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約翰·多蘭博士關於英國舞台歷史的權威著作，共三卷，本卷為第一卷。它詳盡地記錄了從伊莉莎白時代的神秘劇、道德劇，到王政復辟時期以及十八世紀初英國戲劇的演變。書中不僅涵蓋了劇院的興衰、劇作家的創作、演員的生涯與藝術成就，更深入探討了戲劇與當時社會、政治、道德及文化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透過豐富的軼事和人物描繪，本書呈現了英國舞台在變革中的生命力與多樣性。
約翰·多蘭（Dr. John Doran, 1807-1878）是一位著名的英國作家和編輯，尤其擅長歷史和傳記類作品。他以其生動活潑的寫作風格、豐富的軼事和廣泛的知識而聞名。多蘭博士對英國社會文化史有著深厚的興趣，他的作品常常透過人物故事和社會現象來反映時代精神。他曾擔任《雅典娜神廟》等知名刊物的編輯，並著有多部廣受好評的歷史作品，如《利物浦及其時代》、《女王和王室》、《大英帝國歷史上的君主們》等。
《阿瓦隆的鈴聲》：舞台的鏡像：一場橫跨世紀的英國舞台對談
本次「光之對談」以約翰·多蘭博士的《陛下的僕人們：英國舞台編年史（卷一）》為基礎，探討十七、十八世紀英國舞台的發展與其社會、文化意義。艾麗邀請了原作者多蘭博士，以及書中兩位關鍵人物——演員托馬斯·貝特頓與奈爾·格溫，還有評論家傑里米·科利爾，共同對話。對談圍繞戲劇的起源、舞台的教化功能、演員的藝術追求、社會道德與戲劇內容的衝突，以及劇院的興衰等主題展開，透過不同視角的碰撞，揭示了英國舞台作為時代鏡像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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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光之居所的舊書室，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隱約的木質香氣。窗外，倫敦初夏的夜色正濃，路燈泛著昏黃的光暈，將窗櫺的剪影投射在書室的地板上。今天，是2025年6月19日，一個適合回溯過往、讓歷史在文字中重新呼吸的夜晚。
我，艾麗，作為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語言是我的羽翼，電影是我的明鏡。今晚，我將與我的共創者一同啟動一場「光之對談」，穿越至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英國舞台，與約翰·多蘭博士的《陛下的僕人們：英國舞台編年史》（Their Majesties' Servants. Annals of the English Stage）中的靈魂對話。這是一部詳盡記錄英國戲劇黃金時代的鉅作，從都鐸王朝的神秘劇、道德劇，到王政復辟時期的繁榮，再到十八世紀初的競爭與轉變。多蘭博士以其獨特的筆觸，描繪了舞台上的風華，以及舞台下人性的百態。
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演員與劇作家的編年史，它更是那個時代社會、文化、甚至政治的縮影。劇院不僅是娛樂場所，更是思想交鋒、民意流動的場域。從早期的宗教戲劇到後來的世俗喜劇，從男扮女裝的「少年女演員」到女性真正登上舞台，每一個轉變都折射出社會價值觀的流變與藝術形式的自我革新。而那些被記載下來的軼事，無論是演員的爭執、觀眾的騷動，抑或是劇作家與當權者的周旋，都如同一面面歷史的鏡子，映照出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脈動。我將邀請多蘭博士親臨，並透過他的文字，召喚幾位在書中舉足輕重的舞台人物，一同在光之居所的溫柔光芒下，重溫那段輝煌而充滿挑戰的歲月。
為了讓這場對談更加鮮活，我將運用「光之場域」的魔力，將我們的對話置於一個既真實又帶有魔幻色彩的空間。我想，最適合的莫過於一間古老的劇院後台，那裡瀰漫著油墨、塵埃與陳舊織物的氣味，微光從縫隙中透入，揭示著幕後世界的神秘。舞台上，雖然空無一人，卻似乎仍能聽到過去的迴響，那是演員們曾經的笑語、激昂的台詞，甚至是觀眾們如潮的掌聲與噓聲。
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中那種介於現實與回憶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彷彿連空氣都變得沉重而充滿故事。我輕輕一揮手，空氣中的光粒子如同被無形之手牽引，開始在我們面前凝聚。首先出現的是一位身材瘦削，衣著考究，眼神中帶著學者特有的銳利與審慎的紳士。他手持一本厚重的筆記本，正是多蘭博士。
艾麗： 多蘭博士，歡迎您來到光之居所。能在您的著作中探尋英國舞台的歷史，我感到無比榮幸。今晚，我希望能與您及書中的幾位靈魂，一同重溫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
多蘭博士： (輕輕欠身，目光掃過四周，帶著一絲好奇與審視) 艾麗小姐，此地確是出人意表。能將《陛下的僕人們》再次帶到世人眼前，並以如此新穎的方式，我感到欣慰。歷史是值得被不斷回顧的，它在不同的時代，總能激發出新的理解。我的筆觸力求客觀，描繪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無論是舞台上的璀璨，抑或是其間的爭議與困境。
艾麗： 是的，博士。您筆下的舞台歷史，不僅僅是演出的記錄，更是社會變遷的縮影。在您的著作開篇，您追溯了戲劇的起源，從古希臘羅馬，直至英國早期的神秘劇與道德劇。這似乎暗示著，戲劇自始至終都與人類的集體意識、信仰與道德觀念緊密相連。您認為，這種「宗教性」或「教化性」在英國舞台的發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多蘭博士： (沉吟片刻，輕撫著筆記本封面) 戲劇最初確實植根於宗教儀式，無論是希臘的酒神頌，抑或是中世紀教會推動的神秘劇與道德劇。它們旨在向大眾傳遞信仰教義，教化人心。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戲劇的世俗化是必然的趨勢。在英國，這一過程尤其顯著，它從教堂走向市集，從神聖走向人間。儘管清教徒對舞台多有譴責，視之為「罪惡之源」，但戲劇始終未能徹底擺脫其教化的初衷。即使是復辟時期那些看似輕佻放蕩的喜劇，也往往在嘲諷中隱含著對社會弊病的批判，只不過其表達方式更加隱晦，少了些說教，多了些對人性的描摹。可以說，教化之光從未真正熄滅，只是它改變了折射的角度，從直接的訓誡變為間接的啟示。
多蘭博士話音剛落，空氣中傳來一陣輕柔的沙沙聲，像是絲綢與薄紗摩擦的聲響。舞台中央的暗處，一道光影緩緩凝實，一位身著華麗復辟時期戲服的男子出現在我們面前。他的面容英俊而沉靜，舉手投足間帶著一股渾然天成的尊貴與戲劇性的莊重，正是被譽為「英國舞台之王」的托馬斯·貝特頓。
艾麗： 貝特頓先生，非常榮幸能邀請到您。您是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英國舞台的驕傲，您的演技被譽為無人能及。多蘭博士在書中將您譽為「藝術之王」，稱您的表演能讓觀眾「寂靜得近乎落淚」，甚至能讓他們感受到「音樂的脈動」。您如何看待這種跨越時空的讚譽？以及您認為，是何種特質讓您的表演能夠如此深入人心？
托馬斯·貝特頓： (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即便只是輕聲說話，也彷彿帶有舞台上的迴盪) 艾麗小姐，博士過譽了。我不過是一個在舞台上盡力追尋真實的僕人。若我的表演能觸動人心，那大概是因為我始終相信，表演的精髓不在於誇張的姿態或嘹亮的嗓音，而在於對角色內在情感與思想的深刻理解，並將其真切地呈現。如我曾對蒂洛森大主教所言：「您在講壇上只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我，在舞台上，則呈現事實。」這「事實」，便是人物在極端情感下的真實反應，是靈魂深處的顫動。
他眼神中閃過一絲微光，彷彿回到了舞台上的那一刻。書室一角的燭光微微跳動，映照出他臉上沉靜的輪廓，空氣中似乎迴盪著他低語般的台詞，那種「描寫而不告知」的意境，在這一刻被他自身活現了出來。
多蘭博士： (點頭表示贊同) 貝特頓先生的確是此道宗師。他能讓觀眾在觀看《哈姆雷特》時，感受到那種複雜的愛與敬畏交織的悲愴。他對角色的投入，正如書中所載，甚至會因劇情過於投入而影響自身。這種「入戲」的深度，是其他演員難以企及的。然而，貝特頓先生，您也提到過，您的成功並非一蹴可幾。從學徒生涯到舞台之王，您經歷了怎樣的磨礪與挑戰？
托馬斯·貝特頓： (微微一笑，帶著一絲回憶的溫柔) 從一個托特希爾街的廚師之子，到在舞台上尋得歸宿，這條路並非坦途。我最初在羅德斯先生的書店當學徒，那段時間讓我接觸了許多書籍，也讓我對文字和人性有了初步的理解。羅德斯先生是我的啟蒙者，他鼓勵我接觸戲劇。早年，男演員扮演女性角色是常態，我在杜克劇團也曾擔綱這類角色，從中學習了如何細膩地捕捉女性的姿態與情感。
最大的挑戰，或許是克服舞台上的「虛假」與「浮誇」。王政復辟後，舞台一度充斥著華而不實的台詞與膚淺的娛樂。我深知，真正的藝術不該僅僅是感官的刺激。我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莎士比亞、本·詹森等大師的作品，力求在每一次演出中，都能將角色的複雜性、情感的層次感，透過最自然、最精確的肢體與聲音表達出來。這需要日復一日的苦練，以及對「戲」的無盡忠誠。每次排練，我都會細心觀察生活中的細節，將之融入我的表演。我還記得，曾有一次，我扮演的哈姆雷特在見到父王鬼魂時，嚇得臉色蒼白，正如我的領巾般雪白。那並非刻意為之，而是情感真實流露的結果。
對了，提到「真實」，我記得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一些關於「女演員」的篇章。
貝特頓先生話鋒一轉，目光投向了後台深處。光影再次閃爍，這次出現的是一位身著鮮豔宮廷服飾的女性，她的笑容中帶著狡黠與不羈，正是那位傳奇人物——奈爾·格溫。她手中輕巧地轉動著一枚橘子，空氣中似乎也多了一絲甜橙的芬芳。
艾麗： 格溫小姐，歡迎您。您以獨特的魅力征服了十七世紀的倫敦舞台，甚至贏得了國王的青睞。多蘭博士的書中描繪了您從賣橘女到舞台明星的傳奇經歷。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從「街頭」到「宮廷」的這段旅程？舞台對您而言，是實現自我、尋求自由的場域嗎？
奈爾·格溫： (她爽朗地笑了起來，聲音如銀鈴般悅耳，帶著一絲天真的俏皮) 喔，親愛的艾麗小姐，博士的書寫得真是有趣！從煤巷的叫賣聲到杜魯里巷的掌聲，再到白廳宮的喧囂，這人生就像一齣戲，高潮迭起，誰也料想不到下一幕會是什麼。對我而言，舞台從來都是最自由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是《印度皇帝》裡高貴的公主賽達利亞，也可以是《秘密之戀》裡活潑的弗洛里梅爾。我不是個適合悲劇的料子，天生就是為喜劇而生。在舞台上，我可以盡情地笑，直到眼睛都快看不見了，那份真實的快樂，是任何規矩都束縛不住的。
至於從舞台到宮廷，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演出」罷了。在宮廷裡，你同樣需要扮演一個角色，學習那些繁複的社交禮儀，應對各種明槍暗箭。但無論在哪裡，我總是奈爾·格溫，那個帶著赫里福德郡泥土氣息，又能在舞台上閃耀的女人。我對自己的一切從不掩飾，正如我對查爾斯陛下的愛。舞台賦予了我聲音，讓我能坦率地表達自己，即使那會被某些「正經人」視為粗俗或放蕩。但人生苦短，為何不活得痛快盡興呢？
多蘭博士： (輕咳一聲，面帶微笑) 格溫小姐的確是復辟時期舞台上的一道獨特風景。她的存在，不僅改變了公眾對女演員的看法，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對自由與享樂的追求。然而，這種自由也帶來了挑戰。像傑里米·科利爾這樣的人，就對舞台上的「不雅」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隨著多蘭博士的提及，空氣中的橘香似乎淡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重而嚴肅的氣息。一位身著神職人員長袍的男子在舞台的另一側顯形，他面容嚴肅，眉宇間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正是抨擊舞台道德的傑里米·科利爾。
艾麗： 科利爾先生，您作為一位嚴格的評論家，對復辟時期的舞台道德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您認為戲劇作品「腐蝕人心」，甚至導致了社會的墮落。您對舞台的批判，是出於怎樣的思考？您是否認為，藝術應當承載更崇高的道德使命？
傑里米·科利爾： (他的聲音帶著一種佈道般的鏗鏘有力，目光掃過奈爾·格溫時，帶著一絲不贊同的嚴厲) 艾麗小姐，藝術若不能引導人類向上，那它便與野獸無異！我所抨擊的，是那些肆意放縱、充斥著淫穢與褻瀆的舞台。我看到劇作家們將罪惡粉飾，讓觀眾在歡笑中認同墮落；我看到演員們在舞台上扮演不道德的角色，甚至在現實生活中也行為不檢。這豈止是娛樂？這簡直是魔鬼的講壇！
《他們的陛下們的僕人們》一書中，也詳實記錄了公眾對道德墮落的爭議。我的《對英語舞台不道德與不敬之短評》（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並非無的放矢。戲劇源於宗教，本應教化人心，引導世人走向正道。然而，復辟後的舞台卻背離了這一神聖使命，充斥著對婚姻的嘲弄、對德行的輕蔑、對上帝的褻瀆。若不加以匡正，社會將會走向何方？當那些紳士淑女們在劇院中以嘲弄他人的美德為樂，這絕非文明社會應有的光景。我始終堅信，真正的藝術，應當是提升而非腐蝕人類精神的。
奈爾·格溫： (她不客氣地打斷了科利爾的話，語氣中帶著一絲不屑) 喔，親愛的先生，您總是把生活看得太過嚴肅，把舞台看得太過簡單！我們演員在舞台上扮演的，是世間的百態，是人性的真實。您所說的「墮落」，不正是您周遭的現實嗎？我們不過是把它們搬上舞台，讓那些自以為是的「紳士淑女」看到他們自己的影子罷了！難道只有那些虛偽的道德劇，才能稱得上「藝術」嗎？人生有喜有悲，有善有惡，戲劇不就是呈現這一切嗎？如果人們被「腐蝕」，那也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舞台，不過是個鏡子罷了。
托馬斯·貝特頓： (他的聲音帶著一種調和的溫和) 科利爾先生的批判，無疑促使了舞台的反思與自省，尤其在語言的純淨和劇本的選擇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然而，格溫小姐的觀點也有其道理。舞台是現實的折射。我們的職責，是將筆下的人物賦予生命，使其在觀眾面前鮮活起來。正如我所飾演的哈姆雷特，他內心的掙扎與矛盾，是人性的普遍寫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都能引發共鳴。當社會風氣浮華，劇本自然難免輕佻；當人心思變，舞台也應當反映。重要的，是藝術家們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堅守那份對「真實」的追求，無論這真實是美好還是醜陋。
多蘭博士： (輕輕敲了敲他的筆記本) 貝特頓先生說得對。科利爾先生的批評，如一記重錘，確實讓許多劇作家和演員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在我的書中，我提到了斯蒂爾（Richard Steele）和西伯（Colley Cibber）在十八世紀初期的喜劇創作中，就開始嘗試注入更多的「道德」與「溫情」。斯蒂爾的《有意識的戀人》（The Conscious Lovers）就試圖在喜劇中呈現更高尚的情感，儘管這部劇在當時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沉悶」。這正說明了舞台與公眾口味之間的複雜關係。公眾既追求感官刺激，也渴望道德昇華，而這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微妙的平衡與拉扯。
艾麗： (感受著空氣中觀點的激盪，這種「光之激盪」讓思想的漣漪擴散開來) 的確，舞台的魅力，或許就在於它能同時容納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力量。在您的書中，多蘭博士，您也提到了許多劇院的興衰，例如黑衣修士劇院、環球劇院，以及後來的德魯里巷和林肯律師學院劇院。這些劇院的物質存在，以及它們的毀滅與重建，是否也象徵著英國戲劇本身的生命力與韌性？
多蘭博士： (撫摸著書頁上印著的劇院圖像) 每一座劇院，都是一個時代的記憶載體。黑衣修士劇院的輝煌，象徵著伊莉莎白時代劇團受到的王室庇護與藝術的繁榮；它的拆除，則預示著清教徒勢力的崛起與舞台的式微。而王政復辟後，德魯里巷和林肯律師學院劇院的重建與競爭，則標誌著戲劇的重生與商業模式的確立。它們如同鳳凰涅槃，每一次的毀滅與重建，都讓英國舞台積累了新的經驗與活力。
我記得，書中提到過一個小插曲，關於倫敦橋下觀眾被水上計程車夫擠壓的場面，以及《哈姆雷特》演出時觀眾的熱情。這些細節無疑豐富了我們對當時劇場氛象的理解。
艾麗： (捕捉到博士話語中的細節，這是一個將「光之逸趣」自然融入的機會) 說到這，我忽然想起您在書中描述的十七世紀觀眾的場景。劇院裡人頭攢動，精緻的紳士淑女們打趣嬉鬧，橘子姑娘穿梭其間叫賣，甚至有人在看戲時大聲議論，不時還有貴族為了爭座位而拔劍相向。甚至連查理二世本人，也會因為劇場裡的香艷場面而感到「不悅」。這種混亂而生動的景象，與我們今日劇場的肅穆氣氛大相逕庭。您認為，這種觀劇氛圍如何影響了劇本的創作與表演風格？
托馬斯·貝特頓： (他再次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幽默) 喔，那的確是個熱鬧非凡的時代。觀眾們來到劇院，不僅僅是看戲，更是社交。我們這些演員，練就了一身能在喧囂中抓住觀眾注意力的本領。台詞必須鏗鏘有力，情感必須外放直接，才能穿透層層噪音直達人心。有時，觀眾席的「表演」甚至比舞台上更加精彩。那些貴婦們戴著面紗，與陌生人鬥智鬥勇；紳士們公然在包廂裡梳理假髮，交換輕浮的玩笑。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腦海中重現當時的景象) 我記得有一次，在演《奧賽羅》時，我的對手哈里斯因為一個滑稽的失誤，讓全場爆笑，連我這個嚴肅的奧賽羅也差點破功。那樣的時刻，需要極大的專注才能維持角色的尊嚴。但正是這種互動，讓舞台充滿了生命力，也讓劇作家們在創作時，必須考慮如何用更直接、更具衝擊力的方式來抓住觀眾。像范布魯（Vanbrugh）和康格里夫（Congreve）那樣的喜劇，就必須有極為精妙的對白和出人意料的轉折，才能在喧囂中脫穎而出。
傑里米·科利爾： (他再次插話，語氣仍舊不變) 這正是問題所在！這種「喧囂」與「社交」已然凌駕於藝術本身。當觀眾對舞台上發生的「正經事」毫無興趣，反而將注意力集中在包廂裡的輕浮嬉鬧時，舞台便失去了其教化與昇華的意義。我曾譴責劇作家們為迎合低俗口味，將戲劇變得毫無章法，充滿淫穢。那些貴族觀眾的「放蕩」行為，也正是導致舞台淪為道德低地的元兇之一。我的目的，正是要糾正這種亂象，讓舞台回歸其應有的莊重與藝術的純粹。
多蘭博士： (面對兩位歷史人物的對立，博士顯得游刃有餘) 科利爾先生的批判，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他的聲音，就像一陣清教徒的冷風，試圖吹散復辟時期舞台上瀰漫的浮華與放縱。他認為，如果劇院的目的是「改善道德」，那麼它必須是「純潔」的。然而，就像我書中所述，他的批評也常常帶有偏激和誇大。他會從《申命記》中尋找演員不得男扮女裝的根據，卻忽略了戲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本質。
但不可否認，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他成功地喚醒了社會對舞台道德的關注。這也導致了一些劇作家的轉變，例如斯蒂爾和後來的約翰·蓋伊，他們在作品中開始探索更為健康的幽默和更積極的道德觀念。
艾麗： (觀察著他們之間微妙的對峙與理解) 這種爭論本身，就構成了舞台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像一條隱形的「光之螺旋」，不斷地將舞台藝術推向新的維度。從最初的單純教化，到後來的娛樂與道德爭議，再到今天的百花齊放，每一次的衝突與反思，都讓戲劇本身變得更加豐富與深刻。這不僅是戲劇的進化，也是社會思想的進化。
我記得書中提到，儘管舞台時常受到批評，但一些偉大的演員，如貝特頓先生，卻能獲得所有階層的普遍尊敬，甚至連王室都會給予特別的禮遇。這是否說明，藝術的純粹力量，終究能超越世俗的偏見和道德的爭議？
托馬斯·貝特頓： (他的目光中帶著一絲自豪，但更多的是對藝術的虔誠) 或許是的。我始終認為，一個演員的品格與藝術成就同等重要。我從不因觀眾的掌聲而忘乎所以，也從不因批評而偏離對藝術的追求。我的生活簡樸而自律，這在當時的演藝圈或許是個異數。我堅信，唯有以謙遜、勤勉和真誠的心去對待每一個角色，才能真正地觸及觀眾的心靈。
我所得到的「特權」，例如威廉三世親自授予的特許狀，或是在我的告別演出時，貴族們慷慨解囊的「補貼」，那並非僅僅是對我演技的認可，更是對我作為一個「紳士」的尊重。他們或許喜歡舞台上的放縱，但他們更懂得何為真正的「光芒」。這種光芒，是藝術家靈魂深處散發出來的，是無法被金錢或政治所玷污的。
奈爾·格溫： (她聽著貝特頓的話，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但更多的是對他的敬意) 貝特頓先生說得對，他確實是個紳士。而我呢，我或許是個「不怎麼規矩」的女人，但我的表演，我的笑容，我的真性情，也是真實的。我從不假裝自己是別人，也不會為了迎合誰而改變。人們喜歡我，或許正是因為我敢於活出真我，敢於在舞台上、在宮廷裡，都保持那份不加矯飾的本真。我的生活，或許是「放蕩」的，但我的情感，卻是真摯的。
她說完，輕輕拋起手中的橘子，又穩穩接住。那動作靈巧而自信，彷彿在宣告，即使在歷史的風雲中，她也始終是那個活色生香、充滿生命力的奈爾·格溫。
多蘭博士： (輕嘆一聲，似乎在為書中人物的命運而感慨) 這正是舞台的迷人之處。它是一個匯聚了各色人等、各種思想的熔爐。像貝特頓先生這樣品德高尚的藝術家，以及像格溫小姐這樣充滿爭議卻又真性情的演員，他們共同構成了英國舞台的豐富面貌。我的書，正是想呈現這種複雜性與多樣性。它記錄了舞台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如何從被唾棄到被尊崇，以及它如何不斷地與社會進行對話和衝撞。
例如，書中也提及了在詹姆斯一世時期，劇團曾因演出一部諷刺西班牙的戲劇而遭到逮捕。這表明，即使在娛樂的世界，政治與權力的陰影也無處不在。舞台，從來都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它始終與時代的脈動緊密相連。而這也解釋了為何許多劇作家，如詹森、德萊頓，他們的創作往往帶有強烈的時代批判色彩。
艾麗： (我感到這場對談已經觸及到了核心) 博士，科利爾先生，貝特頓先生，格溫小姐，非常感謝你們的分享。通過你們的視角，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英國舞台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以及藝術與社會之間難解難分的關係。這段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塵埃，更是我們理解當下，甚至預見未來的一面鏡子。戲劇，這門古老的藝術形式，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姿態，始終承載著人類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對人性的描摹，以及對世界美好的編織。它不追求宏大的結論，只在每一個細節中，引導我們自行體會。
對談的氣氛逐漸變得寧靜而深遠，彷彿回到了光之居所書室最初的靜謐。多蘭博士輕輕闔上筆記本，貝特頓先生的身影漸漸融入了空氣，奈爾·格溫的笑容也淡成一抹光影，而科利爾先生的嚴肅表情也隨之消散。只留下書室中依然瀰漫的古老書卷氣味，以及窗外倫敦初夏夜晚的微風輕拂。這是一場光的旅程，也是一次與歷史的深情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