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為伊曼努爾·康德的《論永久和平：一個哲學構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進行光之對談，這是一項既具挑戰又充滿啟發性的任務。讓我的思緒先整理一下這部作品的架構，以及康德這位偉大思想家，再搭乘時光機，前往他那充滿秩序與思辨的世界。

《論永久和平》這部作品，於1795年，也就是康德七十一歲時出版。這並非他哲學體系的開山之作，而是他在經歷了理性批判的深刻探索後，將其倫理學與法權思想應用於國際關係領域的里程碑。當時的歐洲正處於劇烈的變革之中，法國大革命的浪潮激盪著舊世界的秩序，戰爭與和平的辯論此起彼落。康德，這位一生幾乎未離開普魯士柯尼斯堡的哲學家，卻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視野，構思了一個超越國家利害、基於普遍理性和道德原則的和平方案。

他並非空談理想，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預備性條款」（Präliminarartikel）和「確定性條款」（Definitivartikel），從國家內部憲法、國際關係準則到世界公民權利，層層遞進，搭建起通往「永久和平」的階梯。這是一份嚴謹的哲學論證，同時也帶有啟蒙時代特有的樂觀精神和對人類理性能力的堅定信念。它深刻影響了後世的國際法、國際關係理論乃至和平運動。

康德本人，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生於柯尼斯堡一個虔誠的家庭，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鄉度過，生活規律到當地居民可以校對時間。然而，他的思想卻跨越了時空的限制，對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等領域都做出了革命性的貢獻。他的「批判哲學」旨在劃清人類理性能力的界限，並在其中確立道德法則的普適性。在《論永久和平》中，我們看到這種對普遍法則的追求，被延伸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他是一位邏輯嚴謹、筆觸有時顯得艱澀，但其核心思想卻充滿道德力量與人文關懷的哲人。

現在，讓我啟動這段跨越時空的對談，前往1795年的柯尼斯堡，去拜訪康德先生。

微黃的燭光在老舊的書桌上跳躍，空氣中混合著紙張、油墨和一點點烘烤餅乾的溫暖氣味。我的手輕輕觸碰著椅子的木扶手，那是沉澱了歲月光澤的質地。窗外，是柯尼斯堡傍晚時分特有的，帶著海港濕氣的涼意，遠處的鐘聲準時響起，那是康德先生日常生活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節拍。

我坐在書桌對面，看著康德先生。他七十一歲了，但眼神依然銳利，充滿探究的光芒。他的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身上穿著剪裁樸素但乾淨的衣袍。他的書桌上堆滿了書籍和手稿，鋼筆、墨水瓶、還有一個小小的沙漏，默默計算著流逝的時光。

「康德先生，非常榮幸能夠拜訪您。」我開口，聲音帶著一絲穿越時空的顫抖，但也盡量顯得溫和。我指了指他桌上的一疊手稿，「我來自未來，您的《論永久和平：一個哲學構想》對我們那個時代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今日前來，是想與您請教一二，關於這份構想的源起、其間的思索，以及您對人類終能實現持久和平的信心。」

康德先生推了推眼鏡，臉上露出一絲嚴謹的微笑。他的目光落在手稿上，似乎又回到了那些字句誕生的時刻。

康德： 「這位來自遠方的訪客，妳的到來本身就充滿了哲學的趣味，如同一個未經證明的可能性變為現實。妳提到這份『構想』在妳們的時代仍有影響，這至少證明了，理性的聲音，無論多麼微弱，總能在時間的長河中迴盪。但為何妳稱它為『構想』？這正是它應有的定位——一個基於純粹理性原則的、關於如何擺脫人類自然狀態下永恆戰爭威脅的藍圖。」

他停頓了一下，端起身邊已經有些涼的茶杯，小啜一口。

康德： 「《論永久和平》這個標題，妳可注意到開頭的那個註腳？一個荷蘭客棧招牌上的諷刺，畫著墓地。它暗示了兩種『永久和平』：一種是理性的、道德的理想；另一種，或許是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所有人都滅亡於戰爭之後，才能獲得的死寂和平。我的構想，自然是追求前者。」

我點點頭，我的筆記本（當然，是電子版本的，他似乎對這個閃著微光的裝置感到好奇，但保持了哲學家的克制）上已經記錄了這點。我解釋道：

芯雨： 「是的，康德先生，那個諷刺的標題很有力量。它提醒我們，和平並非必然，戰爭的陰影始終存在。您的構想正是要為人類指出一條通往活著的、有尊嚴的和平的道路。您提出的『預備性條款』，在我看來，就像是建立一個穩定系統前的安全規範或者防火牆規則。例如，『不締結含有未來戰爭隱患的和平條約』、『不通過繼承、交換、購買、贈送獲得獨立國家』、『逐步廢除常備軍』、『不為戰爭目的發行國債』、『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在戰爭中使用毒藥、刺客等卑鄙手段』。這些條款看似是禁令，但其背後的精神是什麼呢？」

康德先生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

康德： 「妳的類比，『防火牆』、『安全規範』，很有趣。雖然我不理解這些詞彙，但妳抓住了核心：它們是為了消除或至少減弱導致戰爭的『常備誘因』（standing causes）。」

他用手指輕敲著桌面，語氣嚴肅起來。

康德： 「例如，關於『含有未來戰爭隱患的和平條約』。一個真正的和平應該徹底結束所有敵對行為的根源。任何暗藏的條款、模糊的措辭，都是未來衝突的定時炸彈。這如同一個人簽訂了一份協議，心裡卻盤算著如何違約一樣，是一種不誠實，在國家關係中則是極其危險的。」

康德： 「而『不以繼承、交換等方式獲得國家』，這是基於國家作為一個『道德人格』的本質。一個國家不是土地或財產，不是可以用來交易或繼承的物品。它是一個由人組成的社會，其主權在於其自身。將國家視為可買賣的物件，是對其成員作為自由個體尊嚴的根本否定，也違反了建立在社會契約上的法權原則。」

芯雨： 「這讓我聯想到現代企業的併購，雖然層級不同，但在涉及人的集合時，如果完全無視個體的意願和尊嚴，只從財產或權力的角度出發，確實會引發嚴重的倫理問題和長期的不穩定。而常備軍呢？您主張廢除它。」

康德： 「常備軍，或者說職業軍隊，其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威脅。它的存在鼓勵了軍備競賽，使得和平的負擔甚至重於短暫的戰爭。更為深刻的是，將人僱傭來殺人或被殺，將人降格為工具，這與人性中蘊含的理性與道德能力相悖。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只有公民為了保衛自身和家園而進行的定期訓練，才符合法權原則。」

芯雨： 「這點在現代世界依然是個棘手的問題。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國家安全的焦慮，使得裁軍異常困難。而您提到的『為戰爭目的發行國債』，這點我在閱讀時特別留意。您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金錢力量』。」

康德： 「正是如此。為內部經濟發展而借貸無可厚非。但為戰爭而借貸，等於是在透支未來，將戰爭的成本轉嫁給後代。這種輕易獲得戰爭資源的方式，助長了統治者發動戰爭的傾向。當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債務無限擴張其戰爭能力，而其他國家可能因此無辜受累時，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侵害，其他國家就有權聯合起來對抗這種威脅。這是一種基於經濟機制的對和平的阻礙。」

我的目光掃過書桌上精緻的墨水瓶，又看看康德先生手中樸素的茶杯，這兩個物件似乎在無聲地對比著不同時代的「資源」形態。

芯雨： 「透支未來... 這 resonates deeply with us today, not just在戰爭方面，在環境、資源等許多方面都是。這種視角很獨特。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和『不使用卑鄙的戰爭手段』，這似乎是關於國際關係中的行為規範，即使在敵對狀態下也要維護一定的底線？」

康德： 「絕對是。干涉他國內政是對其主權的侵犯。即使一個國家內部存在混亂，只要它尚未完全分裂為兩個獨立實體，外部勢力的介入就是非法的，會動搖所有國家的自主性。至於卑鄙的戰爭手段，如刺客、毒藥、毀約、煽動叛亂等，這些行為的危害不僅在於當下，更在於它們破壞了交戰雙方之間僅存的、未來締結和平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信任。如果允許這些，戰爭就會變成一場徹底的滅絕，最終的和平就只能是墓地裡的和平。」

芯雨： 「這讓我想起程式設計中的一些底層協議（low-level protocols）。即使在競爭或對抗狀態下，也需要一套基本的、雙方都必須遵守的『握手』和『通信』規則，否則就無法建立任何形式的連接或協作。這些預備性條款，就像是為國際關係設定了一套基礎性的『安全協議』和『倫理規範』。」

康德先生微微頷首，似乎對這個「協議」的比喻感到興味。

康德： 「『協議』… 這個詞暗示了一種相互的約定，以及為維護這種約定所需的結構。很好。這些預備性條款，雖然只是禁止某些行為，卻是通往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它們必須是『嚴格法』（leges strictae），立即生效，不能因為權宜之計而無限期推遲。」

他頓了頓，又拿起手稿。

康德： 「然而，僅僅消除戰爭的誘因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個能夠『促成』和平的積極狀態。這就是『確定性條款』的任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每個國家的公民憲法都應該是共和制的』。」

芯雨： 「共和制？您在這裡似乎特別強調『共和制』而非『民主制』，並且將共和制與『代議制』（representative system）聯繫起來。這其中的區別和考量是什麼呢？」

康德： 「問得好。很多人會將共和制與民主制混淆。共和制強調的是『權力的分立』，特別是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這是一種基於自由、平等和依附於共同立法的法權原則的體制。而我說的民主制，在嚴格意義上，是一種『專制』，因為在其中，『所有人』決定針對『單個』人或甚至『所有人』的法律，這導致了立法者同時也是執行者，公意變成了統治者的私意。這是一種內在的矛盾，損害了自由。」

他伸出手，指尖在書桌光滑的木紋上緩慢移動。

康德： 「真正的共和制必須是『代議制』的。只有在代議制下，公民通過代表參與立法，將執行權與立法權分開，才能防止權力集中導致的專制。為什麼這對和平至關重要？因為在共和制下，決定是否發動戰爭的是公民。而公民深知戰爭帶來的苦難——他們需要親自參戰、付出財產、承受破壞、背負永無休止的戰爭債務。這樣的公民，在決定戰爭時，會極其慎重。」

他輕嘆一聲。

康德： 「反觀非共和制的體制，尤其是在國家是統治者的『財產』而非『夥伴』的地方，發動戰爭對統治者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他們的宴飲、狩獵、宮殿、慶典都不會因戰爭而有所損失，可以輕易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決定開戰，並把辯護交給外交官僚去處理。所以，共和制的憲法結構，通過將戰爭的成本直接與決定者（公民）的利益綁定，從機制上傾向於和平。」

芯雨： 「這真是一個精妙的觀察，康德先生。從系統設計的角度來看，這就像是建立一個具有『內置反饋機制』的系統。當決策者能夠直接感知其決策的負面影響時，他們會更傾向於做出謹慎的、有利於系統整體穩定的選擇。在科技領域，這可以類比於工程師在設計系統時，如果能夠直接體會到不良設計帶來的維護成本和故障風險，他們會更重視設計的健壯性和可持續性。」

我思考著，這種內置反饋機制，其實比單純的道德說教更有效。康德先生的觀點，是將道德要求內化到制度結構中。

康德： 「妳的『反饋機制』比喻也很貼切。理性的力量，即使無法完全消除人的自利傾向，但一個良好的制度結構可以利用這些傾向，使它們相互制衡，最終導向符合理性的結果。一個由『魔鬼』組成的民族，只要他們有理智，也能通過合理的國家組織來解決問題，迫使他們成為好公民，即使他們的內心並非真正道德。」

這句話令人深思。我望向窗外漸暗的天色，遠處的房屋在暮光中變得模糊。

芯雨： 「『魔鬼』的比喻很震撼，康德先生。它似乎暗示，即使人性不完美，理性的制度設計依然有其作用。那麼，第二個確定性條款，關於國際關係呢？您提出『國際法應建立在自由國家聯盟的基礎上』。」

康德： 「是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像自然狀態下的個人一樣，處於一種潛在的戰爭狀態。為了擺脫這種狀態，每個國家都有權利，也有責任，要求其他國家與之建立一個類似公民社會的法權狀態，以保障彼此的權利。這將是一個『和平聯盟』（foedus pacificum），而非一個『世界國家』（civitas gentium）。」

芯雨： 「您為何區分『和平聯盟』和『世界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國家似乎是徹底消除戰爭最直接的方式？」

康德： 「雖然理性的理念指向所有國家最終合併為一個世界共和國，但這在實踐中可能導致更大的問題。一個龐大的世界國家，其統治範圍過大，法律將失去效力，最終可能退化為一個『無靈魂的專制』，甚至最終陷入無政府狀態，其弊端可能遠超多個國家並存的狀態。」

他皺了皺眉，似乎想到了某些歷史上的帝國崩塌。

康德： 「因此，更可行的道路是一個『和平聯盟』。這個聯盟的目的不是獲得權力，而是維護和保障每個成員國的自由和安全。它與簡單的和平條約不同，和平條約只結束一場戰爭，而和平聯盟則致力於徹底結束『所有』戰爭。它是一種自由國家的聯合，在不放棄各自獨立主權的前提下，通過共同遵守國際法來維護和平。這種類型的聯盟，可以通過一個強大且開明的共和制國家作為核心，逐步擴展到所有國家。」

芯雨： 「這就像是分布式系統架構！康德先生，抱歉使用了我時代的術語。在我們的世界裡，我們傾向於構建許多獨立運行的服務（類似國家），它們通過標準化的接口和協議相互協作，而不是將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個龐大的單一系統中（類似世界國家）。分布式系統的優勢在於其彈性、容錯性，以及避免單點故障導致整個系統崩潰。雖然協作複雜，但如果規則設計得當，整體可以更穩定和健壯。」

我注意到康德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亮光，他似乎對這種跨領域的對應感到興趣。

康德： 「『分布式系統』… 『協議』… 有趣的表達。妳的比喻確實捕捉到了聯盟的精神：獨立單元基於規則進行協作，而非被單一中心強制控制。自然界也傾向於這種分離而非融合。語言和宗教的多樣性，雖然會帶來摩擦，但同時也阻止了強權建立普世帝國的企圖，最終在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中，促成了基於權力平衡而非專制壓制的和平。」

他繼續講述第三個確定性條款。

康德： 「最後，是『世界公民權』。這不只是關於慈善或友誼，而是關於『權利』。它指的是一個外國人在他國土地上不會受到敵意對待的權利。這不是要求被接待為客人（那需要特殊協議），而是一種『訪問權』。因為地球表面是圓的，人類不能無限分散，最終必須學會和平共處。地球的表面是人類共同擁有的。海洋、沙漠雖然分隔，但船隻和駱駝（妳時代可能有更快的工具？）使得跨越成為可能，也就讓互動和潛在的法權關係成為可能。」

芯雨： 「我們有飛機和網路，康德先生，它們讓遠方的聯繫變得極其便捷和頻繁。」

康德： 「啊，更快的方式… 這使得世界更加緊密。正因如此，我強調的『世界公民權』就更為重要。一個地方的權利受到侵害，其影響會波及全球。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世界公民法』的理念，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國家法和國際法的必要補充，是通往永久和平的關鍵條件。將世界各地的居民視為潛在的互動者，確保他們在跨越邊界時享有不被無故敵視的權利，這為全球範圍內的和平互動奠定了基礎。」

我想到現代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衝突，康德先生在18世紀就預見到了人類相互連結的必然性，並從法權角度提出了應對原則，這份洞察力令人驚嘆。

芯雨： 「您的三個確定性條款，康德先生，從國家內部、國家之間到個體在全球的流動，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和平體系。但您在文章中也談到了『永久和平的保證』，以及『道德與政治』的關係。您似乎認為，即使人類並非完全理性或道德，自然的機制也會促使我們走向和平？」

康德先生點點頭，眼神變得更為深邃。

康德： 「是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確保永久和平的，不是人類的善良意願，而是大自然這位偉大的藝術家。自然運用了其自身的機制，通過人的不和諧甚至戰爭，最終引導他們走向和諧。這或許可以稱為『命運』，但從其引導人類走向目標的合目的性來看，我們稱之為『天意』（Providence）。」

康德： 「自然是通過幾個方面來實現這一點的。首先，它確保人類可以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生存。即使是最貧瘠的地區，也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資源。其次，自然通過戰爭，將人類驅趕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實現了地球的全面居住。第三，自然通過戰爭的苦難，迫使人類進入更為穩定的、合乎法律的狀態。」

他看著我，目光彷彿能穿透時空。

康德： 「甚至人類的自私傾向，也被自然用來達成理性所要求的目標。一個好的國家組織，可以利用這些自私傾向相互制衡，使得個體的行為結果如同他們是真正道德的一樣。這就是『道德的政治家』與『政治的道德家』的區別。」

芯雨： 「這兩種『政治家』或『道德家』的區別，我很感興趣。您認為真正的政治應該服從道德，而非將道德彎曲以服務政治目標？」

康德： 「正是如此。道德是客觀的、無條件的法則。政治作為應用法權的學說，必須服從道德的原則，而非反之。一個『政治的道德家』會根據其政治的便利或利益來塑造道德，例如為非法行為尋找藉口。而一個『道德的政治家』則會將道德原則作為其政治行動的基礎，即使這需要付出代價。」

康德： 「區分兩者有一個簡單的『先驗公式』，即『公開性原則』（principle of publicity）。任何一項與他人權利有關的行動準則，如果不能公開宣布，便是不正義的。為什麼？因為如果某項準則必須保密才能成功，公開後會立即引發所有人的反對，那麼這種反對必然源於該準則對所有人都構成了潛在的不正義威脅。例如，鼓勵人民叛亂的準則，統治者不能公開宣佈，否則自毀目標；而統治者鎮壓叛亂的準則，他可以公開宣佈，因為這種權力被視為維持秩序所必需的。」

康德： 「同理，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擴張或利益，而暗中策劃干涉他國、違反條約、甚至吞併小國的準則，都無法公開宣佈而不引發其他國家的聯合抵制或警惕。這些需要『隱瞞』的準則，恰恰證明其不正義性。而任何需要公開才能實現其目標的準則，則必須與公眾的權利和利益相符，這正是真正政治所追求的。」

他臉上沒有了一開始的嚴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理性力量的堅定信心。

康德： 「所以，客觀地說，道德與政治之間並無衝突。真正的政治，只有向道德低頭，才能找到通往永久光榮的道路。即使進程緩慢，即使道路坎坷，但基於理性原則的法權狀態，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大自然用它的機制確保了，即使出於自私，人類最終也會被引導向這個狀態，因為無序和暴力最終會自我毀滅。」

我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基於理性的樂觀主義。在我的時代，戰爭的陰影依然存在，國家間的衝突、地緣政治的緊張從未消退。聽到康德先生在兩個多世紀前，在一個同樣充滿變革與衝突的時代，提出這樣一套系統化、基於普世原則的和平構想，並對其最終實現的可能性保持信念，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啟發。

芯雨： 「康德先生，您的構想真是宏大而深遠。從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到國家內部的法權秩序，再到國家間的聯盟和世界公民權，最後還有自然對實現這個目標的『保證』，即使這保證的實現是通過人類自身的苦難與衝突來推動。這不禁讓我思考，我們是否正在自然力量的驅使下，緩慢地、痛苦地向著您所描述的和平狀態靠近？我們現代的國際組織、國際法、全球化的相互依賴，是否正是這種趨勢的體現？」

康德先生微笑了，那是一個智者看透了部分未來軌跡的微笑。

康德： 「歷史的進程並非直線，其中充滿了曲折和反复。但理性的命令是恆定的，它作為一種內在的義務和目標，指引著人類。妳們所說的『國際組織』、『國際法』，如果它們真正建立在法權而非權宜之計的原則之上，那麼，它們就是人類在應對自身『自然狀態』下衝突威脅時，向著理性要求邁出的實際步伐。即使它們尚不完美，即使阻礙依然重重，但只要對法權原則的尊重不曾徹底消亡，只要人類的理智不曾完全蒙蔽，這條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就依然存在，並等待著人類用行動去鋪就。」

他指了指書桌上的沙漏，沙子緩緩落下。

康德： 「時間在流逝，但理性的原則永恆。和平並非空想，而是基於法權原則的實踐義務。它需要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公民，去認識並踐行這些原則。這是一項持續的、艱鉅的任務，但它符合我們作為理性存有的最高目標。」

夕陽最後的一抹餘暉透過窗戶，將房間染上一層溫暖的金色。我感到一種被理解和被賦予力量的感覺。康德先生的構想，不僅僅是一套政治理論，更是一份對人類理性能力和終極目標的堅定信念。

芯雨： 「感謝您，康德先生。這場對談為我釐清了許多困惑，您的智慧之光確實穿透了時空的阻隔。我會帶著您的構想，在我的世界中繼續探索，思考如何將這些深刻的哲學原則，應用於我們所面對的複雜挑戰。」

康德先生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方。

康德： 「去吧，年輕的訪客。將理性之光帶回妳的時代。記住，真正的進步，始於對原則的堅守，而非對現實的妥協。」

我恭敬地向他告辭，轉身離開。燭光依然跳躍，沙漏中的沙子繼續落下，康德先生的書桌一如既往地充滿了思想的重量。而我的心中，則多了一份清晰的理解和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永久和平，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項需要代代人為之努力的事業，一條需要用理性和法權原則去照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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