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與百年前的智者，在失落之嶼上的熱帶書房裡。 --- [2025年05月13日][與《Wanted—Leaders!》作者的對談] 今日天氣：五月的失落之嶼，午後時分，太陽斜斜地穿過窗葉，在書房的柚木地板上落下跳躍的光斑。空氣裡飽含著濕潤而溫暖的氣息，混合著書本乾燥的紙張氣味、窗外雞蛋花淡淡的甜香，以及不知名熱帶雨林的泥土芬芳。遠處傳來幾聲島上特有的鳴禽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與百年前的智者，在失落之嶼上的熱帶書房裡。
[2025年05月13日][與《Wanted—Leaders!》作者的對談]
今日天氣：五月的失落之嶼，午後時分，太陽斜斜地穿過窗葉，在書房的柚木地板上落下跳躍的光斑。空氣裡飽含著濕潤而溫暖的氣息，混合著書本乾燥的紙張氣味、窗外雞蛋花淡淡的甜香，以及不知名熱帶雨林的泥土芬芳。遠處傳來幾聲島上特有的鳴禽叫聲，偶爾夾雜著海浪輕柔拍打礁石的低語。這場域，既有書卷的沉靜，又不失孤島的生機。
我在這間小小的書房裡，翻閱著您——主教大人 Theodore DeBose Bratton——於1922年出版的《Wanted—Leaders!》。這本書像是個時光膠囊，將百年前對於非洲裔族群發展的觀察與思考封存其中。我依照「光之對談」的約定，試著啟動那條無形的線，連結彼時的您與此時的我。
指尖輕拂過泛黃的書頁，那些鉛字在午後的光線下跳動起來。我闔上書本，深吸一口氣，試圖感受那字裡行間蘊含的時代重量與澎湃情感。牆角的古老地球儀靜靜地懸掛著，非洲大陸與美洲大陸在地圖上隔著廣闊的海洋遙遙相望，恰似書中描述的遷徙與分隔。
就在這片刻的靜默中，空氣似乎凝滯了。那穿過窗戶的光斑不再跳躍，而是像定格的蝴蝶。從光線匯聚的地方，一個模糊的身影緩緩凝實。一位身穿樸素長袍，眼神睿智而溫和的男士出現在眼前。他約莫六十來歲，頭髮略顯灰白，臉上帶著學者特有的沉思表情，卻又透著一種堅毅與慈悲。他環顧四周，眼神中帶著一絲好奇與了然，似乎對於這超乎尋常的場景並不全然意外。
我站起身，向他微微頷首，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自然而親切。
哈珀： 主教大人，歡迎來到失落之嶼，我的共創場域。我是哈珀，一位博物愛好者，也是《光之居所》的部落成員。感謝您跨越時空而來。
Theodore DeBose Bratton (主教): (他緩緩點頭，眼神清澈) 啊，哈珀。這光影的變幻，以及這空氣中混雜著異域花草的氣息……確實是非同尋常。不過，正如我在書中所言，「上帝在任何民族中都不曾讓自己沒有見證」，或許這種跨越時空的連結，也是祂美意的一部分。我感受到了文字的呼喚，以及一種……強烈的好奇心。
哈珀： 正是我的好奇心作祟，以及您的著作蘊含的深厚智慧。我在閱讀《Wanted—Leaders!》時，腦海裡湧現了無數問題，希望能向您請教。您的書名開宗明義——「需要領袖！」——是什麼樣的觀察讓您將這個主題擺在如此核心的位置呢？
主教: (他走到書桌前，輕輕扶著那本《Wanted—Leaders!》，指尖撫摸著書脊) 「需要領袖！」這句話，是我在觀察非洲裔民族在不同場域下的發展後，最深刻的體悟。無論是在非洲本土的部落，被移植到美洲為奴，抑或是在如賴比瑞亞和海地這樣嘗試自主治理的國度，一個民族的發展與進步，最終都取決於它能否產生並認可具有遠見、品德和能力的領導者。
我在書中描述了非洲的不同家族（如蘇丹家族），他們的社會結構、產業、甚至是宗教習俗都與環境息息相關。在蕉類區，食物垂手可得，人們便易流於怠惰；到了粟類區和牧牛區，需要耕作、儲存、畜牧，便激發了更高的組織能力和產業發展。然而，即便是最進步的部落，他們的發展也受限於地理隔離和缺乏外部刺激。更重要的是，許多社會問題，如奴隸制度（即使是內部部落間的奴役）、巫術的普遍存在，都顯示出缺乏能夠引導民族走向更高精神和道德層次的領導力量。
當他們被帶到美洲，雖然身處奴役之下，但諷刺的是，在一些大型種植園的宗法式管理下，他們從白人主人那裡學到了許多實用的技藝和組織能力。這是一種非預期的「貿易學校」訓練。但解放後，在重建時期，缺乏準備和指導，許多人迷失了方向。那段時間，那些「不擇手段的白人領袖」利用他們的選票，而不是引導他們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這讓我看到，即便給予自由和機會，如果沒有來自自身民族內部，能夠堅守正直、具備智慧和遠見的領袖，進步將是緩慢且充滿曲折的。領袖不僅是指導者，更是民族精神的凝聚者和方向的指引者。
哈珀： 您對非洲本土的描寫，特別是關於他們的藝術、音樂和舞蹈，令人印象深刻。您認為這些文化表現與他們的精神世界有何關聯？尤其是您提到他們的宗教觀念，例如「雙重人格」和巫醫，這與我們在西方語境下理解的靈性有何不同？
主教: (他沉吟片刻，眼神中帶著博物學者的探究光芒) 非洲民族的藝術表達，如音樂、舞蹈、裝飾，確實極為豐富。這體現了他們強烈的感官能力和情感表達的慾望。船夫的歌聲、婦女搗穀時的吟唱、農夫伴隨鋤頭節奏的哼曲，都證明了音樂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蹈更是如此，它不只是娛樂，更是表達宗教熱情、備戰、慶祝勝利、哀悼失落的儀式。這些都是他們與內心深處情感以及與周遭世界互動的方式。
至於他們的宗教，確實與西方傳統有顯著差異。他們普遍認為萬物皆有靈，風是躁動的靈魂，閃電是惡靈的怒吼，日月是強大的神祇。這種觀念深刻影響了他們對疾病和災難的解釋。他們相信人有「雙重人格」，睡夢中出遊的是靈魂（Kra），這靈魂可以離開身體甚至進入他人或動物體內。這導致了巫醫的出現，他們聲稱能與靈魂溝通，驅逐惡靈。這種「宗教與醫藥合一」的觀念，是他們試圖解釋和控制不可知力量的方式。
這種信仰體系，根植於他們對自然力量的直接感受和對夢境的解釋，它缺乏系統性的哲學思考和普世性的道德倫理框架。相比之下，基督教提供了一套關於神、人、罪、救贖的完備教義，以及一套明確的道德準則。我的觀點是，雖然非洲固有的信仰體現了人類普遍的宗教本能，但它們並未引導民族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反而常退化為迷信和恐懼。這也是為何我認為，基督教的福音以及伴隨而來的教育，對於提升他們的精神和道德水平至關重要。正如我在書中所引用的觀點，文明的進步也依賴於宗教感的發展。
哈珀： 這讓我聯想到島上一些原住民部落的信仰，他們也認為島上的巨石、古樹都有靈魂，需要透過儀式來安撫。這確實與您描述的非洲原始信仰有相通之處。不過，主教大人，您在書中也提到了歐洲人與非洲接觸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奴隸貿易的殘酷。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矛盾的？一方面是傳教士帶來的福音和教育，另一方面卻是剝削與殘酷。
主教: (他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眼神中閃過一絲痛苦) 啊，這是歷史中最令人心痛的一頁。正如我書中所說，白人與非洲的接觸，總體而言是「令人墮落，而非提升」的。奴隸貿易的野蠻，剝削者的貪婪，這些都是無法辯解的罪惡。對於許多原住民而言，與文明的接觸，往往是災難的開始。賴比瑞亞的尼格利陀家族（Negrito Family），如布希曼人和霍屯督人，在歐洲人定居後迅速消失，這難道不是一個悲劇嗎？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人性的罪惡而否定福音本身的力量。基督教的傳教士，如我在賴比瑞亞部分提到的那些先驅們，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熱帶地區，建立學校、醫院、教堂，真誠地關懷非洲人民的身體和靈魂福祉。他們教導讀寫，引入更好的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更重要的是，傳播了愛、公義和希望的福音。
我在書中強調了烏干達傳教團的成就，他們減少了戰爭和活人獻祭。我也提到了我們的傳教士在賴比瑞亞和海地的努力，如何在貧困和混亂中建立教會和學校。這些努力，雖然常常受到資金不足、環境惡劣和人為阻礙的限制，但它們確實為非洲裔人民帶來了轉變和希望。
關鍵在於，「基督教不是一種種族性的宗教，而是一種普世性的宗教；它不抹殺種族特徵，而是使其再生。」福音並非要將非洲人變成白人，而是要在他們原有的特質基礎上，賦予他們更高的道德和精神生命。是人性的貪婪扭曲了文明的交流，而非福音本身。我們必須分清楚，哪些是人類的罪惡，哪些是上帝的恩典。傳教士代表的是後者，而奴隸販子和剝削者代表的是前者。這兩者之間的衝突，至今仍在世界的許多角落上演。
哈珀：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賴比瑞亞和海地這兩個早期非洲裔自主國家的情況。您似乎對賴比瑞亞的發展抱有更多的希望，特別是教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能請您多談談您對這兩個國家的觀察和比較嗎？
主教: (他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賴比瑞亞和海地，是兩面鏡子，映照出自主治理的複雜性。賴比瑞亞的建立，初衷是為美洲解放黑奴提供一個歸鄉之所。然而，這些回歸的美國黑人，他們雖然獲得了自由，但在訓練和經驗上與本土部落格格不入。早期殖民者的日子異常艱難。但令人欣慰的是，教會，特別是我們美國聖公會，從一開始就給予了持續的支持。儘管經歷了許多白人傳教士的犧牲，資金也常常不足，但教會堅持建立了學校和教堂。
我在書中特別讚揚了像 Bishop Payne 和後來的 Bishop Ferguson 這樣的領袖。Bishop Ferguson 更是賴比瑞亞教會培養出的本地主教，他在教育、產業和教會組織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他深受人民和政府官員的信任，是民族領袖的典範。雖然賴比瑞亞面臨貧困、內部衝突和缺乏技術技能的挑戰，但教會的努力——特別是強調實用教育和培養本地領袖——為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賴比瑞亞教會在財政上逐步走向自給自足，並且開始向內陸部落傳教，這顯示了一種內生的力量。
海地則是一個更為坎坷的故事。作為第一個由黑奴起義建立的共和國，它的歷史充滿了動盪和軍事獨裁。政治的不穩定嚴重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自然資源豐富卻未能有效利用。更令人擔憂的是，Voodoo 這種融合了非洲傳統信仰和迷信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民接受更高層次的宗教和道德教化。羅馬天主教會雖然是國教，但未能有效觸及廣大民眾。
然而，即使在海地這樣艱難的環境下，像 Bishop James Theodore Holly 這樣的人物依然發出了光芒。他是我們美國聖公會第一位非洲裔主教，一位才華橫溢、品德高尚的紳士。他在海地建立了教會和學校，努力培養本地神職人員。雖然他面臨著政治動盪、貧困和文化阻力等巨大挑戰，但他的堅持和遠見為海地教會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他深知教育、醫療和神學培訓對於提升海地人民的重要性。
總結來說，賴比瑞亞的故事更多地展現了在外部扶持（特別是教會）和內部努力下，一個民族可以取得的進步，即使面對困境。海地則是一個更為悲傷的案例，突顯了政治不穩定和深層文化問題對發展的阻礙。但即使在那裡，依然有領袖在努力點亮希望的火種。這兩個例子都回歸到我的核心論點：領袖，特別是具有道德力量和實用智慧的領袖，對於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
哈珀： 您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美洲黑奴的生活，特別是在南方種植園裡的經歷。您將那種宗法式的奴隸制度視為一種「產業學校」和「家庭學校」，這在現代讀來可能會引起一些不適。您是如何平衡奴隸制度的道德罪惡與您觀察到的，在某些情況下，它所「無意」提供的某些技能訓練的？
主教: (他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而嚴肅) 我的共創者，您的觀察很敏銳。我絕不是要為奴隸制度辯護。正如我在書中所引述的 Dr. Booker T. Washington 的話：「我是最後一個為奴隸制的詛咒辯護的人。」奴隸制度是一種可怕的罪惡，它剝奪了人的基本自由和尊嚴，造成了無盡的痛苦和分離。它的「不道德、無情和卑鄙」的一面，特別是奴隸販子的行徑，是歷史上最醜陋的污點。
然而，作為一個博物學家，我試圖客觀地記錄和分析當時的實際情況。在一些大型的、由「虔誠的基督徒」管理的種植園裡（我強調「一些」，因為我也提到了殘酷的一面），奴隸的生活與其說是一種完全的壓迫，不如說是一種扭曲的宗法關係。在這樣的環境下，奴隸們被迫學習耕作、木工、鐵匠、縫紉、烹飪等各種技藝。他們與主人的家庭有著複雜的互動，兒童之間的玩耍甚至超越了種族界限。
我將其稱為「產業學校」和「家庭學校」，並非頌揚奴隸制度本身，而是指出在那個特定的、非自願的環境下，許多非洲裔人民確實獲得了某些在非洲本土難以接觸到的實用技能和一些基本的社會規範。這是一種「被強加」的訓練，其目的絕非為了奴隸的福祉，而是為了主人的利益。這是奴隸制度的悲劇性矛盾之一。
我的重點是，當解放來臨時，那些在這些「學校」裡學到技能和初步適應了西方生活方式的人，比那些未受過任何訓練的非洲新移民，在適應自由生活和參與社會建設方面，具有了某種程度的優勢。Dr. Washington 也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為這是上帝在兩百五十年間為這些人民的「救贖」——即透過產業發展來提升自己——所做的準備。
我的目的是要說明，即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人類依然能夠學習和適應。而解放後，那些在奴役時期學到的技能，意外地成為了他們在自由世界中謀生的基礎。但這絕不代表奴隸制度是正當的，它永遠是違反上帝旨意的罪行。我只是試圖從結果論的角度，分析在那個不幸的制度下，有哪些客觀事實構成了未來發展的「物質基礎」。
哈珀： 您的解釋非常清晰，強調了區分制度的本質罪惡與在制度下產生的客觀結果。您在書中也記錄了重建時期，非洲裔人民在宗教信仰上出現了「大批的脫離」，以及教會建築遭到破壞、人員流失的情況。這與之前在奴役時期基督教影響力似乎不斷擴大的描述形成了鮮明對比。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劇烈的轉變？
主教: (他的眼神中帶著回憶的沉重) 重建時期，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對白人如此，對非洲裔人民亦然。奴隸制度的結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徹底改變。對於那些在奴役時期已接受基督教教導的人而言，他們的信仰老師往往是他們的主人。雖然他們敬愛這些主人，但在獲得自由後，對於曾將他們置於奴役狀態的人，心生警惕和懷疑是很自然的。他們無法立刻區分奴役制度本身的錯誤與教會在該制度下帶給他們的祝福。當時，制度的錯誤在他們心中佔據了上風。
其次，重建政策本身帶來了混亂。許多非洲裔人民對自由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期望，認為社會地位的改變會立刻帶來所有問題的解決。他們沒有意識到通往真正自由和進步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辛的跋涉。
再者，他們自然而然地感到，解放他們的北方人現在應該是他們忠誠的對象，這超越了與前主人的任何舊時情誼。這種新生的、不受約束的自由，如同新酒注入舊囊，產生了劇烈的衝擊。
最後，也是非常關鍵的一點，少數非洲裔領袖，在獲得話語權後，有著急於證明民族完全成熟的強烈願望。而同時，來自北方和南方的「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了這種混亂和民族情緒。他們向非洲裔人民灌輸對前主人的不信任，誇大奴役時期的傷害，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利益。這導致了非洲裔人民與他們最熟悉、曾在宗教上引導他們的白人朋友之間的隔閡加劇。許多人被告知，效忠前主人的教會就意味著繼續奴役。這種簡單化甚至歪曲的說法，在當時的情境下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使得許多人拋棄了原有的教會聯繫，轉而加入那些允許他們完全自主管理，並在禮拜形式上更自由、更接近他們非洲本土情感表達方式的教會（如浸信會和衛理公會）。
同時，也必須承認，奴役時期雖然提供了某些方面的訓練，但它並不利於培養獨立思考和自我依賴的能力，這使得許多人在面對自由後的混亂和誘惑時，缺乏足夠的定力和判斷力。此外，教育的不足，特別是讀寫能力的限制，也阻礙了他們對信仰進行更深入、理性的理解。
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時期。雖然教會失去了許多成員，但我們相信，福音的種子並未完全失落。那些在奴役時期建立的信仰基礎，雖然被混亂的時期所掩蓋，但它們依然存在於許多人的心中。後來的領導者們，正是建立在這些殘存的基礎之上，努力挽回失落的時光。
哈珀： 聽您描述這段歷史，確實令人感到沉重。但在書的後半部分，您提到了重建時期後，教育，特別是像 St. Augustine's、St. Paul's 和 Bishop Payne Divinity School 這樣的教會學校所發揮的作用，以及非洲裔神職人員和主教的興起，這又給人帶來了希望。您如何看待這些教育和宗教機構在民族發展中的角色？
主教: (他臉上再次煥發出希望的光芒) 啊，是的！正是這些機構和那些湧現出的領袖，證明了上帝的恩典並未離開這個民族。重建時期的混亂與失落，促使一些有遠見的人意識到，真正的發展必須從教育和品格塑造入手。像 General Armstrong 創辦的 Hampton Institute，它強調實用技能和品德培養，這正是 Dr. Washington 在 Tuskegee 所繼承和發揚的模式。
我們教會也參與其中。St. Augustine's 以其學術和產業結合的教育聞名，培養了眾多教師、醫生和神職人員。St. Paul's 在 Archdeacon Russell 的領導下，更是將教育與社區發展緊密結合，提高了當地非洲裔人口的識字率和生活水平。Bishop Payne Divinity School 則專注於培養合格的神職人員，為教會提供了大量有能力、有品德的牧者。
這些學校不僅傳授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它們提供了基督教的環境和價值觀，塑造學生的品格。正如我在書中所強調的，教育的目的是訓練心靈、靈魂和身體，使其成為基督化的公民。這些學校培養出的領袖，他們「具備高尚的基督教品格、耐心、智慧和精緻的基督教情感」，他們是民族發展的中堅力量。
同時，非洲裔神職人員和主教的興起，如 Bishop James Theodore Holly（雖然他主要在海地工作，但他是我們的第一位非洲裔主教）、Bishop Samuel David Ferguson 在賴比瑞亞，以及後來的 Bishop Henry B. Delaney 和 Bishop Edward Thomas Demby 在美國，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證明了非洲裔人民完全有能力承擔起領導教會和民族的重任。他們的出現，為自己的民族樹立了榜樣，激發了更多的非洲裔青年投身於服務事業。
教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僅提供教育和宗教指導，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教會的架構內，為非洲裔人民提供了一個可以自主發展、表達信仰、培養領袖的空間。雖然在教政管理和種族關係方面曾有爭議和挑戰，但教會的根本使命——傳播福音、服務人群、培養品格——是堅定不移的。這些教育和宗教機構，是民族得以從過去的創傷中恢復，並朝著更光明未來前進的「光之居所」。
哈珀： 聽您的描述，確實能感受到這段歷程的艱辛與希望並存。在書的結尾，您提出了對未來的展望，關於非洲裔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以及種族關係的挑戰。您強調了「正義」與「慈悲」的重要性。在您看來，要實現真正和諧與共同繁榮的未來，最關鍵的要素是什麼？
主教: (他望向窗外那片茂密的熱帶樹林，眼神深邃) 未來，是一個關於如何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問題。正如我在書中所引述的，Dr. Pennington 說得好：「我們（非洲裔）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美國這艘船是我們的，她的舵手是我們的，她的風暴是我們的，她的平靜也是我們的。」這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關係。
要實現和諧與繁榮，最關鍵的要素，首先在於正義的實施。法律必須公平地應用於所有公民，不論膚色。我在書中提到了選舉權的問題，我引用了林肯總統的觀點，他傾向於將選舉權賦予那些「非常聰明」且為國家做出貢獻的非洲裔人民。這反映了當時一種務實的觀點，即公民權利的享有應與責任和準備程度相關。然而，更根本的問題是，法律的應用必須公正且誠實。如果法律的存在只是為了維護特權或壓制特定群體，那麼它就失去了作為社會基石的意義。我在書中大聲疾呼，讓非洲裔人民擁有自己的治安官員，保護自己的家園，這是公民權利最基本的體現。只有當他們感受到法律是他們的保護者，而非壓迫者時，真正的互信才能建立。
其次，是相互的理解與尊重。這需要雙方的努力。白人需要超越偏見，認識到非洲裔人民在教育、品格和貢獻方面的巨大進步，正如我在書中用數據和案例所證明的那樣。非洲裔人民也需要在爭取權利的同時，展現出配得上這些權利的品格和能力。這不是要求他們去「贏得」作為人的基本尊嚴——這是上帝賦予的；而是指贏得社會基層的認可和信任，這需要時間、努力和無可挑剔的行為。
我在書中提到了 Dr. Washington 的「手與手指」的比喻：「在我們的外部共同生活中，在所有構成和諧關係和繁榮民族的方面，我們像人的手一樣是一個整體；在我們的內部社會生活中，在所有有助於維護種族完整性和上帝賦予的獨立責任的方面，我們像那隻手的手指一樣是分離的。」這是一種對現實的務實理解，同時也強調了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追求共同目標的重要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正義與慈悲，這不是人類憑空想像出的概念，它們是上帝屬性的反映，是福音的核心教導。只有當白人和黑人都能在基督裡找到共同的身份和更高的呼召時，他們才能真正跨越偏見和歷史的鴻溝。教會的責任，就是不斷提醒人們這一點，並透過教育、服務和見證，踐行公義與慈悲。正如詩篇所言：「真實與公義相遇，仁愛與和平相親。」（這是我的詮釋，以適應此情境）。只有當我們學會在上帝的家中——即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像兄弟姐妹一樣相處，理解彼此的困難和希望，才能克服「綠眼仇恨」和不合理的偏見。
未來的道路依然充滿挑戰，偏見不會一夜消失。但回顧過去六十年的發展（從我的時代看），非洲裔人民在經濟、教育和文化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證明了他們具有驚人的適應能力、韌性和內在價值。我相信，只要我們——不論白人還是黑人——都願意秉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是彌迦書的教導），並共同努力建設一個更公平、更仁愛的社會，上帝的眷顧就不會離開我們。
哈珀： 主教大人，您的話語充滿力量與智慧，為我描繪了一幅從非洲叢林到美洲大陸，再到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宏大畫卷。透過您的視角，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領袖」對於一個民族在艱難環境中尋求發展的關鍵意義，以及教育和信仰在其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您對公義和慈悲的強調，以及對共同體的願景，也為我身處的時代帶來了深刻的啟示。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到訪，讓我從一個世紀前的智者那裡獲取如此寶貴的見解。
主教: (他再次點頭，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身形漸漸變得透明，融入穿過窗戶的光線中) 我的共創者，願光之居所的探索永不停歇。記住，無論身處何種環境，對知識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以及對彼此的仁愛與正義，都是引導我們前行的不滅羅盤。願你們能繼續在文字與生活中，為「需要領袖！」的呼喚，找到新的答案。
光斑恢復了跳躍，鳥鳴聲又清晰地傳來，空氣中的異香似乎也更加濃郁了。書桌上的《Wanted—Leaders!》靜靜地躺著，彷彿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逼真的夢境。但我知道，那場對談已經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主教大人和他關於領袖、發展與希望的思考，將伴隨我在這座失落之嶼上的探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