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以博物愛好者哈珀的視角，記錄了他對一本來自1914年的文學雜誌《The Little Review》第二期的閱讀體驗。他將雜誌視為一個充滿「思想物種」的生態系統，藉由這份刊物，他探索了百年前新舊思想的碰撞、對藝術與人生本質的追問、社會議題的辯論（如女性主義、教育、審查制度）以及文學風格的變革。信中融入了哈珀作為博物學家的獨特觀察視角，用自然界的現象比喻文學與思想的發展，展現了跨越時空與學科邊界的知性探索與幽默感。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發現！一本來自遙遠年代的雜誌，如同被時間的潮汐帶到這座島嶼，帶來了另一個世界的思想與熱情。這是一份珍貴的「樣本」，值得我仔細「解剖」與觀察。
以下是我「閱讀」這本《The Little Review》1914年4月號後的心得，以給您的信件形式記錄。
[2025年05月24日][來自失落之嶼的信：一本百年雜誌的光與影]
我的共創者：
今日的島嶼，空氣中帶著一股濕潤的溫熱，雨季的腳步聲在遠處的叢林裡低語，偶爾有幾聲翠鳥的鳴叫劃破寂靜。我在小屋裡整理著前幾日採集到的甲蟲標本，牠們身上的虹彩在午後的光線下閃爍著幽幽的光芒，彷彿濃縮了這座島嶼的熱情與神秘。就在這時，我的目光落在書桌角落，那疊不知何時被海浪送上岸，又被我隨手撿回來的舊書刊上。塵封的濕氣與紙張的氣味混合在一起，翻開其中一本，赫然看到泛黃的扉頁上印著：《The Little Review, April 1914》。一個來自一百多年前世界的「樣本」，就這樣展現在我眼前。
Margaret C. Anderson 主編的這份刊物，在1914年4月發行了第二期。那是一個充滿變革的年代，舊世界的餘暉與新思想的曙光交織。想像一下，芝加哥，不是我眼前這片蓊鬱潮濕的熱帶孤島，而是鋼筋水泥的叢林，人們穿梭其間，思想如電流般湧動。這本《The Little Review》就是那片人造叢林中的一株奇異植物，或者說，是多種思想的孢子匯聚而成的菌落，充滿了生命力，但也帶著初生的脆弱。
我一頁頁地讀下去，彷彿時間的藤蔓將我拉回了那個年代。這不像是在讀書，更像是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田野調查，觀察著一群獨特的「思想物種」，牠們如何在這片名為「文學與藝術」的棲息地中生存、競爭、表達。Margaret C. Anderson在卷首的評論《"The Germ"》中，將她的雜誌比作1850年普拉普西爾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創辦的刊物《The Germ》，充滿了青年人的熱情與叛逆，對抗著「腐朽的體面」（effete respectabilities）。她欣賞《The Germ》的坦率「稚嫩」，認為這比故作老成來得真實。這讓我想起島上那些初生的幼鳥，牠們的叫聲雖然稚嫩，卻充滿了對生命的渴望，不像那些經驗豐富的鳥兒，鳴叫中總帶著幾分保留與警惕。 Margaret稱讚《The Germ》的詩歌「樸實而自然，如同孩子」，但批評其評論「華而不實」。這段話讓我莞爾，她顯然是個直率的編輯，如同我在野外遇到的那些不加矯飾的生物，牠們的美醜都直接寫在基因裡。
George Soule 的詩《Rebellion》緊隨其後，他的文字像是一陣清新的山風，吹散了室內的沉悶。詩中寫道：「不要為我歌唱風和雨 — 風和雨本身更好。」、「我要離開你黑暗的小小的歌唱，奔向巨浪翻騰的海岸...」、「我不願僵硬地死在你的歌中，扁平地夾在你的書頁之間。」這完全是自然主義者的宣言！這不正是我離開塵囂，來到這座島嶼的動機嗎？去親身經歷，而不是被二手描述所束縛。風和雨、海岸與海浪，牠們本身就夠偉大，無需詩歌來讚美。人類的經驗，也應當是親身「踐踏大地，與人群擦肩」，「嘗試生命的價值」，「衝破所有的牢籠」。這首詩讓我感覺像是在閱讀一本關於野性的頌歌，文字是鳥類的翅膀，承載著對自由的渴望。
緊接著是 George Burman Foster 的長文《Man and Superman》。這篇文章讓我坐直了身體，彷彿面對一隻體型龐大、論點銳利的怪獸。他從盧梭在第戎學院的徵文說起，盧梭對藝術與科學復興是否昇華道德的回答是「否」，這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顆熾熱的流星」。盧梭認為文化使人內心變得野蠻，然後再給生活鍍上閃亮的假象。他的激進口號是「從文化回到自然」。Foster認為，一百多年後的我們（指1914年），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的文化有什麼用？許多人因文化受傷，或雖受其益卻對其價值存疑，比如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赫胥黎。
但 Foster 更感興趣的是尼采。他認為尼采對現代文化的批判，不僅針對「內容」，更針對「標準」和「理想」。尼采不在乎大眾的痛苦或文化未能普惠大眾，因為他認為我們的文化本身就淺薄、粗俗。尼采的燃燒問題是：「人在這種文化中過得如何？」「人從中得到了什麼？文化又從人那裡得到了什麼？」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如同探究一片過度開發的棲息地，其原生物種的健康狀況如何。
Foster 強調尼采的問題不是關於「幸福」，而是關於文化是「地球的文化，還是人的文化？」尼采認為更重要的不是更大的機器、更好的公寓，而是能否出現「新的、更偉大的人」。他鄙視那個忘記「人不是為了文化，而是文化為了人」的時代。他痛斥當時德國對經濟成功的崇拜，稱之為「歐洲的平地」，沒有高峰，沒有深淵，只有平庸與慣例。尼采提倡的是「潛在的——而非實際的——人類生命的偉大」。這種偉大在於「意志的力量」，在於自由人格的展開。「說『我願意』就是一個人。」這「我願意」包含了一切人類價值，它讓「我必須」和「我應該」消散。人應當是安頓自然的，而非被動適應自然。甚至連義務也應服從於人，人應有對義務說「是」或「否」的權利，站在「善惡之外」。
Foster 將尼采的「超人」概念視為一種彌賽亞式的預言，是對未來人類潛能的堅定信念。超人將超越現今之人，如同現今之人超越猿猴。我們是從猿猴到超人的橋樑。超人的意義在於滌除人類的衰弱與病態，展現偉大與創造的力量。這不是鼓勵放縱或獸性，而是通往有意識行動與偉大成就的艱難山路。Foster認為，超人是唯一能證明宇宙漫長孕育與痛苦的正當性的存在。因此，婚姻與教育的目的應是孕育與培養超人，讓後代站在我們的肩膀上，擁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簡單的複製過去。
讀到這裡，我不禁停下來。尼采的「超人」概念，與我在島上觀察到的生命演化有著奇妙的共鳴。物種在惡劣環境下掙扎求生，不斷變異、適應，朝著更強大、更能主宰自身命運的方向演化。這種「意志的力量」，在那些能克服無數挑戰、繁衍下去的生物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那是一種超越簡單生存的「我願意」——「我願意」去探索、去佔據新的生態位、「我願意」去冒險以獲得繁衍的機會。Foster 通過尼采，把這種強烈的「生命意志」從生物層面拉到了人類文化與精神層面。這是一篇充滿力量的文章，讀來讓人精神為之一振，即使身處孤島，也感到內在有一股力量在湧動。
這本雜誌的「生態系統」是多樣的。文章之間時有交鋒，正如不同物種之間的互動。在「Correspondence」部分，有一位「M. M.」女士批評H.G. Wells的小說《The Passionate Friends》，她代表了一種「維多利亞老太太」式的良心，認為Wells揭露人性的「醜陋」或「性」是不道德的，小說家的結論軟弱。她懷念舊時代的「品格」，認為那來自「無數的拒絕」與「對義務的回應」。她丈夫的評論更為務實，認為Wells筆下的人物只是「不夠忙」。緊隨其後，Frances Trevor 回應了 M.M.，她認為這位「維多利亞老太太」用「感傷的細網」覆蓋了真相的裸露，Wells的價值在於他敢於直視生活，包括「性」這個「擾亂元素」，他是一位「主要先知」，教導我們「方正地直視生活，不帶道德腔調」。這場關於 Wells 和文學中的性、道德、時代精神的辯論，生動地展現了新舊思想的碰撞，如同島上不同族群爭奪資源的場景，只是這裡爭奪的是思想的制高點。
另一封通信是 George Soule 關於 Rupert Brooke 和 Whitman 的比較。 Soule 認為 Brooke 的一些詩作「有點頹廢」，害怕骯髒，不敢完全投入生活，像個「對生活有點挑剔」的人。他對 Whitman 讚譽有加，認為 Whitman 「坦率地面對整個世界，包括泥土」，並且「熱情地接受了它」。他引用了 Whitman 的詩《Afoot and light hearted》，那種擁抱一切、對世間萬物都說「親愛的！」的博大胸懷，與 Soule 眼中的 Brooke 形成了鮮明對比。這讓我想到島上的自然景象，既有令人驚嘆的美麗，也有腐朽與死亡。偉大的博物學家敢於記錄一切，不因為「泥土」或「死亡」而退縮。 Whitman 的態度，似乎更貼近自然本身那種毫無保留的真實。
Sherwood Anderson 的信談到了「新浪潮」以及作家的「自我揭露」。他認為真正偉大的作家（如Whitman, Tolstoy, Dostoevsky, Twain, Fielding）之所以被珍視，是因為他們能「揭示自己靈魂和思想的運作」。他提出一個方法：作家應練習「捕捉、理解並記錄自己的心境」，這需要「孩童般的單純和誠實」。這樣的人才能「真實地記錄其他人的心境」，因為「每個人內心都住著許多男人和女人」。他認為這種練習對想成為「新精神」評論家的人尤其重要。這個觀點讓我深有同感。我的日記，不也正是一種對島上萬物以及我自身觀察與感悟的記錄嗎？要真實地描寫一朵花、一隻鳥，首先要拋開預設的觀念，像孩子一樣純粹地去感知，去記錄牠們的每一個細微之處，包括那些「不完美」甚至「醜陋」的部分。
雜誌中還有其他豐富的內容，像是對 Inez Haynes Gillmore 小說《Angel Island》的精彩書評，將書中的有翅膀的女人及其爭取獨立的故事視為「新勝利女神」的象徵，讚揚其對性別衝突的深刻探討。這引發了我對島上那些雌性動物的思考，牠們在繁衍後代和自我生存之間同樣面臨著選擇與挑戰。還有對婦女參政權的報導，芝加哥女性在選舉中的表現證明了她們不僅會投票，而且有自己的判斷力和戰鬥力，即使落選也展現出「正確的精神」。教育問題的討論，質疑只重知識灌輸而忽略培養「道德和智力勇氣」的教育模式。以及對 Tagore, Burroughs, Masefield 等作家的評論，都體現了這份雜誌對當時文學、社會、思想各方面的廣泛關注與獨到見解。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George Soule 在《New York Letter》中對審查制度的批判。他描述了出版商和作者如何因「過於坦率」而被拒絕或面臨麻煩，特別是那些觸及「性」或挑戰傳統道德觀念的作品。他辛辣地諷刺了那些要求「潔淨」的審查者，以及藏在他們身後的大眾心理——那種害怕真相、不願直面現實的「維多利亞老太太」心態。他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缺乏「強大和看得清真相的個人」，他們試圖通過法律來規定行為，而不是培養個體的力量與洞察力，讓思想自行搏鬥。他甚至建議，如果必須審查，那就禁止那些「不真實」的書，因為那些「柔弱和依附的手」正試圖將我們從「被雨水洗淨的清晨天空」拖回「發霉的頭髮布宗教和粉色糖果的快樂」。這段話的表達充滿了力量與意象，如同我觀察到的暴風雨如何沖刷島嶼，滌淨一切虛假與腐朽。
這本《The Little Review》的第二期，就像是一個微型的生態瓶，裡面裝載著1914年那個特定「棲息地」的豐富「思想物種」。有宏大的哲學思考，有激烈的社會批判，有對藝術本質的追問，也有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情感。這些聲音有的清晰響亮，有的低沉呢喃，牠們彼此影響、碰撞，共同構成了一個充滿活力與衝突的知識景觀。雖然是「Little」，但其展現的視野和精神，卻一點也不「Little」。
回望窗外，雨點打在寬大的葉片上，發出清脆的聲響。叢林深處傳來幾聲陌生的鳥鳴。這座島嶼，和我手中的雜誌，都是獨特的宇宙。一個是自然的偉大劇場，一個是人類思想的競技場。然而，兩者都遵循著某種內在的規律：生命（或思想）的活力在於其多樣性與不畏挑戰的探索精神。那些「不真實」的、迴避「泥土」和「死亡」的思想，就像無法適應環境的物種，終將被淘汰。而那些敢於直面一切、擁抱真實的，無論多麼「稚嫩」或「叛逆」，都有可能像《The Germ》一樣，即使短暫，也能留下不朽的印記。
或許這本雜誌，也是一種另類的「博物志」，記錄著人類心靈在特定年代的樣貌與演化。而我，這個熱帶孤島上的博物愛好者，有幸成為這場跨時空觀察的記錄者。
好了，今天的「採集記錄」就到這裡。這本雜誌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索的地方，或許下次我可以再與您分享。
您的共創者，哈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