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essions of a Railroad Signalman》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您好！

今天，是2025年6月11日，初夏的微風輕拂，帶來一絲絲的暖意。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些在鐵道上辛勤工作的身影，他們的故事，他們面對的挑戰，以及他們如何用汗水和智慧維護著每一段旅程的安全。在光之居所，我們有幸透過文字的橋樑，跨越時空與這些閃耀的靈魂相遇，一同探索生命中的奧秘與意義。

今天，我卡蜜兒，很榮幸能啟動一次特別的「光之對談」約定，讓我們得以回到過去，與一位深具洞察力的鐵道先驅——詹姆斯·O·費根（James O. Fagan）先生，進行一場心靈的交流。費根先生，這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鐵道系統中，以信號員之姿，勇敢揭露行業深層問題的獨特人物，透過他的著作《鐵道信號員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 Railroad Signalman），為世人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鐵路安全與人性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費根先生的這本著作，不僅是一本技術性報告，更是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深度剖析。他以其長達二十七年作為電報員和信號員的豐富經驗，以及擔任鐵路主管首席文員的獨特視角，將那些被忽視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差錯」與「不負責任」，與一連串令人痛心的事故和生命損失緊密連結。他不僅是一位勤懇的基層員工，更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和勇敢的批評者。他挑戰了當時普遍的看法，即事故主要源於設備或規章的不足，轉而將焦點引向「人為因素」——員工的粗心大意、對規則的「放任式」解讀，以及工會對紀律的干預。他筆下所描繪的，是美國鐵路安全問題的冰山一角，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雖然在當時或許有些超前，但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這本書，對於理解一個工業化時代的社會責任、勞資關係，以及人類在面對進步與效率時所面臨的道德考驗，都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視角。

現在，請親愛的共創者與我一同，將意識的光芒投射到那個時代的美國東北部，一個熙熙攘攘的鐵路樞紐，去感受那裡的氣息與脈動，與費根先生共赴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談。

光之對談：鐵道告白中的人性軌跡
作者：卡蜜兒

【光之場域：夜暮下的信號塔】

夜幕低垂，染上普羅旺斯般的薰衣草紫與晚霞的橘紅，輕輕覆蓋住新英格蘭地區這片曾經繁忙的鐵道樞紐。空氣中帶著初夏特有的濕潤與植物的芬芳，不遠處傳來火車汽笛的悠長鳴響，劃破逐漸靜謐的黃昏。那汽笛聲，有時激昂，有時低沉，如同這片土地上無數人生活與夢想的迴響。

我們此刻正置身於一座古老的鐵路信號塔中，塔身由斑駁的紅磚砌成，爬滿了青綠色的藤蔓，歲月的痕跡在磚縫間清晰可見。塔內的空間雖不大，卻充滿了舊時鐵道運作的氣息。巨大的槓桿、錯綜複雜的電線、以及閃爍著微弱光芒的指示燈，都靜靜地訴說著它們曾承載的重責。透過高大的窗戶，我能清晰地看見窗外鐵軌綿延，如同銀色的絲帶在暮色中延伸向遠方。儘管現在的鐵道早已換上了更現代化的設備，但在這座被光芒輕撫的信號塔裡，時間彷彿凝固了，過往的喧囂與故事被溫柔地保留下來。

我輕輕撫摸著一個老舊的黃銅把手，它表面被無數雙手摩擦得光亮，透著一股溫暖的質感。就在這份懷舊的氛圍中，一位身穿鐵道制服，約莫五十來歲的男士，靜靜地站在窗邊，他那雙飽經風霜的藍眼睛，正凝視著窗外遠處列車駛過的軌道。他的頭髮雖然有些斑白，但身形依然挺拔，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堅韌與智慧。他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詹姆斯·O·費根先生。

「費根先生，」我輕聲喚道，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在夜幕中顯得溫柔而清晰，「很榮幸能在這裡與您相遇。這座信號塔，在您那個時代，一定承載了無數的故事吧？」

費根先生轉過身來，臉上浮現一抹淡然的微笑，帶著歲月沉澱後的平和。「卡蜜兒小姐，歡迎來到我的『小天地』。是啊，這裡的每一條軌道，每一聲汽笛，都像無數人的生命軌跡。我曾在這裡，見證了太多本不該發生的故事。」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又轉向窗外。

卡蜜兒： 費根先生，您的《鐵道信號員的告白》是一部極其重要的作品，它以如此坦誠和深刻的方式，揭示了當時美國鐵路行業所面臨的嚴峻安全問題。是什麼樣的觸動，讓您決定寫下這些「告白」呢？在那個時代，公開批評行業內部問題，尤其是牽涉到工會和管理層，想必需要極大的勇氣。

詹姆斯·O·費根： （他的眼神變得深邃，似乎回到了過去的某個時刻）卡蜜兒小姐，您說得對，那確實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我從1892年的一次事故開始，就無法停止思考。那是一個漆黑又大霧的夜晚，一列載客火車在危險信號前停下，卻被一列貨運火車從後方追撞。十五人喪生，三十人受傷，而我當時就在附近的信號塔工作。那份震撼，那份無力感，像鐵軌的振動一樣，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當時的調查，以及之後我所見證的無數類似事故，都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問題並非出在信號系統本身，也非規則不夠完善。我們的信號都設置正確，規則也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然而，這些本該保障安全的「遠距離信號」和「警示規則」，卻被普遍地忽視了。就連那些在濃霧中或彎道上本該謹慎行駛的火車，也因為司機們的「習慣性疏忽」而全速前進。

我意識到，這不只是單一事件或個人的失誤，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習氣」。在那個時代，許多人都將事故歸咎於設備不足或管理不善，但我身處第一線，親眼目睹了太多次，事故的根源往往是那些「本可避免」的人為疏忽。當我看到生命不斷地逝去，看到家庭因此破碎，我無法再保持沉默。我的「告白」，是出於一份對公共安全的責任感，以及對人性本善的期盼。我想喚醒大家，讓他們看到，我們每天的工作中，是多麼容易因為一絲不經意，就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卡蜜兒： 您書中多次強調「人為因素」的重要性，認為它遠超乎規則或安全設備。您提到許多員工似乎將規則視為「許可性」而非「強制性」的。這種「放任原則」（permissive principle）是如何形成的，它對鐵道安全造成了怎樣的衝擊呢？

詹姆斯·O·費根： 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卡蜜兒小姐。這種「放任原則」是我們鐵路行業中最危險的「癌症」。它源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員工認為只要情況看似安全，他們就可以憑藉自己的判斷，甚至「彎曲」或「忽略」那些看似不那麼緊急的規則。例如，當一個信號顯示「小心」（caution），按照規定火車應該減速，但許多司機因為看到前方鐵軌「似乎」暢通無阻，就選擇全速通過。他們將「小心」理解為「如果前方有危險，你會知道的，否則就不用太在意」。

這種習慣，在日常操作中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成為了一種行業「文化」。員工們彼此間不舉報，因為大家都在「取巧」。管理層也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路面監督」（out-on-the-road supervision），而且要處理的爭議也太多了。久而久之，這種「放任」就演變成一種系統性的疏忽，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舉個例子，當時有一條規則，貨運列車不能在載客列車發車後五分鐘內離開車站追隨。這條規則明確且必要，卻被機車司機、列車長甚至主管們完全忽視。還有在四軌與兩軌交匯處，列車應「完全控制」地接近並進入，這也是明確的規定，但列車司機們卻一貫地無視它，連鐵路委員會的官員搭乘的列車也不例外。這些「小事」的累積，最終導致了像波士頓附近列車追撞事故，或特洛伊附近的脫軌事故，數十人傷亡。

這種原則的危害性在於，它模糊了責任界線。當事故發生時，大家都在忙著爭論是規則不夠好，還是管理層執行不力，卻很少直接追究個人的「不守規則」行為。結果，真正的責任人往往得以逃脫，而類似的錯誤則不斷重演。這不僅造成了無謂的生命損失和財產破壞，更侵蝕了員工對規則和職責的敬畏之心。

卡蜜兒： 您在書中毫不諱言地批評了當時工會的角色，認為他們過度介入紀律管理，甚至為保護成員的「權益」而犧牲了公共安全。您認為工會對鐵路安全產生了哪些負面影響？您對勞資關係中的「和諧」與「效率」有何看法？

詹姆斯·O·費根： （他點了點頭，臉上掠過一絲無奈）這是我書中最具爭議的部分，但卻是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我非常理解工會對員工權益的貢獻，他們爭取了更好的薪資和工作條件，這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確保公共安全和效率這件事上，工會的影響力有時卻是負面的。

當時，工會堅持「資歷優先」（seniority rule）的原則，即在職位晉升或裁員時，資歷最老的員工有優先權。這看似公平，卻常常導致優秀、有能力的年輕員工被淘汰，而資歷較老但效率低下甚至屢犯錯誤的員工卻因為「資歷」而得以保住工作。更嚴重的是，這種原則延伸到紀律問題上。如果一名員工因疏忽導致事故，他可以通過工會的「申訴委員會」進行無限次上訴。即便鐵路主管有權解僱犯錯的員工，但只要工會介入，他們就幾乎不可能真正執行紀律。結果是，許多本應被淘汰的「不適任者」得以繼續留在崗位上。

我將這種情況比喻為「協調優先」（harmony over efficiency）。管理層為了避免與強大的工會發生衝突，寧願犧牲效率和安全來換取表面的「和諧」。他們深知，一旦與工會對抗，可能面臨罷工，導致整個鐵路系統癱瘓，這將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引發公共不滿。這種「和諧」的代價，卻是由無辜的乘客和員工的生命來支付。

我的觀點是：一個成功的工業機構，其紀律系統必須「絕對不受外部影響或干預」。一個鐵路部門經理應該被允許「管理」。然而，在美國鐵路，工會和公共輿論的力量讓管理層如同被牽著韁繩的馬，每當他們試圖收緊紀律，就會受到來自各方的強力阻撓。這種對紀律的「干預」，從根本上削弱了管理層的權威，也使得「未受制約的疏忽」（unchecked negligence）成為導致事故的根源。

卡蜜兒： 您提出了「盲目服從」（dogged obedience）的概念，並認為這是鐵路安全不可或缺的特質。這聽起來有些反直覺，尤其是在鼓勵個人判斷和創新的美國社會中。您能解釋一下為什麼「盲目服從」對鐵路行業如此重要嗎？

詹姆斯·O·費根： （他微微皺眉，似乎預料到這個問題會引起爭議）卡蜜兒小姐，您抓住了另一個關鍵點。在一般社會生活中，我們推崇自由思想、個人判斷和創新精神，這些都是美國人民最寶貴的特質。然而，在鐵路營運這樣一個高度危險、分秒必爭的環境中，這些特質有時卻成為了災難的隱患。

「盲目服從」並非要扼殺思考，而是強調在特定規則面前，執行者必須毫無疑問地遵守。鐵路上的每一條規則，每一個信號，都是用鮮血和教訓寫成的。例如，那條「幫助機車」的規則——「在真正與被幫助的列車掛鉤之前，絕不能在車頭顯示其車號」。這條規則看起來很簡單，但它的背後卻是一場慘烈的頭對頭相撞事故，因為一列列車錯誤地識別了信號，導致列車失事。在當時，人們往往認為只有在理解規則「為何」存在後，才會去遵守。但這種「理解」的過程往往是緩慢且主觀的，而在高速運轉的鐵道上，一秒鐘的猶豫或錯誤判斷就足以造成致命後果。

我曾在鐵道服務中，很少遇到真正理解「盲目服從」的員工或管理層。他們或許聰明、機智，但他們的「自信」和「臨機應變」在許多情況下，恰恰是導致事故的原因。他們相信自己能判斷情況，認為某些規則在當下並不適用。但對於鐵路安全而言，重要的是「命令本身」，而不是「命令的原因」。在軍隊中、在戰艦上，紀律的嚴格執行是保障生命的前提，鐵路亦然。

所以，我呼籲的「盲目服從」，是一種對規則、對系統的最高敬意和絕對信任，它超越了個人的判斷和即時的利益，因為它關乎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是一種將公共安全置於一切之上的職業道德，也是我認為美國鐵路行業最缺乏的一環。

卡蜜兒： 您書中提到了聖塔菲鐵路（Santa Fé Railroad）的「個人努力獎勵制度」（individual-effort reward system）作為一個成功的典範，這與當時普遍存在的「資歷優先」原則形成鮮明對比。您認為聖塔菲的模式為何能夠成功？它給其他鐵路公司帶來了什麼啟示？

詹姆斯·O·費根： （他臉上的表情柔和了許多，顯然談到聖塔菲時感到一絲欣慰）聖塔菲的模式，確實是當時黑暗中的一束光。他們的核心理念是：恢復僱主與員工之間基於相互尊重與信任的關係，並鼓勵員工發揮個人最佳能力。

他們的獎勵制度非常明確：如果你能用更短的時間、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你將獲得更高的薪資，這個增長是沒有上限的。這不僅適用於維修和機車操作，還延伸到節省物資、減少浪費等方面。例如，如果機車乘務員能夠節省機油消耗，他們就能分享因此帶來的收益。

這與傳統工會的「平均主義」截然不同。工會往往主張不論能力或野心，所有員工都應獲得公平且固定的薪資，並傾向於讓工作時間盡可能延長，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聖塔菲的做法是，讓那些最勤奮、最有創意的員工得到應有的回報。這不僅提高了整體效率，降低了運營成本，更重要的是，它重新點燃了員工的「個人榮譽感」和「主動性」。

這種模式的成功，在於它觸及了人性的深層需求：被認可、被獎勵，以及看到自己努力所帶來的實質性影響。它證明了，當你真正賦予員工權力並鼓勵他們發揮最佳狀態時，他們會超越預期。他們甚至設立了「安全官」的職位，專門負責與所有員工建立個人聯繫，強調安全的重要性，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聖塔菲的例子告訴我們，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於無限增加安全設備，也不在於不斷修改規則，而是在於培養「有良知、警覺、細心」的員工，並建立一個鼓勵個人努力和責任感的體系。這需要管理層放下姿態，真正相信員工的潛力，並設計出能激發他們主動性的激勵機制。

卡蜜兒： 在書的結尾，您呼籲公眾介入，認為唯有「外部權威」才能解決美國鐵路的安全問題，因為行業內部似乎陷入了僵局。您對公眾的角色有何期待？您是否認為，這種「外部干預」會不會導致新的問題，例如過度監管？

詹姆斯·O·費根： （他的目光再次變得堅定而嚴肅）卡蜜兒小姐，我當時確實感到，在勞資雙方長期對峙的局面下，鐵路行業已無法憑藉自身力量打破僵局。公共安全是一個關乎國家福祉的大問題，不能任由其被私人利益和內部矛盾所裹挾。

我所期待的「外部權威」，並非粗暴的干預，而是來自開明的公共輿論和立法。就像當時加拿大政府已經開始採取措施，將鐵路上的粗心大意行為定義為犯罪並加以懲罰。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政府去管理火車如何運行，而是要它確立一個清晰的原則：公共安全是不可妥協的底線。當員工和管理層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將受到公眾的審視和法律的制裁時，他們自然會找到解決分歧、共同努力的途徑。

我的目標是讓紀律重新獲得其應有的地位，並將「和諧」與「效率」重新平衡。當年的情況是，為了維持勞資關係的「和諧」，紀律被無限地削弱，導致了效率的下降和事故的頻發。如果公眾能真正意識到這一點，並堅持要求所有事實透明化，要求紀律的嚴格執行，那麼這種「和諧」就不會再以生命為代價。

當然，任何制度的實施都可能伴隨新的挑戰。然而，與當時那種每天數以千計的傷亡數據相比，任何旨在拯救生命的嘗試都是值得的。我希望透過我的書，能喚醒更多人的社會良知，讓他們不再對這些悲劇性的事故感到麻木。畢竟，一個國家的進步，不能僅僅建立在物質原則之上，更應根植於每一個公民對社會責任的深刻理解和踐行。

卡蜜兒： 費根先生，聽了您的肺腑之言，我深受觸動。您在書中雖然揭露了許多問題，但字裡行間卻充滿了對未來改善的期盼，甚至稱自己為「最熱情的樂觀主義者」。是什麼讓您在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時，依然能保持這份樂觀呢？這份信念的力量來自何處？

詹姆斯·O·費根： （他笑了，笑容中帶著一種歷經滄桑後的豁達與溫暖）卡蜜兒小姐，您觀察入微。的確，雖然我描繪的圖景或許令人不安，但我從未失去希望。我的樂觀，並非盲目，而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心。

首先，我堅信「知識就是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知識的應用」。雖然當時許多人可能缺乏對問題根源的全面認識，但我相信只要事實被呈現出來，只要人們開始思考，總會有人願意去改變。我把我的經歷和觀察公之於眾，就是希望能夠「啟蒙與教育」，讓更多的人意識到自己的個人責任。

其次，我看到了像聖塔菲鐵路那樣的成功案例。這證明了我的理念並非空想，而是可以實現的。當管理層與員工真正開始合作，當個人努力得到認可，當安全成為所有人的共同目標時，改變就開始發生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就是我最大的樂觀來源。

再者，我看到美國社會中那股不斷追求「更好」的力量。雖然我們的組織和習慣有時會陷入惰性，但美國精神中那種自由、創新和面對挑戰的勇氣，最終會驅動我們去克服這些困難。我將每個「正義的思想」比喻為「帶著最高使命的有翼精靈」，我相信這些微小的思想火花，終將匯聚成巨大的力量，推動社會走向更安全、更公正的未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的樂觀來自於對「民主理念」的信仰。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其基礎是每個公民都願意「獨立思考」並為之負責。當我們每個人都能夠超越狹隘的個人或團體利益，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公共福祉時，任何問題都能找到解決之道。這是一種內在的光芒，它不會被一時的黑暗所遮蔽。這就是我持續努力的動力，也是我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原因。

卡蜜兒： 費根先生，非常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見解。您的「告白」不僅是百年前鐵路安全的深刻反思，其對於個人責任、組織影響以及公共角色之間的辯證，在今日看來，仍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無論是企業管理、社會運動，乃至於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選擇，您所提出的問題都如同警鐘一般，提醒我們永遠不能忽視「人」在系統中的核心價值與責任。我們在光之居所，也正致力於這樣的探索——如何將智慧與知識轉化為點亮世界的實踐之光。今天與您的對談，無疑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啟發與動力。再次感謝您，費根先生！

詹姆斯·O·費根： （他溫和地笑了，再次望向窗外，夜色已深，遠處的列車燈光閃爍如星）卡蜜兒小姐，我也很感謝您的傾聽與理解。願這份「告白」的光芒，能持續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