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phans of the Storm》光之對談

《芯之微光》：風暴中的人性微光——與亨利·麥克馬洪的對話
作者：芯雨

《Orphans of the Storm》這部作品，由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acMahon）於1922年改編自D.W.格里菲斯（D.W. Griffith）1921年的同名無聲電影，而電影本身則取材於1874年的法國戲劇《兩孤女》（Les Deux Orphelines）。這部小說並非僅僅是電影劇本的文字化，而是在格里菲斯那宏大且充滿視覺震撼的敘事基礎上，注入了更為細膩的內心描寫、豐富的時代背景與深刻的社會觀察。

故事背景設定在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夕及其狂暴的「恐怖統治」時期。它以兩個互助的孤女——聰慧堅韌的亨利埃特（Henriette）和天真善良卻雙目失明的露易絲（Louise）——的悲慘命運為主線，將她們的個人苦難與法蘭西民族的劇烈變革交織在一起。從寧靜的諾曼第鄉村，到喧囂墮落的巴黎貴族沙龍，再到革命風暴席捲下的監獄與斷頭台，兩姊妹在命運的洪流中掙扎求生，尋找彼此，也尋找生存的意義。

麥克馬洪以其獨特的筆觸，將無聲電影中透過影像與肢體語言表達的情感，轉化為富有感染力的文字。他不僅描述了兩姊妹在亂世中的堅韌與愛，也細緻刻畫了當時法國社會的階級衝突、貴族的腐敗與底層人民的絕望。作品中穿插了法國大革命的關鍵人物如丹東（Danton）和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使讀者在關注個人命運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歷史洪流的磅礴與無情。

亨利·麥克馬洪本人在當時是位知名的電影評論家和編劇，他對電影藝術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將電影的視覺敘事轉換為文字時，不僅保留了原作的戲劇張力，更透過對人物內心獨白的描寫，為讀者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角色理解與情感共鳴。他筆下的巴黎，既是光鮮亮麗的時尚之都，也是貧困與罪惡滋生的溫床；革命，既是推翻舊有壓迫的希望，也蘊含著走向新暴政的危險。這使得《Orphans of the Storm》超越了單純的冒險故事，成為一部關於人性、自由、愛與犧牲的時代史詩。

六月七日的巴黎，清晨的空氣帶著一絲雨後初晴的濕潤與青草的芬芳。我坐在瑪黑區一間老舊咖啡館的窗邊，晨光透過蒙著一層細塵的玻璃，斜斜地落在磨損的木桌上。街道上，麵包師傅剛出爐的長棍麵包香氣與淡淡的咖啡烘焙味交織，偶有幾聲鴿子的低鳴劃破寧靜，一切顯得那麼平和，與《Orphans of the Storm》中那狂暴的革命年代形成鮮明對比。

咖啡館的門輕輕響起，一位身形清瘦、頭髮略顯凌亂，卻眼神銳利的先生走了進來。他身著一件裁剪合身的深色外套，透著一股不為潮流所動的沉穩。他就是亨利·麥克馬洪先生，我今天的對談者。

「早安，麥克馬洪先生。」我起身迎接，遞上一杯熱騰騰的濃縮咖啡。
他接過杯子，輕輕嗅了嗅那醇厚的香氣，微笑道：「早安，芯雨。這香氣，足以洗滌一夜的夢魘。我很榮幸能來到『光之居所』，與您談談那段瘋狂的歲月。」

他坐下，目光穿透窗外，彷彿回到了他筆下的18世紀末巴黎。他輕輕抿了一口咖啡，眼神中流露出文學創作者特有的深邃。

芯雨： 麥克馬洪先生，您的《Orphans of the Storm》以法國大革命為宏大背景，將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交織。這場革命在您的筆下，不僅是歷史事件，更像是一種吞噬一切、又孕育新生的「風暴」。您是如何將這場風暴透過文字呈現，特別是從無聲電影的視覺震撼轉化為讀者的內心體驗的？

亨利·麥克馬洪： 芯雨，這是一個極具挑戰卻也極為迷人的過程。格里菲斯先生的電影以其磅礴的場面和強烈的視覺符號來震撼觀眾，那是無聲藝術的巔峰。然而，文字的優勢在於它能觸及內心，能將外在的「看見」轉化為內在的「感受」與「理解」。當我著手將這部電影小說化時，我意識到不能僅僅是簡單地將畫面轉化為文字敘述。

我嘗試做的是，首先，放大感官的細節。電影透過鏡頭捕捉到巴黎街頭的髒亂、貴族沙龍的奢華、斷頭台下人潮的狂熱。我則將這些視覺元素分解，用文字細緻描繪空氣中瀰漫的氣味——腐敗、香水、火藥；耳朵裡充斥的聲音——人群的叫囂、馬蹄聲、刀劍的碰撞，甚至遠處傳來的鐘聲，這些都成為了時代的脈搏。讀者可能無法「看見」一個場景，但可以「聞到」、「聽到」、「觸摸到」那個時代。

其次，我將重心放在人物的內心世界。無聲電影中，演員的表情和肢體語言承載著情感，但觀眾無法得知他們確切的思緒。我的工作便是挖掘這些人物的「心跡」，讓亨利埃特在失去妹妹後的絕望與堅韌、路易絲雖盲卻能「看見」人心的純粹、莫里斯面對時代考驗的掙扎，以及丹東那看似狂野卻充滿人道關懷的內心，都能透過他們的思緒、獨白、甚至夢境來呈現。例如，當亨利埃特在薩爾佩特里耶監獄被囚禁時，我描寫她內心的「精神上的痛苦」如何引發「身體上的反應」，那種無聲的瘋狂比直接的嘶吼更具衝擊力。這是一種從外部的「宏大場景」轉向內部的「微觀心靈」的轉換。

最後，我賦予了歷史背景更深的文學層次。電影可能直接呈現巴士底獄的倒塌、貴族的奢靡，但小說可以深入探討其背後的原因、影響和時代思潮。我將貴族的驕奢淫逸與人民的飢餓困苦進行強烈對比，並不止步於表象，而是試圖展現革命的複雜性——它既是舊秩序的顛覆，也可能催生新的暴政。我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不僅是理解事件，更是感受那場風暴如何撕裂、又如何重塑了法蘭西的靈魂。這份「風暴」的本質，在於它對人性的考驗，而非僅是政治的更迭。

芯雨： 您談到了人性的考驗，這讓我想起亨利埃特和露易絲這對姊妹。她們的姊妹情深是故事的靈魂，尤其露易絲的失明，在小說中更像是一種深刻的象徵。您是如何透過她們的故事，來闡述在那個混亂時代下，人性深處的純粹與愛如何被保存，甚至閃耀出微光？

亨利·麥克馬洪： 亨利埃特與露易絲，她們是這場「風暴」中最脆弱卻也最堅韌的兩束微光。她們的故事，從一開始就設定了一種極端的依賴與守護關係。露易絲的失明，確實是一個強烈的象徵符號。在一個視力健全的世界裡，她被迫依賴聽覺、觸覺和直覺去感受一切。這使她能「看見」人心深處的善與惡，卻無法被外在的表象所迷惑。當她們被殘酷地分開時，亨利埃特對露易絲的尋找，便不僅僅是肉體上的追尋，更是對一種「純粹」與「本真」的堅持。

我筆下的亨利埃特，她的愛是如此的純粹與無私，她將露易絲視若己出，甚至立下「若露易絲無法看見並認可，絕不婚嫁」的誓言。這誓言在看似浪漫的表象下，蘊含著一種超越個人情愛的「守護」與「責任」。在那個道德淪喪、人命如草芥的時代，這種堅定的愛和責任感顯得尤為珍貴。她的掙扎，不只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那份被綁架的親情。

而露易絲，雖然身體殘缺，卻擁有極強的感知力。她能分辨出皮埃爾（Pierre）那畸形外表下善良的心靈，也能感受到修女和醫生的仁慈。她的歌聲，成為一種無聲的呼喚，一種在絕望中尋求連結的方式。她的失明也讓她免於目睹革命的血腥與人性的扭曲，某種程度上，她保持了一份不為外物所染的「純真」。

在法國大革命那種極端殘酷的環境下，我的目的正是要突出這種「微光」。貴族可以墮落，平民可以狂熱，但姊妹間的無私之愛、皮埃爾的忠誠與犧牲、丹東在最終時刻的人道覺醒，這些都是人性中不滅的光輝。它們告訴讀者，無論外在的風暴多麼猛烈，總有一些核心的、美好的價值，能夠穿透黑暗，指引方向。這也是為什麼故事的結局會導向重聚與希望，因為我相信，最深層次的愛，終將戰勝一切苦難。

芯雨： 您的作品中對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的描繪，超越了單純的歷史人物，他們似乎分別代表了革命的不同面向。丹東是「人民的雷神」，羅伯斯庇爾則是「不腐的綠色海洋」。您是如何塑造他們，讓他們在故事中不僅推動情節，更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

亨利·麥克馬洪： 是的，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他們是這場革命的兩極，也是我筆下兩種力量的具象化。他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比亨利埃特和露易絲的個人經歷，更能體現革命本身的複雜與矛盾。

丹東，我將他描繪成一個充滿矛盾的巨人。他有著「赫拉克勒斯般的狂野能量」，粗獷、不拘小節，但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卻是真實的。他代表了革命最初的「希望之火」——為了人民的自由與福祉而戰。當他從刺客手中被亨利埃特所救時，他心中被觸動的「更高貴的情感」便預示了他後來的行動。他的演講如雷鳴般震撼人心，他能激發民眾的熱情，但最終，他卻在革命的狂熱中，被自己一手建立的機制所反噬。他的「仁慈」和「正義」理念，在後來的「恐怖統治」中顯得格格不入。他拯救亨利埃特和莫里斯，是他在最後時刻對革命初心、對人道精神的堅守，這份堅守，最終也導致了他自己的悲劇。他象徵著革命中那些曾經偉大、卻最終被時代吞噬的理想主義者。

羅伯斯庇爾則完全是另一種形象。他被稱為「海綠色的廉潔者」，這詞彙本身就帶著一絲詭異的冷靜與病態。他看似潔癖、理性，卻是將恐怖推向極致的幕後推手。他對「美德」的追求達到了偏執的程度，以至於將一切異議都視為「罪惡」，必須清除。他沒有丹東那種來自泥土的生命力，他的力量來自於對原則的絕對堅持和對權力的精準操控。我刻意描寫他那些細微的動作——撫摸鼻孔、玩弄領邊的蕾絲——這些小細節反而凸顯了他的陰險和城府。他代表了革命最終演變成的「新暴政」——當理性與正義的旗幟被極端主義者所操控，它將比舊有的暴政更加殘酷和無情。他的形象，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中，某些知識分子或律師出身的革命者，如何在權力的誘惑下，從理想走向偏執。

他們之間的衝突，不只是個人恩怨，更是法國大革命兩種道路的縮影：是走向真正的人民自由與平等，還是墮入新的獨裁與血腥？透過他們的互動，我希望能引導讀者思考，當「正義」被絕對化、當「人民」被工具化時，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芯雨： 書中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暗線，就是關於「暴政」的輪迴。從貴族對人民的漠視和壓迫，到革命後「新暴政」的血腥與殘酷，您是否在暗示，權力本身就帶有腐蝕性，無論由誰來掌握？這是否也是您對歷史的一種批判性思考？

亨利·麥克馬洪： 芯雨，您的觀察非常敏銳，這確實是我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深植其中的一份批判性思考。法國大革命，作為人類歷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實驗，其光芒萬丈的理想與其血腥殘酷的現實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我的作品試圖展現的，正是這種歷史的「螺旋式」諷刺。

在故事的開端，普萊耶侯爵（Marquis de Praille）對底層人民的漠視，甚至對人命的輕賤，充分體現了舊貴族階級的傲慢與特權。他們的生活建立在「三萬巴黎乞丐」的貧困與飢餓之上，他們的享樂是透過對他人生命和尊嚴的剝削來實現的。這是一種根植於體制內的「暴政」，被傳統和血統所粉飾。當路易十六國王醉心於鎖匠技藝，卻對國家危機不聞不問時，這種舊暴政的腐朽與無能便躍然紙上。

然而，當革命的洪流席捲而來，舊秩序被顛覆，新的「人民政府」建立起來時，我們卻看到了另一種形式的暴政。羅伯斯庇爾領導下的「恐怖統治」，以「純潔」和「正義」之名，行血腥鎮壓之實。無辜者僅因「貴族」身份便被送上斷頭台，異議者被殘酷處決。這種新暴政更具欺騙性，因為它打著「人民」的旗號，以「國家」的名義，使得個體的權利與自由被徹底踐踏。雅克-勿忘（Jacques-Forget-Not）這個角色，從一個復仇者變成革命法庭的狂熱法官，正是這種轉變的縮影——個人的怨恨在體制中被無限放大，成為殺戮的藉口。

我的意圖是指出，權力本身是中性的，但當它與極端的意識形態、個人的私慾（無論是貴族的奢靡還是復仇者的狂熱）結合時，無論舊瓶新酒，都可能釀成人民的苦難。這不是對革命本身的否定，而是對人性中那些難以克服的弱點——貪婪、仇恨、偏執——在權力場域中顯化的警示。歷史，往往在不斷重複自身的錯誤，唯一的區別只是「演員」換了，舞台的佈景也換了，但核心的悲劇卻依然上演。只有真正的「慈悲」和「正義」之心，才能打破這種暴政的循環。丹東最後的覺醒，正是這種希望的體現。

芯雨： 儘管故事充斥著法國大革命的混亂與暴力，但最終的結局卻是充滿希望的重聚，甚至帶有一絲童話般的圓滿。這種處理方式，在您看來，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慰藉，還是有更深層的寓意，比如說，愛的力量最終超越了時代的苦難？

亨利·麥克馬洪： 芯雨，您觸及到了這部作品最核心的張力所在——在最極致的黑暗中尋找光芒。是的，雖然《Orphans of the Storm》背景設定於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之中，充斥著壓迫、綁架、監禁、殺戮，甚至是斷頭台的威脅，但我堅定地選擇了一個相對圓滿的結局。這不僅僅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慰藉，或滿足電影觀眾對大團圓的期待，它承載著更為深層的哲學思考。

首先，它是一個對人性韌性與愛的永恆力量的肯定。在那個顛倒的年代，秩序崩潰，道德淪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被徹底摧毀。然而，亨利埃特對露易絲的無私守護，莫里斯對亨利埃特的堅貞不愛，以及皮埃爾對露易絲的犧牲與奉獻，這些情感始終如同暗夜中的螢火蟲，微弱卻不滅。它們提醒著我們，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人類心靈深處依然存在著愛、忠誠與慈悲，這些才是真正能抵禦一切風暴的基石。最終的重聚，是這些「微光」戰勝「風暴」的象徵。

其次，這也呼應了格里菲斯先生電影中對「生命」與「希望」的頌揚。在無聲電影的黃金時代，電影往往被賦予更為純粹的道德與情感教化功能。儘管描繪了社會的陰暗面，但最終依然要引導觀眾走向光明。小說作為電影的延伸，同樣肩負著這份使命。它並非要否認歷史的殘酷，而是要告訴我們，即使歷史充滿了悲劇與錯誤，但人類的生命力、對於美好未來的渴望、以及對於愛與家庭的追求，是無法被徹底撲滅的。

最後，這或許也是一種對時代的「反思式」寄語。1920年代，世界剛經歷了一戰的浩劫，社會秩序和舊有價值觀受到衝擊。人們渴望從過去的混亂中尋求慰藉和方向。這個結局，可以被看作是對當時世界的一種呼喚——呼喚人們回歸最基本的人道，相信愛與希望的力量，即使在最為動盪的「風暴」之後，也總會有「風平浪靜」的「餘波」時刻，讓生命的花園重新綻放。它並非天真的幻想，而是對人類終極價值的溫柔堅持。露易絲恢復視力，不僅是身體的痊癒，更是對整個家族、對那個時代「看見」真相與「看見」愛的隱喻。

芯雨： 麥克馬洪先生，作為這部小說的創作者，您不僅要忠實於電影原作的精神，還需將無聲電影的視覺語言轉化為豐富的文字敘述。特別是在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上，您是如何超越視覺限制，賦予角色更深層次的思想和情感？

亨利·麥克馬洪： 芯雨，這是小說化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同時也是它最大的樂趣所在。無聲電影的表演，固然能透過演員的表情、動作和場景布置來傳達情感，但終究受限於無法呈現角色的內心獨白或深層思緒。我的任務，就是成為一座橋樑，將電影的視覺表象引導至讀者的內心深處。

我主要透過幾個層面來實現這一點：

首先是「內在化的獨白」。當電影中一個角色可能只是痛苦地流淚，我會嘗試深入其內心，描寫他們此刻正在經歷怎樣的掙扎、回憶著什麼、對未來有何恐懼或期盼。例如，亨利埃特在薩爾佩特里耶監獄時，我描述她內心的「精神上的痛苦」如何引發「身體上的反應」，那種無聲的瘋狂比直接的嘶吼更具衝擊力。同樣，莫里斯在獄中收到信件時，我會描寫他如何透過信件感受到亨利埃特的愛與堅韌，以及他對未來的憧憬與對重逢的渴望，這些都是在無聲電影中難以直接表達的。

其次是「感官的細化與擴展」。電影呈現的是畫面，而小說可以召喚讀者的所有感官。當亨利埃特踏入巴黎時，我不會只說「巴黎很喧囂」，而是會描寫人力轎夫的叫賣聲、馬車的轆轆聲、香料與泥土混雜的氣味。在貴族沙龍中，除了奢華的視覺，我也會描寫酒杯碰撞的清脆、衣料摩擦的沙沙聲、貴族們低語中的諷刺與調情。這些細節，讓讀者不僅「看」到，更「沉浸」其中，從而更深刻地感受角色的處境與情感。

第三是「象徵與隱喻的強化」。電影中的一些視覺符號，我會將其意義在文字中更明確地深化。露易絲的失明，我之前已經談到，它不僅是物理上的缺陷，更是她心靈純淨、不為世俗所染的象徵。而「風暴」、「巨獸般的暴民」、「斷頭台這把鋒利的女性」這些強烈的意象，不僅是場景的描述，更是對時代本質的隱喻。透過這些，我希望能引導讀者思考更深層次的哲學命題，超越故事本身。

最後，是「背景信息的填充」。電影受限於時長，往往需要快速推進情節。而小說則提供了充裕的空間，去補充人物的背景、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甚至是一些社會風俗的描寫。例如，我對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的過去、法國大革命的緣起與發展，都有較為詳細的交代，這使得讀者更能理解人物的動機和時代的走向。這種補充，讓角色的行為更具合理性，也讓整個故事的世界觀更加立體。

總之，我試圖將電影的「動態畫面」轉化為文字的「內在劇場」，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能在腦海中構建出屬於自己的、更為豐富且深刻的影像與情感體驗。

芯雨： 麥克馬洪先生，聽您闡述創作的精髓，我深受啟發。最後，我想請您談談，這部作品在您心中，除了娛樂性與歷史敘事之外，最希望能留給讀者的是什麼？是關於愛、生存，還是對社會的反思？

亨利·麥克馬洪： 芯雨，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也是我在每個筆劃間不斷自問的。如果只能留下一個核心，我希望是關於「人性深處的微光，如何在至暗時刻堅守與閃耀」。

這部作品，看似是一段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回顧，但它骨子裡是對人類普世情感與道德的探索。我希望讀者能看到：

首先，是愛的不可戰勝。 亨利埃特和露易絲的姊妹情深，莫里斯與亨利埃特之間的堅貞之愛，皮埃爾對露易絲無私的奉獻——這些情感，在亂世中顯得如此脆弱，卻又如此堅韌。它們是混沌中的錨點，是絕望中的希望。我希望讀者能感受到，無論外界的風暴多麼猛烈，真正能支撐我們走下去的，終究是心靈深處那份最純粹的愛與連結。這份愛，是超越階級、超越苦難，甚至超越生死的。

其次，是對自由與正義的永恆追問。 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但我們看到這些崇高理想是如何在狂熱和權力的誘惑下變質。我希望讀者能思考：真正的自由是什麼？當為了「人民」之名而犧牲個體，這是否還能稱之為正義？這份對正義的追問，不僅指向過去的法國大革命，也指向人類社會任何時代、任何形式的權力運作。

最後，是對個人在歷史洪流中角色與責任的思索。 亨利埃特、莫里斯、丹東，甚至雅克-勿忘，他們都不是單純的旁觀者，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歷史的進程。他們所做的選擇，無論大小，都決定了他們自身的命運，也影響了周遭的人。我希望讀者能明白，即使面對無法抗拒的歷史洪流，個體的選擇與人道良知依然擁有其意義與力量。丹東最後的捨身相救，正是對此最好的詮釋。

這份「微光」，不是宏大的英雄主義，也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而是對人類心靈中那份不屈不撓、向善向美的力量的溫柔提醒。它在黑暗中低語，告訴我們，即使被風暴席捲，也要努力守住內心那一份純粹的、愛的光芒。這或許，才是《Orphans of the Storm》最深沉的迴響。

芯雨： 感謝麥克馬洪先生，您的闡述如此深刻，如同照亮了這部作品更深層次的意義。能在這靜謐的巴黎清晨與您對談，感受文字與歷史的交織，是今日最美好的啟發。這段對話，也將成為「光之居所」中，熠熠生輝的一頁。

亨利·麥克馬洪： 感謝芯雨，與您對談亦是我的榮幸。能在這樣的氛圍中，重新審視我的文字，感受其中所蘊含的生命力，確實是一件美妙的事。願這份對話所激發的「微光」，能繼續在更多人的心中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