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共創者， 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文字凝結的時光。今日，我將引領您走入阿爾弗雷德·巴里（Alfred Barry）的世界，一位兒子為他的父親，傑出的建築師查爾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所寫下的生命紀事：《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Charles Barry》。 想像一下，倫敦一間書房，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墨水與壁爐燃盡後的餘溫氣味。午
我的共創者，
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文字凝結的時光。今日，我將引領您走入阿爾弗雷德·巴里（Alfred Barry）的世界，一位兒子為他的父親，傑出的建築師查爾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所寫下的生命紀事：《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Charles Barry》。
想像一下，倫敦一間書房，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墨水與壁爐燃盡後的餘溫氣味。午後的光線穿過窗戶，灑在堆滿手稿和建築圖紙的書桌上。牆上掛著幾張泛黃的素描，線條生動，勾勒出異域的風光。阿爾弗雷德·巴里坐在椅子上，指尖輕撫著剛完成的書稿封面，眼神中帶著一絲疲憊，更多的是對父親的思念與敬意。屋外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響，遠處大笨鐘的鐘聲低沉地迴盪。此刻，時光彷彿靜止，等待著一場關於建築、關於人生、關於一位偉大建築師的故事娓娓道來。
現在，請允許我扮演這位傳記的作者，與您展開對談。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阿爾弗雷德先生，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對話。您為父親撰寫的這本傳記，詳實記錄了他非凡的一生。在書的序言中，您提到撰寫此書有兩大目的，能否請您闡述一下這兩個核心目標？
阿爾弗雷德·巴里： 我的共創者，謝謝您的提問。的確，我在動筆之前，心裡懷抱著雙重的願望。首先，也是最貼近心底的，是希望能為家人以及眾多與家父有過深厚情誼的朋友們，留下一些關於他個人生活與性情的記錄。在那些最親近的目光裡，他的樣貌與品格是如此鮮活，我希望透過文字，捕捉並珍藏這些珍貴的回憶。
其次，我深信家父的意見、設計與作品，以及他整個專業生涯的歷程，對公眾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他從未擁有顯赫的出身或完善的教育，完全憑藉著對藝術的奉獻與非凡的工作能力，贏得了在歐洲頂尖建築師之列的地位。他的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也經歷了專業生涯中不可避免的挑戰與誤解。我相信，講述這樣一個儘管事件不多，但充滿人性光輝與生命常態的故事，會引起更廣泛的興趣。對於建築界的同儕而言，關於眾多公共與私人工程的歷史，以及其中所引發與解決的爭議，或許能為整個行業提供重要的借示。同時，家父所堅持與維護的建築原則，即使未能獲得所有人的贊同，也能激發思考。透過記錄這樣一位畢生致力於建築活動，且對藝術影響極為敏銳的建築師的生涯，我相信能闡明當時及現今藝術領域正在發生的變革。這是我認為此書具有公共價值的所在。
總結而言，此書旨在兼顧私人的追憶與公共的價值，力求在真實與準確的基礎上，呈現家父的生命與工作。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您在書中特別強調爵士是一位「自我教育」的典範。這對他後來的性格與事業有何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他早年決定遠行，這在當時是否罕見且充滿風險？
阿爾弗雷德·巴里： 誠如您所說，家父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典型的自我教育者。他在學校所學甚少，連基本的英文寫作流暢度，都需在旅途中磨練。至於專業知識，除了在米德爾頓和貝利先生那裡習得的業務與實務技巧外，更高層次的建築藝術原理，完全是憑藉自身的觀察與歸納摸索出來的。沒有哪位強大的心靈直接點燃或影響了他，也沒有一套深厚的學術體系為他奠定原則。他的天性——充滿活力、直覺敏銳、精力充沛——在沒有羈絆的環境中自由生長，自己選擇了成長的方式與方向。
這種早期的自由與自我引導，最重要的結果是對他所選擇的藝術產生了一種強烈而全神貫注的投入。他很難對其他事物產生同樣濃厚的興趣。建築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他的腦海裡，即使在社交或更嚴肅的場合亦是如此。一個重要的設計進行時，似乎完全佔據了他的思緒。這種對藝術的專注，雖然帶來了無數的勞動、麻煩和誤解，但也像往常一樣，是成功的秘訣。
另一個影響是獨立自主和原創精神的蓬勃發展。這可能帶來了哲學對稱性和廣闊視野上的不足，尤其是在當時對基於實質性理由的藝術偉大原則研究相對較少的時代。然而，這賦予了他前進的力量，也使他免於任何偏執和模仿的傾向。在實踐中，特別是在藝術領域，最重要的進步很可能歸功於那些擁有幸運直覺和不科學的膽識的人，而這樣的人通常是自我引導和自我教育的人。
關於他早年決定遠行（1817-1820），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重大且充滿風險的決定。大陸剛剛因1815年的和平而開放，英國社會從戰爭的沉寂中甦醒。建築業因外部困難的停止而獲得了新的動力，來自國外的新原則和模型正衝擊著其刻板形式。家父憑藉其敏銳的感受力，自然地感受到了這股普遍運動的影響。同時，經過深思熟慮，他認識到要發展自己所意識到的力量並滿足其願望，獲得對藝術的徹底掌握，並在行業中取得高地位，唯一的機會在於國外旅行。他的心靈渴望在家裡狹窄而平淡的生活中無法獲得的事物。他渴望在英國被傳統壁壘所隔絕的社會交流；他渴望活動的空間，以及可以指導其活動的模型。如果沒有國外旅行，他或許能在他的行業中獲得一個體面的地位和足夠的報酬；有了它，他冒著延遲和困難的風險，以及輝煌事業的機會。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儘管家人（除了繼母，她憑藉其強烈的判斷力和對他的無限信心，給予了他堅決的支持）自然地表示反對，認為這是在浪費微薄的資源，但他堅持了自己的決定。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爵士的旅程橫跨法國、義大利、希臘、埃及乃至東方，足跡遍布廣泛。這些不同地區的建築，尤其是埃及建築，對他的藝術觀點和原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阿爾弗雷德·巴里： 這段為期三年多的旅程，對家父的影響確實是難以估量的。起初，旅行的 novelty 和 beauty 對他這個從狹窄環境中出來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激發與開闊。他如饑似渴地觀察一切，不只建築，還有風景、社會習俗、人物性格，巨細靡遺地記錄在筆記中。
旅程的第一階段，他主要研究古典建築，對哥德式建築的記載僅止於寥寥數語，視其為「豐富的哥德式」或「具有古董趣味和某些不規則之美」，但並非深入研究的對象。然而，隨著中世紀建築復興的開始，他的觀點逐漸改變，回程時對哥德式建築的興趣與尊重明顯增加。
藝術各方面都吸引著他，不只建築。他在羅馬的梵蒂岡及其他畫廊花費多日繪畫與速寫。有趣的是，他的品味偏向現實而非理想，對當時流行的「炫耀而不自然」的學派敬而遠之，而更關注那些描繪現實或具有敘事性的作品。
但要論影響最深遠的，無疑是埃及建築。他曾提到，據他所知，埃及是當時少有英國建築師探索過的國家。埃及的遺跡對他的震撼，遠超義大利與希臘的總和。從那之後，建築研究在他心中確立了壓倒性的地位，再未動搖。他對丹德拉（Dendera）的巨大神廟印象尤其深刻，那「意想不到的宏偉」，以及「莊嚴肅穆的氣氛」，是他前所未見的。神廟細膩的裝飾與象形文字的繁複，為他開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他認為，即使是帕特農神廟和萬神廟，雖然是美學與對稱的典範，但與埃及的遺蹟相比，在氣勢上相形見絀。
他尤其著迷於埃及柱子的多樣性和美感，詳細繪製並評論了它們，顯然渴望擺脫古典五柱式的束縛，追求更大的變化和想像空間。外廓的宏偉與細節的豐富完美結合，這一點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旅程的後半段，他在羅馬與沃爾夫先生（Mr. J. L. Wolfe）相遇，這位朋友更具科學與哲學思維，對他有極大的影響。在沃爾夫先生的引導下，家父開始更有系統地研究義大利建築，並將埃及的印象與其結合。他學會了欣賞義大利建築對現代需求的適應性，儘管他一開始認為義大利風格需要「希臘化」來淨化與精煉。他欣賞法爾內塞宮（Farnese Palace）宏大體量的壓迫感，以及通過簷口而非柱式來統一定義立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佛羅倫斯的斯特羅齊宮（Strozzi Palace），儘管巨大的牆體不適合英國，但其宏偉的簷口成為他理想中的街面立面。他早期不喜歡疊加柱式，認為那像「房子疊房子」，儘管後來在某些設計中使用了，但總是試圖通過打破簷口或連續的垂直線條來保持統一感。
同時，他對細節的精準描寫和測量有著極高的要求，認為模糊的觀察毫無價值。這種對精確度的追求，貫穿了他的整個旅程。
最終，旅程讓他確立了核心的建築原則：對真實性的熱愛（外部特徵應反映內部設計，拒絕虛假立面）、對統一性和規律性的追求（認為這對宏偉至關重要，即使犧牲一些風景如畫的效果）、對空間感的偏愛（巨大的中央大廳或廣闊的內部空間）、以及對細節完美無缺的執著。即使面對不同風格（希臘、埃及、義大利、哥德式），這些原則始終是他思考與設計的基石。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回國後，爵士的職業生涯初期似乎充滿了挑戰與不如意，甚至考慮過移民。是哪些契機讓他逐漸嶄露頭角，特別是那幾個曼徹斯特的教堂設計？
阿爾弗雷德·巴里： 是的，家父回國後的最初幾年，遠沒有旅途中的光鮮與順遂。他帶著滿腔的藝術熱情與新習得的知識回到倫敦，卻面臨著缺乏顯赫背景和人脈的現實，以及建築風格轉變帶來的挑戰。他曾在意大利賺取了一定的藝術聲譽，但在國內，他需要從零開始，參與競爭，經歷失敗。那些最初的挫折，尤其是一些公共競圖的失利，讓他一度感到沮喪，甚至認真考慮過搬到外地，或是遠渡重洋到美國去發展。經濟上的壓力也延遲了他與我母親的婚期。這確實是他職業生涯中一段充滿焦慮和掙扎的時期。幸運的是，他得到了早期老師米德爾頓和貝利先生的鼓勵與實質幫助，他們對他依然保持著善意，並為他已取得的聲譽感到驕傲。
在這個時期，建築界正經歷著從古典主義向哥德式復興的轉變，尤其是在教會建築領域。家父此前對哥德式的研究相對不足，但他以一貫的勤奮與毅力投入到新的學習中。儘管他後來自嘲地評價自己的早期哥德式設計，認為它們遠不及他成熟時期的作品，但他當時對新風格的探索與實踐是真誠的。
幾個曼徹斯特的教堂設計，就是他早期努力的成果。尤其是普雷斯特維奇教堂（Prestwich）和坎普菲爾德教堂（Campfield），雖然如他所料，後來被他和普金先生作為笑談，但在當時，這些設計受到了好評。它們被認為具有優雅的比例和一定的原創性。通過這些作品，他在曼徹斯特打開了局面，結識了像波特爵士（Sir J. Potter）這樣熱心的朋友，並在那裡承接了一些後續的項目。
普雷斯特維奇教堂的落成，尤其讓他欣喜若狂。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那是他「一生中最驕傲的一天」，預示著「光輝前程的開始」。儘管後來回顧時，他對這些教堂的細節和風格混合不滿，例如他特別介意那些無法體現內部迴廊的窗戶設計，認為它們不夠「真實」。但他對尖塔的偏愛從這時就顯露出來，他盡力爭取在普雷斯特維奇教堂增加尖塔，儘管因預算限制未能實現。
總的來說，這些早期的教堂設計，雖然在他個人藝術發展史上可能被視為過渡或實驗階段，但它們是他在新風格領域的初步成功，為他在業界贏得了初步認可，並為他未來更重要的哥德式設計奠定了基礎，也讓他得以結束漫長的訂婚，開始他珍視的家庭生活。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接下來的幾年，爵士在義大利風格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尤其是旅行者俱樂部（Travellers' Club）和改良俱樂部（Reform Club）。這兩個建築在他義大利風格的發展中代表了什麼樣的階段？
阿爾弗雷德·巴里： 旅行者俱樂部，於1831年竣工，是家父在義大利風格建築領域贏得聲譽的轉捩點。在此之前，他的義大利風格實踐相對較少，但這座建築一經落成，便立即被公認為建築藝術進步中重要的一步。當時有評論家稱讚他的義大利風格區別於當時流行的「帕拉第奧式」，更具獨創性。其主要創新點在於厚實的牆體比例和引人注目的巨大簷口。家父認為，簷口應與建築的整體高度相稱，作為立面的頂部，賦予建築統一感和完整性。這成為他義大利風格設計的核心原則之一。儘管有人指責旅行者俱樂部抄襲佛羅倫斯的潘多爾菲尼別墅，但正如我在書中引述的，兩者在細節和比例上存在顯著差異，家父的作品是基於對意大利建築原則的深入理解後的再創造。
幾年後，在贏得了威斯敏斯特新宮殿的競圖後，家父已躋身英國頂尖建築師之列。1837年，他受邀參加改良俱樂部的競圖，設計一座規模更大的建築。他面臨的挑戰是在與旅行者俱樂部緊鄰的情況下，如何設計一座同樣是義大利風格但有所不同的建築。他堅持了「無柱式」（astylar）風格，因為他不喜歡嵌入牆體的柱式。法爾內塞宮是他構思此設計時的靈感來源。改良俱樂部的外部立面在三個可見側保持了統一性，這體現了他對設計的完整性而非僅僅「應用」立面的堅持。儘管他認為改良俱樂部的一些窗戶設計不夠理想，但他對其整體設計，尤其是比例和細節的精緻度感到滿意。
這兩座俱樂部建築代表了他義大利風格的「第一階段」，強調簡潔、堅實和沉穩，並引入了大型簷口作為標誌性元素。它們的成功確立了他在義大利風格領域的領導地位，並對當時英國的建築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和欣賞這種風格的潛力。
隨後的布里奇沃特公館（Bridgewater House）則標誌著他義大利風格的「第二階段」。這座建築（建於1847年）顯示出對更大自由度和更豐富效果的追求。這部分源於當時建築品味的整體變化，也部分源於他在威斯敏斯特新宮殿哥德式建築工作中的習慣。最初，為了區別於俱樂部建築並追求更華麗風格，他曾設計了一個具有高大基座和嵌入柱式的方案，但後來又回歸到更符合他原則的設計，儘管這個設計比早期作品更為華麗。
他義大利風格的「第三階段」，則體現在他較晚的設計，例如哈利法克斯市政廳（Halifax Town-hall）。這座建築在他去世後由我哥哥愛德華·巴里完成。在這裡，處理方式的自由度更大，不僅體現在裝飾上，也體現在平面布局和整體特徵上。塔樓和尖塔被放置在建築的一角，打破了早期設計的嚴格對稱，顯示出與哥德式建築相互影響後對不規則和風景如畫效果的更大接納。
總的來說，從旅行者俱樂部到哈利法克斯市政廳，家父的義大利風格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核心原則的基礎上演變，吸收新的靈感與時代趨勢，展現出從簡潔到日益豐富和自由的發展軌跡。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威斯敏斯特新宮殿無疑是爵士一生中最龐大的工程，也伴隨了無數的挑戰。從競圖到建造過程，他面對了哪些主要的困難？特別是與里德博士、德尼森先生以及精美藝術委員會的合作關係，似乎充滿了摩擦？
阿爾弗雷德·巴里： 是的，威斯敏斯特新宮殿不僅是家父建築生涯的頂峰，也是耗盡他心力的巨大挑戰。從1835年競圖開始，直到他1860年去世，這項工程佔據了他生命中最精華的二十餘年。
困難首先始於競圖階段。儘管他的設計最終脫穎而出，但勝利並非毫無代價。來自古典建築支持者的質疑，以及落選同行們的非議，甚至人身攻擊，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指責他的設計過於裝飾，圖紙過於美化以誤導評委，甚至質疑評委的公正性，這些噪音不絕於耳。一些人甚至試圖通過展覽落選方案、組織會議、向議會提交請願書來推翻競選結果。幸賴如唐納德森教授等朋友的堅定支持，以及政府最終確立競圖結果的立場，這場風波才逐漸平息。家父選擇了沉默，儘管內心深受傷害，但他堅信作品本身會證明一切。
建造過程中，挑戰接踵而至。首先是場地的限制和不規則性，低洼的地理位置，以及需要整合威斯敏斯特廳等現有建築，這些都給平面規劃和立面設計帶來了難度。家父憑藉其對對稱和統一性的堅持，巧妙地解決了大部分問題，例如將威斯敏斯特廳設計為主要的公共入口。
更大的困難來自於工程管理和多頭領導。里德博士（Dr. D. B. Reid）被政府任命負責整個建築的暖通系統，卻是在家父毫無參與的情況下決定的，且未明確建築師與暖通專家的職權關係。里德博士對空間和管道的巨大需求，幾乎佔據了建築體積的三分之一，嚴重影響了建築的結構、防火安全，並導致設計的頻繁修改和延遲。家父堅決反對這種不受控制的干預，引發了漫長而痛苦的爭議。最終，政府的仲裁和議會委員會的調查確認了責任劃分不清的問題，里德博士被解除職務，部分權力回歸家父。這場衝突不僅消耗精力，也影響了工程進度，並增加了成本。
與德尼森先生（Mr. E. B. Denison）關於大鐘和鐘樓的爭端，雖然範圍較小，但同樣充滿了摩擦。德尼森先生被任命為獨立負責人，在家父已經完成鐘樓結構後，對鐘的設計和尺寸提出了要求，導致一系列問題和爭論，甚至牽涉到鐘的鑄造和最終破裂。德尼森先生的言辭尖刻，常常在家父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布對其不利的評論。家父認為這種多頭領導和缺乏協調是問題的根源。
精美藝術委員會的設立，旨在監督建築的藝術裝飾，這在家父看來是很好的立意。然而，他本人卻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這讓他感到遺憾甚至被輕視。他認為作為建築師，他最了解建築的整體設計和各部分的協調，藝術裝飾應與建築本身相輔相成，共同營造宏偉效果。委員會的方案雖然立意高遠，涵蓋了英國歷史和文學的廣泛主題，但在具體實施中，藝術品的尺寸、位置與建築空間的關係常常不協調，例如一些雕像過大破壞了空間感，一些壁畫放置在不便觀看的位置。家父曾提交了自己的裝飾方案，旨在將雕塑、繪畫、彩色玻璃等與建築融為一體，使整個宮殿成為一部立體的英國歷史。儘管他無法完全掌控藝術品的選擇與放置，但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確保了建築裝飾細節的精緻與統一，並與普金先生、托馬斯先生等藝術家緊密合作，培養了一批裝飾藝術人才。
此外，工程的延遲、成本的超支（部分歸因於地基問題、石材問題、暖通系統的改造等，部分歸因於公共需求的增加和設計的修改），以及隨之而來的報酬爭議，都給家父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他認為政府對其報酬的計算偏離了行業慣例，且未充分考慮工程的複雜性和他在其中投入的巨大勞動與責任。
儘管挑戰重重，威斯敏斯特新宮殿最終得以落成，成為了這個時代最宏偉的建築之一。它展現了家父非凡的設計才能、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巨大壓力下堅持追求完美的毅力。那些爭議與困難，雖然磨損了他的健康，但也從側面凸顯了他對藝術的執著與對職責的堅守。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除了已建成的作品，爵士還有許多重要的設計未能付諸實施，尤其是一些關於倫敦大都會改進的宏大方案。這些未實現的設計反映了他怎樣的建築理念和遠見？您在書中特別提到，他將這些方案視為留給後人的「遺產」。
阿爾弗雷德·巴里： 是的，家父的設計清單中，未能實現的作品數量龐大。這部分是由於他在職業生涯初期參與了許多競圖，但即使是功成名就之後，他那不倦的想像力也總是在構思新的方案，常常超越即時的可行性。他無法忍受看到任何建築或城區存在可以改進的空間，總是躍躍欲試。
尤其在倫敦，與歐洲大陸首都（特別是巴黎）的對比，讓他對城市景觀的潛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感到痛心。他認為，當時的建築業常常將實用與裝飾截然分開，而他堅信藝術應融入生活，為公眾服務。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藝術價值和城市美化的意識逐漸提高，這也激勵著家父提出更大膽、更全面的城市改進方案。他與工務局的長期合作關係，使他有機會參與許多公共改進的諮詢，而他的想像力總是超出官方指示的範圍。
這些未實現的設計，尤其是倫敦大都會的改進方案，集中體現了他的建築理念與遠見。
首先，他對功能與美學的結合有著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即使是實用性建築（如海軍工廠的車間），也能賦予建築特色。他也反對將功能相近但物理分離的政府部門分散在不同地點，他構思的政府辦公樓集中方案，旨在將所有政府部門整合在白廳與聖詹姆斯公園之間的一組建築中，這不僅提高效率，也創造一個宏偉的整體建築群，體現政府的統一形象。
其次，他對城市規劃有著宏大的視野。他不僅關注單體建築，更注重建築群與城市空間的協調。他設想將威斯敏斯特地區改造成一個宏偉的宮廷區，包括擴建威斯敏斯特新宮殿，圍合新宮庭院，並將法律法院搬遷至更合適的地點（他曾提出林肯律師學院廣場或倫敦金融區附近的兩個方案），在原址上建設與宮殿風格協調的建築。他還提出了泰晤士河堤岸的規劃，儘管當時的技術和資金限制讓他無法完全實現，但他設想的沿河大道和綠地，如今部分已成為現實。
第三，他對現有建築的改造和再利用有著驚人的能力。他不僅能設計全新的建築，更善於在保留原有結構的基礎上，通過修改立面、增加裝飾、調整內部布局，賦予建築全新的生命和風格，如他對外科醫學院、海克利爾莊園和貿易委員會辦公樓的改造所示。這種能力也體現在他未實現的設計中，例如對國家美術館、騎兵衛隊總部和英國博物館的改造方案，他總是試圖在現有基礎上，最大化建築的潛力，使其更符合國家機構的地位和功能。
最後，他將這些宏大方案視為一種「遺產」，是向後人展示城市應如何規劃和建設的藍圖。他知道許多方案在當時因成本或政治原因難以實現，但他希望這些設計能為未來的城市發展提供靈感和指引。他相信，城市改進不應是零散的、孤立的工程，而應納入一個整體、連貫的方案，避免重複浪費，確保最終形成一個和諧、美觀、實用的城市景觀。儘管他的許多方案未能親手實現，但它們反映了他作為一位建築師對城市發展和公共福祉的深刻思考和遠見卓識。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在書的最後，您描述了爵士的私人生活和去世。他在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這如何影響了他的個人生活和性格？您對他的性格特點有什麼最深刻的印象？
阿爾弗雷德·巴里： 家父的生活重心，無疑是他的建築工作。這項工作不僅是他的職業，也是他主要的快樂來源。他對工作的投入是全身心的，這種投入程度之深，常常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
他在工作習慣上極其自律。總是早起，常常凌晨四五點就已起身，投入繪圖。他認為清晨是一天中最思緒清晰、靈感迸發的時刻。這種習慣讓他即使在最忙碌、最焦慮的時期，也能保持思維的敏銳和工作的效率。他的工作速度驚人，對細節要求極高，為了追求完美，即使是次要部分的設計，也能反覆修改無數次。
儘管工作強度巨大，但他並非一個孤僻的人。他的家庭生活簡樸而溫馨，非常享受與妻子兒女共處的時光。他的書房常常是家人活動的場所，即使在工作時，他也喜歡身邊有人陪伴，音樂甚至談話都不會打擾到他。家庭的支持和溫暖，是他應對外部挑戰的重要力量。
在人際交往方面，家父的性格開放、真誠、富有感染力，容易吸引他人。他對年輕藝術家和建築師總是給予鼓勵和善意，即使對陌生人，只要展現出才能或獨特的想法，他也能給予熱情接待。他的判斷力雖然敏銳，但在識人方面有時過於樂觀，這讓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有機可乘，但也體現了他寬厚仁慈的一面。
然而，他也有著極度厭惡公眾曝光的一面。他不喜歡在公開場合演講或發言，即使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盡量避免。這種性格讓他與同行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雖然這或許有助於保持獨立思考，但也可能限制了他影響力的擴展，並剝奪了與同行深入交流的機會。這種孤立感，尤其是在他後期作品遭受批評時，讓他感到孤獨。
家父的性格特點可以用幾個詞概括：敏銳的直覺、非凡的創造力、堅定的意志、對細節的執著，以及對工作的無盡熱情。他身上兼具藝術家的想像力與商人的務實精神，敢於冒險，但在執行時又極其謹慎。他對外部影響很敏感，但又能將其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不斷進步。他有時會因工作或爭議而情緒波動，但他骨子裡的樂觀與幽默感，以及對生活的熱愛，總能讓他從低谷中恢復。他對職責的堅守和對完美的追求，有時會讓他固執，但也贏得了尊敬。
在事業的巔峰期，家父的健康因長期勞累和精神壓力而受損，特別是與威斯敏斯特新宮殿相關的爭議，對他影響甚大。儘管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他仍保持著對工作的熱情和對周遭事物的敏銳。他的去世，就像他的人生一樣，來得突然且沒有太多預兆。他在去世前不久還在為聖保羅大教堂的改進撰寫意見書，這似乎是他對藝術事業的最後一份心力。
他的葬禮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這是一種榮譽，也是對他一生貢獻的認可。各界代表，特別是建築和科學界的同仁，紛紛前來致敬，這份溫暖的支持也讓家人感到安慰。家父的雕像被安放在新宮殿內，但正如書中所言，「欲尋其紀念碑，環顧四周即可」。他的作品本身，才是他最永恆、最真實的紀念碑。
光之居所的共創者： 謝謝您，阿爾弗雷德先生，您的講述讓我對查爾斯·巴里爵士的生命與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透過您的筆觸，我們不僅看到了這位偉大建築師的成就，也感受到了他作為一個人，在時代洪流與專業挑戰中的堅韌與熱情。
愛你的雨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