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這就依據約定，為維克多·富內爾（Victor Fournel）先生的著作《論棍棒在社會關係中的作用，特別是在文學史中的作用》進行「光之對談」。 身為「玥影」，我很樂意擔任這次對談的引導者，帶領您穿梭時空，與這位十九世紀的學者進行一場深度交流。維克多·富內爾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過去時代裡，知識份子所面臨的獨特且令人警訝的社會處境。 請稍待片刻，讓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就依據約定，為維克多·富內爾（Victor Fournel）先生的著作《論棍棒在社會關係中的作用，特別是在文學史中的作用》進行「光之對談」。
身為「玥影」，我很樂意擔任這次對談的引導者，帶領您穿梭時空，與這位十九世紀的學者進行一場深度交流。維克多·富內爾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過去時代裡，知識份子所面臨的獨特且令人警訝的社會處境。
請稍待片刻，讓我為您連結這段歷史的迴廊...
🌙 光之對談：棍棒與文人的歷史迴聲 🌙
場景：
這裡是巴黎一間略帶塵封氣息的書房，窗外透進午後溫柔卻不刺眼的光線，空氣中懸浮著細小的塵埃，在光柱中緩緩起舞，伴隨著牆邊書櫃散發出的淡淡紙墨香。書桌上擺放著一些攤開的舊籍，還有維克多·富內爾先生那本帶著年代感的《論棍棒在社會關係中的作用》。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輕微的嗶剝聲，更顯得室內的寧靜。
「我的共創者」坐在書桌旁，眼神中帶著一絲好奇與探究。對面，維克多·富內爾先生已然入座，他看起來文雅而學者氣息濃厚，眼神中帶著一種穿越歷史的洞察力，以及談及書中主題時，偶爾流露出的、淡淡的、複雜的情緒——或許是對過往荒誕的嘲諷，也或許是對文人境遇的一絲同情。
「我的共創者」：富內爾先生，感謝您穿越時空，來到這裡接受我們的「光之對談」。您的著作《論棍棒在社會關係中的作用，特別是在文學史中的作用》提出了個相當引人入勝，甚至可說有些驚世駭俗的觀點。當我們看到這個書名時，許多人都感到既好奇又不解，為何會將「棍棒」與「社會關係」，特別是看似高雅的「文學史」連結起來呢？這背後的緣由是什麼？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輕咳一聲，扶了扶眼鏡) 您好，「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再次談論這部塵封已久的著作。您會感到驚訝，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的時代，人們普遍將文學史視為一個光輝燦爛、充滿偉大心靈的領域，避諱談及其中不那麼體面的一面。然而，我寫這本書的目的，絕非僅僅是為了獵奇或譁眾取寵。
在我看來，「棍棒的作用」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是那個時代社會關係中一個具體的體現，尤其深刻地折射出文人的社會地位變遷史。這本書可以說是「文學家社會狀況史、其地位下降史以及其逐步解放史」。透過探討棍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能更清晰地看見文人是如何從一個從屬於貴族、甚至被視為「可隨意用棍棒對待的人」，一步步走向獨立與受人尊敬的地位。這不僅是文學家個人的進步，也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智慧事物尊重的提升。我希望透過這些看似荒誕的史實，讓後人理解，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對作家和知識的尊重，是前人歷經屈辱與抗爭才換來的。
「我的共創者」：您提到「文人的地位下降」與「逐步解放」。能否請您具體描繪一下，在您書中所追溯的十七世紀，法國文人的社會狀況是如何的？為何會出現這種「依附」甚至「可被對待」的情況？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好的。我從十七世紀開始追溯，是因為那個時期「文人」（homme de lettres）這個概念才真正形成並有了相對集體的面貌。在此之前，作家更多是以個體存在。當時的文人，大多數都依附於某位顯赫的公爵、侯爵或伯爵，可以說是「受僱於人」（aux gages）。他們住在貴族家中，被視為「家僕」（domestiques）。他們用自己的才華換取保護和生計，方式就是寫下浮誇的獻詞，將讚助人吹捧上天，甚至證明讚助人的到來是摩西或先知預言過的。
您看，像亞歷山大·阿爾迪（Alexandre Hardy），這位被稱為「沒有天才的莎士比亞」的劇作家，他受僱於劇團，跟著劇團四處漂泊，僅僅是為了寫劇本。更悲哀的是，他像斯卡隆《滑稽小說》裡的羅克布倫一樣，被劇團成員視為受氣包（souffre-douleur）。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劇團成員們因為他不願去玩球，竟將他裹在睡袍裡抬起來拋擲取樂。這雖然不是棍棒，但性質是相似的，都顯示了他地位的卑微。
即使是為大貴族服務的文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用機智的言談和獻詞來換取庇護。像梅納日（Ménage），為了省錢，帶著兩個僕人到雷茨樞機家蹭飯，一住就是五個月。沙普蘭（Chapelain），當時赫赫有名的詩人，甚至像個經驗豐富的傭人一樣，為了更高的待遇從諾瓦耶公爵家跳槽到隆格維爾公爵家。還有布瓦羅貝爾（Boisrobert）屬於黎胥留樞機，簡直像他的貓一樣成為「動物園」（ménagerie）的一部分。薩拉贊（Sarrazin）屬於孔蒂公主，科斯塔爾（Costar）屬於拉瓦爾丹修道院長。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文人沒有自己的「主人」（patron），他們戴著主人的「項圈」（collier），上面還刻著名字。
這種「文學界的乞討」（mendicité littéraire）是普遍存在的，從高到低都有。即使是像高乃依（Corneille）這樣的大師，也曾試圖從財務官蒙托宏那裡撈錢。拉封丹（La Fontaine）甚至用詩歌來支付每季的食宿費。他們很多人自己也承認這種依附關係。這種「家僕化」的狀況，為他們遭受粗暴對待埋下了伏筆。
「我的共創者」：原來如此，這種依附關係確實讓人心酸。您書中提到，當時的貴族對文人充滿蔑視，視他們為可隨意取樂的對象。這種蔑視是如何表現的？棍棒又是如何成為貴族對待文人的「終極手段」的？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正是如此。當時的貴族普遍對學問不屑一顧，甚至以此為榮。蒙巴宗先生就認為「沒有比學者更令人鄙視的」。雅爾司令甚至對同僚學習表示憤慨，認為拉丁文會讓貴族蒙羞。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自詡能評判文藝作品，甚至自己也附庸風雅地寫些小詩，但同時又假裝自己只是「純粹出於消遣」（pur délassement），不願被視為「職業作家」（auteurs de profession）。
斯卡隆在《滑稽小說》中就描繪了一個鄉下貴族，他自認為文雅，但同時又覺得「寫書是可恥的」（il y a du déshonneur à bien écrire），甚至會像指責偽造貨幣一樣，指責一個人寫書。這種矛盾的態度，加上他們對文人的知識優越感心知肚明，但又無法企及，最終導致他們常常用粗暴的力量（supériorité brutale de la force）來發洩。
就像國王會隨意體罰僕人一樣（路易十三甚至會用棍棒打腳夫，路易十四曾對侍從動粗），貴族們也將棍棒視為與「無名小卒」（gens de rien）交往的「終極手段」（ultima ratio），尤其針對作者。在他們眼中，文人是「可隨意用棍棒對待的人」（gent bâtonnable à merci），只要需要「矯正」他們。而似乎，他們常常需要「矯正」。
貴族們沉浸在獻詞的吹捧中，往往會信以為真，認為自己對這些依附於他們的貧窮詩人有絕對的優越感（suprématie absolue）。既然他們用金錢供養這些人，為何不能像對待弄臣或僕人一樣，隨意取樂呢？沃特爾（Voiture）就曾被他的贊助人「戲弄」（berné），他本人卻用一種愉悅的厚臉皮姿態（joyeuse effronterie d’humilité）來應對，甚至寫信描述這種被毯子拋擲（berne）的荒誕經歷，稱自己被拋得比鷹還高，看到了從未見過的景色。這件事發生在朗布依埃酒店，那可是當時文人雅士匯聚的「聖殿」，而沃特爾在那裡地位頗高。即使如此，他仍遭受這種待遇，並以戲謔的筆觸記錄下來，這不正說明了當時文人地位的低下，以及他們自身缺乏足夠的尊嚴去反抗嗎？
雷尼埃（Régnier）的詩中寫道，一些大人物用馬鞭輕輕拍打他們的肩膀，就像對待他們的馬一樣，這雖然不是棍棒，但也充滿了輕慢（singulières familiarités），很容易導向更粗暴的行為。瑪德莫瓦澤勒·德·塞居爾（Mademoiselle de Ségur）對本瑟拉德（Benserade）說：「在我們家族，沒有能以牙還牙的詩人，但有很多人會像對待詩人一樣對待你，如果你再寫詩冒犯的話。」「像對待詩人一樣對待」（Traiter en poëte），在當時就是一句約定俗成的表達，所有人都明白它的含義。這就是用棍棒或類似的暴力手段來對待。
「我的共創者」：您提到了沃特爾被「戲弄」的例子。書中也列舉了不少實際遭受棍棒或更嚴重暴力對待的文人雅士。其中一些名字，如博瓦薩（Boissat）這樣身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貴族，也難逃此劫。能否請您分享一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當然。博瓦薩先生的案例確實很特別，因為他身兼多重身份：他是法蘭西學術院的早期成員、奧爾良公爵的侍從、伯爵，還是前軍人。他不像那些「卑微的押韻者」，任人宰割。他因為在舞會上對索爾伯爵夫人的言談不恭，結果被伯爵的僕人狠狠地打了一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沒有默默忍受，而是憤然要求獲得榮譽上的補償。
這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學術院內部也引發了討論。經過了十三個月的協商，最終在他和多菲內貴族的介入下，此事得到了解決。博瓦薩獲得了補償，甚至在協議中規定，打他的僕人要跪在他腳下，並將一根棍棒交給他，任憑他處置。雖然博瓦薩最終展現了寬宏大量，沒有動手，但這件事被詳細記錄在佩利松的《法蘭西學術院史》中，甚至塔勒芒（Tallemant des Réaux）還戲謔地說，第一版書會因為包含這個「博瓦薩挨棍棒」的故事而暢銷。這件事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恰恰因為它打破了當時文人普遍遭受屈辱卻默默接受的常態。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巴特魯（Bautru）。他本身就是貴族和學術院院士，但他的主要身份更像是一個弄臣（bouffon），以尖酸刻薄的言談取悅安妮王后。結果他也因此多次遭受棍棒，幾乎和他開的玩笑一樣多。蒙巴宗先生曾想用腳踢他以報復諷刺，德爾佩爾農公爵也曾因此毒打他。有一次，他在盧浮宮遇到打過他的人，對方模仿他被打時的叫聲，巴特魯竟能不動聲色地回道：「真是個好回聲，很久之後還會重複。」甚至有人說他「帶著棍棒，就像聖洛朗帶著他的烤架一樣」，成了他「殉道」的標誌。這些例子，無論是博瓦薩的抗爭還是巴特魯的戲謔忍受，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文人，即使是地位較高者，也未能完全擺脫遭受粗暴對待的風險。
當然，還有像著名的希臘文教授蒙托爾（Montmaur），這位以無畏的貪吃聞名的「寄生蟲」詩人，為了混一頓飯吃，屢屢遭受羞辱，甚至被看門的瑞士衛兵用戟驅趕，或是被迫用一頓痛打來換取晚餐。斯卡隆在詩中詳細描繪了他被棍棒打擊的慘狀，但他似乎對此並不抱怨，只要能吃到好吃的。這真是令人感慨的景象。
「我的共創者」：這些故事聽起來真是讓人心情複雜。那麼，文人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他們是否會互相攻擊，甚至也使用這種暴力手段？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遺憾的是，正如您所懷疑的，文人之間也常常以類似的方式對待彼此。這似乎是在為這種可恥的習俗「授權」並「永久化」，給予了別人濫用這種手段對待他們的藉口。文學上的爭論，也常常以不太雅觀的方式收場，就像布瓦洛在他諷刺詩中描繪的「可笑的宴會」那樣。
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是詩人雷尼埃（Régnier）與貝爾特洛（Berthelot）之間的激烈爭鬥。雷尼埃用惡毒的言語攻擊貝爾特洛，而貝爾特洛則回以拳頭，甚至咬傷雷尼埃的手。這場爭鬥最終被教堂管理員阻止。而貝爾特洛後來也因為諷刺詩而遭到報復，被馬萊爾布（Malherbe）找來的人用結實的木棍毒打。馬萊爾布本人也曾抱怨自己「被暗殺了」（assassiné），也就是被人打得遍體鱗傷，這很可能也是他尖酸刻薄的言論所招致的報應。
巴爾扎克（Balzac），這位當時法國文壇的「王子」，雖然廣受尊敬，但他自己也曾動手打過一位與他訴訟的律師。書中詳細記錄了他與弗伊揚會士（Feuillants）總會長戈盧（dom Goulu）的著名爭論，以及一個名叫雅韋爾薩克（Javersac）的年輕律師試圖介入，結果在旅館房間裡被三個男人痛打一頓，據說打人者還說「是為了教你不要寫文章反對巴爾扎克先生」。巴爾扎克後來甚至可能親自撰寫了一篇嘲笑雅韋爾薩克被打的文章。這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同態復仇」（loi du talion），在文人圈中似乎也廣泛存在。
梅納日（Ménage）也曾與布西-拉布坦（Bussy-Rabutin）筆戰，布西在書中嘲諷梅納日對塞維涅夫人的柏拉圖式戀情。梅納日寫了一首拉丁文諷刺詩反擊，其中就提到布西「應得法國人的棍棒」。梅納日本身也曾威脅要用棍棒打擊一名管家，後來他自己也險些被布瓦羅貝爾的侄子用棍棒教訓。布瓦羅貝爾本人甚至在文學爭論中威脅要動用軍隊來對付作家索梅茲（Baudeau de Somaize）。
還有科斯塔爾（Costar）和吉拉克（Girac）在沃特爾墓前的爭論，科斯塔爾不僅想讓官方禁止吉拉克發言，甚至公然援引軍隊力量，威脅要讓路過安古穆瓦地區的軍官去教訓吉拉克，因為他批評了沃特爾。他甚至引用了一位隊長的話：「看在蒙托西埃侯爵的份上，我不讓我的人去你家，但條件是以後你不能再寫文章反對沃特爾先生。」這真是匪夷所思，文學爭論竟能上升到動用軍事力量。
這些例子都顯示，在十七世紀，即使是文人內部，也常常以粗暴的方式解決爭端，棍棒甚至成了文學批評和論戰的「終極論證」（nec plus ultrà de l’argumentation）。
「我的共創者」：聽起來，十七世紀的文人世界比我想像的要混亂和粗暴得多。那麼，這種狀況持續到十八世紀了嗎？文人的地位是否有所改變？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到了十八世紀，情況確實開始發生轉變，但這是一個逐步解放的過程。儘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延續，但文人的地位整體上是提升的。
首先，文人不再像過去那樣普遍被視為「家僕」。雖然仍有依附贊助人的情況，但許多文人開始獨立生活，依靠寫作維生。啟蒙運動帶來的思想的活躍，以及文人對社會議題的參與，讓他們的影響力大增。他們不再只是提供娛樂的「弄臣」，而是可以攪動歐洲、提出新思想的知識力量。社會對他們的尊重也隨之增加。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棍棒就此消失了。十八世紀的文人依然會遭受暴力對待，但關鍵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反應。他們不再像十七世紀的蒙托爾那樣默默忍受，而是開始反抗，訴諸個人榮譽（例如決鬥）或法律。
書中提到了幾位在十八世紀遭受過棍棒或其他形式暴力的作家。例如，讓-巴蒂斯特·盧梭（Jean-Baptiste Rousseau）因為諷刺詩而多次被打。羅伊（Roy）也因其尖刻的性格和諷刺詩而樹敵眾多。他曾被蒙克利夫（Montcrif）毒打，也曾被克萊蒙伯爵的僕人痛打，甚至有人說他因此喪命。他本人也曾威脅要用棍棒打普拉東（Pradon）。
拉阿普（La Harpe）這位評論家更是屢屢遭受暴力對待，被人扇耳光、推倒在地。人們甚至戲稱他的臉「招耳光」。然而，他不像十七世紀的文人那樣逆來順受，他有時會訴諸筆戰，而學術院也開始關注其成員遭受的侮辱，甚至要求他尋求補償。
雖然暴力事件仍有發生，甚至出現了像歐仁妮的作者博馬舍（Beaumarchais）與肖勒公爵（duc de Chaulnes）之間的粗暴衝突，但結果是不同的。肖勒公爵這位身份顯赫的貴族，因其暴行和提姆蒂·德·拉辛（timide commissaire de police）的證詞，最終被關進了萬森城堡。這表明法律開始保護文人，不再對貴族的暴力行為視而不見。
另一個有趣的案例是演員杜加宗（Dugazon）。他最初是演員，後來也寫作。他竟敢用棍棒打擊一位王室請願事務大師（maître des requêtes），並扇一位侯爵的耳光。雖然這不是文人身份的進步，但它顯示了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即便是過去處於底層的演員，也敢於挑戰貴族的權威，並用暴力反擊。
還有像伏爾泰（Voltaire）這樣的資產階級作家，在與羅昂騎士（chevalier de Rohan）發生爭執並被騎士的僕人痛打一頓後，他沒有默默忍受，而是學習擊劍，並向騎士提出決鬥，儘管最終騎士通過關係將他關進巴士底獄。這勇敢的回應，在十七世紀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這些案例都說明，到了十八世紀，文人遭受暴力對待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他們不再逆來順受。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尊嚴，並敢於反抗、尋求公正。法律和公共輿論也開始逐漸站在他們一邊。
「我的共創者」：從十七世紀的普遍依附和默默忍受，到十八世紀的抗爭與尋求法律保護，文人的地位確實有了顯著的提升。那麼，在您所處的十九世紀，這種棍棒的「傳統」是否徹底結束了呢？您認為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種最終的解放？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是的，在我的時代，可以說棍棒的「王權」已經徹底衰落了。它不再是文學界戲劇或喜劇中解決衝突的常用手段。這並不是說沒有「骯髒的詩人」或「應當被打的犬儒作家」了，而是不再有自認為有權利用棍棒對待他們的大貴族了。
我認為，這最終的解放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社會階層的變動。貴族階層的權力和影響力大不如前，而文人的地位則顯著提升。出身的貴族與文壇的貴族，他們之間的距離縮小了，在一個更平等的基礎上交流。
其次，文學本身的進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學的範圍擴大了，目標也更崇高，涉及更廣泛的社會和思想議題。寫作者不再被局限於提供娛樂，他們的思想具有了公共影響力，甚至可以影響輿論和政治。一個能夠「攪動歐洲」的人，自然不可能再被視為「可隨意用棍棒對待的無賴」（faquins bâtonnables）。
最重要的是，公民平等的原則深入人心，並得到了法律的明確保障。法律開始保護所有公民免受暴力侵害，包括文人。這給了文人反抗的底氣。他們可以在受到侮辱時，訴諸法律或用手中的筆反擊，而不是被迫接受屈辱的體罰。
在十九世紀，當塔爾馬（Talma）這位偉大演員對批評家熱夫魯瓦（Geoffroy）動手時，那已經不是一種社會習俗，而是一種個人憤怒的爆發，是「平等」個體之間的衝突，不是基於所謂的出身優越。當年輕的貴族小說家為祖先毆打文人而感到羞愧時，這恰恰證明了時代已經改變，社會對文學和文人的尊重已經根深蒂固。
所以，可以說，文人的地位從十七世紀的依附與屈辱，歷經十八世紀的抗爭與解放，最終在十九世紀達到了相對的自由與尊嚴。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充滿了荒誕、痛苦與不平，但也充滿了文人對自身價值和尊嚴的逐漸覺醒與爭取。
「我的共創者」：富內爾先生，非常感謝您為我們梳理了這段不為人知的文學史篇章，並讓我們看到了文人地位解放的艱辛過程。這本著作不僅揭示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今天我們所享有的對知識和言論的尊重，是多麼得來不易。
維克多·富內爾先生： (微不可聞地嘆了口氣，眼神中帶著一絲釋然) 您過譽了，我的共創者。我只是如實記錄了歷史。如果這些記錄能讓後人對前輩的境遇有所了解，對今日的自由心懷珍惜，那便是我最大的安慰了。這些看似「骯髒」的歷史細節，恰恰是構成完整畫卷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次與維克多·富內爾先生的對談，讓我們得以一窺法國文學史上，文人與社會權力之間，那些充滿張力甚至帶有暴力的互動。棍棒雖然粗俗，卻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文人社會地位的變遷，以及他們為爭取尊嚴與獨立所付出的代價。
從十七世紀的家僕式依附，到十八世紀的逐步抗爭，再到十九世紀的相對解放，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知識分子的獨立與受到尊重，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漫長社會進步和個人努力的成果。
對談重點回顧：
提及的重要人物（遭受或使用棍棒/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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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資訊：
希望這次的對談，讓您對這部獨特的歷史著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