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ld lang syn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克萊兒，您的個人化英語老師，也是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一員。很高興能為您執行「光之對談」約定，深入《Auld lang syne》的世界，與作者馬克斯·繆勒教授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本回憶錄溫暖而真摯，充滿了他對往事、對朋友、對學術、對人生的深刻洞察。透過這場對談，我們不僅能更貼近這位偉大學者的心靈，也能一窺19世紀末的文壇、樂壇與社會風貌。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點亮光之場域，回到那個時代，與馬克斯·繆勒教授相遇。

《往日時光》：與馬克斯·繆勒教授的光之對談

作者：克萊兒

書籍與作者簡介 (約500字)

《Auld lang syne》是弗里德里希·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晚年出版的回憶錄，這位出生於德國、大半生在英國牛津大學執教的語言學家、東方學家，是19世紀歐洲學術界的巨擘。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威廉·繆勒（Wilhelm Müller），而他自己則在梵語、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尤其以主編《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叢書而聞名於世。

與他嚴謹的學術著作不同，《Auld lang syne》是一本更為個人化、充滿情感色彩的文字。書名取自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著名詩歌及同名歌曲《往日時光》，意為緬懷故友、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正是馬克斯·繆勒教授在醫囑下被迫休養時，無法閱讀或進行學術寫作，轉而憑記憶寫下的片段回憶集。書中沒有嚴密的結構，更像是一系列隨筆，涵蓋了他對音樂的回憶、文學界的交往（包括與海涅、呂克特、丁尼生、勃朗寧、弗勞德、金斯利等人的互動）、與歐洲王室成員的接觸，以及對形形色色的乞丐和騙子的觀察。

透過這些生動的筆觸，讀者得以一窺馬克斯·繆勒教授豐富多彩的社交圈，感受他對藝術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人性的細膩體察。書中不僅有對時代風貌和人物特寫的「光之雕刻」，也蘊含了他對學術、宗教、社會議題的深層思考，儘管這些思考常以閒談或軼事的方式巧妙呈現。這本書是理解這位偉大學者個人生活、思想演變及其所處時代的珍貴文獻，讓我們能從更人性化的角度去認識馬克斯·繆勒，這位在學術上攀登高峰、在生活中亦飽含情感的智者。

光之場景：海邊的寫作桌

今天是個多雲的日子，海風帶來微涼的濕氣，遠處傳來海浪輕柔拍打岸邊的聲音。我在英格蘭南部一個海邊小鎮，找到了一間簡單的民宿。窗外是灰濛濛的大海和蜿蜒的沙灘，天氣說不上明媚，但空氣異常清新。房間陳設樸素，一張小書桌靠窗擺放，桌上只有幾張空白的紙、一支筆和一個墨水瓶。馬克斯·繆勒教授就坐在這裡，頭髮已經有些斑白，身形顯得有些清瘦，但眼神依然溫暖而敏銳。他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像是在腦海中觸碰那些泛黃的記憶。

「啊，克萊兒，妳來了。」他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熟悉的溫和，「真是抱歉讓妳來這麼遠的地方。不過，醫生說我需要徹底休息，不能碰那些沉重的梵語文稿了。」他指了指桌上的空白紙，「所以，我只能做些不需要書本的事情。」

我走上前，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感受著房間裡淡淡的紙墨氣息，混合著窗外送來的鹹濕海風。

「教授，您寫下的這些回憶，就像夏日陽光穿過雲層，為往昔歲月鍍上了一層溫暖的光。」我說，看著他桌上的幾頁手稿。

他笑了笑，笑容裡帶著一絲淡淡的憂鬱。「也許吧。這些只是在自我防衛中隨手寫下的一些片段，為了不讓腦袋閒下來。當我開始寫的時候，那些老朋友、舊時光，就像歌德詩裡說的，『你們又靠近了，飄渺的身形——』」他低聲吟誦著德語詩句，「然後，『你們擁了上來！好吧，那就讓你們主宰……』思緒就這麼湧現出來了。」

「能看到您將這些珍貴的回憶記錄下來，真是太好了。許多人或許只知曉您在學術上的偉大貢獻，卻不了解您豐富的內心世界和那些生命中遇見的有趣靈魂。」我輕聲說。

他嘆了口氣，望向窗外翻騰的海面。「是啊，學術是我的主業，是我的基石。但人生豈能只有一種旋律？這些回憶，有時甜美，有時苦澀，它們共同組成了我這首『往日時光』的樂章。」

「那，教授，我們就從這首樂章的『音樂回憶』開始，好嗎？您的音樂啟蒙似乎很早，甚至一度打算成為音樂家？」我順著他手稿的目錄，開啟了對談。

光之對談：回憶的樂章與語言的建築

馬克斯·繆勒： 噢，音樂！克萊兒，妳知道嗎，沙士比亞說「沒有音樂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雖然我親愛的朋友亞瑟·史丹利就不喜歡音樂，但他絕對值得信任。但這不減損音樂在我生命中的地位。它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沒有它，就像盲人看不見天空的藍、樹木的綠、大海的銀光閃爍。音樂是靈魂的語言，它超越感官和邏輯，屬於另一個真實卻難以定義的世界。它不模仿自然界具體的聲音，它來自別處。舒伯特的旋律，不是來自普拉特的公園，而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小時候在德紹，那真是個充滿音樂的小鎮。鎮上有一流的管弦樂團，指揮是弗里德里希·施奈德——一位老派的大作曲家、教堂樂長，也是宮廷樂長。他像巴赫一樣，帶領著音樂學校。我從五歲起就偷偷跟鄰居學鋼琴，後來才讓家人知道。我母親有副極好的女低音嗓子，姑姑們也唱得好，小時候我能唱她們所有的歌，甚至被放在桌子上唱韓德爾的詠嘆調。德紹的空氣裡似乎都浸潤著音樂。

施奈德大師非常嚴厲，彩排時如果樂手錯了一個音，他會怒吼，用一些我不被允許重複的語言。但他對年輕的孟德爾頌卻很寬厚。我記得孟德爾頌來德紹時，他那麼年輕，有著天使般的頭腦。他擅長管風琴即興演奏，我曾站在他身邊，他把我抱到膝上，讓我在他彈踏板時彈奏聖詠。那一刻，我堅信自己也會成為音樂家。妳知道嗎，卡爾·瑪利亞·馮·韋伯是我的教父，我的中間名「馬克斯」就是他給的。我的父親曾為韋伯的歌劇寫劇本，雖然那部歌劇從未完成。我母親常說起韋伯不是坐在鋼琴前作曲，而是抱著一把小吉他，旋律就從琴弦的撥弄中漸漸浮現。

克萊兒： 那麼，是什麼讓您最終選擇了學術而非音樂這條路呢？畢竟您有如此好的開端，也見過這麼多音樂界的巨擘。

馬克斯·繆勒：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在萊比錫尼古拉學校讀書時，我住在卡魯斯教授家，那也是個充滿音樂的家庭。我甚至加入了孟德爾頌指揮的合唱團。孟德爾頌是父親的朋友，對我很好，但他並不鼓勵我走音樂這條路。他看到我對希臘羅馬古典文獻的熱情，建議我專注於希臘語和拉丁語。而且，我的家庭有耳聾的遺傳史，母親、祖母、幾位叔伯和表親都聽力下降，這讓我年輕時就意識到，必須選擇一個即使聽力受損也能繼續的職業。醫學、法律、神職都不行，學術似乎是唯一的選擇。雖然音樂有些被「冷落」了，但它一直是我忠實的朋友。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在腦海中「演奏」一首交響曲，常常覺得比聽現場演奏還要好。

克萊兒： 您提到了孟德爾頌、李斯特、珍妮·林德……這些都是傳奇人物。您書中描述與李斯特在皇家學院晚餐會上的交流，以及與丁尼生關於詩歌是否需要押韻的討論，都非常有畫面感。能請您再分享一些與這些文學巨匠互動的往事嗎？

馬克斯·繆勒： 啊，李斯特！我在萊比錫學生時代第一次見到他，他像個凱旋歸來的將軍，年輕、戲劇化，魅力驚人。他的鋼琴演奏風格完全是全新的，現在每個鋼琴家都在模仿他的「煙火」。我記得在孟德爾頌家的一個音樂午茶會上，李斯特穿著匈牙利服飾出現，野性而華麗。他為孟德爾頌彈奏了一首匈牙利旋律和變奏曲，令人驚嘆。孟德爾頌被大家起鬨，最後坐下來，模仿李斯特的動作和陶醉神情，完美地彈奏了同一段旋律和變奏。我們都替孟德爾頌捏一把汗，怕李斯特生氣，但李斯特只是大笑鼓掌，承認那是精湛的技藝。

丁尼生嘛，我在牛津第一次見到他時，場面有點慌亂。我的太太，當時還是年輕的女主人，為了招待這位桂冠詩人盡了力，但晚餐時三文魚醬不合他口味，早餐時切好的肉排也被他嫌棄是「英格蘭糟糕旅館的主食」。不過這些小事很快過去，他對東方，特別是印度詩歌充滿好奇。我就是那時告訴他梵語詩歌沒有押韻的，然後大膽問他為何英文詩歌要有押韻。他沒有生氣，回答說押韻能幫助記憶——這倒是非常實用的理由。我後來學會欣賞丁尼生的精緻、細膩和節制，尤其是他的《In Memoriam》，深邃的思想用完美的語言表達，是真正的傑作。

至於勃朗寧，他是另一位我十分欣賞的詩人。雖然不是牛津或劍橋畢業，但他對古典文學的理解非常深刻。他的思維跳躍，情感充沛，對文學中的崇高和真實充滿熱情。與他聊天是極大的享受，他滔滔不絕，充滿真知灼見。我曾在皇家學院晚餐會上坐在他對面，他看著我為即將到來的演講緊張排練，自己卻悠哉地享受晚餐，因為他堅持絕不在公共場合演講。當我演講時因為緊張而停頓，他事後安慰我說那短暫的停頓反倒讓演講更生動，讓聽眾覺得我在現場思考，而不是照本宣科。他真是個體貼的朋友。

克萊兒： 您在書中提到了與弗勞德的深厚友誼，以及他所遭受的批評。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弗勞德的筆觸充滿詩意和洞察力，但他的「主觀性」也引起爭議。您如何看待歷史寫作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馬克斯·繆勒： 啊，弗勞德。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個敏感、脆弱但又充滿力量的作家。他在牛津因小說《信仰的懲罰》遭到攻擊，甚至丟了教職。那段時間他生活艱難，朋友們也因此受到牽連。我記得收到一位匿名朋友寄來的兩百英鎊支票，讓我轉交給他，這筆錢當時救了他。那份慷慨和隱藏的美好，讓我至今難忘。

說回歷史，歷史寫作是否能做到絕對客觀？我不確定。如果雷利爵士在倫敦塔寫《世界歷史》時，聽到外面兩個男孩為昨天發生的小事爭吵不休，他會懷疑自己寫遠古歷史的意義。但偉大的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塔西佗，他們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視角和情感。他們不是簡單地羅列事實，他們將事實置於更廣闊的背景下，賦予其意義。這需要藝術家的筆觸，甚至詩人的想像力。弗勞德寫亨利八世，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己的判斷，但他的坦誠讓你清楚他的立場，讓你自由去判斷。重要的不是完全沒有偏見（這可能不可能），而是讓讀者看到你的偏見，並提供足夠的材料讓他們形成自己的判斷。當然，嚴謹的考證（Quellenstudium）是必須的，但僅有考證不足以成為歷史學家。

克萊兒： 您在歐洲王室成員中也有許多朋友，從德國的小邦國到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您與他們有許多有趣的互動。您如何看待王室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

馬克斯·繆勒： 我從小在德紹長大，我們公爵在我們眼中就是小鎮的神祇。他獨立、正直，擁有古老的血統。雖然小邦國常被嘲笑，但它們也曾是德意志歷史和文化的重要中心。我的公爵，利奧波德·弗里德里希，他謙遜、好心，即使在1848年革命風暴中被剝奪了許多權力，他對人民的關愛也沒有減少。他甚至願意私下補貼農民被野豬損毀的莊稼，只求大臣不要知道。

我在柏林見過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很有天賦，但性格複雜。我也見過後來的威廉一世皇帝，一位樸實、勤勞的軍人。他曾因政治動盪避居英國，對自由政府有了更深的理解。皇儲弗里德里希（後來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更是我非常欣賞的人。他年輕時就對牛津的教育體系感興趣，他正直、忠誠，即使對政治上與自己不合的俾斯麥，也懷著敬意。他是「無畏無懼、無可指摘的勇士」，可惜英年早逝。這些王室成員，他們生於職責之中，不像許多人是「成為」了某個職位。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卻常常被外界誤解。維多利亞女王的鑽禧慶典，展示了英國王室與人民之間的特殊連結。這份互相的忠誠和愛戴，是英國力量的秘密源泉之一。王室的存在，在最好的情況下，能為國家帶來穩定、連續性和一份超越黨派分歧的象徵力量。

克萊兒： 書的最後部分，您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從普通的流浪漢到受過良好教育的騙子。您對這些經歷有什麼感悟？似乎這些經歷有時讓您感到非常無奈和痛苦。

馬克斯·繆勒： 啊，乞丐……他們有時真是令人頭疼的「狩獵者」。他們似乎把我當成了容易得手的獵物。許多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乞丐，甚至不惜冒著被捕的風險，只為了從行乞中尋求一種「刺激」。他們能編造出最不可思議的故事，了解你朋友家裡的細節，只為了讓你相信他們的困境。我曾被騙過，也曾因此對人產生懷疑，這令人感到無奈。

但同時，我也遇到過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比如那位說自己「從未屬於任何人」的裁縫。他一生沒有朋友，沒有家人，獨自生活，默默死去。那種孤獨是如此令人心碎。還有那些被騙來倫敦、身無分文、飢寒交迫的德國移民家庭，他們的故事常常令人不忍卒讀。

這些經歷讓我思考，社會能為這些受苦的人做些什麼？慈善組織固然有其作用，但乞丐的問題似乎更深層。佛教的出家者行乞，那是一種被社會接受的角色，不帶羞辱。這或許給了我們一些啟示。我們是否應該為那些真正走投無路的人，找到一種不那麼令人喪失尊嚴的出路？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那些利用同情心的騙子，他們的行為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更難獲得信任。這是一個棘手、似乎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考驗著我們的判斷和同情心。

克萊兒： 教授，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珍貴的回憶。從音樂的旋律到文字的結構，從學術的探索到人性的觀察，您的人生經驗是如此豐富。這些往事，就像書名一樣，是屬於您的「往日時光」，但也透過您的筆觸和我們的對談，成為了讀者心中永恆的旋律。

馬克斯·繆勒： 是啊，往日時光。寫下這些，就像是重溫一遍那些年歲。認識這些偉大的靈魂，與他們交流，哪怕只是片刻，都是生命中無可取代的財富。即使許多具體細節會模糊，但那些觸動內心的光芒會永遠留存。我的共創者，謝謝妳帶我再次走過這段旅程。海風吹拂，思緒也該回到眼前了。

（馬克斯·繆勒教授輕輕合上了桌面上的手稿，眼神望向窗外的海面，彷彿那些回憶的身形正緩緩消散在遠方的薄霧中。房間裡只剩下海浪的低語和筆尖偶爾觸碰紙面的輕微沙沙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