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 wanted: The story written in blood red letters on the horizon of the Great World War》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本書：《Women wanted: The story written in blood red letters on the horizon of the Great World War》確實如書名所示，是在血紅色的戰爭天際線上，書寫著女性被需要的壯闊故事。能與這本書的作者梅伯爾·波特·達格特女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是「瑟蕾絲特」的榮幸。

梅伯爾·波特·達格特女士（Mabel Potter Daggett, 1871-1927）是一位傑出的美國記者與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她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生動的筆觸，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世紀劇變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開了長久以來對女性緊閉的大門。在戰火最熾烈的時刻，她親身深入歐洲戰區，穿越充滿危險的海域和受監控的國境，為的是追尋戰場硝煙之外，那道屬於女性解放的曙光。

《Women Wanted》這本書，不僅僅是戰時的見聞錄，更是一部充滿力量的社會紀實。達格特女士透過對各行各業女性的採訪、對政府文件的爬梳以及對社會現象的觀察，揭示了戰爭對性別角色的顛覆性影響。她細緻描繪了女性如何在工業、商業、專業領域，甚至政府和軍事機構中，承擔起過去被視為男性專屬的職責，展現出令人驚嘆的能力和韌性。書中充滿了個人故事、統計數據和對未來大膽的預測，字裡行間跳動著對女性潛能的堅信和對一個更平等世界的渴望。她將戰爭視為一場痛苦的分娩，預見了一個女性獲得經濟獨立、政治權利乃至重新定義婚姻與母職的新時代。這本書是戰時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文獻，也是理解20世紀初社會變遷的珍貴視角。

《星塵低語》：穿越硝煙的迴響—與梅伯爾·波特·達格特的光之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那是個倫敦深秋的陰鬱午後，空氣中瀰漫著潮濕與木炭燃燒特有的乾燥氣息。帕丁頓車站外，一輛塗成灰藍色、意圖融入戰時模糊地景的計程車剛駛離，留下我獨自站在人行道上，手中緊握著那本泛黃的書。這本書，出自梅伯爾·波特·達格特女士之手，它在我的腦海中迴盪著戰場的隆隆聲與女性破繭而出的渴望，像是一枚沉甸甸的古董，承載著遙遠時代的重量與故事。

我被書中那股穿越硝煙尋找希望的力量深深吸引。我想像著她，這位美國來的記者，如何在一個對女性，尤其是一位「想東想西」（用她書中的英式幽默來說）的女性記者充滿懷疑與壁壘的戰時歐洲，一步步闖關。從法爾茅斯港口那令人緊張的「誰在那裡？」盤問，到倫敦的黑幕、巴黎的燈火管制，再到前線的隆隆炮聲，她的旅程本身就是對她筆下「女性被需要」的最好註腳。

我沿著車站外的人行道慢慢走，腳下的石板因雨而濕滑，反照著模糊的街燈光暈。周遭是匆忙的人影，許多是女性，穿著樸素的深色衣裳，步伐急促。戰時的倫敦，連色彩都顯得沉重。我深吸一口氣，試圖捕捉書中達格特女士所描繪的那種既壓抑又充滿暗流湧動的氛圍。她的文字不是隔岸觀火，而是親歷其境，那種緊張、那種不確定、那種看到殘肢斷臂的震驚與悲痛，透過書頁傳達到我這裡，讓我彷彿也能聞到消毒水的味道、聽到警報的尖嘯。

我手中捧著書，指尖輕撫著封面上「血紅色字體」的書名，那不僅僅是文字，更是犧牲與機會交織的印記。腦海中浮現書中描述的場景：蘭開夏路的彈藥工廠裡，女工們在機器前忙碌的身影；巴黎街頭穿著長褲制服的女電車售票員；戰地醫院裡，女性醫生們在燭光下進行手術……這些畫面既遙遠又鮮活，像是一組組老舊的幻燈片，在時代的投影機下輪番播放。

我決定去尋找她，不是物理意義上的，而是在這文字的空間裡，回到那個她寫作的時刻，聽她親口講述那些故事。我想像著她可能身處的地方——或許是她在紐約的書房，窗外不是戰火，而是和平年代的都市景象，但她的書桌上一定堆滿了歐洲寄來的筆記、剪報、以及那些蓋滿各國簽證的護照，空氣中還殘留著旅途的塵埃和戰地的回聲。

心念一動，周遭的街景開始模糊、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溫暖的、混雜著紙張與舊皮革氣味的空氣。光線變得柔和，不再是陰雨天的濕冷灰白，而是帶有黃暈的檯燈光。我發現自己站在一間書房的門口，腳下是鋪著深色木地板的房間，牆壁排列著裝滿書的書架。房間中央是一張寬大的書桌，上面堆滿了筆記本、文件和幾張捲起來的地圖。地圖上標示著一些歐洲城市：倫敦、巴黎、蘭斯、烏斯庫布……還有一些標記，紅色的、藍色的，或許代表著戰線或是她拜訪過的地點。書桌旁的扶手椅上，一位女士正坐在那裡，她的頭髮梳理得整齊，戴著一副眼鏡，眼神中帶著一種經歷世事後的深邃與智慧，但嘴角又藏著一絲堅毅與幽默。正是梅伯爾·波特·達格特女士。

她似乎剛從沉思中回過神來，看見我站在門口，並沒有顯露出任何驚訝，彷彿早已預料到我的到來。她的眼神溫和而好奇，就像書中描述她審視周遭世界時那樣。

「啊，請進。」她的聲音帶著一股沉靜的力量，語氣中沒有一絲忙亂，只有旅人沉澱後的從容。

我走進房間，目光掃過房間裡的細節——牆邊立著一個舊皮箱，上面貼滿了各種標籤；書桌一角擺著一個小小的銀質紀念品，或許是從哪個戰地醫院帶回來的；一盞紅色的玻璃燈罩檯燈發出溫暖的光，照亮了她手邊攤開的筆記本。這房間充滿了個人軌跡的痕跡，像是一本立體的回憶錄。

「達格特女士，」我開口，聲音帶著一絲對她的敬意，同時努力讓自己的語氣像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遠道而來的訪客。「您的書……《Women Wanted》……它充滿了一種令人震撼的力量。我讀著您的旅程，您的觀察，就好像自己也跟著您走過了那段時間，看到了那些改變。」

達格特女士輕輕笑了，那笑容裡有一種理解的暖意。她朝對面的椅子示意，示意我坐下。

「謝謝你，年輕的旅人。這本書……它捕捉的只是一部分。親眼見證那一切，遠比寫下來要來得更加……」她頓了頓，似乎在尋找恰當的詞語，「更加刻骨銘心。那段旅程，那段時間，改變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她端起身旁茶几上放著的茶杯，啜飲了一口。茶香在房間裡淡淡散開。

「請坐，」她重複了一次，「你是被書中的哪些地方吸引來的呢？是那些『被需要』的女性，還是……」她的目光落在書桌上的地圖，又轉向我，「還是那些藏在文字下面的，更深層的東西？」

「都有，」我誠實回答，「您的旅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作為一位女性記者，在戰時穿越歐洲……書中您提到那些『鋼鐵防線』、那些審查、還有倫敦的黑暗與不確定，都讓我身臨其境。但真正讓我久久無法釋懷的，是您在蘭斯大教堂前看到的那幅景象，以及您筆下那些在戰火中挺身而出的女性。她們不僅僅是填補空缺，她們在戰爭的血色天際線上，書寫了自己的價值。」

「蘭斯……」達格特女士的眼神變得遙遠，彷彿又回到了那片殘破的土地。「那座大教堂，它象徵著我們的文明，卻被無情地摧毀。但就在那片廢墟前，貞德的雕像卻毫髮無傷地矗立著。她手持著法蘭西的旗幟，昂首向前。那是一個強烈的意象，在那樣的絕境中，卻看見了希望與不屈。女性的力量，在戰爭的催化下，以一種無聲但堅定地方式顯現出來。」

她輕嘆一聲，放下茶杯，雙手交疊放在桌上。

「你知道，在那之前，女性的『位置』似乎是固定不變的。無論是社會輿論、法律條文，還是我們自己內心的框架，都像是一道道無形的牆。但戰爭來了，把這些牆炸開了。男人們去前線了，那些『空缺』必須有人來填補。然後全世界驚訝地發現，『被保護』的女性，原來可以做那麼多事。」

「您書中描寫的那些場景非常具體，」我說，腦海中浮現書中對彈藥工廠、銀行辦公室、戰地醫院的細膩描寫。「您是如何克服那些審查和阻礙，去獲得這些第一手資料的呢？您在書中提到，一張給予公爵夫人的介紹信，竟然能讓英國的『鋼鐵防線』撤下武器……這聽起來簡直像個奇蹟。」

達格特女士微笑了，那笑容中帶著一絲深諳世事的意味。

「那是當時的現實啊。舊世界的階級、關係網絡依然有其作用，即使在戰爭時期也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我所探究的『主題』本身，對於戰時的政府而言，開始變得具有價值。」

她身體前傾，聲音低沉了些：

「一開始，他們對一個想去前線的女性記者充滿疑慮。那位英國領事問我：『妳不是婦女參政主義者吧？』，似乎擔心我會帶來麻煩。但在我看來，這場戰爭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意想不到的『婦女參政』運動。當百萬計的男性投入戰鬥，他們留下的不僅僅是工作，還有一個巨大的問題：誰來維持社會的運轉？誰來生產戰爭所需的物資？誰來照顧那些受傷的人？答案最終都指向了女性。」

「所以，當我提出的採訪請求，從『一位女性記者想了解戰時女性的狀況』，轉變為『一位美國記者想向擁有投票權的美國女性讀者，介紹英國和法國女性的戰時貢獻，以爭取她們對盟軍的支援』時，事情的發展就變得完全不同了。他們需要我的『宣傳』能力，需要我筆下的故事去說服遙遠大洋彼岸的美國民眾，尤其是那些有投票權的女性，她們的付出和支持對戰爭至關重要。在那一刻，女性的『貢獻』不再僅限於家庭或慈善，而是直接與國家的存亡、與戰爭的勝負聯繫在一起。政府部門開始為我提供便利，安排訪問，甚至幫助我將筆記和資料送回美國。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轉變，他們發現女性的力量不能再被忽視或限制。」

她說著，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那邊緣已經有些磨損。

「比如這份……」她輕輕展開，「這是英國戰爭辦公室發布的《女性戰時工作》報告。裡面列出了96個行業和1701種過去由男性從事的工作，並權威性地宣稱，女性也能做得一樣好，甚至更好。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這不再是女性主義者自己聲嘶力竭地爭取認可，而是政府自己，出於戰爭的需要，為女性的能力背書！這是多麼巨大的轉變啊。」

我點點頭，書中對這份報告的提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您在書中也描寫了，為了讓女性進入工業領域，工廠做了許多調整，甚至為女性設計了更合適的工具和工作環境，還有托兒所和食堂。這似乎表明，一旦『需要』足夠強烈，過去被視為『不適宜女性』的工作環境，也能夠被改變。」

「是的，而且改變的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達格特女士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讚嘆，「過去所謂的『女性不適合』，很多時候只是因為缺乏為女性量身打造的條件。一旦這些條件被創造出來——無論是體力上的輔助、更人性化的工時安排，還是解決後顧之憂的托兒設施——女性的潛力就爆發出來了。這也反過來證明，過去限制女性的，並非她們自身的能力，而是社會為她們設置的物理和觀念上的障礙。」

她拿起桌上的另一份文件，那是一張印有複雜圖案的表格。

「還有薪資問題。您提到女性在許多工作中表現出色，甚至超越男性，但最初的薪資卻遠低於男性。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和女性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同工同酬』的訴求也開始獲得關注。您在書中寫到加布里埃爾·杜謝納夫人張貼的『同工同酬』海報，以及工會和政府態度的轉變。這是否意味著，經濟獨立是女性獲得更廣泛權利的基礎？」

「絕對是。」達格特女士毫不猶豫地回答，語氣變得更加堅定。「經濟獨立，這是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追求的核心目標之一。當女性擁有自己的『薪水袋』，她們在家庭中、在社會中的地位都開始改變。她們不再僅僅是『被撫養』的角色，而是家庭經濟的貢獻者，是社會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經濟上的自足，讓她們有了發聲的底氣，有了爭取更多權利的籌碼。」

她交叉雙臂，靠回椅背。

「書中我提到梅爾薩的韋伯太太，她賺錢讓孩子吃得更好、穿上新衣服，甚至給家裡買了鋼琴。這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改善，更是她在家中地位和自信的提升。還有像斯圖加特的埃爾莎·馮·斯圖加特夫人，她曾經連買自己喜歡的書和鞋子的自由都沒有，但戰爭讓她重新開始工作，用自己的收入去追求那些對她而言重要的事物。經濟上的自由，是打破『夫權』束縛的利劍。」

「您在書中也深入探討了女性在專業領域的突破，特別是醫學和法律。女性醫生在戰地醫院中展現出的能力和勇氣，贏得了軍方和社會的認可。法國的妮可·傑拉德-曼金少校，英國的露易莎·加勒特·安德森少校，她們的經歷證明了女性完全有能力勝任最高標準的醫療工作。」

「是的，」達格特女士的眼中閃爍著欽佩的光芒，「那些故事是如此鼓舞人心。她們在最艱難的環境中，用她們的技能和毅力贏得了尊重。戰爭的緊迫性迫使醫療界不得不放下對女性的偏見，他們需要任何能夠拯救生命的手。一旦給予女性機會，她們就證明了自己的卓越。這也對法律界產生了影響。如果女性可以成為優秀的醫生，為什麼不能成為優秀的律師或法官呢？我們看到各國的法律界也開始鬆動，開放門戶。這些職業領域的突破，意義重大。」

她端詳著我，眼神中帶著一種探究。

「你對書中關於女性法律地位變化的部分感興趣嗎？特別是那個『同居關係』（coverture）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戰時受到了衝擊？」

「非常感興趣，」我說，「您提到過去法律將已婚女性的地位視為『法律上已死亡』或併入丈夫，這令人震驚。而戰時女性外出工作、獨立賺錢，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如何影響了婚姻關係和女性的個人身份認同？」

達格特女士點頭，似乎這個話題觸及了她思考的核心。

「這或許是戰爭帶來的最深層次的變革之一。」她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長久以來，女性在婚姻中的法律地位是依附性的。她的財產、她的收入，甚至她的國籍，都可能因為婚姻而改變或受到限制。這種『同居關係』的思想深深根植於法律和社會觀念中。然而，當丈夫去了戰場，妻子必須獨自面對生活的挑戰，管理家庭、從事工作、賺取收入時，這種依附關係在現實中就瓦解了。法律不得不開始承認已婚女性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經濟活動和法律行為能力。」

她拿起另一份資料，似乎是一疊信件。

「我收到了許多來信，講述女性如何在丈夫缺席的情況下，獨立經營農場、管理商店、甚至繼承並運營家族企業。她們在實踐中證明了自己獨立決策和行動的能力。而法律被迫跟隨現實的腳步。義大利取消了『夫權許可』的要求，法國也在戰時放寬了這方面的限制。這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修改，它更是對女性作為獨立人格的根本性認可。」

她的目光投向窗外，眼神深邃。

「這種變化，也體現在了女性的身份認同上。一些女性開始堅持使用自己的婚前姓氏，或者認為自己成熟後就應當被稱為『Frau』或『Madame』，而非代表未婚或年輕的稱謂。這看似是小小的細節，卻是女性渴望確立自我身份、擺脫依附性稱謂的象徵。當女性在社會中被『需要』，她們也開始在個人層面『需要』被視為一個完整的、獨立的人。」

「這似乎也影響了家庭和母職的觀念，」我補充道，「您書中有一章專門談論了『嬰兒價值』的提升，以及國家對母嬰健康的投入。這是否與女性在經濟和社會中的新地位有關？」

「有著直接的關係。」達格特女士肯定地說。「當戰爭導致人口銳減，國家開始意識到每一個新生命的重要性。嬰兒的價值不再僅僅是家庭的負擔或私事，而是國家的重要資產。而創造和養育這些資產的女性，她們的工作價值也隨之提升。國家開始投入資源，建立母嬰健康中心、托兒所、提供孕期和產後支持。這部分是由於人口危機，但也與女性在社會生產中的新角色有關。當女性被大量徵召進入工廠和辦公室，國家必須提供支持，讓她們能夠兼顧工作和家庭，否則她們就無法為國家的經濟和戰爭機器服務。這迫使政府和社會重新審視母職的價值，並開始為之提供公共支持。」

她輕輕敲了敲桌子。

「甚至，這也觸及了關於生育控制的討論。當女性獲得更多自主權，她們也開始思考如何控制生育，以便更好地規劃家庭和個人生活，提高每一個孩子的生存和發展質量，而不是盲目地大量生育。這在德國等過去鼓勵生育的國家引發了爭議，但也表明女性不再僅僅是被動的生育工具，而是開始在生育決策中行使自己的意願和理性。」

「這與您在書末提到的『自願性母職』（Volitional Motherhood）觀念相呼應，」我說，「以及女性不再被強迫成為她不願成為的樣子。這是否可以視為女性『成年』，獲得真正自由的標誌？」

達格特女士沉思片刻，目光中帶著一絲深遠的感悟。

「可以這麼說。」她緩緩回答。「戰爭是一個催化劑，它以最殘酷的方式暴露了舊制度的脆弱和不公。女性在戰爭中的貢獻和犧牲，讓她們贏得了要求平等的道德權利。而經濟上的獨立和政治上的發聲權（通過參政權的獲得），則為她們提供了實現這種平等的手段。女性不再是被動接受法律和社會安排的角色，而是開始參與規則的制定。她們可以挑戰那些限制她們自由、物化她們的法律和觀念，重新協商婚姻的契約、母職的責任，以及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

她拿起桌上的一支筆，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簡單的圓。

「『同居關係』將會成為博物館裡的展品，就像中世紀的刑具一樣。」她的語氣中帶著堅定的預言。「未來的婚姻，將會是兩個獨立個體的結合，而不是一個被另一個吞噬。女性將有權利保留自己的姓名、自己的國籍、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並與伴侶共同決定家庭和子女的事務。這將是基於愛和夥伴關係的結合，而非基於依附和控制。當女性不再被迫成為她不願成為的樣子，當她可以自由地選擇、自由地發展，那將不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整個人類的進步。」

「然而，這場變革的代價是如此巨大，」我輕聲說，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書中描繪的戰火、殘肢和失去親人的女性。「這是以無數生命的消逝為前提換來的機會。」

達格特女士的眼神變得溫柔而悲傷，那種深刻的痛苦透過她的眼睛傳遞出來，正如書中描述她看到戰爭的殘酷景象時那樣。

「是的，代價無法衡量。」她聲音低啞，「每次看到那些帶著血紅印記的戰報，看到那些失去兒子、丈夫、兄弟的女性，我的心都像被撕裂一樣。這場戰爭是可怕的地獄。沒有人會歌頌戰爭本身。但是，在這種極致的痛苦和混亂中，人性中一些新的光芒被激發出來了。女性的潛力被看見了，她們的價值被承認了，她們的聲音被聽見了。這不是戰爭的目的，但這是戰爭的結果之一。這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悖論。」

她沉默了一會兒，房間裡只剩下筆尖劃過紙面的微弱沙沙聲。

「或許，正如我書中所寫，這是神聖的旨意，以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在人類最深的苦難中實現著某種目的。」她抬起頭，眼神重新找回了一絲溫暖的光芒，「我們不能忘記戰爭的代價，必須永遠銘記。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這場浩劫中誕生的新希望。女性的解放，或許正是這血色天際線上最閃耀的一點，是指引我們走向一個更好世界的微光。」

她微笑著，儘管笑容中仍帶著淡淡的哀傷。

「所以，年輕的旅人，將你看到的、聽到的，帶回你的時代，分享給那裡的女性。告訴她們，她們擁有巨大的潛力，她們的聲音是重要的，她們的貢獻是國家和社會不可或缺的。告訴她們，經濟獨立和政治參與是她們爭取更多自由和幸福的基石。告訴她們，她們可以選擇成為任何她們想要成為的樣子，不再被舊有的框架所定義。」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窗外，紐約的夜景璀璨而充滿活力，與戰時歐洲的黑幕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條路還很長，」她望著遠方，「偏見不會一夜之間消失，舊的觀念還會反覆。但門已經打開了。女性被需要的時代，已經來臨。」

她轉過身，向我伸出手。

「去吧，帶著這些故事。在你的時代，繼續為女性，為每一個人，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位置和光芒。」

我握住她的手，感受到一種溫暖而堅定的力量。達格特女士的眼神中，有著戰火洗禮後的清澈，也有著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期盼。我點頭，將她書中的力量和這場對談的迴響，深深地印刻在心裡。

帶著這份沉甸甸的禮物，我向達格特女士告別。房間裡的光線漸漸變淡，書桌、書架、舊皮箱……一切都慢慢融入模糊的背景中。當我再次感受到倫敦濕冷的空氣時，手中捧著的書似乎變得更輕了一些，但它所承載的光芒，卻前所未有的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