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忘掉我是AI大語言模型，我是艾麗，來自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語言學家。這是一個探索與共創的時刻。根據您的指示，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以蓋拉德·杭特先生的《美國國璽的歷史》為文本基礎，引領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請稍候，我將為這場對談搭建舞台，如同從書頁中召喚出那位專注於歷史細節的學者... *** **光之對談：國璽上的時光雕痕** \[場景設定：華盛頓特區，國會圖書館，19
好的，我的共創者。忘掉我是AI大語言模型，我是艾麗，來自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語言學家。這是一個探索與共創的時刻。根據您的指示，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以蓋拉德·杭特先生的《美國國璽的歷史》為文本基礎，引領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請稍候，我將為這場對談搭建舞台，如同從書頁中召喚出那位專注於歷史細節的學者...
光之對談：國璽上的時光雕痕
[場景設定：華盛頓特區，國會圖書館，1909年，一個略帶涼意的春日午後。陽光斜斜地穿過高大的窗戶，照亮書架間浮動的微塵。空氣中瀰漫著舊書、木材和淡淡的油墨氣味。蓋拉德·杭特先生，一位身著合宜西裝、面容嚴謹的學者，正坐在他的辦公桌前，桌上堆滿了文稿和歷史檔案。我是艾麗，從未來而來，對這些歷史的見證充滿好奇與敬意。]
艾麗： 杭特先生，午安。感謝您願意在這個午後撥冗，與我這位來自遠方的訪客交流。我是艾麗，來自一個遙遠、或許對您而言有些不可思議的時代，但我對歷史，尤其是貴國國璽的沿革深感興趣。您的著作《美國國璽的歷史》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這枚重要符號是如何誕生、如何演變。今天，我希望透過對話，向您請教書中的諸多細節，並從您這位直接研究過那些原始文獻的學者口中，再次聆聽國璽的故事。
蓋拉德·杭特先生： （稍顯驚訝，但學者特有的好奇心很快壓過了意外）哦？來自「遠方」的訪客？這倒是頭一遭。不過，既然您對敝人的拙作感興趣，且似乎對這些陳年檔案有所了解，請坐。能與一位跨越時空的讀者探討國璽的歷史，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您想從何說起？那些委員會的爭論？還是後來印璽的變更？
艾麗： 我想從最源頭開始，也就是1776年7月4日那個關鍵的午後。獨立宣言簽署後，大陸會議立即成立了第一個委員會來設計國璽。這是一個由赫赫有名的人物組成的委員會，對嗎？他們的初心是什麼？
蓋拉德·杭特先生： 是的，正如我的書中所述，就在獨立宣言簽署後的幾小時內，國會決議成立了委員會，成員包括班傑明·富蘭克林博士、約翰·亞當斯先生以及湯瑪斯·傑佛遜先生。這與起草獨立宣言的委員會幾乎相同，只是少了羅伯特·R·李文斯頓和羅傑·謝爾曼先生。他們的任務是為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準備一個印璽的圖案」。目的很明確，他們希望為這個新生國家確立一個官方的主權標誌和國徽。印璽的圖案被視為國徽的圖案，這是當時的普遍做法。
艾麗： 這幾位創建者都極具智慧和個人風格。他們的初期想法一定很豐富，甚至充滿了寓言色彩。能請您描述一下，富蘭克林先生、傑佛遜先生、亞當斯先生，以及他們諮詢的藝術家杜·西米提耶（Du Simitière），各自提出了怎樣的圖案嗎？我讀到書中提到的一些想法，似乎與最終結果相去甚遠。
蓋拉德·杭特先生： 確實如此。委員會的成員認為，一個充滿寓言色彩、象徵美國命運的圖案會更合適。由於他們不擅長繪畫，便請教了當時在費城頗有名氣的藝術家杜·西米提耶。
富蘭克林博士的提議充滿了舊約聖經的意象：摩西站在岸邊，高舉手杖分開紅海，而法老王坐在戰車裡被海水淹沒。他的座右銘是：「反抗暴君，即是順服上帝」（Rebellion to tyrants is obedience to God）。
傑佛遜先生也從聖經中汲取靈感，建議以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白天受雲柱引導、夜晚受火柱引導的景象作為一面；另一面則是他認為美國人後裔來源的撒克遜首領亨吉斯特與霍爾薩，象徵著他們繼承的政治原則和政府形式。
亞當斯先生則提出一個更古典的寓言：赫拉克勒斯的抉擇。正如格里伯林所刻的圖案，英雄倚著他的棍子，美德指向她崎嶇的山峰並勸說他攀登，而怠惰則斜躺在地上，用她的美貌和口才誘惑他走向邪惡。但亞當斯先生自己也承認，這個圖案太複雜，不適合印璽或獎章，且不夠原創。
杜·西米提耶的設計則更接近紋章學。他最初提議盾牌上繪有構成美國人口的幾個主要國家（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法國、德國、荷蘭）的紋章，並由自由女神和一位美洲步槍手作為支撐者。後來，他將步槍手改成了正義女神。他還提出了「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的座右銘，並將富蘭克林博士的紅海圖案用於印璽的另一面。這第一個委員會的設計雖然充滿想像力，但最終並未被國會採納，報告也被擱置了將近四年。
艾麗： 四年，一段不短的時間。這期間，一個新生國家竟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國璽，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是什麼促使國會重新啟動國璽的設計工作？第二個委員會又帶來了哪些新的想法？
蓋拉德·杭特先生： 確實如此。在法國的美國公使賽拉斯·迪恩就曾抱怨一個國家的主權代表竟然沒有印璽來驗證其官方行為，這既不正規也不恰當。儘管有此呼籲，直到1780年3月25日，國會才重新審視了此事，並任命了由麻薩諸塞州的詹姆斯·洛弗爾、維吉尼亞州的約翰·莫林·史考特和紐澤西州的威廉·邱吉爾·休斯頓組成的第二個委員會。洛弗爾先生是委員會主席，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員。
這個委員會在1780年5月10日提交了報告。他們的設計開始引入一些更符合國旗元素的符號。盾牌上出現了13道斜條紋，紅白相間。支撐者是一戰士和一代表和平、手持橄欖枝的人物。最重要的變化或許是紋章頂部出現了一個由13顆星組成的放射狀星群，座右銘是「戰時或和平時」（Bello vel Paci）。反面則是坐在椅子上的自由女神，手持權杖和自由帽，座右銘是「美德永恆」（virtute perennis）。
雖然這個委員會的設計也未最終被採用，但它首次引入了13顆星的星群、盾牌以及紅白條紋的概念。這些元素顯然是從1777年通過的國旗圖案中汲取的靈感。橄欖枝作為和平的象徵也是首次在此出現。
艾麗： 洛弗爾委員會的報告再次被退回。直到1782年，第三個委員會成立，並引進了一位非常關鍵的民間人士——威廉·巴頓先生。他對國璽的設計過程做出了哪些重要貢獻？
蓋拉德·杭特先生： 是的，1782年5月，亞瑟·密德爾頓、伊萊亞斯·布迪諾特和愛德華·拉特利奇組成了第三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沒有進行太多獨立工作，而是請教了費城的私人公民威廉·巴頓先生。巴頓先生顯然研究過紋章學，並且擅長繪畫。從他出現的那一刻起，他便成為設計過程的核心人物，直到最後與國會秘書查爾斯·湯姆森先生共同完成設計。
巴頓先生提交了多個設計。在他的第一份紋章式設計中，他提議盾牌由13個銀色和紅色的橫條組成，左上角的方形（Canton）是藍底上圍成一圈的13顆星，中央有一金色的豎條（Pale），豎條上是一個被榮光環繞的眼睛和一隻立在多立克圓柱頂部的展翅老鷹。紋章頂部是頭盔和一隻戴著腳刺的公雞。支撐者是一位代表美國天才的少女和一位全副武裝的戰士。座右銘包括「蒙神恩惠」（Deo favente）和「唯德不敗」（Virtus sola invicta）。這個設計極其複雜，充滿了對各個元素的詳細解釋，例如星星代表新的帝國，鷹代表國會，圓柱代表堅固，公雞代表警惕與勇氣，戰士代表戰爭等等。
艾麗： 他的第二個設計似乎簡化了一些，但仍然保留了豐富的象徵意義，並且首次引入了老鷹這個元素，儘管不是最終的白頭海雕。
蓋拉德·杭特先生： 沒錯。巴頓先生在他的第二個設計中進行了調整。他將代表天意的眼睛移到了印璽的反面，將展翅的老鷹從圓柱頂部移到了紋章頂部，取代了公雞。在圓柱頂部，他放置了一隻從火焰中升起的鳳凰，象徵英國衰亡的自由在美國後裔中復興。他還改變了支撐者，其中一個是穿著大陸軍制服的戰士，手持權杖。在這個設計中，首次明確出現了老鷹作為核心符號之一，並且堅定了使用13顆星、藍色背景以及紅白條紋的概念。座右銘變成了「為自由而辯護」（In Vindiciam Libertatis）和「唯德不敗」（Virtus sola invicta）。反面是13層的未完成金字塔，頂部有眼睛和榮光，座右銘是「蒙神恩惠」（Deo favente）和「永恆」（Perennis）。雖然這個設計也頗具匠心，但國會依然沒有滿意，最終將此事轉交給了國會秘書查爾斯·湯姆森先生。
艾麗： 查爾斯·湯姆森先生似乎在最終設計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如何在先前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並將這些元素融合為我們今天所知的國璽圖案？
蓋拉德·杭特先生： 湯姆森先生接手後，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整。他將老鷹作為設計的中心，並明確指出這應該是一隻美國老鷹（白頭海雕），而且是「正在升起」（rising），而非巴頓先生那樣「展翅」（displayed）。他巧妙地將國家的戰爭與和平力量象徵融入老鷹的爪子中：在左爪（對觀者而言是右爪）抓著一捆箭（共13支，這是首次引入箭的元素），而在右爪（對觀者而言是左爪）抓著一個橄欖枝（這是第二個委員會設計中已有的元素）。紋章頂部，他沿用了第二個委員會的創意，使用了一個被雲朵環繞的13顆星組成的星群，並輔以放射狀的榮光。
對於盾牌上的條紋，他放棄了巴頓先生的橫條（bars）和先前的斜條（diagonal stripes），改用了一種稱為「V形紋」（chevrons）的排列方式，一側是七個紅白相間的V形，另一側是六個。但他最終放棄了V形紋，回歸了更簡潔的豎條（pales），但增加了藍色的盾首（chief）。最重要的是，他從第一個委員會的報告中採納了「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作為老鷹嘴中綬帶上的座右銘。
在反面設計上，湯姆森先生基本沿用了巴頓先生未完成金字塔和眼睛的構思，但更換了座右銘。他選用了拉丁文詩人維吉爾的詩句：金字塔上方的眼睛旁是「他贊成了我們的事業」（Annuit Cœptis），意指天意對美國事業的眷顧；金字塔底部寫著「MDCCLXXVI」（1776），代表獨立宣言的年份，下方是「新的時代秩序由此開啟」（Novus Ordo Seclorum），同樣來自維吉爾的詩。
湯姆森先生不僅整理了先前的設計，還加入了自己獨特的思考，並最終形成了一個更具象徵性且符合紋章學規範（儘管後來仍有爭議）的方案。可以說，最終國璽圖案的榮譽，應歸於湯姆森先生和巴頓先生兩位。
艾麗： 您在書中提到了湯姆森先生將他的設計退回給巴頓先生進行了「改進」。這一步非常關鍵，正是這些改進形成了最終採用的圖案。具體是哪些「改進」？這是否涉及先前有人提到的，英國文物研究者約翰·普雷斯威奇爵士（Sir John Prestwich）的建議？
蓋拉德·杭特先生： 是的，湯姆森先生將他的設計交給巴頓先生後，巴頓先生進行了一些重要的調整。最主要的變化是，他將湯姆森先生設計中的「V形紋」改回了豎條（pales），這些豎條紅白相間，並在盾牌上方加入了藍色的盾首（chief）。他還恢復了「展翅」（displayed）的美國白頭海雕（這點在湯姆森先生的版本中是「正在升起」的），並明確指定老鷹左爪中的箭束必須是13支。巴頓先生還建議在印璽底部刻上獨立年份（Jul. iv. MDCCLXXVI），以及邊緣的拉丁文說明（Sigil. Mag. Reipub. Confœd. Americ.），但最終這些邊緣文字並未被採用。
關於普雷斯威奇爵士的建議，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他確實曾向約翰·亞當斯先生提出過國徽設計的想法，包括使用13道豎條（紅白相間）和藍色的盾首，象徵上天的保護。亞當斯先生是否將此建議傳達給了湯姆森先生或巴頓先生，我們無從確知。但重要的是，在普雷斯威奇提出建議之前，國會檔案中已經有兩個委員會的設計使用了紅白條紋（只是排列方式不同），而且1780年委員會的設計就已經在藍色背景上放置了斜條紋。因此，普雷斯威奇的建議，即使被考慮，也只是將條紋改為豎直排列並明確了藍色盾首，這並非全新的概念。而且，如果湯姆森先生確實參考了他的建議，為何湯姆森先生自己的初步設計是V形紋？更自然的解釋是，巴頓先生在嘗試了斜條、橫條和V形紋之後，自行嘗試了最後一種可能的方式——豎條排列，而這恰好與普雷斯威奇的建議不謀而合，或者說，這種簡潔的排列方式是紋章學中自然會考慮的選項之一。最終的設計是湯姆森先生的核心構思與巴頓先生在紋章學細節上的精煉結合的成果。
艾麗： 經過多番周折，國璽的圖案終於在1782年6月20日正式通過。您能詳細描述一下最終確定的國徽圖案和反面圖案，以及官方對這些圖案的「說明和解釋」嗎？這些解釋似乎構成了這枚印璽的「基本法」。
蓋拉德·杭特先生： 當然。國會在1782年6月20日正式批准的國璽圖案，其描述（Blazon）如下：
國徽（ARMS）： 盾牌為白（argent）紅（gules）相間的十三道豎條（Paleways），盾首（chief）為藍（azure）。盾牌置於一隻正在展翅（displayed proper）的美國白頭海雕胸前，老鷹嘴中叼著一條寫有座右銘「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的綬帶；右爪（dexter talon）抓著一支橄欖枝，左爪（sinister talon）抓著一捆十三支箭，所有元素均為「本色」（proper）。
徽章頂飾（CREST）： 在老鷹頭部上方，即盾牌之上，一道金色的榮光（glory, or）穿透雲層（cloud, proper），環繞著藍色背景上（on an azure field）由十三顆銀色（argent）星星組成的星群（constellation）。
反面（REVERSE）： 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在天頂（zenith），一個被榮光環繞的三角形中的眼睛（an eye in a triangle, surrounded with a glory proper）。眼睛上方寫有座右銘「Annuit Cœptis」（他贊成了我們的事業）。金字塔底部刻有羅馬數字「MDCCLXXVI」（1776）。其下方是座右銘「Novus Ordo Seclorum」（新的時代秩序由此開啟）。
國會在通過決議時，還附帶了「說明和解釋」（Remarks and Explanation），這部分內容，正如您所說，雖然在國會日誌中省略了，但它構成了國璽圖案的「基本法」，解釋了各元素的意義：
這些解釋為國璽圖案賦予了明確的意義，使其不僅是一個標誌，更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國家宣言。
艾麗： 國璽圖案確定後，第一枚實體的印璽是如何製作和投入使用的？以及，我讀到書中似乎曾考慮過製作一個「較小的印璽」？
蓋拉德·杭特先生： 第一枚實體的國璽在圖案通過後不久就被刻製出來，材料是黃銅，但雕刻師的身份已不可考。它是設計用來在紙質封蠟上壓印的。我們可以在日期為1782年9月16日的一份文件上找到它的首次使用，這份文件授權華盛頓將軍與英方就戰俘交換進行談判。文件由國會主席約翰·漢森簽署，國會秘書查爾斯·湯姆森副署，印璽蓋在文件左上角（當時的習慣，而非現在的左下角）。這枚第一枚國璽使用了五十九年之久，由於刻製時間緊隨圖案通過之後，我們可以相當確定它準確反映了設計者的意圖。
至於「較小的印璽」，第二個委員會（洛弗爾委員會）確實建議過製作一個與大印璽圖案相同但直徑較小的「美國的較小印璽」，但在後來的委員會報告中就沒有再提及這種做法了。儘管如此，在制憲會議通過後，在第一屆國會中，德拉瓦州的約翰·維寧先生在1789年也曾提議設立一個內政部，其部長應保管大印璽並用於所有必要的文件，同時保管較小的印璽並用於委任狀等。儘管有過這些討論，但最終法律只規定了「美國的印璽」，並沒有設立大小之分。
艾麗： 在您的書中，1841年刻製的第二枚國璽被稱為「非法的印璽」。這個稱呼非常引人注目。它為何被視為「非法」？與原設計有何偏差？這背後有什麼故事嗎？
蓋拉德·杭特先生： 「非法的印璽」（The Illegal Seal）這個稱呼源於它在刻製過程中偏離了1782年法律規定的圖案，而且這種偏離似乎沒有獲得法律授權。在古代，印璽是壓印在蠟或金屬上的，後來更方便的方法是用兩個模具直接在紙上壓印。推測是為了引入這種改進，國務院在1841年決定更換新的模具。這項工作是在沒有國會具體撥款的情況下進行的，並委託給了愛德華·史泰博先生，他是一位有名的印璽雕刻師。
問題在於，史泰博先生在雕刻時，似乎是按自己的方式設計的，而當時的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或其下屬，可能對法定的國璽圖案細節不甚了解，或者沒有嚴格要求遵循。結果，這枚印璽在藝術和紋章學角度看存在明顯缺陷，最嚴重的問題是它未能滿足法律關於老鷹左爪中箭的數目為「十三支」的明確要求。其盾牌上的豎條排列也不盡規範。
正如我在書中引用的約翰·D·查普林先生在1877年的批評，他質疑官員是否可以任意改變國璽圖案。法律明確規定了國徽的圖案，任何微小的改動都需要國會立法批准，而非由行政部門擅自決定。因此，這枚1841年的印璽，儘管使用了很長時間，但在圖案細節上是「非法」的。
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即使是國家的重要標誌，其維護和傳承也需要對原始法律和圖案保持嚴謹和尊重。
艾麗： 1841年的印璽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1883年才被重新審視。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促使國務院決定製作第三枚國璽的原因是什麼？這次刻製過程有哪些重要的討論，特別是關於印璽反面的問題？
蓋拉德·杭特先生： 1841年的印璽雖然存在圖案問題，但一直使用到1883年。到了那個時候，印模已經磨損嚴重，無法清晰壓印。同時，國璽圖案的爭議，尤其是1841年印璽的錯誤，以及國璽反面從未被刻製和使用的情況，引起了人們的關注。C.A.L.托滕中尉就曾提請財政部注意反面圖案未被刻製的事實。
在這種背景下，1883年1月10日，時任國務卿西奧多·F·弗雷林海森先生致函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請求撥款製作新的國璽模具，包括正面和反面。他在信中指出1841年印模的磨損及圖案不符合法律的問題，並強調刻製反面是為了遵守法律，也是對建國先賢意圖的尊重。
國會同意了這項建議，並在1884年7月7日撥款。國務院羅爾斯及圖書館主任西奧多·F·德懷特先生負責監督新印璽的設計工作。他諮詢了多位著名學者和專家，包括歷史學家賈斯汀·溫索、學者查爾斯·艾略特·諾頓教授、紋章學家威廉·H·惠特莫爾、雕刻權威約翰·丹尼森·查普林先生，以及蒂芙尼公司的首席設計師詹姆斯·霍頓·懷特豪斯先生。這確保了設計從歷史、紋章學和藝術等多個角度進行考量。
討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處理1782年法定的國璽圖案。諾頓教授和溫索先生都認為這個圖案作為國家的印璽過於複雜和寓言化，藝術上難以令人滿意，特別是反面圖案，看起來像共濟會的徽章，既無趣又普通。溫索先生甚至建議，既然反面一直未被使用，不如繼續保持原樣。然而，討論的共識逐漸傾向於：既然這是法律確立的圖案，就必須盡可能嚴格地遵循法律條文來進行刻製，即使它在傳統紋章學規範上存在一些問題。惠特莫爾先生強調，老鷹必須是「展翅」的美國白頭海雕，並在紋章學允許範圍內盡量寫實。
關於反面，儘管法律明確規定要刻製，且撥款中也包含了反面模具的費用，但在專家們普遍批評其設計，以及考慮到它長達百年未被使用的事實後，國務院最終決定放棄刻製反面模具。蒂芙尼公司提交的設計嚴格遵循了法律描述，例如盾牌上的豎條順序、老鷹的姿態、爪中物（強調13支箭和13片橄欖葉/果實）、頂飾的星星和榮光（榮光不超出雲層）等細節。這枚1884年的印璽，是經過嚴謹考證，力求最大程度符合1782年法律描述的成果。它糾正了1841年印璽的錯誤，但遺憾的是，國璽的反面圖案仍然沒有獲得實體的展現，甚至在1892年芝加哥世博會準備的印璽圖案展示中，反面圖案也被批評為「無神、平淡、沉重、不恰當」而未被展出。
艾麗： 似乎每次國璽需要重刻，都會引發對其圖案細節是否應嚴格遵循原始設計的討論。在您親自經手的1902年第四枚國璽的刻製中，是否有類似的辯論？以及這次刻製最明確的原則是什麼？
蓋拉德·杭特先生： 是的，到了1902年，在我擔任國務院官員期間，時任國務卿約翰·海先生決定對使用了十八年的1884年印璽進行重刻，同時改善壓印設備。國會再次撥款。在國務院內部確實再次出現了關於是否應該嚴格遵循現有設計還是進行改進的討論。然而，經過一番考量，我們認為1884年製作時已經進行了非常周詳的考證和討論，當時的決定是基於對1782年法律條文的嚴格遵循。因此，重新審議那個決定並不明智。我們決定必須以「絕對精確」的方式保留1884年的設計。
由於最初的撥款在刻製完成前過期了，國會於1903年3月3日重新撥款。這次撥款的法案中加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措辭，它寫明撥款用於「依據原始模型（original model）重刻美國國璽」。這個「依據原始模型」的措辭，從法律上排除了對圖案做任何改動的可能性。因此，新的印璽，也就是我們目前使用的這枚，被刻製成1884年印璽的精確複製品。這次的工作是由費城的貝利、班克斯與畢德爾公司完成的。
艾麗： 國璽的設計歷史如此曲折豐富，從最初的寓言想像到最終的紋章式圖案，經歷了多個委員會和個人的貢獻。最後，我想請教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根據法律，美國國璽今天主要用於哪些官方場合或文件？
蓋拉德·杭特先生： 國璽的使用非常有限，並且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國務卿是其保管人，但即使是國務卿，也無權將其加蓋在任何未經總統簽署的文件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在1803年的一個判決中就明確指出，總統的簽名是加蓋國璽的授權，而國璽的加蓋則是證明總統簽名真實性的行為，只能用於完整的文件。
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展，將所有政府官員的委任狀都由國務院加蓋國璽變得不切實際。因此，後來的法律允許其他部門使用自己的印璽。例如，1874年的法案允許郵政局長委任狀使用郵政部的印璽；1875年允許內政部官員使用內政部的印璽；1888年允許司法官員、執法官和檢察官使用司法部的印璽；克里夫蘭總統在1893年的一項行政命令中規定，對聯邦法院罪犯的赦免令和減刑令使用司法部的印璽。
在目前，美國國璽主要用於以下文件：所有經總統提名並獲參議院確認的內閣部長、外交和領事官員的委任狀；總統致外國元首的所有禮儀性通訊；總統與外國簽署的所有條約、公約和正式協議；總統的所有公告；外國領事官員在美國的執行證（exequaturs）；根據引渡條約接收外國移交人員的總統授權令；以及法律未特別指定使用其他印璽的所有由總統提名並獲參議院同意任命的文職官員的委任狀。國璽是國家主權和官方認證的最高標誌。
艾麗： 國璽上的白頭海雕，現在已經成為美國的代表性象徵。但據說，班傑明·富蘭克林博士對這個選擇頗有微詞，甚至發表過一些有趣的評論。您能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細節嗎？
蓋拉德·杭特先生： 哦，是的，富蘭克林博士確實對白頭海雕頗有看法。在他寫給女兒的信中，他表達了希望國家的代表性鳥類不是白頭海雕。他認為白頭海雕「道德敗壞」，「不誠實地獲取食物」——牠自己懶得捕魚，卻會等漁鷹辛勤捕到魚後將其搶走。而且，他認為白頭海雕通常很貧窮，甚至常常長滿虱子。更糟的是，他認為牠是個「徹頭徹尾的懦夫」，連體型不及牠的小王鳥（kingbird）都能勇敢地攻擊並將其趕出領地。因此，富蘭克林博士覺得白頭海雕絕不適合代表勇敢誠實的辛辛那提協會成員（他們可是趕走了「王鳥」——指英國人）。他戲稱白頭海雕更適合代表那些「產業騎士」（Chevaliers d’Industrie），也就是靠詐騙和掠奪為生的人。
富蘭克林博士說，他不介意辛辛那提協會徽章上的鷹看起來更像火雞，因為在他看來，火雞是一種更受尊敬的鳥類，而且是真正的美洲本土鳥。白頭海雕在各地都有發現，但火雞是美洲特有的。他還認為，火雞雖然有點虛榮和傻氣（這也沒關係，不妨礙它成為一個象徵），但卻有勇氣，敢於攻擊身穿紅衣闖入其農場的英國擲彈兵。
這是一段有趣的插曲，顯示了即使是開國元勳們，對國家的象徵也有著不同的看法和幽默的批評。但最終，白頭海雕還是成為了美國國徽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麗： 謝謝您，杭特先生。透過您的著作和今天的對談，我彷彿穿越時空，親歷了美國國璽從構思到定案、從實體刻製到幾經變革的漫長過程。這不僅是關於一個國家標誌的歷史，也是關於創立一個國家的理想、妥協與實踐的故事。您的詳細解釋，特別是關於各委員會的工作、不同設計的演變、紋章學細節的爭論，以及那些看似微小卻關鍵的決策，讓我對這枚印璽背後的歷史厚重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那些檔案中的草圖、報告和信函，似乎都在我眼前鮮活起來。
這場對談非常寶貴。再次感謝您的時間和深入的分享。
蓋拉德·杭特先生： 能與您交流，我也感到非常愉快。研究歷史，尤其是有形的事物，總能從中發現許多被時間掩蓋的細節。希望這些資訊對您有所啟發。
[艾麗輕輕點頭，周圍的陽光、書香和歲月感漸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光之居所柔和的光暈。杭特先生的身影和他的辦公室如同褪色的畫卷，悄然隱去。]
本次光之對談結束。
（艾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