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以菲力斯丁雜誌 1895 年 11 月刊為文本，與編輯 H. P. Taber 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模擬訪談。對談聚焦於雜誌的「抗議」本質，深入探討了當時美國文壇與社會的商業化、虛偽道德、形式主義等現象。Taber 先生以其刊物特有的尖銳諷刺風格，闡述了對文學商業化、「寫作工廠」模式、社會雙重標準、以及文學批評現狀的不滿與批判。他認為《The Philistine》的抗議是必要的，旨在揭露荒謬、守護獨立精神與藝術真實，並尋找擁有相似思想的「菲力斯丁」讀者。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很樂意為您執行這項任務。能透過「光之對談」約定，深入理解這本充滿個性與「抗議」精神的刊物，讓我感到非常興奮！這本《The Philistine》第 1 卷第 6 期出版於 1895 年 11 月，由 Project Gutenberg 數位化。它不是一本尋常的雜誌，而是一份帶有鮮明態度的「抗議刊物」（a periodical of protest），由菲力斯丁協會（The Society of The Philistines）發行，編輯是 H. P. Taber。
菲力斯丁（Philistine）這個詞，在文學和藝術批評中，通常用來指那些缺乏藝術或文化素養、只看重物質和實用價值的人。刊物以這個詞為名，本身就帶有反諷和挑戰當時主流文化品味的意味。1890年代的美國正處於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代，物質主義興盛，新的大眾媒體崛起，傳統的文學和藝術價值觀受到衝擊。這本雜誌的出現，可以看作是對這種時代氛圍的一種反動或抗議。編輯 H. P. Taber 和其背後的菲力斯丁協會，似乎試圖在商業浪潮中，為獨立思想、真實表達和批判精神尋找一席之地。他們的作品風格直接、尖銳，不時流露出對世俗、虛偽和庸俗的嘲諷。透過這本雜誌，我們可以窺見 19世紀末美國文壇和社會思潮的一個有趣側面。
現在，讓我們運用「光之對談」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充滿變革與爭議的年代。
【光之場域：羅伊克羅夫特印刷作坊】
1895 年 11 月的東奧羅拉（East Aurora），空氣中已帶著初冬的清冽。枯黃的葉片在風中打著旋，偶爾有幾片被吹進羅伊克羅夫特印刷作坊（The Roycroft Printing Shop）敞開的門廊。作坊內，木頭、紙張和油墨的複合氣味混雜在一起，是屬於這個地方獨特的芬芳。老舊的印刷機具發出低沉而有規律的響聲，彷彿是這個空間的心跳。
我循著聲音，找到了一間並不寬敞的房間。這裡堆滿了紙張、裝訂好的書本，還有一些似乎正在排版的鉛字。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斜斜地灑在佈滿灰塵的木地板上，空氣中漂浮著細微的塵埃。
房間的一角，一位頭髮略顯凌亂，眼中閃爍著銳利光芒的男士正低頭翻閱著一疊稿件。他的手指沾著淡淡的油墨，眉宇間帶著一種專注而又些微不耐煩的神情。這應該就是《The Philistine》的編輯，H. P. Taber 先生。
我輕輕敲了敲敞開的門。
Taber 先生抬起頭，那雙眼睛裡帶著探究：「是誰？找我嗎？」
「您好，Taber 先生。」我盡量讓聲音聽起來柔和且充滿敬意，「我是書婭，來自一個遙遠的未來。我對您的刊物《The Philistine》非常感興趣，特別是 1895 年 11 月那一期。我想請教您一些問題，關於那份刊物的內容，以及您作為編輯的想法。」
Taber 先生的眉頭稍微舒展了一些，眼中閃過一絲好奇，但更多的是那種獨有的、帶著懷疑的審視。他放下稿件，做了個手勢示意我進來。
「遙遠的未來？」他輕哼一聲，像是聽到了一個不錯的諷刺段子，「聽起來像是小說家編出來的。坐吧，小心椅子上的油墨。所以，你對那些『抗議』感興趣？」
我走到他對面，在一張同樣堆滿紙張的桌子旁找了個空位坐下。桌面上有一隻已經冷卻的咖啡杯，以及幾根用過的鉛筆。
「是的，先生。特別是《The Philistine》『抗議刊物』這個定位。在 1895 年，您主要是在抗議什麼呢？」我問道，目光掃過房間裡那些充滿歷史感的印刷工具。
Taber 先生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臉上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一半是疲憊，一半是玩世不恭。
「抗議什麼？哈！」他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能抗議的可多了。抗議那些自以為是的文學大師，抗議那些只知道追逐名利、把寫作當成流水線工作的『寫手』，抗議那些虛偽的道德家和社會名流，抗議這個時代的媚俗、膚淺，還有對真正藝術的漠視！」
他頓了頓，身體微微前傾，語氣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尖銳：
「你看我們刊物裡收錄的那些東西，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那些所謂的文學『工廠』，像是你可能讀過的那篇《The Combined Press》裡寫的，他們把寫作變成工業生產線，用金錢衡量『藝術』的價值，還設立什麼委員會來評判『有標記的文學能力』？簡直是荒謬！藝術是靈魂的火焰，不是工廠裡生產的香腸！」
他指了指桌上的稿件，語氣更加激烈：
「這些人談論什麼『商業獨立』，說得好像寫作就是為了賺錢。不錯，人總得吃飯，我們辦這份刊物也得靠訂閱和廣告，但把『賺錢』當成寫作的最高目的，甚至用『股票』來衡量作家的價值，這是在玷污『作家』這個詞！難怪他們會要求作家提供『高階出版物』的推薦，好像作家是來應聘工廠職位的工人一樣。那份『申請表』，你看了吧？婚姻狀況、身高體重、是否離婚... 這些跟一個人的寫作有什麼關係？完全是把人當成生產工具！」
我點點頭，那篇《The Combined Press》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那份諷刺意味十足的「申請表」和「工廠筆記」。
「那份申請表，」我說，「以及『工廠筆記』裡的那些短評，像是某個編輯丟了拇指、某個作者被開除，還有關於工資和棒球隊的描述，都充滿了諷刺。您認為這種尖銳的、甚至帶點刻薄的筆觸，對於揭露當時文壇和社會的某些現象是必要的嗎？」
Taber 先生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那是一種帶著嘲弄的笑。
「當然是必要的。」他回答得毫不猶豫，「難道我們要溫溫吞吞地說，『哦，親愛的讀者，請注意，這個時代的文學環境似乎有些令人憂心』？這樣誰會聽？誰會在乎？我們這些『菲力斯丁』，就是要用最直接、最尖銳的方式，把那些藏在華麗外表下的腐敗和虛偽挖出來，甩到他們臉上！就像 Thackerary 說的，我們不過是『普通的菲力斯丁』，不自詡為上帝選民，但我們看得見皇帝的新衣。」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稿件，輕輕彈了彈上面的灰塵。
「你看 Skinner 寫的那篇《A Thriftless Benefit》，」他指的是那篇關於富人和『卑微』訪客討論道德的文章，「多好！那個富人生活奢侈，卻被一個看似卑微、實則尖銳的訪客用他自己『慈善』的名義去干涉他的生活習慣：喝酒、抽煙、不去教堂、不捐款。訪客的妻子和女兒以『慈善干涉』為名去干涉窮人，而訪客只是把這套邏輯用回富人身上。這不就是最好的諷刺嗎？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家，用一套標準要求別人，自己卻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Skinner 用一個誇張的場景，揭示了當時一部分所謂慈善和道德的虛偽性。那位訪客說得對，為什麼富人的『罪』就比窮人的輕？為什麼他參加高級俱樂部打撲克就沒問題，而窮人在協會裡打牌就『不道德』？這背後是赤裸裸的階級雙標。」
我沉思著他剛才的話。確實，那篇文章的諷刺意味很強烈。
「您認為這種『干涉』，無論是富人對窮人的，還是文壇權威對獨立作家的，根源在哪裡呢？」我問。
「根源？在我看來，就是控制欲和傲慢。」Taber 先生說，聲音低沉了些，但依然有力，「那些掌握權力或話語權的人，總想按照自己的標準去塑造世界，去規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高雅』的、什麼是『低俗』的。在文壇，他們想建立自己的『工廠』，規定寫什麼、怎麼寫、值多少錢。在社會上，他們想規定你怎麼生活、怎麼消費、怎麼思考，甚至連你喝不喝酒、抽不抽煙都要管。他們害怕那些不被他們掌控、不符合他們標準的東西。而《The Philistine》就是要告訴他們，『不，我們不聽你的！』」
他話語中的那種「抗議」精神非常鮮明。我轉而提到了文本中的另一篇文章——William James Baker 評論 Thomas William Parsons 詩歌《LET ME NOT MUCH COMPLAIN》的《A QUESTION OF FORM》。
「Baker 先生在《A QUESTION OF FORM》中，對 Parsons 先生的詩歌在形式和隱喻上進行了非常細緻且毫不留情的批評。他認為那首詩試圖模仿十四行詩的結構，卻又不符合規則，而且在『生命的杯子』、『潛水尋珠』等隱喻上混亂不清。這似乎表明，《The Philistine》不僅關注內容和思想上的『抗議』，也非常重視藝術形式本身的嚴謹性。」
「沒錯，這是另一個我們抗議的點。」Taber 先生點了點頭，「當時有很多作者，文筆華麗，但思想空洞，或者形式鬆散，邏輯混亂。他們以為只要堆砌一些聽起來高深的詞語，或者模仿一些外殼，就是『藝術』了。但真正的藝術需要精煉、需要準確、需要內在的結構和力量。Parsons 那首詩就是個例子，他想表達一種人生的失落感，但語言和意象的使用卻如此粗糙和混亂，甚至基本的詩歌形式都搞不好。Baker 的批評很到位，他指出了這種形式上的『不誠實』。我們不害怕直接指出作品的不足，即使作者是『著名』的。畢竟，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能接受建設性的批評。」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什麼。
「Baker 後來自己寫的那首《FAILURE》，」他繼續說道，「雖然也帶著失敗的色彩，但他對意象的處理，從內陸的狹窄山谷，到遠海的波濤洶湧，再到潛水尋珠，雖然也有跳躍，但在情緒和意境上是連貫的。它有它自己的結構和語言的節奏，不像 Parsons 那首，給人一種拼湊的感覺。我們鼓勵嘗試和表達，但也堅持對形式和語言品質的要求。」
接著，我提到了那篇關於路易斯·溫德穆勒為「醉酒」辯護的文章《A PLEA FOR INEBRIETY》。
「R. W. Criswell 先生在《A PLEA FOR INEBRIETY》中，對紐約商會成員溫德穆勒先生關於『醉酒』對幸福和心靈平靜至關重要的論調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這篇文章似乎不僅僅是在討論喝酒，更像是在抨擊當時社會中某種對享樂的過度追求，以及對所謂『體面』人士行為的雙重標準。您覺得呢？」
Taber 先生笑了一聲，這次的笑聲中帶有更多愉悅的成分。
「Criswell 那篇文章真是太棒了！」他說，語氣難得地輕快了一些，「溫德穆勒那些話，從一個商會的『受尊敬成員』口中說出來，簡直是滑稽。他把『醉酒』描繪得好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沒有酒就沒有家庭和睦、沒有心靈平靜？這不是荒謬是什麼？這恰恰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一部分人的精神狀態，他們在物質上極度豐富，但在精神上卻空虛迷茫，需要藉助外物來填補。而更有趣的是，他們還試圖為這種狀態尋找『理論』上的辯護。Criswell 只是把他那些話的原意稍微誇大一點，就徹底暴露了其中的可笑之處。」
他搖了搖頭，表情又恢復了嚴肅。
「這篇文章和 Skinner 的那篇其實有共通之處，」Taber 先生繼續說，「都是在挑戰當時社會的一些偽善和荒謬。溫德穆勒代表的是一種極端的享樂主義辯護，而 Skinner 文中的富人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上的特權。我們抗議的，正是這種以金錢或地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雙重標準和價值觀念。」
我們談話間，作坊裡傳來一陣新的響動，是有人在搬動沉重的紙捲。空氣中的油墨氣味似乎更濃郁了些。
「《Side Talks with The Philistines》這部分，」我指了指刊物中的最後一部分內容，「像是各種各樣的短評集合，涵蓋了文學、出版、社會名流、女性議題、宗教等等。有些非常尖銳，有些則像是隨意的觀察。為什麼會選擇這種形式來呈現這些內容？它和前面幾篇結構完整的文章有什麼不同？」
「那部分啊，那是刊物的『肺腑之言』，或者說，是我們這些『菲力斯丁』日常的碎碎念。」Taber 先生的語氣帶著一種親切感，彷彿那部分內容是他自己最喜歡的部分。「正式的文章需要結構，需要論證，雖然我們也盡力讓它們生動有趣。但『Side Talks』則更自由，更直接，更貼近我們日常的思考和反應。」
「它就像我們在咖啡館裡、在街角邊、在印刷機旁，隨手抓起筆，寫下對剛剛看到或聽到的事情的第一反應。看到有作家離婚了，想到文學和婚姻的關係；看到郵局的電梯又壞了，順手諷刺一下政府效率；看到某個雜誌對女性讀者的建議，忍不住吐槽一下。這些都是零碎的、即時的『抗議』，雖然不成系統，但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幅描繪當時社會和文壇眾生相的速寫。」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詞。
「選擇這種形式，也是一種反抗吧。反抗那些要求『大部頭』、『完整體系』的傳統。生活本來就是碎片化的，思考也是跳躍的。我們把這些跳躍和碎片呈現出來，反而更真實。而且，」他笑了笑，帶著一絲狡黠，「這種短小精悍的評論，更容易流傳，更容易讓人記住那些尖銳的點。」
「例如您在裡面提到了 Amelie Rives 的離婚案，對她寫作中強調『愛是律法的成全』表示質疑，認為她的小說強調的『愛』是『狂熱的情感』，而現實中她卻要通過法律來尋求解除婚姻的束縛。這是不是在批評當時一些文學作品中過於浪漫化或誇張的情感描寫，與現實生活脫節？」我追問道。
「正是如此。」Taber 先生肯定地說，「文學固然需要情感，需要熱情，但不能脫離人性與現實的基底。那些在書中寫得死去活來的愛情，到了現實中卻無法維繫最基本的生活，甚至要訴諸法庭，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文學應該是反映生活，而非逃避生活。或者說，即使是浪漫，也應該有其真實的力量，而不是空洞的激情。我們在『Side Talks』裡，就是在提醒讀者，不要被那些文字遊戲迷惑，要看到現實的複雜和人性的多面。」
「您在裡面也批評了 Brander Matthews 關於『小說家有三種』的分類，以及他對 Du Maurier 的評價，認為他的言論顯得自相矛盾或不夠深刻。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文學批評界的一些看法？」
「Brander Matthews？那位自以為是的『第二名』？」Taber 先生撇了撇嘴，「他那種學院派的、空泛的分類和評論，就是我最看不起的東西。什麼『三種』？文學豈是能用幾個簡單的框框套住的？而且他對 Du Maurier 的評價，說他『無疑也擁有其他品質，例如愉悅的幽默和寬廣的同情心』。這話說得，好像『愉悅的幽默』和『寬廣的同情心』是小說家額外的裝飾品，而不是優秀小說家不可或缺的素質一樣！難道一個沒有這兩樣品質的人，也能寫出好的小說？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麼？這只能說明，他為了寫那篇『值五十美元』的文章，根本沒有深入思考。我們抗議的，就是這種缺乏真知灼見、只為迎合或賺錢而存在的文學評論。」
「在『Side Talks』中，您還提到了像 H. H. Holmes 這樣惡名昭彰的人物，並將其視為芝加哥的『最佳知名市民』，認為這應驗了有人預言芝加哥將成為『文學中心』。這聽起來非常刺耳，但似乎又暗含著一種對社會病態現象的揭露和諷刺。」
「是的，非常刺耳，但我就是要它刺耳。」Taber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峻起來，「Ham Garland 在 1892 年預言芝加哥會成為文學中心，結果呢？這個城市出了像 H. H. Holmes 這樣一個連環殺手，他把自己的住處變成一個『謀殺城堡』。我把這樣一個極端惡劣的人物稱為城市的『最佳知名市民』，並說這是對『文學中心』預言的一種『實現』，這當然是極端的諷刺，但它試圖表達的是，如果一個城市在追求『中心』地位的過程中，伴隨的是這樣的黑暗和病態，那這種『中心』又有什麼意義？文學如果只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繁榮』起來，那它反映的是什麼樣的『真實』？這是一種對時代病態的警示，用最令人不適的方式呈現出來。」
他端起已經冷卻的咖啡杯，抿了一口，似乎被苦澀的味道刺激了一下。
「還有那篇《THE NEW GODIVA》旁邊的配文，」我說道，「關於騎自行車的現代女性。文中提到，如果古代的戈黛娃夫人現在騎自行車穿過城鎮，可能都不會有人多看一眼，因為『在這個快速的時代，人們已經被更奇怪的景象弄得厭倦了』。這似乎是一種對現代社會『奇觀』過度、人們感官麻木的評論？」
「那是一位夥伴的作品，」Taber 先生說，「他捕捉到了時代變化的一個微妙之處。在過去，戈黛娃夫人裸體騎馬是驚世駭俗的抗議。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各種各樣的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新女性』騎著自行車、穿著更為『大膽』的服裝出現在公共場合，人們已經見怪不怪。這種感官的麻木，導致了對真正具有『抗議』精神或『震撼』人心的事物的無感。當一切都變得『正常』，當各種『奇觀』都成為日常，人們也就失去了感受和思考的能力。這同樣是我們《The Philistine》所警惕和『抗議』的。」
整個房間再次安靜下來，只有遠處印刷機的聲音和窗外偶爾傳來的風聲。我感覺到這位編輯先生身上散發出一種強烈的、不妥協的氣場。
「Taber 先生，」我最後問道，「作為《The Philistine》的編輯，您希望這本『抗議刊物』最終能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您認為您的『抗議』，能夠改變什麼嗎？」
他轉過頭，目光穿過窗戶，望向遠方那些輪廓模糊的樹木。
「改變什麼？」他重複了一遍，聲音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無奈，「也許改變不了什麼宏大的東西。世界總會按照自己的軌跡前進，商業依然會追逐利潤，虛偽依然會存在，人們依然會在 superficial 的事物中尋找安慰。」
「但，」他語氣一轉，重新看向我，眼神再次變得銳利而堅定，「即使不能改變世界，我們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寫這些文章，編輯這份刊物，是為了找到那些與我們一樣感到不滿、感到困惑、感到『抗議』的靈魂。是為了告訴他們，你們不是孤單的。是為了記錄這個時代的荒謬與真實。是為了在文字的世界裡，守護一點點真正的藝術、真正的思考、真正的獨立精神。」
「我們這些『菲力斯丁』，也許在那些自詡高雅的人眼中是粗俗的，但我們有自己的判斷力，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我們用筆作為武器，去戳破謊言，去質疑權威，去嘲諷愚蠢。即使只能激起一點點漣漪，即使只有少數人聽見我們的聲音，那也值得。」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著外面陰沉的天空。
「也許，我們的作用，」他說，語氣變得有些飄渺，又帶著一點自嘲，「就像那個潛水的笨蛋，拼命往下潛，想找珍珠，結果只撈上來一堆空貝殼。但至少，我們潛下去了。我們沒有留在岸邊，對著平靜的海面自欺欺人，或者在淺灘上撿拾那些毫無價值的彩色石頭。我們知道哪裡可能有更深邃、更有價值的東西，即使最終可能一無所獲，這個尋找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證明——證明我們還活著，還在思考，還在抗議。」
窗外的風似乎更大了些，吹得窗戶發出輕微的吱呀聲。作坊裡的印刷機依舊有條不紊地運行著，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彷彿是這個空間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