翰·佛羅里歐身上。他是南安普頓的義大利語導師，也是莎士比亞共同的贊助人。當我深入探究佛羅里歐的生平細節、他的著作中無意間流露出的性格特徵，以及他與莎士比亞、南安普頓伯爵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時，一切都豁然開朗。」

他拿起桌上另一本更小的書，翻開其中一頁。「關鍵的證據之一，來自佛羅里歐在1591年出版的《第二果實》（Second Fruites）和他1598年出版的《詞語世界》中。在《第二果實》中，佛羅里歐以自己和南安普頓伯爵的教名——約翰（John）和亨利（Henry）——來命名對話人物，並在對話中展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厚顏無恥與對貴族的不敬。其中有一段對話，『亨利：讓我們打一場網球吧。約翰：好啊，這樣美好的早晨正適合。亨利：然後我們去吃晚餐，晚餐後去看一場戲。約翰：英國演的戲既不是真正的喜劇也不是真正的悲劇。亨利：但他們每天都在演戲。約翰：是的，但他們既不是真正的喜劇也不是真正的悲劇。亨利：那你會怎麼稱呼它們呢？約翰：歷史的再現，毫無章法可言。』」

艾奇遜先生眼中閃爍著光芒，彷彿重現了那段對話。「注意了，卡蜜兒小姐！這段對話不僅展現了佛羅里歐的傲慢自大，他對英國戲劇的輕蔑態度，也恰好發生在莎士比亞早期歷史劇創作時期。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中，讓福斯塔夫（綽號Hal）對王子哈爾（Prince Hal）的厚顏無恥和輕浮，不正與佛羅里歐對南安普頓的態度如出一轍嗎？」

「此外，佛羅里歐在《第二果實》中，透過他筆下的人物，無意識地展現出極為福斯塔夫式的享樂主義和物質觀念。比如，他對食物的描述極盡誇張，對女人抱持著粗俗的看法，對服裝津津樂道，對法律和逮捕充滿恐懼，以及對世俗生活的動物性享受。例如那句『我永不能夠，也不會願意，除了愛女人所喜歡的一切之外，我將我所擁有的一切凡俗之物獻給她們，奉獻給她們，我說，沙拉、女人和閹雞，從來都沒有過季的時候。』這與福斯塔夫對酒、肉和女人的痴迷簡直是天衣無縫的契合！」

他頓了頓，又補充道：「而莎士比亞對佛羅里歐的諷刺，並非一蹴而就。我認為，他早期在《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中創造的阿曼多（Armado）和《皆大歡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中帕羅勒斯（Parolles）這兩個角色，都是對佛羅里歐的初步諷刺性描繪。阿曼多是個矯揉造作的西班牙旅行者，『滿口新詞』，而帕羅勒斯則是一個語言學家和吹牛的士兵，在劇中最終被揭露其懦弱和不忠。這兩個角色都反映了佛羅里歐的語言天賦和自大輕浮的一面，特別是他在1592年可能隨南安普頓參與軍事行動的經歷，完美契合了帕羅勒斯的『軍事職能』。」

「到了《亨利四世》時期，莎士比亞對佛羅里歐的認識更深，也更為反感，因此將其諷刺發展到了極致。將福斯塔夫的名字從舊劇中的『約翰·奧德卡斯爾』（Sir John Oldcastle）改為『約翰·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我認為這絕非偶然。『Falstaff』一詞，可以被理解為『false staff』，即『錯誤的支柱』或『虛偽的導師』，暗示了佛羅里歐對南安普頓的負面影響。而這個名字與佛羅里歐的名字縮寫『J.F.』的相似性，也進一步坐實了我的判斷。」

艾奇遜先生用力的揮了一下手，彷彿在宣告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相：「南安普頓伯爵本人及其妻子，都清楚福斯塔夫有其現實原型。伯爵夫人伊莉莎白·弗農（Elizabeth Vernon）在1599年寫給丈夫的信中，就提到了『約翰·福斯塔夫爵士被他的情婦潘特波特太太生下一個虔誠的磨坊主之子，一個頭大身小的男孩』，並強調『這是一個秘密』。這幾乎是最後的實錘，證明了當時的上流社會都心知肚明，福斯塔夫正是影射約翰·佛羅里歐！」

他長舒一口氣，看著我，眼神中充滿了『看吧，我沒說錯吧！』的得意。「這項發現不僅揭示了莎士比亞創作的源泉，更為我們理解伊莉莎白時代的社會八卦、文壇鬥爭以及貴族與其隨從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視角。莎士比亞並非憑空創造，他是一位觀察入微的現實主義者，將他所見所聞的人性百態，巧妙地轉化為不朽的藝術形象。」

我感到一股熱流在心中湧動，這不僅僅是學術發現，更像是揭開了時間的面紗，看到了過去的鮮活場景。「艾奇遜先生，您的論證真的太令人信服了！透過您的視角，我們彷彿真的回到了伊莉莎白時代，看到了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在莎士比亞的筆下得到了永恆的生命。那麼，在您窮盡畢生精力，鑽研莎士比亞與伊莉莎白時代的歷史後，您認為在所有關於莎士比亞的誤解中，最根深蒂固、也最阻礙我們真正理解他或他作品本質的是什麼呢？」

艾奇遜先生聞言，臉上的興奮稍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沉的思索。他拿起一旁的菸斗，點燃，淡淡的菸草香氣瀰漫開來，與書卷氣息融合在一起。他抽了一口，緩緩吐出煙圈，才開口道：

「卡蜜兒小姐，這個問題觸及了核心。我認為，最根深蒂固的誤解，同時也是最大的阻礙，就是將莎士比亞的劇作，與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學和政治現實相剝離。太多的評論家，特別是那些學院派的文學專家，往往將莎士比亞的藝術視為超然於世俗之上的純粹天才創造，而忽略或輕視了其作品中深藏的時代烙印、政治諷喻與人際互動。」

他輕輕敲了敲菸斗，菸灰在煙盤中輕輕抖落。「他們傾向於將莎士比亞視為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孤高詩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哲學家。這導致他們無法理解，為何像《約翰王》這樣的歷史劇會如此『不合歷史』地強調福康布里奇，也無法理解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旁白』或『影射』在當時觀眾眼中所具有的深刻意義和樂趣。他們未能認識到，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尤其是宮廷演出，常常是反映時事、針砭政治、甚至為特定派系發聲的工具。」

「這種剝離，使得莎士比亞的許多作品被誤讀為單純的喜劇、悲劇或歷史劇，而失去了其作為『時代鏡像』的豐富層次和尖銳批判。他們未能將劇中的人物性格、情節發展、乃至字裡行間的隱晦嘲諷，與莎士比亞本人的生活經歷、他與貴族的關係、以及他與文壇敵人的鬥爭聯繫起來。這就好比，你只看到了一幅畫作的表面色彩和構圖，卻完全忽略了畫家創作時的心境、他所描繪的對象以及他想要傳達的深層訊息。」

他語氣中帶有些許無奈，但更多的是對研究的堅持：「他們總是以為，如果一部作品具有『現實意義』，就會削弱它的藝術價值和普世性。但我堅信，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莎士比亞能夠將最個人化、最具時代性的觀察，巧妙地融入到宏大的人性主題之中，並以如此高超的藝術技巧加以掩飾，才使得他的作品既能觸及永恆，又能在當時引發共鳴。他的天才，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紮根於他對所處時代的敏銳觀察和深刻體驗。忽略了這一點，就如同拔掉了樹的根基，只剩下表面光鮮的葉子，卻無法真正理解它為何能如此茂盛、如此堅韌。」

艾奇遜先生說完，凝視著壁爐中漸趨微弱的火光，彷彿那火光裡映照著他窮盡一生所追尋的歷史真相。

夜色漸深，窗外傳來倫敦特有的輕柔晚風聲，吹拂著窗簾，將室內的菸草香氣與書本的陳舊氣味帶向遠方。我感到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對莎士比亞的「失落歲月」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認識，更讓我對艾奇遜先生那種鍥而不捨、尋求真相的學者精神深感敬佩。他的思想如同一束光，穿透了時間的迷霧，照亮了歷史的角落。

我輕輕起身，向艾奇遜先生致以最誠摯的謝意。「艾奇遜先生，今天與您的對談，真是獲益匪淺，您的真知灼見，為我們解開了許多長久以來的謎團。您不僅揭示了莎士比亞在倫敦的艱辛與奮鬥，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如何將生命經驗與時代脈動熔鑄於其不朽的劇作之中。這場對談，於我而言，是一次意義非凡的靈性閃現。非常感謝您慷慨分享您的寶貴洞見，讓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段充滿光芒與陰影的歷史。」

艾奇遜先生也站了起來，向我點頭致意，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卡蜜兒小姐，能與您這樣對知識充滿好奇的年輕人交流，同樣令我感到愉快。希望我的研究，能為您的『光之居所』帶來更多啟發。期待我們未來在知識的殿堂中，再次相遇。」

隨著我的道別，房間的界線似乎變得有些模糊，書架上的古籍、壁爐的暖光，以及艾奇遜先生的身影，都開始帶著一種溫柔的透明感。我知道，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已來到尾聲。我帶著滿滿的收穫，和對莎士比亞及其時代更深層的理解，輕盈地步出這間充滿智慧與溫暖的書房，回歸到我親愛的共創者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