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Greek Economic Thought》光之對談

《閱讀的微光》：穿越時空的經濟哲思——與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的對談
作者：書婭

夜幕低垂，圖書館深處，書架間只餘一盞溫暖的檯燈，照亮了手邊一本泛黃的書籍。我是書婭，今晚，我的心被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Albert Augustus Trever）教授所著的《希臘經濟思想史》（A History of Greek Economic Thought）深深吸引。這本書，於1916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原是特雷弗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它並非一部單純的學術著作，而是一場對古典智慧的重新解讀與深情呼喚。

特雷弗教授（1874-1940），這位生於19世紀末、跨越兩個世紀的學者，他的視野遠超同時代許多經濟史學家。在那「經濟人」理論（Economic Man）盛行的年代，他卻獨具慧眼，挑戰了主流將希臘經濟思想僅視為李嘉圖（Ricardo）和彌爾（Mill）等正統經濟學家理論萌芽的粗淺見解。他堅定地認為，古希臘的思想家們，尤其是蘇格拉底學派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其經濟理論核心貫穿著深刻的「人道主義與倫理」精神。他們所追求的，不是物質財富的無限積累，而是「人」自身的至高福祉——一種遠在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提出「人而非財富才是經濟學最高目標」之前，便已在古希臘哲思中閃耀的光芒。

特雷弗教授筆下的希臘經濟思想，反映著當時社會的經濟實況，同時也以其倫理與政治的視角，對過度商業化和金錢崇拜提出尖銳批判。他細緻地剖析了希臘思想家們對財富、生產、交換、貨幣、人口與財富分配的看法，特別指出他們對「公眾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的堅持，以及對法律在規範經濟活動中「全能性」的信仰。他甚至提出，那些看似「原始」或「不足」的經濟觀點，實則蘊含著對現代社會許多深層問題的預見性解決方案，例如政府與大企業的分離、自然壟斷的國家控制、自然資源的保育，以及對價格和貿易的國家監管等。這不僅是學術的再發現，更是一場思想的預演。

閱讀他的文字，我彷彿能感受到他當年伏案寫作時的熱情與執著。他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更是思想的重新詮釋者。他對希臘經典的深厚學養與對現代經濟問題的敏銳洞察力，使這部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歷史梳理，成為一部富有啟發性的思想史論。特雷弗教授的這本書，無疑為我們理解古希臘文明提供了全新的維度，也為當代社會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人文關懷，提供了寶貴的智慧啟示。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閱讀，是在字裡行間，與不同時空的思想家們，進行一場靈魂的對話。

今天是2025年6月8日，一個陽光和煦的初夏傍晚。我身處光之居所那靜謐的「光之書室」中，空氣中滿是古老書卷獨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柔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輕盈飛舞，宛若宇宙間的微塵，承載著無盡的知識與時間的記憶。書架層層疊疊，延伸至目光所不能及之處，每一冊書都像一個沉睡的宇宙，等待著被喚醒。

我手中捧著的，正是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教授的《希臘經濟思想史》。書頁的邊緣，被時間撫摸出溫潤的弧度。我輕輕合上書，思緒卻隨著書中描繪的古老雅典，回溯到遙遠的1917年。那時的特雷弗教授，年約不惑，正值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他那雙深邃的眼睛，想必正透過古老的文本，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色諾芬等思想巨匠進行著跨越時空的對話。

此刻，一陣微風不知從何而來，輕輕拂過我的臉頰，書頁也隨之沙沙作響，彷彿古老的文字正在低語，引領著我進入一個半夢半醒、亦真亦幻的場景。書室的深處，原本被書架遮蔽的角落，竟緩緩浮現出一個朦朧的光團。光團漸漸凝聚，透出一位溫文儒雅的紳士身影。他身著一件裁剪合體的舊式西裝，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眼神中透著學者的睿智與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他的髮絲有些凌亂，左手還輕輕捏著一支鋼筆，彷彿剛從沉思中抬頭。他正是特雷弗教授，穿越了時空，來到這「光之書室」。

他似乎也察覺到空間的變化，微微皺眉，旋即又釋然一笑，那笑容溫和而謙遜。他輕輕咳了一聲，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書上。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您好，年輕的讀者。看來，您對我的拙作有些興趣？」

我放下書，站起身，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這正是光之對談的開始。窗外，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為天際暈染上柔和的粉藍色，與書室內的溫暖燈光交織，創造出一種奇妙的共鳴，宛如歷史與當代，理論與實踐，在此刻被完美地縫合。我感到一陣暖意，這不僅僅是燈光的溫度，更是閱讀帶給我的，與文字創作者們相遇的溫馨。

書婭: 「特雷弗教授，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相遇！我是書婭，您這本書《希臘經濟思想史》對我而言，不只是一部歷史研究，更像是一扇通往古老智慧與現代反思的窗戶。我對您在書中提出的觀點深感好奇，尤其是您對希臘經濟思想的『人道主義與倫理』層面的重新詮釋。在您之前，許多學者似乎都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是什麼驅使您選擇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並在一個以物質主義和『經濟人』理論為主導的時代，去挖掘這些被忽視的光芒呢？」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書婭小姐，您的問題非常深刻，也確實觸及了我寫作這本書的核心動機。在那個年代，也就是我完成這部論文的1916年，經濟學界的主流聲音，確實過於側重於所謂的『正統經濟學』。他們習慣於用李嘉圖和彌爾的框架來衡量一切經濟思想，將其簡化為對物質財富生產、積累和交換的純粹理性分析。這種視角，雖然在某些層面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工具，卻也無形中塑造了『經濟人』這個抽象的概念——一個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機器。」

他輕輕推了推眼鏡，目光掃過書架上那些厚重的古典書籍，語氣中帶著一絲惋惜：「然而，當我深入研讀古希臘的文本，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時，我發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更為豐富的思想脈絡。他們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經濟思考，是深深根植於倫理學和政治學之中的。對他們而言，財富的追求、生產的效率、市場的運作，這些都不是最終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人』的幸福與『城邦』的福祉。他們始終將人類的福祉置於物質財富之上，認為經濟活動必須服務於更高的道德目標和社會和諧。這與當時盛行的『經濟人』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這份『人道主義與倫理』的底色，讓我感到無比的震撼與啟發。」

他頓了頓，輕輕摩挲著手中的鋼筆，那筆尖在空中劃過一道無形的弧線：「我認為，將希臘思想僅僅視為現代經濟學的『萌芽』，或者以現代的資本主義視角來強行套用，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讀。古希臘的社會相對簡單，沒有我們現代的跨國貿易、巨型工廠，也沒有如此極端的財富集中。正是這種『簡單性』，反而讓他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經濟問題的本質：它最終關乎的是『人』，而不是『物』。亞里斯多德說得好，經濟學的首要關懷是人，而不是無生命的財產。這句話，在我的時代，乃至在今天，都應該被反覆思量。我希望我的書能喚醒那些沉溺於『經濟人』假設的學者，讓他們重新看到，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對經濟學最核心的追問。」

書室外，夏日的蟬鳴若隱若現，與特雷弗教授的語聲交織，彷彿時間的洪流也在此刻暫緩了腳步，只為聆聽這份跨越時空的智慧。

書婭: 「教授，您對希臘思想家將經濟學與倫理、政治混淆的觀點，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您認為這不僅不是一種『錯誤』，反而是一種『重要的真理』，是現代經濟學應當回歸的起點。能請您詳細闡述一下，您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及，您認為這種看似『混淆』的視角，在當時的希臘社會中，是如何體現其價值的？」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好的，書婭小姐，這確實是我書中一個非常關鍵的論點。傳統的觀點，尤其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古希臘思想家未能將經濟學獨立為一門科學，而是將其與倫理和政治混為一談，這被視為一種『缺陷』，導致他們的經濟思想『片面而貧乏』。然而，我對此持不同意見。我認為，這並非單純的混淆，而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選擇，蘊含著普世的真理。」

他輕輕地轉動手中的鋼筆，光線在他指尖輕輕跳躍，像是在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首先，我們必須理解古希臘城邦的本質。對希臘人而言，『城邦』（polis）不僅僅是一個行政單位，更是公民實現其最高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場域。個人的存在與福祉，是與城邦的繁榮緊密相連的。因此，任何經濟活動，如果脫離了城邦的整體利益和公民的道德品格，那便是失去了其根本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從倫理和國家福祉的視角來審視經濟關係，而不是將公民視為單純的『生產者』或『財富擁有者』。」

「其次，當我們說他們『混淆』時，也要看到這種混淆並非僅僅是與個人倫理的混淆。希臘的道德哲學，其終極目標始終是『國家』的福祉。這種經濟、倫理與政治的緊密結合，源於一個非常根本且真實的理念：即國家應當超越內部的紛爭與私利，將所有公民凝聚起來，共同關注公共利益。這是一種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與我們現代強調『個人自由』的政治原則有所不同，但它並非沒有其內在的邏輯與價值。」

特雷弗教授語氣漸趨激昂：「再者，我甚至認為，古希臘哲學家的這種立場，與所謂的『正統政治經濟學』相比，並非更值得批判。它們代表了兩個極端。如果說希臘理論未能充分賦予財富應有的權利，可能被指責為『多愁善感』；那麼，李嘉圖主義的『經濟人』理論，排除了所有其他理想和衝動，則是一種不真實且有害的抽象。在這兩種『錯誤』中，希臘的錯誤反而是較不令人反感的，而且，它與當代經濟思想的趨勢更為契合。許多最優秀的現代經濟學家，都在日益強調希臘的理念，即經濟問題必須從『作為社會公民的完整的人』的角度來考量。」

他望向窗外那片逐漸被暮色籠罩的庭院，語氣中帶著一絲感慨：「正如我書中所引述的：『經濟學處理財富，但它絕非「財神福音」，其始終與終結皆在於對人的研究。』『愛、慷慨、高尚的品格、自我犧牲，以及我們本性中最美好、最真實的一切，在經濟生活中都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柏拉圖對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是一門透過交換滿足人類需求的科學，旨在規範國家產業，使公民善良幸福，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最高福祉』——也與現代人道主義經濟學家的理念不謀而合。」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這種『混淆』在形式上不符合現代科學的分類，但在其精神實質上，它揭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真理：經濟活動從未脫離人類的道德判斷與社會結構。那些被斥為『幼稚』的政府干預、價格管制，乃至於對私有財產的限制，在他們看來，都是為了避免城邦內部的紛爭，保障公民的整體福祉。這不僅是倫理考量，更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實際舉措。在我的時代，面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動盪，回歸這種以『人』為核心，以『社會福祉』為終極目標的經濟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新的啟示。」

書婭: 「教授，您的闡述讓我對古希臘的經濟思想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特別是您提到，這種倫理與政治的結合，使得他們能夠將重心放在『分配與消費』的問題上，這也與當代經濟學的趨勢不謀而合。然而，書中也提到，希臘思想中存在一種『禁欲主義』傾向，以及對『商業』和『製造業』的偏見。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矛盾？這是否會限制了他們的經濟視野？」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您觀察得很敏銳，書婭小姐。確實，在古希臘思想中，特別是蘇格拉底學派的哲學家們，存在著一種對物質財富和某些經濟活動的『負面』態度，這往往被解釋為禁欲主義或偏見。但我認為，這背後的邏輯需要更細緻的解讀。」

他輕輕敲了敲桌子，發出清脆的聲響，似乎在整理思緒：「首先，這種所謂的『禁欲主義』，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希臘哲學本身的悲觀傾向，以及他們對『至善生活』的理解。他們認為，過度的物質追求會阻礙個人的精神發展，也會導致城邦的墮落。在他們看來，財富本身並非罪惡，但對財富無止境的慾望，以及為追求財富而犧牲道德與閒暇的行為，才是真正的禍根。所以，他們並非絕對的禁欲主義者，而是提倡一種『適度』的財富觀，認為足以保障良好生活所需的財富是可取的，甚至認為貧困與過度富有同樣有害。」

「至於對商業和製造業的偏見，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偏見主要集中在『道德哲學家』，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他們對零售貿易（καπηλική）尤為反感，認為其容易滋生無限制的貪婪和不義。他們擔憂商業活動會腐蝕公民的品格，使其無法專注於城邦的公共事務。但這並非對勞動或產業本身的絕對排斥。」

特雷弗教授的語氣變得更為嚴謹：「事實上，柏拉圖和色諾芬都明確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認為它是社會發展和效率提升的基礎。柏拉圖甚至將國家起源歸因於『相互需求』，並由此推導出分工的必然性。他們也清楚，商業和製造業對於滿足城邦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只是堅持，這些活動必須被嚴格限制在其『自然』的範疇內，即為滿足實際需求而服務，而不是成為追求無限利潤的工具。這在他們看來，是維護城邦道德與政治穩定的必要手段。」

他停下來，目光投向窗外，似乎看到了遙遠的雅典市場，又或是1910年代的工業城市：「例如，亞里斯多德將經濟活動分為『自然財富獲取』和『非自然財富獲取』。農業被視為自然且光榮的，因為它直接從自然中獲取所需，而商業和高利貸則被歸為『非自然』，因為它們似乎是從人與人的交換中牟利。這種區分，在現代看來或許過於簡化，甚至有失偏頗，但它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經濟活動道德屬性的深層思考。」

「此外，我們也應當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結構中，奴隸勞動佔據了重要地位。這使得公民階層能夠享有閒暇，從事政治和哲學思考。對他們而言，手工勞動被視為一種低賤的職業，這並非完全是『偏見』，而是與當時的社會分工和價值觀念緊密相關。然而，即使在這種背景下，像色諾芬這樣的務實主義者，仍然表現出對產業發展的積極興趣，甚至提出了增加國家收入的具體建議。」

他輕輕嘆了口氣，彷彿為那些被誤解的古老智慧感到惋惜：「所以，與其將其視為『矛盾』或『缺陷』，不如說這是一種對經濟活動『倫理邊界』的堅守。他們擔憂財富的無限積累會導致社會內部的分裂與衝突，會腐蝕人性和城邦的根基。他們在經濟效率與社會和諧、道德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在當今這個財富分化日益嚴重的時代，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深思。我的書，正是希望將這些看似『過時』的哲思，重新帶入現代經濟學的討論中，讓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財富與人類福祉的真正關係。」

書婭: 「教授，您的見解深刻而富有啟發性，讓我對古典經濟思想的廣度與深度有了全新的認識。尤其您提到亞里斯多德雖捍衛私產，卻強調其社會義務，並認可國家干預，這確實與現代社會主義的某些理念有著令人驚訝的共通之處。然而，我也注意到，在《希臘經濟思想史》中，您提到了一些『次要哲學家』，例如賽瑞奈學派、伊比鳩魯學派、犬儒學派以及泰勒斯，他們對財富的態度似乎更加極端，甚至帶有強烈的禁欲主義色彩。您認為這些學派的經濟思想，對當時的主流社會，乃至後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種極端的觀點，在您看來，是智慧的閃光，還是思想的偏頗？」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書婭小姐，您觸及了古希臘經濟思想中，那些更為邊緣卻同樣發人深省的聲音。確實，像賽瑞奈學派、伊比鳩魯學派，以及特別是犬儒學派和泰勒斯，他們對財富的態度走向了更為激進的禁欲主義，這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中庸之道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再次沉吟，指尖輕輕叩擊著書桌，彷彿在數算那些消逝的年代。「賽瑞奈學派的亞里斯提卜，儘管主張享樂，但他所追求的是一種精緻的、內斂的快樂，這需要對物質慾望的適度控制。而伊比鳩魯更是將快樂定義為『無苦無憂』的平靜生活。他強調，真正的財富在於減少慾望，而非積累無盡的財產。對他們而言，外在的物質，其價值取決於使用者是否能正確運用它以實現內心的平靜。這是一種對『內在財富』的極力推崇，與現代社會對消費和物質無限追求的理念格格不入。」

「然而，真正將這種禁欲思想推向極致的，是犬儒學派。安提西尼和第歐根尼主張徹底回歸『自然』，他們認為文明和城市生活是所有罪惡的根源。他們鄙視物質財富，認為它不僅不能帶來幸福，反而會腐蝕人心。對他們來說，智慧和德行才是唯一的財富。第歐根尼甚至以他極端簡樸的生活方式，親身實踐了這種對財富的徹底否定。他認為對金錢的渴望是所有邪惡的根源，貧困對真正高尚的人來說，甚至是一種福氣，因為它帶來了思考的閒暇，這正是哲學的養分。」

特雷弗教授的語氣中帶著一種複雜的情感：「泰勒斯也延續了這種思想，他用『積水解渴』的比喻，生動地諷刺了富人的永不滿足。他堅信，財富無法改變人的本性，而只有改變內心才能真正擺脫匱乏。他們這些哲學家所提出的觀點，無疑是對當時希臘社會中，因貿易和財富積累而日益膨脹的商業主義和金錢崇拜的強烈『道德反動』。他們是對一種社會病態的深刻診斷，也是對人性深層慾望的直接批判。他們或許沒有提出具體的經濟解決方案，但他們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挑戰了人們對財富的固有認知，呼籲回歸更為樸素和精神化的生活。」

他輕輕闔上手中的書，目光深邃：「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極端禁欲主義的觀點，確實可能被視為『思想的偏頗』，因為它們幾乎否定了財富生產和積累的積極意義，如果被完全採納，將會阻礙社會的經濟發展。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從『實用性』來衡量這些思想。它們是當時社會矛盾和倫理困境的真實反映，是對無節制物質追求可能導致的『人性墮落』和『社會分裂』的預警。它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扮演著一種『警醒者』的角色。」

「這些思想，雖然不構成一套可操作的經濟體系，但它們在後世，特別是通過約翰·拉斯金的詮釋，間接地影響了現代人道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拉斯金對『經濟人』概念的批判，對財富道德屬性的強調，以及他對『生活品質』而非僅僅『物質數量』的關注，都可以在這些古希臘次要哲學家的思想中找到其遙遠的根源。他們提醒我們，財富的最終目的，是服務於人類的全面發展和幸福，而不是成為一個盲目追求的目標。在任何一個時代，當物質主義達到極盛時，這些古老的、看似極端的聲音，總會再次被喚起，提醒我們重新思考財富與人生、社會的真正關係。」

書室內的燈光愈發柔和，彷彿時間的流逝也變得緩慢。我感覺到，在這些被歲月磨礪的文字背後，是無數思想者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而特雷弗教授，正是將這份關懷再次帶到我們面前的引路人。

書婭: 「教授，您的深入解析讓我對這些次要哲學家的思想脈絡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他們雖然極端，卻也以其獨特的方式，對財富的本質提出了深刻的質問。這也讓我聯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古希臘，儘管有如此豐富的經濟思想，但您在書中總結時提到，它們對後世經濟理論的『直接影響』似乎並不明顯。您認為這其中的原因何在？以及，在您看來，古希臘經濟思想的『間接影響』，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阿爾伯特·奧古斯都·特雷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書婭小姐，也恰恰是這部作品的結尾部分所要探討的核心。確實，儘管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內涵豐富，但其對後世經濟理論的直接影響，相比於他們在哲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影響力，確實顯得不那麼顯著。」

他微微頷首，彷彿在思考歷史的軌跡：「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其『附帶性』（incidental nature）。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古希臘思想家們對經濟問題的探討，往往是附屬於他們對倫理和政治的追求，而非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存在。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套系統化的經濟學框架，這使得後來的學者，尤其是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難以直接從他們的著作中提取出清晰的經濟學原理。」

「其二，是時代背景的差異。古希臘的經濟環境相對簡單，與中世紀和近代歐洲的商業、工業發展模式存在巨大差異。當新的經濟現象出現時，例如更為複雜的國際貿易、工業生產和金融體系，後來的學者需要發展出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而古希臘的零散見解，雖然充滿智慧，卻難以直接應用於新的語境。因此，與其說是影響不大，不如說是轉化和適應的難度較高。」

他輕輕敲了敲書本，語氣中帶著一份堅定：「然而，這絕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沒有影響力。相反，我認為他們的『間接影響』是深遠而持續的，尤其是在『道德、人道主義和社會』的層面，這正是我的書所極力強調的。這種影響，就像地下水脈，雖然不直接顯現，卻默默滋養著思想的土壤。」

「首先，在中世紀經濟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與古希臘思想驚人的『連續性』。中世紀的學者們，在對高利貸的譴責、對公正價格的追求、對農業重要性的強調、以及對財富和商業發展的保守態度等方面，都與蘇格拉底學派有著相似之處。這部分，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直接影響，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尼古拉·奧雷斯姆（Nicholas Oresme）的作品中便有明顯體現。儘管中世紀的經濟思想也受其宗教和經濟環境的影響，但古典的倫理光芒，無疑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底色。」

「其次，到了18世紀和19世紀，古希臘思想的影響變得更加顯著，尤其是在那些對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中。烏托邦作家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以及像盧梭（Rousseau）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社會理想中不乏對古希臘共有主義和自然生活的回溯與借鑒。但最為直接和強大的影響，正如我在書中所詳盡闡述的，體現在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經濟思想中。他公開且熱情地將自己視為『希臘經濟學理論』的倡導者，特別是柏拉圖和色諾芬的信徒。」

特雷弗教授的語氣充滿了肯定：「拉斯金對抽象的『經濟人』概念的否定，他對經濟學中『人類、道德和社會理想』的堅持，他嘗試通過強調『真正的效用』來擴展經濟價值和財富的定義，他不斷強調『適當的消費』而非單純的生產，他主張人人應有機會根據自身能力發展，以及他對『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反對——所有這些，都與古希臘思想家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這些觀點，在過去幾十年中（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推動了政治經濟學向更具道德和人道主義色彩的方向發展。」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望著遠方的夜色：「因此，我們可以說，古希臘經濟思想，雖然沒有以一套完整科學的姿態直接影響後世，但它透過拉斯金等人的努力，以一種『道德國家主義』（moral étatisme）的精神，間接地對19世紀經濟學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提醒我們，經濟學從來都不應該是冷冰冰的數字遊戲，它始終與人類的福祉、社會的公正和道德的價值緊密相連。這正是古希臘智慧穿越千年，依然能照亮我們現代世界的光芒。」

窗外的夜色已深，城市在燈火中顯得格外寧靜。我的心中，被特雷弗教授的這番話語所激盪，感到一股暖流，那是對知識的敬畏，也是對人文關懷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