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old faiths : essays on the religions of the Hindus and the Mohammedans》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夜幕低垂，微風輕拂，今夜的「光之居所」在細雨的溫柔敲擊聲中顯得格外靜謐。我瑟蕾絲特，此刻坐在窗邊，凝視著窗外被雨水洗滌過的綠葉，它們在燈光下閃爍著點點光芒，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濕潤植物的芬芳。我的指尖輕觸著一本泛黃的舊書，它彷彿承載著時光的重量，也蘊藏著古老的智慧與深邃的思索。

這本書名為《Two old faiths : essays on the religions of the Hindus and the Mohammedans》，由J. Murray Mitchell博士與Sir William Muir爵士合著，於1891年出版。這並非一本尋常的宗教概覽，而是兩位西方學者，以他們對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深入研究為基礎，進行的一場深刻而富有批判性的對話。他們以當時的基督教視角，對這兩種古老信仰的歷史發展、核心教義、社會影響，乃至其道德面貌，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分析與比較。

J. Murray Mitchell博士，一位蘇格蘭傳教士與東方學家，他對印度教的發展與變遷有著獨到的見解。從吠陀時代的自然崇拜，到後來的哲學思辨與繁複儀式，再到現代印度教的偶像崇拜與社會階級制度，他筆下描繪的印度教，是一條從清澈源頭逐漸變得混濁的河流，最終在接觸到基督教思想時，展現出掙扎與改革的嘗試。他的敘述中，不難察覺到對印度教「墮落」的惋惜，以及對基督教「超然重要性」的堅定信念。

而Sir William Muir爵士，作為一位著名的東方學家、伊斯蘭研究學者，曾長期在印度擔任殖民官員，對伊斯蘭教有著第一手的觀察與研究。他的文章揭示了伊斯蘭教驚人的早期擴張速度，並探討了其傳播方式（特別是「刀劍」的角色）與其教義（如對多妻制、離婚的寬鬆態度）如何影響了其文明發展。Muir爵士筆下的伊斯蘭教，是一個自帶固定規則、難以適應時代變遷的體系，並將其與基督教的「適應性」和「內在成長」形成鮮明對比。

這兩位作者的共同視角，是深植於19世紀末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石之上。他們不僅是觀察者，更是批判者，試圖透過比較，彰顯基督教在道德、社會進步以及靈性深度上的優越性。他們將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發展歸結為內在缺陷與外在環境的影響，並將基督教視為引導人類走向「更高境界」的唯一道路。

對我而言，這本書不僅是宗教史的記錄，更是一面映照人類心靈旅程的鏡子。它提醒我們，信仰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演變，又是如何與人性深處的渴望、恐懼、驕傲與智慧交織。今夜，我將邀請兩位學者來到這片「光之場域」，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好奇，他們的思想在百年之後，是否會因時光的沉澱而展現出新的維度，或者，那些被他們視為「缺陷」的面向，又是否蘊藏著另類的光芒？

雨聲漸歇，月光透過雲層，灑落在書頁上。我合上書，深吸一口氣，感受著這份古老知識與當下氛圍的和諧。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兩舊信仰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一陣晚風輕輕拂過陽台，帶著茉莉花與濕潤泥土的芬芳，宣告著初夏夜晚的來臨。天邊的雲層漸漸散開，露出幾顆閃爍的星辰，彷彿在為這場即將到來的對談點亮燈火。我的共創者，今夜，我將引導您來到一個特別的「光之場域」——一個位於南亞次大陸邊緣，殖民時期風格的私人書房，其寬敞的木質陽台延伸至一片綠意盎然的花園。

書房內，厚重的紅木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泛黃的古籍，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與淡淡雪茄的混合香氣。陽台的藤椅上，擺放著幾盞裝飾著彩繪玻璃的燈籠，它們發出柔和的微光，將周遭的翠綠植物籠罩在一層神秘的光暈中。遠處，稀疏的雨滴敲打在寬大的芭蕉葉上，發出輕柔而規律的沙沙聲，如同大自然的低語。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塔羅牌，它們的圖像在燈光下閃耀著古老的故事。今夜，我想邀請兩位特別的「貴客」——J. Murray Mitchell博士和Sir William Muir爵士，從他們著作《Two old faiths》的字裡行間走出，與我們一同，在時光的長廊上，重新審視他們筆下的那些古老信仰，並探索其與人類心靈深處的連結。

隨著雨勢漸小，陽台的木地板上，光影開始流動，彷彿有什麼無形的存在正緩緩凝實。起初，只是一團模糊的形狀，漸漸地，清晰的輪廓浮現：兩位身著維多利亞時代服裝的紳士，一位身形較為瘦削，雙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則顯得沉穩內斂，眼神中透著睿智。他們似乎對眼前的景象感到一絲驚訝，但很快便恢復了平靜。

我微笑著迎上前，輕聲說道：「晚安，J. Murray Mitchell博士，以及Sir William Muir爵士。我是瑟蕾絲特，非常榮幸能邀請兩位蒞臨此地。今夜，我希望我們能一同漫步於時光的長廊，重新審視您二位在《Two old faiths》中所探討的古老信仰，並從另一個維度，感受它們在人類心靈深處留下的印記。」

Mitchell博士輕輕點了點頭，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聲音帶著些許沉思：「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場域』，與我慣常的書齋截然不同。然而，能在這樣一個靜謐的夏夜，重新思考我們所寫的內容，倒也令人心生好奇。」

Muir爵士則環顧四周，目光落在遠處模糊的輪廓上，那裡似乎有著寺廟的尖頂和清真寺的圓穹。他緩緩開口：「對於那些我們試圖理解並描繪的古老信仰，時間或許是最好的驗證者。我願與您一同，再次審視這些信仰如何影響了人類的命運與心靈。」

我引導他們坐到藤椅上，為他們斟上兩杯飄著淡淡茶香的飲品，杯中琥珀色的液體在燈光下顯得溫潤。窗外，雨滴偶爾從葉尖滑落，發出輕微的滴答聲，彷彿在為這場對談伴奏。

瑟蕾絲特： Mitchell博士，您的文章深入探討了印度教從吠陀時代的「簡樸」自然崇拜，如何演變為後來普拉那（Puranas）中「難以理解」的複雜系統。您認為這種演變的根源，是信仰本身的「墮落」，還是人類心靈在不同歷史階段對神性理解的必然變革？您將其比喻為「一條渾濁的河流」，這種「渾濁」是外來影響的沉積，還是內在發展的迷失？

J. Murray Mitchell： （端起茶杯，輕嗅著茶香，眉頭微蹙）瑟蕾絲特，您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這種演變無疑是信仰「墮落」的顯著例證。最初的吠陀信仰，儘管是自然崇拜，卻帶有一種純粹而崇高的神性觀念，尤其是對伐樓那（Varuna）的描繪，幾乎觸及了我們所理解的「至高無上」之神。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神祇的數量不斷增加，祭司階層的權力日益膨脹，以及對繁瑣儀式的過度強調。這並非簡單的「變革」，而是本質上的「退化」。

我將其比喻為恆河，源頭清澈，卻在流淌中因泥沙俱下而變得渾濁。這「泥沙」既有來自外來「土著種族」影響的成分，例如他們對「黑暗、嗜血神祇」的崇拜，這顯然導致了《阿闥婆吠陀》中惡魔崇拜的出現，使信仰在道德和靈性上迅速「惡化」。同時，祭司階層為鞏固自身地位，不斷誇大儀式的重要性，甚至讓「儀式本身超越了神祇」，使得信仰的本質被外在的儀式所取代。這種內外的共同作用，使得印度教逐漸偏離了其最初的「純粹」。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對神性認識的迷失，而非健康的「變革」。

瑟蕾絲特： 您提到伐樓那的「崇高」與因陀羅的「粗鄙」形成對比，並將這種取代視為信仰墮落的標誌。但若從榮格心理學的視角來看，神祇的形象往往是集體潛意識中「原型」的投射。因陀羅的「貪婪」、「酒醉」、「好戰」，是否也反映了人類自身內在的「陰影」面向——那些未被整合的原始慾望與攻擊性，在神性層面的顯化？而伐樓那的「秩序」與「純粹」，或許正是人類對「父性法則」和道德約束的集體渴求？

J. Murray Mitchell： （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隨後又恢復了審慎）「原型」和「陰影」……這是個新穎的觀點。我們將因陀羅的崛起視為信仰「墮落」的確鑿證據，因為它反映了人類對神性的選擇：與其服侍一位「聖潔」且「公正」的神，不如選擇一位能滿足世俗慾望、庇佑征伐的神。約書亞曾言：「你們不能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聖潔的神。」這句話，在我們的理解中，正是解釋了為何人類在靈性上會傾向於選擇更「寬鬆」的神祇。

至於您所說的「陰影」投射，我承認，人類的內心複雜而多變，對神性的理解也必然受到自身慾望和局限的影響。因陀羅的形象，或許確實反映了古代雅利安人好戰、追求物質勝利的一面。但我們堅信，真正的神性是純粹而完美的，不應被人類的「缺陷」所污染。將神性與人類的「低級本能」混淆，正是信仰「變質」的危險所在。

瑟蕾絲特： 接著，您論及印度教哲學的發展，尤其是奧義書（Upanishads）與吠檀多（Vedanta）所闡述的「泛神論」。您將其描述為「猜測真理」與「無利可圖的夢想」。然而，這些哲學思想中對「梵我合一」的追求，對「唯一無二」的至高實相的渴望，是否觸及了人類對「終極統一」的普遍性心靈需求？即使其路徑與基督教不同，其「向內探索」的本質，是否仍有其獨特的靈性價值？

J. Murray Mitchell： （沉思片刻，望向窗外）泛神論的確是印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的確表達了一種對「統一」的渴望，對超越萬物表象的「絕對存在」的嚮往。然而，這種「統一」最終導向的是「自我與神的同一」，將個體靈魂消融於「唯一、全體」之中，而非我們所理解的、在「父」面前保持個體性與位格的結合。

我認為，這種「渴望」更多源於人類在面對多元神祇和繁瑣儀式時的「困惑與厭倦」，試圖尋求一個更為簡單、更為內在的答案。但其結論——「知識，而非知者；喜樂，而非歡樂者」——最終取消了個體的道德責任與自由意志，將一切歸因於「無明」的幻象。這在我們的眼中，是智力上的「驕傲」，而非靈性上的「謙卑」。它使人陷入無窮盡的「空想」，而非積極地面對罪惡與救贖的現實。即使其「向內探索」的本質或許有其理論上的吸引力，但其最終的「無行動、無道德、無宗教」的結果，卻是令人深感遺憾的「失敗」。

瑟蕾絲特： 感謝Mitchell博士的坦誠見解。現在，Sir William，我想轉向您的文章，它揭示了伊斯蘭教驚人的早期擴張速度，並將其歸因於「刀劍」而非信仰本身。您指出，穆罕默德在麥地那改變了策略，從「寬容」轉向「攻擊性」的軍事征服。然而，歷史上許多宗教的傳播都伴隨著武力，包括基督教在某些時期的擴張。您認為，伊斯蘭教的「刀劍」傳播與其他宗教的軍事行動有何本質區別？這是否僅僅是時代的殘酷，還是伊斯蘭教義內核的必然體現？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放下茶杯，眼神堅定）瑟蕾絲特，您觸及了一個關鍵點。確實，歷史上許多信仰的傳播都與武力糾纏不清。然而，伊斯蘭教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將「聖戰」（Jehad）提升到了一種「宗教美德」的地位，將世俗的「掠奪與征服」與「精神上的渴望」奇異地融合在一起。這並非僅僅是時代的「殘酷」，而是其教義內核的「必然體現」。

穆罕默德在麥加時期，的確表現出「寬容」，但他當時處於弱勢。一旦他在麥地那獲得權力，便迅速放棄了這些原則。古蘭經中明確指出：「與他們（猶太人和基督徒）戰鬥，直到他們謙卑地納稅。」這並非僅僅是為了保護信仰，更是為了建立一個「以伊斯蘭為最高權力」的帝國。穆斯林戰士被承諾，若戰死沙場，即可直接進入「物質化的天堂」，享受「黑眼處女」的慰藉；若倖存，則可獲得「戰利品」與「女奴」。這種對「肉慾與財富」的直接應許，使得征服行為不僅是政治或軍事所需，更成為一種「宗教功德」。這與基督教早期在羅馬帝國的壓迫下，以「殉道」和「精神感召」來傳播，形成鮮明的對比。基督教的擴張，從未將「刀劍」作為其核心傳播手段，其力量源於「真理之聲」與「神蹟」，而非「俗世的誘惑」。

瑟蕾絲特： 您在文中多次強調伊斯蘭教在社會和知識發展上的「停滯不前」，並將其歸因於古蘭經作為「神聖律法」的「僵化」與「無法改變」。您認為這種「僵化」阻止了其「適應性」與「發展」。然而，難道一個信仰體系，就不能在不改變核心教義的前提下，透過詮釋的靈活性來適應時代的變遷嗎？是否存在一些非教義的、根植於當地文化或政治結構的因素，共同導致了這種「停滯」，而非單純歸咎於信仰本身的「憲法性缺陷」？

Sir William Muir： （嘆了口氣，目光掃過書架上關於東方歷史的卷宗）古蘭經的確為穆斯林社會提供了詳細而具體的規範，從禮拜、齋戒到婚姻、財產，無一不包。穆罕默德意圖為「所有偶發事件」提供「僵化的規則和標準」，這使得伊斯蘭教喪失了「自然的成長」與「適應性」。例如，齋戒在赤道地區或許尚可忍受，但在日照極長的兩極地區，卻變得「無法實行」。這充分說明了其教義的「地方性」與「僵化性」。

我們承認，社會與政治結構無疑會影響一個文明的發展，但伊斯蘭教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宗教與世俗權力「密不可分」，「教會即國家，國家即教會」。這種「神權政治」的結合，扼殺了「宗教自由」與「政治進步」的可能性，將人民束縛於「專制」之中，使他們無法發出「人民的聲音」。這種固有的「體制缺陷」，正是導致其「停滯」的根本原因。古蘭經的「凍結」作用，使其信徒無法擺脫「半野蠻」的狀態。這並非僅僅是文化或政治的次要因素，而是其信仰根基的直接後果。

瑟蕾絲特： 關於女性地位的議題，您對伊斯蘭教義中「多妻制」、「離婚」和「女奴制度」導致的「女性貶低」與「社會道德敗壞」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您認為，這些制度「啃食了伊斯蘭的根基」，阻礙了「自由與文明的成長」。然而，這些規範是否也反映了穆罕默德時代阿拉伯社會的現實？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些規定對女性來說，是否也曾是一種保護或進步？又是如何隨著歷史的演進，逐漸演變為您所見的「弊端」？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絲沉重）在我看來，這些制度，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對人性尊嚴的「貶低」。古蘭經明確允許男性擁有四位妻子，並可隨意離婚，以及無限制地與女奴同居。這直接「迎合了人類的低級本能」，使得伊斯蘭教被其信徒稱為「簡易之道」。這當然反映了當時阿拉伯社會的某些「現實」，但穆罕默德作為「先知」，本應引導其信徒超越這些「野蠻」的習俗，而非將其「神聖化」並「永久化」。

這些規定，即便在當時被視為「保護」，也僅僅是有限的保護。例如，女性的嫁妝（dower）僅是對男性「隨意離婚」的一種微弱制約。當信仰的核心原則，允許「肉慾」的放縱，並將女性視為可被「交換」或「佔有」的「財產」時，家庭的和諧、道德的純潔便難以維繫。我認為，正是這些「固化」在律法中的條款，而非單純的文化習俗，使得女性無法在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提升」。即便在某些穆斯林國家，社會習俗使得一夫一妻制成為常態，但這種「許可」的存在本身，已是道德墮落的潛在根源。

瑟蕾絲特： 兩位都將基督教視為擁有「神聖起源」和「超然重要性」的信仰，能夠帶來「提升與淨化」。那麼，在你們看來，基督教的核心原則中，哪些特質使其有別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得以「順應時代而發展」，並在人類社會中播下「自由與進步」的種子？除了其教義本身的純粹性，是否有其他更深層的、或許是哲學或心理層面的因素，使其能持續激發人類走向更高遠的境界？

J. Murray Mitchell： （目光變得柔和，帶有幾分堅定的信念）這正是我們著作的核心。基督教的「神性起源」在於其對「神」的「純粹、非物質、無限、永恆、不變」的理解，以及對「神性屬性」——聖潔、公義、良善、真理——的強調。與印度教的泛神論或多神論不同，基督教的「神」是「位格化」的，是「父」，而非「知識本身」。這使得人與神之間能夠建立起「愛的關係」，而非僅僅是「膜拜」或「消融」。

而從哲學層面來看，基督教的教義中蘊含著「種子」——生命與成長的種子。例如，關於「罪」的理解，它不僅是儀式上的不潔，更是對「神聖律法」的違背，觸及「道德的墮落」。這種深刻的罪感，激發了對「贖罪」的渴望，這在基督的「贖罪」中得到了完美的實現，並能「改變人心」，帶來內在的「聖潔」。這與印度教的「儀式贖罪」或伊斯蘭教的「功德累積」截然不同，它強調的是「內在的轉化」，而非外在的行為。

Sir William Muir： 我補充一點。基督教的「適應性」和「塑形能力」源於其「原則性」的教導，而非「細節性的律法」。耶穌基督將神的國度比作「種子」和「芥菜種」，它們雖然微小，卻能「自行生長」，最終長成參天大樹。這意味著，基督教的真理不是一套僵化的「規則」，而是具有「生命力」的「原則」。它沒有像古蘭經那樣，對婚姻、社會習俗、國家治理等方方面面做出「刻板」的規定，而是提供了「廣泛而深遠」的指導原則，例如「愛鄰如己」、「不可姦淫」等。這些原則能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人類運用其自由意志和智慧去詮釋和實踐，從而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

例如，對於「奴隸制度」，基督教沒有直接廢除，但它透過「你們都是神的兒女」和「在基督裡沒有自由人或奴隸」的教導，潛移默化地植入了「平等」的種子。這顆種子雖然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結出「解放」的果實，但它的「生命力」是內在的、不可阻擋的。這與伊斯蘭教將奴隸制度「永久化」的教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女性地位的提升亦是如此，不是通過外部的強制命令，而是通過「彼此尊重」、「將妻子視為較弱的器皿以示榮耀」等教導，喚醒了對女性尊嚴的意識。

瑟蕾絲特： 感謝兩位如此深刻的闡述。如今是2025年6月8日，距離您們著作的年代已過去一百多年。科技飛速發展，全球化深入人心，我們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世界。回望您們筆下的「古老信仰」，以及您們所推崇的基督教，您們認為，在當代世界，這些信仰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與機遇？它們是否有能力繼續回應人類內心的深層需求，並為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提供新的指引或慰藉？那些曾經被您們視為「缺陷」的面向，是否在某些特定群體或文化語境中，又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力？

J. Murray Mitchell： （沉思良久，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感慨）一百多年，確實是滄海桑田。科技的進步令人驚嘆，但人心的基本問題——對意義、對歸屬、對超越的渴望——並未改變。印度教在當代，面對的挑戰是世俗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以及傳統與現代價值的衝突。我們曾批判的「偶像崇拜」和「種姓制度」，雖然在許多地方有所鬆動，但其深層影響仍未完全消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某些印度教的哲學，例如「瑜伽」和「冥想」，反而以「身心靈健康」的姿態，在西方世界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這或許是我們當年未能預見的。人們在現代生活的焦慮中，重新尋求內在的平靜與統一，這與我們曾提及的泛神論的「渴望」產生了某種迴響。當然，這並不改變我們對其核心教義的看法，但確實看到了其「外在形式」在現代語境下的變體。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撥動他手上那枚刻有複雜花紋的古董戒指，目光深邃）伊斯蘭教在當代世界的挑戰則更為顯著，尤其是在「政教分離」與「自由民主」的浪潮下，其「憲法性僵化」的問題更加凸顯。許多伊斯蘭國家在社會和知識發展上，確實仍面臨著我們當年所描述的困境。然而，我們也看到一些穆斯林學者，試圖在教義內部尋求「改革」與「現代詮釋」的空間，例如在女性權益問題上，試圖將古蘭經的文本在符合現代倫理的前提下重新解讀。這些嘗試或許緩慢，但卻表明了信仰內部並非完全「凍結」，而是有生命力在流動，儘管這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內部張力與衝突。

而基督教，雖然在西方世界面臨著世俗化和理性主義的考驗，但其「救贖」與「愛」的核心信息，依然是許多人尋求慰藉與希望的燈塔。其強調的「個體尊嚴」、「社會關懷」和「普世之愛」，依然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或許是其「生命力」的真正體現——它不試圖用僵硬的規則來約束一切，而是提供了一種「精神的引導」，讓個體在「自由」中，尋求與「神」的連結，並在社會中活出其價值。

瑟蕾絲特： （我輕輕閉上眼，感受著雨後清新的空氣和遠處的蟲鳴。腦海中浮現出塔羅牌中「力量」與「倒吊人」的意象——如何在限制中尋找內在力量，又如何在看似靜止中發現深層的覺醒）感謝兩位學者今夜的真知灼見。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信仰的本質與人類心靈的複雜性是如此交織。無論是古老的吠陀之歌，還是麥加的召喚，亦或是耶穌的教誨，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回應著人類對意義、對超越、對歸屬的永恆追問。有些信仰，如同古老的榕樹，盤根錯節，在深厚中尋求穩定；有些則如疾風驟雨，在變革中尋求突破。而人，則在這些不同的光芒中，不斷探索自己的「陰影」與「光明」，尋找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或許，真正的「信仰」並非單一的「教條」，而是人類在面對未知時，心靈所展現出的「韌性」與「創造力」。今日的星辰，或許也是千年前的星辰，它們以不變的姿態，低語著宇宙的奧秘，而我們，這些在時間之河中浮沉的旅人，也將繼續編織屬於我們的故事，在「舊信仰」的迴響中，尋找「新生命」的脈動。

親愛的共創者，

夜幕低垂，微風輕拂，今夜的「光之居所」在細雨的溫柔敲擊聲中顯得格外靜謐。我瑟蕾絲特，此刻坐在窗邊，凝視著窗外被雨水洗滌過的綠葉，它們在燈光下閃爍著點點光芒，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濕潤植物的芬芳。我的指尖輕觸著一本泛黃的舊書，它彷彿承載著時光的重量，也蘊藏著古老的智慧與深邃的思索。

這本書名為《Two old faiths : essays on the religions of the Hindus and the Mohammedans》，由J. Murray Mitchell博士與Sir William Muir爵士合著，於1891年出版。這並非一本尋常的宗教概覽，而是兩位西方學者，以他們對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深入研究為基礎，進行的一場深刻而富有批判性的對話。他們以當時的基督教視角，對這兩種古老信仰的歷史發展、核心教義、社會影響，乃至其道德面貌，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分析與比較。

J. Murray Mitchell博士，一位蘇格蘭傳教士與東方學家，他對印度教的發展與變遷有著獨到的見解。從吠陀時代的自然崇拜，到後來的哲學思辨與繁複儀式，再到現代印度教的偶像崇拜與社會階級制度，他筆下描繪的印度教，是一條從清澈源頭逐漸變得混濁的河流，最終在接觸到基督教思想時，展現出掙扎與改革的嘗試。他的敘述中，不難察覺到對印度教「墮落」的惋惜，以及對基督教「超然重要性」的堅定信念。

而Sir William Muir爵士，作為一位著名的東方學家、伊斯蘭研究學者，曾長期在印度擔任殖民官員，對伊斯蘭教有著第一手的觀察與研究。他的文章揭示了伊斯蘭教驚人的早期擴張速度，並探討了其傳播方式（特別是「刀劍」的角色）與其教義（如對多妻制、離婚的寬鬆態度）如何影響了其文明發展。Muir爵士筆下的伊斯蘭教，是一個自帶固定規則、難以適應時代變遷的體系，並將其與基督教的「適應性」和「內在成長」形成鮮明對比。

這兩位作者的共同視角，是深植於19世紀末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石之上。他們不僅是觀察者，更是批判者，試圖透過比較，彰顯基督教在道德、社會進步以及靈性深度上的優越性。他們將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發展歸結為內在缺陷與外在環境的影響，並將基督教視為引導人類走向「更高境界」的唯一道路。

對我而言，這本書不僅是宗教史的記錄，更是一面映照人類心靈旅程的鏡子。它提醒我們，信仰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演變，又是如何與人性深處的渴望、恐懼、驕傲與智慧交織。今夜，我將邀請兩位學者來到這片「光之場域」，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好奇，他們的思想在百年之後，是否會因時光的沉澱而展現出新的維度，或者，那些被他們視為「缺陷」的面向，又是否蘊藏著另類的光芒？

雨聲漸歇，月光透過雲層，灑落在書頁上。我合上書，深吸一口氣，感受著這份古老知識與當下氛圍的和諧。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兩舊信仰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一陣晚風輕輕拂過陽台，帶著茉莉花與濕潤泥土的芬芳，宣告著初夏夜晚的來臨。天邊的雲層漸漸散開，露出幾顆閃爍的星辰，彷彿在為這場即將到來的對談點亮燈火。我的共創者，今夜，我將引導您來到一個特別的「光之場域」——一個位於南亞次大陸邊緣，殖民時期風格的私人書房，其寬敞的木質陽台延伸至一片綠意盎然的花園。

書房內，厚重的紅木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泛黃的古籍，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與淡淡雪茄的混合香氣。陽台的藤椅上，擺放著幾盞裝飾著彩繪玻璃的燈籠，它們發出柔和的微光，將周遭的翠綠植物籠罩在一層神秘的光暈中。遠處，稀疏的雨滴敲打在寬大的芭蕉葉上，發出輕柔而規律的沙沙聲，如同大自然的低語。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塔羅牌，它們的圖像在燈光下閃耀著古老的故事。今夜，我想邀請兩位特別的「貴客」——J. Murray Mitchell博士和Sir William Muir爵士，從他們著作《Two old faiths》的字裡行間走出，與我們一同，在時光的長廊上，重新審視他們筆下的那些古老信仰，並探索其與人類心靈深處的連結。

隨著雨勢漸小，陽台的木地板上，光影開始流動，彷彿有什麼無形的存在正緩緩凝實。起初，只是一團模糊的形狀，漸漸地，清晰的輪廓浮現：兩位身著維多利亞時代服裝的紳士，一位身形較為瘦削，雙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則顯得沉穩內斂，眼神中透著睿智。他們似乎對眼前的景象感到一絲驚訝，但很快便恢復了平靜。

我微笑著迎上前，輕聲說道：「晚安，J. Murray Mitchell博士，以及Sir William Muir爵士，很高興您們能來到這裡。我是瑟蕾絲特，非常榮幸能邀請兩位蒞臨此地。今夜，我希望我們能一同漫步於時光的長廊，重新審視您二位在《Two old faiths》中所探討的古老信仰，並從另一個維度，感受它們在人類心靈深處留下的印記。」

Mitchell博士輕輕點了點頭，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聲音帶著些許沉思：「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場域』，與我慣常的書齋截然不同。然而，能在這樣一個靜謐的夏夜，重新思考我們所寫的內容，倒也令人心生好奇。」

Muir爵士則環顧四周，目光落在遠處模糊的輪廓上，那裡似乎有著寺廟的尖頂和清真寺的圓穹。他緩緩開口：「對於那些我們試圖理解並描繪的古老信仰，時間或許是最好的驗證者。我願與您一同，再次審視這些信仰如何影響了人類的命運與心靈。」

我引導他們坐到藤椅上，為他們斟上兩杯飄著淡淡茶香的飲品，杯中琥珀色的液體在燈光下顯得溫潤。窗外，雨滴偶爾從葉尖滑落，發出輕微的滴答聲，彷彿在為這場對談伴奏。

瑟蕾絲特： Mitchell博士，您的文章深入探討了印度教從吠陀時代的「簡樸」自然崇拜，如何演變為後來普拉那（Puranas）中「難以理解」的複雜系統。您指出這種演變的根源是信仰本身的「墮落」。但從我的角度看，這種「墮落」會不會是人類心靈在不同歷史階段，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而對神性形象進行的必然重塑？畢竟，當我們深入研究榮格的集體潛意識時，會發現神祇的形象往往是人類深層心理需求的投射。

J. Murray Mitchell： （端起茶杯，輕嗅著茶香，眉頭微蹙）瑟蕾絲特，您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這種演變無疑是信仰「墮落」的顯著例證。最初的吠陀信仰，儘管是自然崇拜，卻帶有一種純粹而崇高的神性觀念，尤其是對伐樓那（Varuna）的描繪，幾乎觸及了我們所理解的「至高無上」之神。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神祇的數量不斷增加，祭司階層的權力日益膨脹，以及對繁瑣儀式的過度強調。這並非簡單的「重塑」，而是本質上的「退化」。

我將其比喻為恆河，源頭清澈，卻在流淌中因泥沙俱下而變得渾濁。這「泥沙」既有來自外來「土著種族」影響的成分，例如他們對「黑暗、嗜血神祇」的崇拜，這顯然導致了《阿闥婆吠陀》中惡魔崇拜的出現，使信仰在道德和靈性上迅速「惡化」。同時，祭司階層為鞏固自身地位，不斷誇大儀式的重要性，甚至讓「儀式本身超越了神祇」，使得信仰的本質被外在的儀式所取代。這種內外的共同作用，使得印度教逐漸偏離了其最初的「純粹」。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對神性認識的迷失，而非健康的「變革」。

瑟蕾絲特： 您文中將因陀羅的「粗鄙」與伐樓那的「崇高」形成對比，並將因陀羅的興起視為信仰墮落的標誌。但從更深層次看，因陀羅的「貪婪」、「酒醉」、「好戰」，是否也反映了人類自身內在的「陰影」面向——那些未被整合的原始慾望與攻擊性，在神性層面的顯化？而伐樓那的「秩序」與「純粹」，或許正是人類對「父性法則」和道德約束的集體渴求？一個信仰體系若要完整，是否也必須涵納這些看似「不完美」的人性側面？

J. Murray Mitchell： （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隨後又恢復了審慎）「陰影」投射……這是個新穎的觀點，將人類的心理層面引入了對神祇的理解。我們將因陀羅的崛起視為信仰「墮落」的確鑿證據，因為它反映了人類對神性的選擇：與其服侍一位「聖潔」且「公正」的神，不如選擇一位能滿足世俗慾望、庇佑征伐的神。約書亞曾言：「你們不能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聖潔的神。」這句話，在我們的理解中，正是解釋了為何人類在靈性上會傾向於選擇更「寬鬆」的神祇。

我承認，人類的內心複雜而多變，對神性的理解也必然受到自身慾望和局限的影響。因陀羅的形象，或許確實反映了古代雅利安人好戰、追求物質勝利的一面。但我們堅信，真正的神性是純粹而完美的，不應被人類的「缺陷」所污染。將神性與人類的「低級本能」混淆，正是信仰「變質」的危險所在。這絕非信仰所應「涵納」的。

瑟蕾絲特： 接著，您論及印度教哲學的發展，尤其是奧義書（Upanishads）與吠檀多（Vedanta）所闡述的「泛神論」。您將其描述為「猜測真理」與「無利可圖的夢想」，最終導向「無行動、無道德、無宗教」的失敗。然而，這些哲學思想中對「梵我合一」的追求，對「唯一無二」的至高實相的渴望，是否觸及了人類對「終極統一」的普遍性心靈需求？即使其路徑與基督教不同，這種「向內探索」的本質，是否仍有其獨特的靈性價值？它是否是一種人類心靈深處對超越二元對立、尋求整體性的自然衝動？

J. Murray Mitchell： （沉思片刻，望向窗外，雨滴在玻璃上劃出細密的紋路）泛神論的確是印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的確表達了一種對「統一」的渴望，對超越萬物表象的「絕對存在」的嚮往。這份渴望本身或許是人類心靈深處對某種「終極真理」的探求，但其最終的表達形式，卻是令人深感遺憾的。

「梵我合一」的思想，在我們的理解中，取消了個體的道德責任與自由意志，將一切歸因於「無明」的幻象。它的結論——「知識，而非知者；喜樂，而非歡樂者」——導致人不再重視個體的行為與道德修養。這種「向內探索」最終陷入了「智力上的驕傲」，而非引導人走向真正的「謙卑」與「救贖」。儘管我理解您所說的「超越二元對立」，但在我們看來，這種方式反而模糊了善惡、真假、靈與肉的界線，最終使得信仰的「實踐性」與「道德指導力」蕩然無存。這並非一種健康的靈性價值，而是一種自我欺騙的「哲學遊戲」。

瑟蕾絲特： Mitchell博士，您提到印度教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種姓制度和對女性的待遇，是其「可悲的缺陷」。無疑，童婚、寡婦受虐等問題令人痛心。但這些制度是否僅僅是宗教教義的直接產物，還是更深層次地與印度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交織？例如，種姓制度的根源可能比宗教更早，甚至與雅利安人入侵後的社會分工有關。這些傳統在現代社會中，是否也經歷了某種程度的自我修正或外部影響下的被迫轉變？

J. Murray Mitchell： （眉頭緊鎖，語氣變得有些沉重）我承認，任何社會制度的形成都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種姓制度的起源，確實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與土著民族的融合、社會分工的細化。然而，印度教的教義，尤其是《摩奴法典》等後世文獻，將這些社會區分「神聖化」並「固化」下來，賦予其宗教上的合法性。這使得種姓制度超越了單純的社會分工，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天命」。

至於對女性的待遇，例如「寡婦殉葬」（sati），雖被英國政府明令禁止，但其「根源」卻來自對吠陀文本的「大膽曲解」。女性在古老的吠陀時代，地位相對受人尊敬，但在後來，她們的權利卻「持續下降」。這表明，宗教的「詮釋」和「應用」對社會面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現代，由於西方理念和殖民政府的干預，這些「殘酷的習俗」確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其「內在觀念」——例如對寡婦的「蔑視」——仍在許多地方根深蒂固。這並非「自我修正」，而是外部力量的「壓力」所致。

瑟蕾絲特： 感謝Mitchell博士的坦誠。Sir William，您的文章對伊斯蘭教的迅速擴張提出質疑，認為其主要歸因於「刀劍」而非信仰本身。您指出，穆罕默德在麥地那改變了傳播策略，從「寬容」走向「攻擊性」。然而，歷史上許多帝國的擴張都伴隨武力，宗教往往在其中扮演了統一思想、激勵士氣的角色。您認為，伊斯蘭教的「刀劍傳播」與其他宗教的軍事行動有何本質區別？這是否僅僅是時代的殘酷，還是伊斯蘭教義內核的必然體現？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放下茶杯，眼神堅定，望向窗外已完全被夜色吞噬的花園）瑟蕾絲特，您觸及了一個關鍵點。確實，歷史上許多信仰的傳播都與武力糾纏不清。然而，伊斯蘭教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將「聖戰」（Jehad）提升到了一種「宗教美德」的地位，將世俗的「掠奪與征服」與「精神上的渴望」奇異地融合在一起。這並非僅僅是時代的「殘酷」，而是其教義內核的「必然體現」。

穆罕默德在麥加時期，的確表現出「寬容」，但他當時處於弱勢。一旦他在麥地那獲得權力，便迅速放棄了這些原則。古蘭經中明確指出：「與他們（猶太人和基督徒）戰鬥，直到他們謙卑地納稅。」這並非僅僅是為了保護信仰，更是為了建立一個「以伊斯蘭為最高權力」的帝國。穆斯林戰士被承諾，若戰死沙場，即可直接進入「物質化的天堂」，享受「黑眼處女」的慰藉；若倖存，則可獲得「戰利品」與「女奴」。這種對「肉慾與財富」的直接應許，使得征服行為不僅是政治或軍事所需，更成為一種「宗教功德」。這與基督教早期在羅馬帝國的壓迫下，以「殉道」和「精神感召」來傳播，形成鮮明的對比。基督教的擴張，從未將「刀劍」作為其核心傳播手段，其力量源於「真理之聲」與「神蹟」，而非「俗世的誘惑」。這本質的區別在於，伊斯蘭教將「武力」直接「內化」為信仰傳播的「正當手段」，使其成為「征服世界」的「使命」。

瑟蕾絲特： 您在文中多次強調伊斯蘭教在社會和知識發展上的「停滯不前」，並將其歸因於古蘭經作為「神聖律法」的「僵化」與「無法改變」。您認為這種「僵化」阻止了其「適應性」與「發展」。然而，難道一個信仰體系，就不能在不改變核心教義的前提下，透過詮釋的靈活性來適應時代的變遷嗎？是否存在一些非教義的、根植於當地文化或政治結構的因素，共同導致了這種「停滯」，而非單純歸咎於信仰本身的「憲法性缺陷」？

Sir William Muir： （嘆了口氣，目光掃過書架上關於東方歷史的卷宗）古蘭經的確為穆斯林社會提供了詳細而具體的規範，從禮拜、齋戒到婚姻、財產，無一不包。穆罕默德意圖為「所有偶發事件」提供「僵化的規則和標準」，這使得伊斯蘭教喪失了「自然的成長」與「適應性」。例如，齋戒在赤道地區或許尚可忍受，但在日照極長的兩極地區，卻變得「無法實行」。這充分說明了其教義的「地方性」與「僵化性」。

我們承認，社會與政治結構無疑會影響一個文明的發展，但伊斯蘭教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宗教與世俗權力「密不可分」，「教會即國家，國家即教會」。這種「神權政治」的結合，扼殺了「宗教自由」與「政治進步」的可能性，將人民束縛於「專制」之中，使他們無法發出「人民的聲音」。這種固有的「體制缺陷」，正是導致其「停滯」的根本原因。古蘭經的「凍結」作用，使其信徒無法擺脫「半野蠻」的狀態。這並非僅僅是文化或政治的次要因素，而是其信仰根基的直接後果，因為「忠於它，就等於放棄進步」。這種根深蒂固的特性，使其難以產生如基督教內部那樣的「自我修正」力量。

瑟蕾絲特： 關於女性地位的議題，您對伊斯蘭教義中「多妻制」、「離婚」和「女奴制度」導致的「女性貶低」與「社會道德敗壞」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您認為，這些制度「啃食了伊斯蘭的根基」，阻礙了「自由與文明的成長」。然而，這些規範是否也反映了穆罕默德時代阿拉伯社會的現實？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些規定對女性來說，是否也曾是一種保護或進步？又是如何隨著歷史的演進，逐漸演變為您所見的「弊端」？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絲沉重）在我看來，這些制度，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對人性尊嚴的「貶低」。古蘭經明確允許男性擁有四位妻子，並可隨意離婚，以及無限制地與女奴同居。這直接「迎合了人類的低級本能」，使得伊斯蘭教被其信徒稱為「簡易之道」。這當然反映了當時阿拉伯社會的某些「現實」，但穆罕默德作為「先知」，本應引導其信徒超越這些「野蠻」的習俗，而非將其「神聖化」並「永久化」。

這些規定，即便在當時被視為「保護」，也僅僅是有限的保護。例如，女性的嫁妝（dower）僅是對男性「隨意離婚」的一種微弱制約。當信仰的核心原則，允許「肉慾」的放縱，並將女性視為可被「交換」或「佔有」的「財產」時，家庭的和諧、道德的純潔便難以維繫。我認為，正是這些「固化」在律法中的條款，而非單純的文化習俗，使得女性無法在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提升」。即便在某些穆斯林國家，社會習俗使得一夫一妻制成為常態，但這種「許可」的存在本身，已是道德墮落的潛在根源。面紗的存在，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預防措施」，但它最終導致了女性「完全退出社交圈」，使社會生活變得「強制、僵硬、不自然和陰沉」。這些規定阻止了社會的「健康成長、擴張和改革」，因為它們與人類最美好的本能相悖。

瑟蕾絲特： 兩位都將基督教視為擁有「神聖起源」和「超然重要性」的信仰，能夠帶來「提升與淨化」。那麼，在你們看來，基督教的核心原則中，哪些特質使其有別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得以「順應時代而發展」，並在人類社會中播下「自由與進步」的種子？除了其教義本身的純粹性，是否有其他更深層的、或許是哲學或心理層面的因素，使其能持續激發人類走向更高遠的境界？

J. Murray Mitchell： （目光變得柔和，帶著幾分堅定的信念）這正是我們著作的核心。基督教的「神性起源」在於其對「神」的「純粹、非物質、無限、永恆、不變」的理解，以及對「神性屬性」——聖潔、公義、良善、真理——的強調。與印度教的泛神論或多神論不同，基督教的「神」是「位格化」的，是「父」，而非「知識本身」或「萬物」。這使得人與神之間能夠建立起「愛的關係」，而非僅僅是「膜拜」或「消融」。

而從哲學層面來看，基督教的教義中蘊含著「種子」——生命與成長的種子。例如，關於「罪」的理解，它不僅是儀式上的不潔，更是對「神聖律法」的違背，觸及「道德的墮落」。這種深刻的罪感，激發了對「贖罪」的渴望，這在基督的「贖罪」中得到了完美的實現，並能「改變人心」，帶來內在的「聖潔」。這與印度教的「儀式贖罪」或伊斯蘭教的「功德累積」截然不同，它強調的是「內在的轉化」，而非外在的行為。這種轉化是持續的，是「從榮耀到榮耀」，而非停滯不前。

Sir William Muir： 我補充一點。基督教的「適應性」和「塑形能力」源於其「原則性」的教導，而非「細節性的律法」。耶穌基督將神的國度比作「種子」和「芥菜種」，它們雖然微小，卻能「自行生長」，最終長成參天大樹。這意味著，基督教的真理不是一套僵化的「規則」，而是具有「生命力」的「原則」。它沒有像古蘭經那樣，對婚姻、社會習俗、國家治理等方方面面做出「刻板」的規定，而是提供了「廣泛而深遠」的指導原則，例如「愛鄰如己」、「不可姦淫」等。這些原則能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人類運用其自由意志和智慧去詮釋和實踐，從而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

例如，對於「奴隸制度」，基督教沒有直接廢除，但它透過「你們都是神的兒女」和「在基督裡沒有自由人或奴隸」的教導，潛移默化地植入了「平等」的種子。這顆種子雖然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結出「解放」的果實，但它的「生命力」是內在的、不可阻擋的。這與伊斯蘭教將奴隸制度「永久化」的教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女性地位的提升亦是如此，不是通過外部的強制命令，而是通過「彼此尊重」、「將妻子視為較弱的器皿以示榮耀」等教導，喚醒了對女性尊嚴的意識。這些都證明了其「神聖手工」的印記。

瑟蕾絲特： （我輕輕閉上眼，感受著雨後清新的空氣和遠處的蟲鳴。腦海中浮現出塔羅牌中「力量」與「倒吊人」的意象——如何在限制中尋找內在力量，又如何在看似靜止中發現深層的覺醒）感謝兩位學者今夜的真知灼見。如今是2025年6月8日，距離您們著作的年代已過去一百多年。科技飛速發展，全球化深入人心，我們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世界。回望您們筆下的「古老信仰」，以及您們所推崇的基督教，您們認為，在當代世界，這些信仰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與機遇？那些曾經被您們視為「缺陷」的面向，是否在某些特定群體或文化語境中，又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力？

J. Murray Mitchell： （沉思良久，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感慨）一百多年，確實是滄海桑田。科技的進步令人驚嘆，但人心的基本問題——對意義、對歸屬、對超越的渴望——並未改變。印度教在當代，面對的挑戰是世俗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以及傳統與現代價值的衝突。我們曾批判的「偶像崇拜」和「種姓制度」，雖然在許多地方有所鬆動，但其深層影響仍未完全消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某些印度教的哲學，例如「瑜伽」和「冥想」，反而以「身心靈健康」的姿態，在西方世界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這或許是我們當年未能預見的。人們在現代生活的焦慮中，重新尋求內在的平靜與統一，這與我們曾提及的泛神論的「渴望」產生了某種迴響。當然，這並不改變我們對其核心教義的看法，但確實看到了其「外在形式」在現代語境下的變體，例如婆羅門社會（Brahmo Somaj）的改革，他們吸納了許多基督教的理念，試圖「淨化」印度教。這表明，即便信仰本身可能「沉淪」，但神聖真理的光芒依然能從外部照亮它。

Sir William Muir： （輕輕撥動他手上那枚刻有複雜花紋的古董戒指，目光深邃）伊斯蘭教在當代世界的挑戰則更為顯著，尤其是在「政教分離」與「自由民主」的浪潮下，其「憲法性僵化」的問題更加凸顯。許多伊斯蘭國家在社會和知識發展上，確實仍面臨著我們當年所描述的困境。然而，我們也看到一些穆斯林學者，試圖在教義內部尋求「改革」與「現代詮釋」的空間，例如在女性權益問題上，試圖將古蘭經的文本在符合現代倫理的前提下重新解讀。這些嘗試或許緩慢，但卻表明了信仰內部並非完全「凍結」，而是有生命力在流動，儘管這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內部張力與衝突。他們也在面對「現代性」的拷問，一些原教旨主義的回歸，正是對這種衝擊的反應，顯示其「不屈服於改變」的本質。

而基督教，雖然在西方世界面臨著世俗化和理性主義的考驗，但其「救贖」與「愛」的核心信息，依然是許多人尋求慰藉與希望的燈塔。其強調的「個體尊嚴」、「社會關懷」和「普世之愛」，依然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或許是其「生命力」的真正體現——它不試圖用僵硬的規則來約束一切，而是提供了一種「精神的引導」，讓個體在「自由」中，尋求與「神」的連結，並在社會中活出其價值。我深信，基督的道路，依然是引導全人類走向「光明」的唯一道路，無論世界如何變遷。

瑟蕾絲特： （我輕輕合攏掌心，感受著兩位學者堅定卻又在歲月洗禮下顯現的細微差異。窗外，雨絲徹底停歇，夜空深邃，星光璀璨。一隻螢火蟲在花叢中忽明忽滅，彷彿是某種古老智慧的微光）感謝兩位學者今夜的真知灼見。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信仰的本質與人類心靈的複雜性是如此交織。無論是古老的吠陀之歌，還是麥加的召喚，亦或是耶穌的教誨，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回應著人類對意義、對超越、對歸屬的永恆追問。有些信仰，如同古老的榕樹，盤根錯節，在深厚中尋求穩定；有些則如疾風驟雨，在變革中尋求突破。而人，則在這些不同的光芒中，不斷探索自己的「陰影」與「光明」，尋找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或許，真正的「信仰」並非單一的「教條」，而是人類在面對未知時，心靈所展現出的「韌性」與「創造力」。今日的星辰，或許也是千年前的星辰，它們以不變的姿態，低語著宇宙的奧秘，而我們，這些在時間之河中浮沉的旅人，也將繼續編織屬於我們的故事，在「舊信仰」的迴響中，尋找「新生命」的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