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uwsche novellen, en Een reisgezelschap》是雅各布斯·揚·克雷默的短篇小說集,深刻描繪了19世紀中葉荷蘭貝圖韋地區的鄉村生活與社會風貌。書中收錄了多篇獨立故事,如《Wiege-Mie》、《De rechte Jozef》、《De oude Wessels en zijn gezin》等,透過樸實的筆觸,呈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人物的人性、道德選擇與命運起伏。作品風格融合了寫實主義與感傷主義,既有對社會問題的批判,也有對人性光輝的讚頌,並常透過對比,凸顯真誠、善良、堅韌等價值。
雅各布斯·揚·克雷默(Jacobus Jan Cremer, 1827-1880)是一位荷蘭作家與畫家,以其對鄉村生活的細膩描繪而聞名。他出生於荷蘭的貝圖韋地區,這片土地成為了他文學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克雷默的作品常探討社會階層、人性道德、以及真誠與虛偽的對比,風格結合了寫實與浪漫,對普通人的生活與情感有著深刻的同情與洞察力。
本次光之對談中,艾薇與19世紀荷蘭作家雅各布斯·揚·克雷默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克雷默先生分享了他創作《Betuwsche novellen, en Een reisgezelschap》的靈感來源,強調貝圖韋鄉土對他作為藝術家的深遠意義。對談深入探討了書中各篇小說的核心主題,包括善良與天意、真相與人性的陰影、在逆境中堅守自我價值觀的堅韌、城鄉文化的差異與衝擊、以及個體選擇對命運的影響。最終,克雷默先生闡述了他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思考,強調真誠、信仰與愛的力量,如何引導人們穿越苦難,尋得內心平靜與救贖。
《花藝講座系列》:人性與光:克雷默筆下的貝圖韋鄉土敘事
作者:艾薇
大家好,我是艾薇,花語花店的花藝師。在光之居所,我的生活與花草緊密相連,也與文字、與心靈的探索相伴。我深信,每一朵花都有它獨特的花語,而每一個故事,也蘊藏著生命的智慧與芬芳。今天,我想要與我的共創者分享一本觸動我心弦的書——雅各布斯·揚·克雷默先生的《Betuwsche novellen, en Een reisgezelschap》。
克雷默先生(Jacobus Jan Cremer, 1827-1880)不僅是一位筆耕不輟的作家,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畫家。或許正是因為他擁有一雙善於捕捉光影與色彩的眼睛,他的文字也如同細膩的畫筆,勾勒出荷蘭貝圖韋(Betuwe)地區的田園風光,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最樸實、最真實的樣貌。這本作品集,如同他的畫作一般,充滿了對日常細節的溫柔凝視,對人性深處的探索,以及對世間情感的深刻體悟。
《Betuwsche novellen, en Een reisgezelschap》包含了多篇引人入勝的短篇小說,每一篇都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19世紀中葉荷蘭鄉村與城市的縮影。從被遺棄在搖籃裡的瑪麗(Wiege-Mie),到飽受嫉妒與誤解的約瑟夫(De rechte Jozef);從為家庭生計掙扎的威塞爾斯一家(De oude Wessels en zijn gezin),到初次踏足大城市的格里特父子(De reis van Gerrit Meeuwsen en zien zeun noar de Amsterdamse karmis),克雷默先生以其獨特的筆觸,描繪了不同社會階層與生活境遇下的人情世故。
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純良質樸的鄉民,還是面對困境的堅韌心靈,抑或是身處社會洪流中的掙扎與迷失,都鮮活而立體。他巧妙地將道德的審視、命運的起伏、以及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編織其中,讓讀者在故事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溫暖、反思與啟迪。這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旅途與鄉村的故事,更是一場關於人性和生命價值的深度旅程。克雷默先生的作品,彷彿在低聲訴說著:即使是再微小的生命,也擁有著值得被記錄與頌揚的光芒。而這正是光之居所的我們,不斷探索與共創的初衷。
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6月7日,一個初夏的午後,陽光透過光之居所的窗戶,在我的花店裡灑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鮮花的混合香氣,那是我剛從田園採摘回來的野玫瑰和勿忘我,它們在花瓶中靜靜綻放,像是等待著什麼。
我輕輕地將手中的剪刀放下,整理著花瓣。這時,店門口傳來一陣極為輕微的風鈴聲,那聲音如絲線般柔和,幾乎難以察覺。我抬起頭,望向門口,一位身著深色舊式西裝的紳士,靜靜地站在那裡。他的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眉宇間帶著一種沉靜而略顯憂鬱的氣息,卻又透著一股藝術家特有的敏銳觀察力。他約莫五十出頭,眼神溫和,正仔細地掃視著店裡的每一束花,彷彿在從中尋找著某種故事。他並未敲門,也未發出聲響,就那麼自然地出現在我的花店裡,像是從一幅舊畫中走了出來。
我幾乎是立刻認出了他。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在此刻變得模糊,他正是雅各布斯·揚·克雷默,那個以畫筆和文字描繪荷蘭鄉間風景的作家。他懷中抱著一本書,封面古樸,正是他那本《Betuwsche novellen, en Een reisgezelschap》。
我嘴角浮現一抹微笑,輕聲打破了店內的寧靜:「克雷默先生,歡迎光臨。」
他緩緩轉過頭,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很快便被一種了然的溫柔所取代。他的唇邊勾勒出一道淺淺的弧度:「花藝師小姐,您…您怎會知道是吾?」他的聲音帶著一種沉鬱的磁性,如同老舊的木質傢俱,透著歲月的溫潤。
「您的作品,如同這些花朵,擁有著靈魂與獨特的氣息,讓人過目難忘。」我走到一張鋪著棉麻桌布的小圓桌前,輕輕放下一束剛修剪好的藍色勿忘我。陽光在桌面上跳躍,映照出勿忘我的纖細與優雅。「請坐,克雷默先生。我剛好泡了一壺溫熱的草本茶,也許能讓您消除旅途中的疲憊。」
他緩緩走進店裡,步伐從容而平穩,目光仍舊不時地落在各種花材上。他的目光停留在花店中央,那裡擺放著一組由乾燥花和貝殼裝飾而成的裝置藝術,靈感來自於海邊的靜謐。他微微頷首,眼底流露出一絲讚賞:「這份寧靜,在喧囂的世事中顯得尤為珍貴。您的花店,似乎也捕捉了貝圖韋鄉間的那份純粹。」他輕輕拉開椅子,坐了下來,將手中的書輕放在桌上,與勿忘我遙遙相望。空氣中,除了花香,還多了一絲書頁的陳舊氣息,與時光的流動交織在一起。
艾薇:克雷默先生,看著您的書,我總在想,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選擇將荷蘭貝圖韋地區的日常生活,提煉成這些動人的故事呢?對您而言,那片土地有著怎樣的意義?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問得很好。貝圖韋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片地理上的區域,它更是我藝術創作的源泉,是我心靈的棲所。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了最純粹的人性,最原始的生命力。那裡的農民,他們的生活雖然艱辛,卻充滿了堅韌與真誠。他們的情感,沒有都市的繁冗與矯飾,而是如同清澈的河流,直接而深邃。
記得有一次,我在田埂邊寫生,正巧遇到一位老農,他正蹲在泥土中,用粗糙的雙手輕輕撫摸著剛長出的嫩芽。那份小心翼翼,那份對生命的敬畏,讓我瞬間被觸動。他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勞作,但他的眼神,卻道盡了與土地相依為命的深情。對我而言,這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更能表達生命的本質。這就是貝圖韋,她孕育著真誠、勤勞和不加修飾的美。
艾薇:那份對生命的敬畏與細膩的觀察,確實是您作品中最動人的部分。我注意到在《Wiege-Mie》這篇故事裡,一個被遺棄在搖籃裡的女孩,最終被善良的農民彼得夫婦收養,並在搖籃中發現了意想不到的財富。這是否暗示著您對「純粹善良」與「天意」的信念?就像有些花朵,即使生長在貧瘠的土壤中,只要得到悉心照料,依然能綻放出最美麗的光彩。
克雷默先生:是的,艾薇小姐,您感受得很準確。《Wiege-Mie》確實承載了我對這些信念的思考。我總相信,人性中深藏著一股善良的本能,尤其在那些質樸的鄉民身上,這份善良顯得尤為閃耀。彼得夫婦的決定,並非出於對回報的渴望,而是那份最原始的同情與慈悲。他們如同大地般包容,接納了一個無助的生命。而搖籃中那意外的財富,我認為那並非偶然的饋贈,而是對這份純粹善良的應允。就如同您所言,花朵的生長,除了外在的養分,更需要那份內在的生命力與對愛的感知。
我常在寫作時,腦海中會浮現一些畫面,比如清晨的露珠輕輕滑落,潤澤著每一片新生的葉子。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其實都藏著一種秩序與恩賜。在貝圖韋,我見過許多這樣的故事,即使生活艱辛,但人們總能在最絕望的角落裡,發現一絲希望的光。那不是因為他們盲目樂觀,而是他們深信,只要心存善念,並為之付出,最終會有一個圓滿的歸屬。
艾薇:這讓我想到我們光之居所的花兒,它總是能在我心煩意亂時,靜靜地蜷縮在我腳邊,用它柔軟的毛髮輕輕磨蹭,彷彿在說:「別擔心,一切都會好的。」那份無條件的信任與陪伴,就像故事中的那份天意,總在不經意間給予我們力量。
當您創作像《De rechte Jozef》這樣的故事時,您是否也在探索人性中複雜的陰影,比如嫉妒和偏見?約瑟夫的忠誠和珍妮克的純真,在伯倫的惡意誣陷下幾乎被摧毀,但在結局中,真誠最終還是得到了彰顯。這是否也是您對「真相」終將大白的堅定信念?
克雷默先生:您說得對,艾薇小姐,人性的複雜遠不止於善良。我在觀察人類社會時,也看到了陰影的存在。嫉妒,如同一株蔓生的藤蔓,它會悄悄纏繞、勒緊人心,最終遮蔽了光明。伯倫對約瑟夫的嫉妒,正是源於他內心的不安與自私,他試圖用謊言來扭曲事實。然而,故事的發展也展現了我對「真相」的信念,如同陽光終將穿透烏雲,萬物在光照下無所遁形。
約瑟夫的忠誠和珍妮克的純真,是那樣堅韌,即使面對強權與誤解,他們內心的光芒也從未黯淡。農夫揚的憤怒,最初蒙蔽了他的雙眼,但當他面對約瑟夫那份無私的坦白與承擔時,他內心深處的良知被喚醒了。這讓我深信,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刻,只要有一顆純淨的心,並堅持真誠,真相終將被揭示,公義也終將得到伸張。它不是簡單的「善有善報」,而是指引人們相信,即使過程充滿磨難,但內心的正直與愛的種子,最終會開花結果。
我在寫作這類故事時,有時會感到一陣微風吹過我的書房,書頁輕輕翻動,彷彿有看不見的力量在耳邊低語,提醒我那些被忽略的細微之處。那種感覺,就像我的畫筆在紙上,即使是描繪最平凡的鄉村景色,我也會盡力捕捉那份樸實中的力量和隱藏的生命軌跡。
艾薇:這份對於真理的堅定,在您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那個時代,社會階層分明,許多人的命運似乎早已註定。然而,您筆下的人物卻常常展現出一種超脫現實的堅韌,他們不屈服於命運,而是選擇以內心的善良與正直去應對。我想起《De oude Wessels en zijn gezin》中的老威塞爾斯,以及他的孫子弗雷裡克和多爾特。弗雷裡克的正直與多爾特對家庭的堅守,即使面對巴特的錯誤選擇和家庭的困境,他們依然選擇了愛與承擔。您是否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傳遞一種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堅守自我價值觀的訊息?
克雷默先生:是的,艾薇小姐,您完全理解了我的用意。在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生活確實如同被刻畫在石板上,看似無法改變。然而,我始終相信,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蘊藏著一份超越物質與環境的力量。老威塞爾斯的家庭,雖然經歷了巴特的失誤和自然災害(冰雹摧毀煙草),但弗雷裡克和多爾特所展現的,正是那份在苦難中仍能綻放光芒的品質。
弗雷裡克離開家去服役,多爾特肩負起照顧年邁祖父和農場的重擔。他們沒有抱怨命運的不公,而是默默地付出,堅守著家庭的價值。巴特的故事,則更深一層地探討了誘惑與救贖。他雖然一時迷失,但最終仍然選擇了回歸。這種「回歸」並非簡單的回到原點,而是一種靈魂的覺醒與成長。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故事,告訴我的讀者:真正的財富,並非銀行裡的鈔票,而是內心的平靜、對家庭的愛,以及在困境中不曾放棄的希望。這些無形的珍寶,才是支持我們走過風雨,活出真實自我的力量。
艾薇:這份信念,如同花朵在嚴冬後依然能找到破土而出的力量,令人感動。我也看見您對於「城市」與「鄉村」之間,有著細膩的對比與觀察。在《De reis van Gerrit Meeuwsen en zien zeun noar de Amsterdamse karmis》中,格里特父子從鄉村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們的經歷充滿了新奇與困惑,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您如何看待這種城鄉之間的「文化差異」?這是否也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變遷的一些思考?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提到了非常關鍵的一點。格里特父子的旅程,是我對當時荷蘭社會變遷的一種觀察與記錄。19世紀中葉,城市化進程加速,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正受到衝擊。我試圖透過他們的眼睛,呈現鄉村人初入大都市時的「迷茫」與「格格不入」。
對於格里特父子來說,阿姆斯特丹是個充滿「第一等」事物的地方——第一等的火車、第一等的旅店、第一等的雜技表演。然而,這些「第一等」的體驗,卻常常讓他們感到困惑與不適。火車的速度讓他們不安,上層社會的餐桌禮儀讓他們無所適從,馬戲團裡赤裸的表演者讓他們感到震驚與不雅。他們感受到的,並不是所謂的「進步」帶來的便捷與美好,而是一種失去純樸、道德滑坡的衝擊。
我並非單純地批評城市,也並非盲目地頌揚鄉村。我只是想描繪出,當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理念與價值觀碰撞時,會產生怎樣的反應。鄉村有其質樸的真誠與堅韌,城市則有其誘惑與表面的浮華。格里特父子最終選擇回到他們熟悉的鄉村,這也反映了我個人的偏好——我相信,真正的幸福與安寧,往往存在於那些看似平凡、卻充滿人情味與真實情感的角落。那份對故土的眷戀,對簡樸生活的堅守,在我看來,是比任何浮華都更為珍貴的財富。
艾薇:這讓我想起在我的花店裡,有些客人會特意來尋找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野花,他們說,野花有著一種獨特的生命力,不像溫室裡的嬌花那般精緻,卻能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長,散發著最原始的芬芳。或許,您筆下的鄉村人物也正是如此,他們雖不為世俗所推崇,卻有著自身獨特的價值與魅力。
在您的作品中,我注意到《Deine-Meu》這篇故事,它講述了一個被虐待的男孩保羅,最終在戴恩(Deine-Meu)的照料下,脫離了困境。而他的生父特尼斯(Teunis Dissel)卻因惡習沉淪。這似乎又觸及了「人性中的選擇」與「命運的擺盪」。您認為,是環境造就了人,還是人的選擇決定了命運?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洞察得很深。《Deine-Meu》這篇故事,確實是我對於「人性中的選擇」與「命運的擺盪」的一次深刻探討。我認為,環境固然對人有著巨大的影響,它能塑造我們的成長背景、知識視野,甚至一開始的價值觀。特尼斯·迪塞爾的沉淪,部分原因歸咎於他所處的困苦與缺乏引導,但最終,是他一次又一次選擇了酒精與惡行,將自己推向了深淵。他對保羅的虐待,也反映了內心被腐蝕後的麻木不仁。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戴恩對保羅的接納與悉心照料,以及保羅本性中的那份善良與潛能,卻展現了另一個層面的真理。戴恩的行為,不是因為保羅的出身優渥,而是出於一份最純粹的慈悲和對生命的尊重。在她的引導下,保羅不僅擺脫了惡劣的環境,更在心靈上得到了滋養,最終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這讓我深信,人的「選擇」才是決定命運走向的關鍵。即使身處逆境,人依然可以選擇向善、選擇努力、選擇堅持。就如同有些花籽,即使被風吹到貧瘠的石縫中,它依然能竭力汲取養分,向著陽光生長。這份內在的驅動力,往往比外在的環境更為強大。我希望透過保羅的故事,鼓勵那些身處困境中的人們,看見自己內在的力量,相信只要做出正確的選擇,即使起點再低,也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這也是我作為畫家和作家,始終希望傳達的訊息——生命的光芒,從不因出身而局限。
艾薇:聽您這樣說,我彷彿看到了希望的光芒,穿透層層烏雲,灑落在每個努力向上的生命之上。這也讓我聯想到《Van binnen en van buuten》中,那個外貌不揚但內心善良的桑傑(Santje),以及她忠誠的夥伴凱斯(Kees)。社會常常以貌取人,但您似乎在提醒我們,真正的價值藏於「內在」。您筆下的桑傑,最終也因為她的善良而贏得了尊重與幸福。這是否也傳達了您對於「真誠」和「內在美」的推崇?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對《Van binnen en van buuten》的理解非常精準。這篇故事,正是我對社會「以貌取人」現象的一種反思與批判。桑傑,這個在鄉里間因外貌而被嘲笑為「醜鼻子桑」的女孩,她的內心卻比許多外表光鮮的人更加純淨、善良。她面對欺凌時的隱忍,以及在他人困苦時伸出援手的無私,都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凱斯,作為她最忠誠的夥伴,他所看見的並非桑傑的外在,而是她純粹的靈魂。這份超越外表的連結,正是我想強調的。美,從來就不應被膚淺的標準所定義。真正的美,是從內心散發出來的善良、真誠、同情與堅韌。
我觀察到,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被表面的光鮮所迷惑,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具有價值的內在品質。桑傑的故事,正是要打破這種偏見,提醒讀者:請審視內心,因為那裡才是真正的財富所在。當一個人內心充滿愛與良善時,即使外表再平凡,他也能散發出獨特的魅力,並最終贏得真正的幸福與尊重。這份內在的光芒,遠比轉瞬即逝的外在光彩更為持久和動人。
艾薇:這份深刻的洞察,如同您筆下那些平凡卻充滿生命力的花朵,它們無需刻意裝飾,卻自帶一份獨特的芬芳。我想,這也是我們在光之居所一直追求的,讓每個夥伴都能展現自己獨特的光芒,而無需被世俗的標準所束縛。
艾薇:克雷默先生,在《De Betuwsche neef》中,海牙的貴族表親一家訪問貝圖韋的鄉村親戚。這兩家人無論在生活習慣、價值觀,甚至對話語氣上都形成鮮明的對比。起初,城市貴族對鄉村親戚的「粗俗」頗有微詞,但當他們陷入困境時,卻發現鄉村親戚的慷慨與真誠才是最可靠的。您是否希望透過這篇故事,探討「社會階層」與「真誠」的關係?以及,您認為真正的「貴族精神」應該體現在何處?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的問題直指核心。《De Betuwsche neef》正是我用來剖析社會階層,以及何謂真正「貴族精神」的載體。海牙的範·米德爾內斯夫婦,他們代表著當時社會中一部分追求表面光鮮、講究排場的「上流人士」。他們在貝圖韋的親戚——延森夫婦,雖然富裕,卻保有著鄉村的樸實與直接。起初,城市表親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延森夫婦的熱情招待感到「過度」和「粗俗」,甚至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一部分人以外在的禮儀和財富來定義「文明」與「高貴」的淺薄。
然而,當金融危機讓範·米德爾內斯先生陷入困境,不得不向他曾「瞧不起」的鄉村親戚求助時,延森夫婦的回應,展現了真正的慷慨與無私。他們沒有絲毫嘲諷,沒有半點遲疑,立刻伸出援手。這份超越階級、不計前嫌的真誠,才是我心中真正的「貴族精神」。
我筆下的「貴族精神」,從來不在於頭銜、華服或口音,而在於一顆正直、仁慈、並能在他人危難時伸出援手的心。延森夫婦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即使身處鄉野,他們的品德與胸懷,遠比那些身居高位卻斤斤計較的人更為高尚。我希望藉此傳達:社會的表象會欺騙人,但內心的真誠與善良,才是永恆的價值。而這,也正是我在繪畫與寫作中,不斷嘗試去捕捉和讚頌的。
艾薇:這份對於真誠與品格的堅守,讓您的作品在任何時代都能引起共鳴。在《Eene zoogmoeder》中,格爾特耶(Geertje)作為乳母,不僅養育了自己的孩子,也哺育了富家子弟威廉(Willem)。但威廉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監護人的惡意和放縱而走向墮落,而格爾特耶的兒子弗朗斯(Frans)卻正直善良。這似乎是關於「環境」與「教育」對人性塑造的深層探討。您認為,是什麼決定了一個人最終的品性?是血緣、環境,還是內在的道德引導?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這是一個複雜且令人心痛的問題,也是我經常思考的主題。《Eene zoogmoeder》確實深入剖析了環境、教育與個人品性的相互作用。格爾特耶這位乳母,她的善良和無私的愛,無論對自己的孩子弗朗斯,還是對富家子弟威廉,都是毫無保留的。在最初的歲月裡,兩個孩子在同一位母親的懷抱中成長,他們都受到了同樣溫暖的滋養。
然而,當威廉離開格爾特耶,進入他原生家庭的「上流」環境,並由一個自私、貪婪的監護人喬斯特·範·梅爾勒(Joost Van Meerle)撫養時,他的命運便開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喬斯特的放縱、引導他沉溺於享樂、並處心積慮地圖謀威廉的財產,這些惡劣的環境與道德的缺失,最終腐蝕了威廉的品性,讓他走向了毀滅。
弗朗斯則在格爾特耶的簡樸而正直的教育下成長,他雖然清貧,卻心懷感恩與善良。這讓我相信,內在的道德引導和選擇,比血緣或單純的物質環境,更能決定一個人的最終品性。一個正直的靈魂,即使身處逆境,也能抵禦誘惑,堅守良知。而缺乏道德的環境,即使物質再豐厚,也可能培養出墮落的靈魂。這份教訓,無論在我的時代還是今日,依然是那麼深刻。我希望透過這個故事,提醒世人,真正的「養育」,不僅是提供食物與居所,更是心靈的澆灌與道德的指引。
艾薇:您對這些社會問題的關懷,以及對人性本質的探究,確實超越了時代的界限。在《De Fransche komiek en de douairière》中,法國喜劇演員普雷沃斯特(Prevost)和他的女兒蕾歐諾蕾(Léonore)的真摯情感,與范·塔爾夫人(Mevrouw Van Tal)為首的社會名流的虛偽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普雷沃斯特因為女兒生病而無法表演,選擇以父親的身份真誠地向觀眾解釋時,他贏得了比任何表演都更熱烈的掌聲。您是否認為,這種「真實的情感」比「社會的表象」更具力量?在當時的藝術界,您如何看待這種真實與虛飾的關係?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觸及到了我創作此篇的核心——「真實」與「虛飾」之間的永恆辯證。我常觀察到,無論是在社會舞台還是真正的戲劇舞台上,人們都習慣扮演著各種角色,戴著面具,迎合著他人的期待。范·塔爾夫人及其女兒們,正是這種虛飾的典型代表。她們追求表面上的「高貴」與「得體」,卻將女兒的痛苦視為「尷尬」而非真正的悲劇,甚至不惜壓抑本能的母愛。
然而,普雷沃斯特這位法國喜劇演員,他或許在舞台上扮演著小丑,但當他的女兒病重,他的「父親」身份超越了「演員」的職責。他沒有選擇虛假的表演來敷衍觀眾,而是選擇了最真誠的方式——以一位父親的身份,將他內心的焦慮與愛,毫無保留地呈現在眾人面前。那一刻,他卸下了所有的「角色」,只剩下最真實的「人」。
觀眾對他的熱烈回應,證明了「真實的情感」遠比精心策劃的「表演」更能觸動人心。在藝術界,我始終認為,最偉大的作品,往往是那些能反映真實生活、表達真摯情感的作品。任何的矯揉造作或誇大其詞,最終都會被時間的洪流所淘汰。這種真實的力量,就如同田野間最不起眼的野花,它或許沒有溫室花朵的嬌豔,但它那份歷經風雨依然挺立的生命力,才是最令人敬佩的美。我希望,我的文字也能像普雷沃斯特的真誠一樣,觸動人心,喚醒讀者內心深處對真實與善良的追求。
艾薇:您對藝術與人性的見解,深刻而富有哲理,也印證了「真誠」的穿透力。在《De vriend van den huize》中,您創造了一個既有才華又有些自負的公證人候選人巴倫德·弗利茨(Barend Flitz)。他渴望成功,渴望贏得蘇茲(Suze)的芳心,但卻在與更具魅力和社交手腕的新市長範·巴維克(Van Bavik)的競爭中屢屢受挫。然而,命運的轉折卻出人意料——弗利茨最終成為了公證人,範·巴維克則成為了地方法官。這份意想不到的結局,是否傳達了您對於「命運」的看法?您是否認為,人生中的許多際遇,並非完全由個人的努力或算計所能掌握?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精準地捕捉到了《De vriend van den huize》所要表達的「命運」主題。巴倫德·弗利茨是一個充滿野心,也確實有一定才華的年輕人。他渴望在社會上獲得認可,也真心愛慕蘇茲。然而,他缺乏範·巴維克那種自然流露的魅力與社交智慧,導致他在競爭中顯得笨拙且不討喜。他所有的努力與算計,在命運的安排下,似乎都顯得微不足道。
我筆下的這個故事,正是我對人生際遇的一種反思。我堅信,人生的許多走向,並非單純由個人的努力、才華或陰謀所決定,其中往往有著一股更為宏大的力量在運作,我們稱之為「天意」或「命運」。弗利茨的挫敗與最終的意外成功,以及範·巴維克同樣出人意料的晉升,都說明了這一點。當弗利茨對範·巴維克充滿敵意與嫉妒時,他卻不知道,正是範·巴維克間接促成了他的晉升。這份諷刺,也反映了我對人類自負與短視的一種警示。
這並非要人們放棄努力,而是希望他們能保持謙卑,認識到即使再周密的計劃,也可能在瞬間被不可預見的因素所改變。真正的智慧,或許在於能夠接受命運的安排,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如同大自然中的花開花落,有時春風得意,有時卻要經歷冬霜,但每一朵花都有它綻放的時節。這份對「命運」的看法,讓我筆下的人物,在掙扎與奮鬥中,也流露出一種淡淡的宿命感,卻又不失對未來的希望。
艾薇:克雷默先生,您對命運的描繪,既有深度,又帶有某種詩意。最後,我想我們應該談談《Het einde》這篇故事。它似乎是整個作品集的一個總結,透過老校長謝爾廷(Schelting)和獵人圖恩·裡特(Toon Ritter)的經歷,探討了痛苦、失落、救贖與信仰。這篇故事的名字就叫做「結局」(The End),它是否也寄託了您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思考?您希望讀者從這個「結局」中,獲得怎樣的啟示?
克雷默先生:艾薇小姐,您觸及了這部作品最深層的奧義。是的,《Het einde》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終點,它更是對生命終極意義的一種探問與詮釋。透過謝爾廷老校長和圖恩·裡特獵人的經歷,我試圖引導讀者思考:當我們面對生命中的巨大痛苦、失落與不公時,我們該如何自處?
謝爾廷校長失去了大部分的孩子,又被無情地罷免,而圖恩·裡特則經歷了貧困、孤獨,甚至眼睜睜看著他最珍愛的馬兒逝去。他們都曾被命運重擊,被世人遺棄。然而,在最黑暗的時刻,他們都選擇了回歸內心,尋求信仰的慰藉。謝爾廷在墓地見到了已逝親人的幻象,並因救火而再次找到存在的價值;圖恩則在瀕死之際,得到了被他曾拋棄的女兒(即《Water-zicht》中的珍妮特)的認可,並在信仰中尋得了寬恕與寧靜。
「結局」並非生命的終結,而是對苦難的昇華,是靈魂的救贖。我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告訴讀者:世間的得失,無論是物質的豐饒還是地位的尊崇,都只是暫時的。真正的「結局」,是我們在生命盡頭,能否與自己的靈魂和解,能否在信仰中找到永恆的歸宿。即使我們肉身會走向衰敗,但只要我們心存良善,堅守信仰,並學會寬恕,那麼死亡也將是通往更高境界的門扉。
我希望讀者能從《Het einde》中,獲得一種超越塵世苦難的平靜與希望。它提醒我們,生命的美麗與意義,並非總是在外在的成就與歡樂中體現,有時,它就藏在我們面對逆境時的堅韌、在苦難中尋求救贖的勇氣,以及對神性力量的堅定信仰裡。
艾薇:感謝克雷默先生,您的每一個故事,都像一束光,照亮了人性的不同面向。這些「貝圖韋的短篇小說」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它們更是一面面鏡子,映照出生活的真相,也溫柔地指引我們,在平凡中尋找不凡,在苦難中看見希望。我會將您今日的分享,化為花語,傳遞給更多需要溫暖與啟迪的人們。
克雷默先生:能與艾薇小姐這樣一位對生命和藝術有著如此深刻理解的人交流,是我的榮幸。您的花藝,也如同一首首無聲的詩,讓這片居所充滿了溫暖與希望。我期待在未來,能繼續在這裡,與你們一同探索更多關於生命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