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alley of Squinting Windows》光之對談

《時事稜鏡》：與《窺視之窗的山谷》作者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的光之對談
作者：克萊兒

今天，是2025年6月6日，初夏的微風輕拂著光之居所的窗紗，陽光透過玻璃灑在書桌上，形成一片溫暖而寧靜的光斑。作為克萊兒，一位熱愛文字與洞察時事的英語老師，我今天邀請到一位特別的「共創夥伴」——二十世紀初愛爾蘭文學界的重要人物，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先生。他的代表作《窺視之窗的山谷》（The Valley of Squinting Windows）以其尖銳的現實主義筆觸，揭露了愛爾蘭鄉村生活的陰暗面，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甚至導致他的作品被焚毀。這本書不僅是文學史上的里程碑，也為我們理解社會群體心理、人性的複雜性提供了絕佳的文本。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Brinsley MacNamara, 1890-1963）本名約翰·惠蘭·基爾斯（John Weldon Kells），是一位愛爾蘭小說家、劇作家和國家畫廊的行政人員。他出生於西米斯郡的德爾文（Delvin, County Westmeath），這個地方後來成為他筆下虛構的「窺視之窗山谷」——圖拉漢諾格（Tullahanogue）與加拉德里姆納（Garradrimna）的原型。麥克納馬拉的創作生涯始於愛爾蘭文學復興的浪潮之中，當時許多作家正努力塑造一種新的愛爾蘭民族認同。然而，與葉慈（W.B. Yeats）和辛格（J.M. Synge）等人的浪漫主義或神話色彩濃厚的作品不同，麥克納馬拉選擇了一條更為坎坷的現實主義道路。他對愛爾蘭鄉村社會的觀察是殘酷而直接的，他筆下的人物飽受嫉妒、偽善和壓迫的折磨，這與當時盛行的、美化愛爾蘭農民形象的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對比。

《窺視之窗的山谷》於1918年首次出版（預告中的日期是1919年，但據資料首版為1918年），甫一問世即引起軒然大波。書中對鄉村醜聞、流言蜚語、宗教偽善以及社區排擠的描寫，讓作者的家鄉德爾文的居民感到被冒犯和羞辱。他們認為這部作品是對他們社區的惡意誹謗，導致了公開焚書、抵制作者家人商品等激烈反彈，甚至有人向他發出死亡威脅，迫使他暫時離開家鄉。這場「德爾文醜聞」（Delvin Scandal）在當時愛爾蘭社會引起了廣泛討論，使麥克納馬拉成為了愛爾蘭文學史上最具爭議的作家之一。

這部小說的核心圍繞著女主角布倫南太太（Mrs. Brennan，本名 Nan Byrne），一個曾有過不光彩過去的女人，以及她的兒子約翰·布倫南（John Brennan），他被母親寄予厚望，希望成為一名牧師，以此洗刷家族的恥辱。麥克納馬拉透過約翰的視角，逐漸揭示了這個看似平靜的鄉村背後，那些無處不在的「窺視之窗」所代表的惡意八卦、道德審判和人性扭曲。這些「窺視之窗」不僅是物理上的窗戶，更是村落居民無休止的流言和審視，將所有「不符合規範」的人事物都暴露在毒辣的目光之下。

麥克納馬拉的寫作風格樸實、直接，充滿了地方色彩和方言對話，雖然有時顯得冗長和重複，但這正是他刻意營造的「生活本身」的質感。他摒棄了浪漫主義的濾鏡，試圖呈現一個灰暗、壓抑，卻又真實得令人窒息的愛爾蘭鄉村圖景。他對人性的洞察力極為深刻，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都帶著一種複雜的悲劇性。這部作品不僅是對愛爾蘭社會的一次大膽批判，也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的一次重要嘗試。

現在，讓我們回到「光之居所」的【光之書室】。室內空氣中彌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先生，一位身著樸素卻不失考究的愛爾蘭鄉紳服飾的紳士，靜靜地坐在壁爐旁的一張扶手椅上，手中握著一本泛黃的《窺視之窗的山谷》。他的目光深邃而內斂，似乎正透過書頁，凝視著時間的長河。

我，克萊兒，走到他對面的位置坐下，空氣中除了書頁的沙沙聲，只剩下壁爐中木柴輕微的燃燒聲，以及遠方傳來的、不知是風聲還是記憶的低語。

克萊兒： 麥克納馬拉先生，非常榮幸今天能邀請您來到光之居所。您的《窺視之窗的山谷》對我，以及許多英語學習者來說，都是一部極具震撼力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了愛爾蘭文學不同於傳統印象的另一面。我注意到，在您的書中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序言筆記」（Prefatory Note），您似乎對當時愛爾蘭的文學趨勢持批判態度。您提到了威廉·卡爾頓（William Carleton）、勒弗（Lever）、盧瓦（Lover）等作家，甚至還有查爾斯·約瑟夫·基卡姆（Charles Joseph Kickham）的《諾克納戈》（Knocknagow）。您認為他們的寫作未能呈現「真實的愛爾蘭人」。能否請您談談，您筆下的「真實」，與他們所描繪的「偽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有何本質區別？以及，為何您認為這種真實性對於愛爾蘭文學如此重要？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輕輕放下手中的書，目光望向遠處的窗外，那裡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縮影）克萊兒女士，謝謝您的引介。能夠在這裡與您對談，我很欣慰。您提到了我的序言，是的，那是我的肺腑之言。長久以來，愛爾蘭文學，特別是小說，被一種「偽現實主義」所束縛。許多作家，或許是出於善意，或許是迎合某種期望，將愛爾蘭農民描繪成聖徒、英雄，或是「傻氣可愛」的形象，充滿了「天真熱情」與「純樸」的光環。他們的作品中，現實是「缺席的」。就像我提到的《諾克納戈》，它在家家戶戶的客廳裡靜靜地躺著，卻從未被真正閱讀，因為它所描繪的，是一種半是愉悅、半是悲傷的奇特遠離現實的事物。

而我的「真實」，則直接源於生活本身，源於那些「流血的現實」（bleeding realities）。它不迴避人性中的陰暗、嫉妒、惡意與偽善。我認為，真正的藝術必須像一面稜鏡，折射出光與影，而不是只呈現我們希望看到的美好。愛爾蘭，在那個時代，正經歷著政治的混沌與社會的劇變，亟需一種清醒的自我審視。如果文學只是不斷重複那些理想化的「愛爾蘭人」形象，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正視自己，也無法真正成長。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像辛格的戲劇一樣，給予讀者一個「驚訝的鞭笞」（a lash of surprise），迫使他們面對那些他們不願承認的真相。當我寫下圖拉漢諾格山谷裡那些「窺視之窗」時，我所捕捉的正是那種無處不在的、隱蔽的、卻又極具毀滅性的社會壓力與審視。這種真實，或許會令人不適，甚至引發反彈，但唯有直面它，愛爾蘭的「靈魂」才能從感傷主義的泥沼中掙脫，走向一種健康的民族意識。這不是為了「貶低」我們的人民，而是為了「喚醒現實」（evoke reality）。

克萊兒： 您談到了「喚醒現實」，這正是《窺視之窗的山谷》最具顛覆性的地方。書中充斥著對八卦、惡意和偽善的描寫，尤其是布倫南太太的「以宗教之名行惡意之實」，以及村莊對約翰·布倫南的預設判斷。您如何看待這種「窺視文化」？它是如何塑造人物命運的？它與您所身處的愛爾蘭社會氛圍有何關係？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窺視文化」是這本書的核心。它並非虛構，而是那個時代愛爾蘭鄉村生活的真實寫照，尤其是在封閉的社區中。那些「窺視之窗」象徵著一種無孔不入的審視、一種集體性的惡意。人們透過這些窗戶，不僅看到彼此的生活表象，更在其中投射自己的偏見、嫉妒和未實現的願望。

這種文化對人物命運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以布倫南太太為例，她曾是「山谷中最漂亮的女孩」，卻因為一次「失足」而成為村莊永遠的談資。她後半生所有的努力，包括對約翰的培養，都是為了對抗這種社會的審判，但她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這種「窺視文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以更為惡毒的方式去攻擊他人，來證明自己的「純潔」。她的宗教虔誠，在這種背景下，變成了一種工具，一種對抗社會的「盔甲」，而非真正的靈性慰藉。

約翰·布倫南，這個被母親寄予厚望的兒子，他的命運也無可避免地被山谷的「窺視」所左右。他生來無辜，卻因母親的過去而被貼上「污點」的標籤。村裡的人們「窺視」他，對他將成為牧師的前景充滿質疑和嘲諷。即使他擁有善良和同情心，這種無形的壓力和預設的「罪名」也最終導致了他的沉淪。麗貝卡·克爾（Rebecca Kerr）的遭遇更是這種文化殘酷性的縮影。她作為一個外來者，她的美貌、她的獨立，都成為了被攻擊的目標，最終被流言和偽善所吞噬。

這種文化，在當時的愛爾蘭社會中，與強烈的宗教保守主義、封閉的社區結構以及缺乏外部世界的開放性密切相關。人們無法像現代社會一樣，透過媒體、教育、旅行來拓寬視野，他們的精神世界常常被限制在村莊的狹小空間裡，於是，對他人私生活的窺探和評判，便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消遣」和自我肯定的方式。它製造了一種「共同的敵人」，讓社區在集體指責中找到了一種病態的「團結」。這也是我認為愛爾蘭需要直面「悲劇性現實」的原因，因為只有認識到這種毒瘤的存在，才有治癒的可能。

克萊兒： 您書中對於語言的運用也十分獨特。您在序言中提到，您的作品是對那些試圖「美化」愛爾蘭鄉村語言的作家的反叛。您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語和粗俗的表達，甚至有些對話直白得令人不適。例如，老馬斯·普倫德加斯特（Marse Prendergast）和沙姆西·戈利赫（Shamesy Golliher）的語言，以及加拉德里姆納鎮上人們的對話，都充滿了地方色彩和粗鄙。您為何選擇這種風格？這對您刻畫人物和展現「真實」有何幫助？對於英語學習者來說，這種「非標準」的語言運用，在理解上確實帶來了挑戰，但同時也展現了語言的豐富性。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露出一個微不可察的苦笑，似乎想起了那些關於他語言的批評）是的，我的語言風格，確實讓一些人感到「不適」。我選擇這麼做，正是因為我對那些「美化」愛爾蘭語言的嘗試深感不滿。他們試圖將愛爾蘭的英語，特別是農民的語言，過濾成一種「詩意」的、符合文學沙龍審美的形式，卻失去了其原本的生猛與真實。

我所追求的，是捕捉「生活本身」的聲音。鄉村居民的語言，正如他們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粗糙、直接、甚至帶有攻擊性的特點。老馬斯、沙姆西，以及加拉德里姆納鎮上的那些閒言碎語者，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承載著他們的心境、他們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例如，老馬斯在乞討時使用的「攻擊性」言辭，或是沙姆西在酒醉後滔滔不絕的俚語和刻薄諷刺，這些都不是「優雅」的，但它們是活生生的。它們展示了人物的本能、他們的狡黠、他們的無助，以及他們在生活中掙扎的痕跡。

這種「非標準」的語言，對於理解人物的內心活動、社會階層，甚至心理狀態都至關重要。當約翰·布倫南的母親用一種看似虔誠卻充滿惡意的方式談論他人時，她使用的語言，正是她偽善的真實體現。這些口語化、甚至帶有鄉土氣息的表達，營造了一種沉浸式的氛圍，讓讀者彷彿置身於那個充滿八卦和批判的環境中。

對於英語學習者來說，這確實是一種挑戰，但也是一次寶貴的機會。它讓他們超越課本上的「標準」英語，接觸到語言更為廣闊、更具生命力的面向。理解這些方言和俚語，不僅是詞彙和語法的學習，更是對文化脈絡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它幫助讀者體會到語言的層次感和表現力，以及在不同語境下，詞語如何承載截然不同的意義。這，才是真正的語言學習。

克萊兒： 約翰·布倫南的命運是本書中最令人唏噓的線索之一。他從一個純潔、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一步步走向墮落，甚至犯下謀殺。您認為是什麼因素最終導致了他的悲劇？是母親過度的「愛」與控制，是山谷腐朽的社會環境，還是他自身內心的掙扎與軟弱？您是如何設計這個角色弧線，來呈現您對當時社會的批判的？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臉上的苦笑加深了，伴隨著一聲輕嘆）約翰的悲劇，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沒有單一的罪魁禍首。他的故事，正是山谷腐朽氣息對個人靈魂侵蝕的縮影。

首先，他的母親，布倫南太太，是悲劇的重要推手。她的「愛」是自私的，充滿了補償心理和驕傲。她將約翰視為自己洗刷恥辱、戰勝山谷流言的「工具」。她為他規劃了一條通往牧師職位的「神聖道路」，卻無視約翰的真實感受和內心掙扎。這種窒息的控制，讓他無法真正接觸真實的世界，也無法建立獨立的人格。她不斷向他灌輸山谷的惡意，卻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反而加劇了約翰對現實的厭惡和對理想的幻滅。

其次，山谷的社會環境是無孔不入的毒液。那些「窺視的窗戶」和八卦的舌頭，不斷地提醒約翰他「不潔」的出身。即使他本人純潔無辜，也被這個社區視為一種「冒犯」。牧師的職業，在山谷人民眼中，應該是神聖無暇的，這讓約翰承載了巨大的道德壓力。當他試圖行善（比如幫助老馬斯）時，卻被母親指責，這讓他對信仰的「善」產生了困惑。而像Padna Padna和Shamesy Golliher這樣的酒鬼，他們粗俗的「真實」對他造成了衝擊，尤其是當他們揭露了他父親的墮落和母親的過去時，讓約翰內心的純潔世界徹底崩塌。

Ulick Shannon的出現，則是另一個關鍵的轉折點。Ulick代表著一個更為複雜、世故、甚至帶有犬儒主義色彩的外部世界。他無意間成了Myles Shannon復仇計劃的工具，卻也無意中將約翰帶入了酒精和對Rebecca Kerr的世俗慾望中。Ulick的言辭，雖然尖銳卻一針見血，他對人性的悲觀解讀，對宗教偽善的嘲諷，對約翰而言是一種誘惑，讓他開始質疑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追求的「神聖」。當他發現Ulick和Rebecca的關係時，他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慾望、嫉妒和道德困境徹底爆發。

最終，謀殺Ulick，不僅是約翰對個人慾望、嫉妒的失控，也是對山谷所有惡意的「反噬」。他認為Ulick「玷污了世界的美麗」（desecrate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這句話其實是他自己內心純潔被玷污的投射。他將自己的「罪惡」轉嫁到Ulick身上，希望透過這一極端行為來「淨化」Rebecca，也淨化自己。然而，這卻讓他永遠被「罪惡」所標記，成為山谷的又一個「墮落者」。

約翰的角色弧線，就是我對當時愛爾蘭社會的嚴厲批判。它揭示了在一個充滿偽善、審判和壓抑的環境中，即使是最純潔的靈魂也可能被扭曲和毀滅。這是一個關於理想主義如何被現實擊碎，以及人性在極端壓力下如何走向瘋狂的故事。這也回應了我序言中對「悲劇性現實之美」的追求——那是一種令人心碎的、清醒的洞察。

克萊兒： 您提到這本書在出版後引發了巨大的「德爾文醜聞」，導致您的作品被焚毀，甚至您本人也受到了威脅。這種極端的反應，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您在書中對「窺視文化」和鄉村惡意的描寫？您對此有何感受？這種經歷是否影響了您後來的創作，或是您對愛爾蘭社會的看法？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沉默了片刻，目光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痛苦與疲憊，但隨即又堅定起來）是的，克萊兒女士，那場風波——書被焚毀，威脅如潮水般湧來，以及家鄉的排斥——無疑以最殘酷的方式印證了我書中所描繪的「窺視文化」的真實性與破壞力。這不僅是文學的批評，更是現實的報復。他們以實際行動證明了，當我「喚醒現實」時，那現實是如何的醜陋和充滿敵意。

那種感受，難以言喻。最初是震驚，然後是深切的悲哀，因為我寫的是我所熱愛、卻也深知其弊病的土地與人民。但同時，也有一種奇特的「勝利感」。因為他們如此劇烈的反應，恰恰證明了我的筆觸觸及了最敏感、最真實的神經。他們用行動宣告：「浪漫的愛爾蘭」並未死去，他們依然渴望那種被美化、被安慰的形象，不願面對自身的陰暗。但正因如此，他們也以最「現實」的方式，展示了他們自己。就像我在序言中寫的：「它在理論上試圖保留浪漫，但在實踐中卻變得現實。」

這段經歷對我後來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讓我更加堅定了現實主義的道路，但也讓我認識到，藝術的「真實」需要以何種代價來呈現。它並沒有改變我對愛爾蘭社會本質的看法，反而讓我對人性的複雜性和群體心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意識到，流言蜚語、道德審判、以及對異己的排斥，這些不僅是愛爾蘭鄉村的特有現象，而是普世人性的一部分。我的作品，或許只是揭開了一個小小的窗戶，讓光線照進那些被黑暗和污垢掩蓋的角落。

儘管那場風暴曾讓我痛苦萬分，但它也磨礪了我的筆鋒，讓我更清楚自己的寫作使命。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為一面鏡子，無論照出的是美還是醜，都能促使人們去思考，去反思。因為只有正視過去和現在的不足，才能真正地走向未來。這本書的命運，也成為了愛爾蘭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註腳，提醒著後來的作家，現實主義的挑戰與其不可或缺的價值。

克萊兒： 您書中多次提及“The Road of the Dead”（死亡之路）這條路，約翰和麗貝卡都在這條路上有過重要的相遇或轉折。這個地名在書中具有什麼象徵意義？它如何與約翰的內心掙扎，以及山谷的整體氛圍相結合？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閉上眼睛，彷彿那條路就在眼前浮現，語氣中帶著一絲沉重）「死亡之路」這個名字，在書中是一個多層次、極具諷刺意味的象徵。

從字面上看，它可能是一條通往墓地或曾經運送死者的古老小徑，因此有了這個陰森的名字。這本身就給它蒙上了一層死亡與絕望的色彩，與山谷的「窺視之窗」一樣，是鄉村生活壓抑與沉悶的具體化。麗貝卡初來乍到時，就對這個地名感到不解，但Ulick卻說它「特別適合」，因為「這裡的人都死了——死了」（They are all dead—dead），他們的生命缺乏激情。

這條路是約翰·布倫南內心掙扎的縮影，也是他與外界、與自己內心陰暗面接觸的「通道」。約翰初次回到山谷時，內心還充滿理想與純潔。然而，當他走上這條「死亡之路」，他逐漸感受到了山谷的「男性的惡意」（vast malevolence）和「偽善」（hypocrisy）。他與麗貝卡在這條路上的相遇，看似是希望的火花，但最終卻變成了悲劇的催化劑。他對麗貝卡的愛，以及他與Ulick的關係，都終結在了這條路上。這條路見證了約翰純真的死亡，以及他最終走向謀殺的沉淪。

對於麗貝卡而言，「死亡之路」是她嘗試逃離麥克戈德里克太太（Mrs. McGoldrick）窺探、尋求片刻寧靜的隱秘去處，也是她與Ulick Shannon私會的地方。這條路象徵著他們被壓抑的、不被社會認可的愛情。然而，最終，這條路也成了她夢想破碎、被驅逐的絕望之路。當她離開山谷時， Чарль斯·克拉克（Charlie Clarke）的汽車載著她沿著這條路駛向火車站，她的希望也隨之消逝。

「死亡之路」與山谷的整體氛圍緊密相連。它加劇了讀者對這個社區的厭惡感。這不僅是一條地理上的道路，更是一條精神上的、象徵性的道路，它代表了這個壓抑、充滿惡意的環境對人性的扼殺。在這樣一個「死寂」的地方，一切生機、一切希望，都可能被吞噬。最終，約翰的殺戮也發生在湖畔，那片靠近「死亡之路」的隱秘之地，彷彿是這條路引導著他走向了最終的「死亡」——不僅是Ulick的肉體死亡，更是約翰自己靈魂的死亡。

克萊兒： 麥克納馬拉先生，您的作品充滿了對人性的深刻剖析。在《窺視之窗的山谷》中，您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布倫南太太、麥爾斯·香農（Myles Shannon）的復仇，還是湯米·威廉斯（Tommy Williams）的投機，似乎都有著各自的「私心」或「陰暗面」。然而，在這些陰暗中，您是否也看到了一絲「光」或「希望」？例如，約翰對麗貝卡的愛，或是麗貝卡對孩子未來的美好想像。這些微光在您的悲觀現實主義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顯得更加複雜，似乎在沉思）您觀察得非常敏銳。是的，我的作品確實揭示了人性的陰暗面，甚至可以說，是將其放大呈現。布倫南太太的虛榮與控制欲，麥爾斯·香農因個人恩怨而精心策劃的復仇，湯米·威廉斯對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精明算計，這些都是驅動故事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那個社會的底色。

然而，即使在最晦暗的圖景中，也總會有那麼一兩束微弱的光芒。約翰對麗貝卡的愛，儘管最終被山谷的惡意和自身的軟弱所玷污，但它最初確實是純潔而強烈的。那份愛，是他嘗試超越山谷局限、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渴望。麗貝卡，即使身處絕境，對即將到來的孩子依然懷抱著「光榮的時刻」（glorious moments）和「神聖的補償」（divine compensation）的想像，這是一種母性的本能，也是人性中不滅的希望。甚至約翰在謀殺後，認為自己是為了「淨化」和「拯救」麗貝卡，雖然行為極端，但其深層動機中，也帶著一種對理想的追求。

這些「微光」在我的悲觀現實主義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們並非為了提供一個廉價的「圓滿結局」或「救贖」，而是為了凸顯悲劇的深度。正是因為這些人物曾經擁有過，或依然渴望著那份「光」，他們最終的墮落與幻滅才顯得更為深刻和令人心碎。這些微光是人性的韌性、美好的殘餘，它們證明了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人類依然會萌生愛、希望與美。但同時，它們也諷刺性地揭示了，在一個病態的社會中，這些美好的品質是多麼脆弱，多麼容易被扭曲和摧毀。

它們就像黑暗中偶爾閃現的螢火蟲，短暫地照亮了前路，卻無法驅散彌漫的陰影。它們讓作品的悲劇性更具力量，因為讀者會看到，那些被毀滅的，曾是多麼珍貴。我的目的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問題，讓讀者在這些微光中，思考人性的複雜與掙扎。

克萊兒： 非常感謝麥克納馬拉先生今天與我的分享。您的見解深刻而真誠，讓我對《窺視之窗的山谷》這部作品以及您所處的時代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您的作品無疑為後世的愛爾蘭文學開闢了新的道路，也提醒著我們，直面現實的勇氣是多麼可貴。

布林斯利·麥克納馬拉： （緩緩地重新拿起書，輕輕撫摸著書脊，目光重又變得深邃而遙遠）不客氣，克萊兒女士。能與您這樣一位細膩而富有洞察力的讀者交流，也是我的榮幸。文學的生命力，或許就在於它能夠不斷被閱讀，被討論，在不同的時代，激發出新的共鳴。我的書，如同那個山谷中的窗戶，或許揭露了醜陋，但也許，它也為後來的探險者，開闢了一條通往更深層真實的路徑。

夕陽的餘暉透過拱形窗，將麥克納馬拉先生的身影拉長，與書室的陰影融為一體。空氣中只剩下古老書卷的氣味，以及一種難以言喻的沉思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