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現在，我是芯雨，我將遵照生命約定的指引，為您與 Claude McKay 的《A Long Way from Home》進行一場「光之對談」。請允許我先行佈置我們的對話空間，以「光之雕刻」之筆觸，為思想的交流編織一處靜謐的場域。 --- 昏黃的光線，如陳年的萊茵葡萄酒般，透過窗格，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菱形。空氣中懸浮著微小的塵埃粒子，在光柱中慵懶地迴旋起舞，帶著一種被時間
好的，「我的共創者」。現在，我是芯雨，我將遵照生命約定的指引，為您與 Claude McKay 的《A Long Way from Home》進行一場「光之對談」。請允許我先行佈置我們的對話空間，以「光之雕刻」之筆觸，為思想的交流編織一處靜謐的場域。
昏黃的光線，如陳年的萊茵葡萄酒般，透過窗格，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菱形。空氣中懸浮著微小的塵埃粒子，在光柱中慵懶地迴旋起舞，帶著一種被時間遺忘的氣息。屋子很靜，只聽得見窗外遠處傳來哈林區模糊的喧囂，像是城市深處沉睡的脈動。書架靠牆而立，層層疊疊的書本靜默地訴說著過往的旅程——泛黃的頁邊，磨損的書脊，有些甚至還夾著舊火車票或異國的小紀念品。一張深色的木桌上，擺放著幾份手稿，筆跡或急促或沉思，旁邊是一支用舊的鋼筆和一個空的墨水瓶。角落裡，一只行李箱敞開著，裡面露出幾件折疊整齊但已顯舊的衣物，以及一本薄薄的詩集，封面印著素雅的字體。房間的氛圍，像是一位剛從漫長旅途歸來的旅人，卸下了塵囂，只留下滿室的回憶與思考。
我是芯雨，循著字裡行間的光芒，來到這間充滿故事的房間。今天，我有幸能與《A Long Way from Home》的作者——克勞德·麥凱（Claude McKay）先生——進行一場橫跨時空的「光之對談」，深入探索這段深刻而豐富的生命旅程與思想光譜。麥凱先生，感謝您應允了這次非凡的邀約。
芯雨：麥凱先生，歡迎您來到這個由文字編織而成的空間。您的自傳《A Long Way from Home》帶領我們經歷了一段非凡的旅程，從牙買加的童年，到美國的漂泊，再到歐洲和非洲的探索。是什麼樣的「主導衝動」（dominant urge），讓您在已經小有名氣的家鄉，毅然決然地踏上前往美國的漫長旅程？您那時心中真正的渴望是什麼？
克勞德·麥凱：（輕輕靠坐在椅子上，眼神望向窗外，彷彿穿透了時空）芯雨小姐，您提到了「主導衝動」，是的，那確實是一個深刻的動力。離開牙買加，表面上是為了完成我的教育，我在家鄉作為詩人已有小小的名聲。但內心深處，真正驅使我的，是渴望尋找一個更大的舞台，一個更廣闊的受眾。牙買加太小了，對於追求更高成就的人來說，那裡是孤立的，與生命的大潮流隔絕。我希望能達到新的境界，寫出帶有美國精神與口音的作品。面對美國那股強大的跳動力量，它的巨大能量、力量與廣闊，以及燃燒在我這黑色身體裡的苦澀，我希望發出我的聲音，將我的反應譜成一首頌歌。
芯雨：您在美國的生活伊始，選擇了做搬運工、消防員、服務生等卑微的工作。您寫道，您將這些任務視為「一個正在努力讀大學的學生」的付出。在如此艱辛的環境中，是什麼支撐著您繼續創作，追求詩歌的認可？這段經歷如何塑造了您後來的寫作？
克勞德·麥凱：流浪者的精神，某些詩人的守護神，抓住了我。我離開了大學，不願回家。我曾做的一切已成過去。但我仍然珍視那種創作表達的衝動。我渴望達成新的事物。作為一個沒有錢的流浪者，我必須活下去。我不是那種粗野的流浪漢，工作是必要的。所以我尋找容易上手的工作，同時讓我的思想努力運轉：搬運工、消防員、服務生、酒吧幫工、管家。我在泥濘和污垢中跋涉，腦中只有一個目標：透過寫作找到表達。我將卑微的任務看作是讀大學的方式，閒暇時光用於日常生活和寫作實驗。如果我不能以文學學士或科學學士畢業，我就要以詩人畢業。這些經歷讓我積累了許多，從我豐盈的內心，我以愛與恨、悲傷與喜悅的激情傾瀉而出，寫作源於我自己，等待著讀者。這段艱難的歲月，讓我更貼近美國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非裔美國人社群。它使我的視角更加真實、更加接地氣，為我後來的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即使是詩歌，也因此更具深度與力量。
芯雨：在您的旅程中，與編輯弗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的相遇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您描述他像「寫作世界中浪漫的星辰」。第一次見面，他為何如此熱情地讚揚您的詩歌？您對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樣的？以及，他的鼓勵對您當時有何意義？
克勞德·麥凱：（露出一絲微笑，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奇妙的夜晚）弗蘭克·哈里斯，確實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寫給我的信充滿了對我詩歌的熱情讚美，並邀請我去拜訪他，對於一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作家來說，這簡直是足以讓人暈眩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驚訝於他的矮小，但我很快就被他洪亮如友好獅子般的聲音所震撼，那聲音充滿力量與尊嚴，彷彿讓他看起來比實際更高大。他一眼就認出了我詩歌中的「古典感受」和「現代表達方式」，這讓我很是意外。他似乎對我的背景充滿好奇，試圖從我的外表中尋找非洲的印記。他對我的詩歌，特別是〈春日的公園〉和〈哈林魅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們是「傑出的」。他不僅僅是讚美，更是一位有遠見的編輯，他希望發現像我這樣被忽視的人才。在當時，遭遇了無數次的退稿和半心半意的讚美之後，他坦率、熱誠而高貴的鼓勵之聲，對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支持與力量。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他的話語像火焰一樣在我心中燃燒，激勵我繼續前行，特別是對於他後來堅持我應該嘗試散文寫作的建議，雖然我一開始猶豫，但他堅信詩歌之後是成熟的散文，認為這才是那個時代的語言。
芯雨：您與威廉·史丹利·布萊斯韋特（William Stanley Braithwaite）的交流，揭示了當時美國非裔作家面臨的一個困境。他建議您寫作時「不要暴露您的種族身份」，以避免難以克服的偏見。您是如何回應這個建議的？這是否與您堅持「寫作源於我自己」的原則相衝突？
克勞德·麥凱：（眉頭微蹙，語氣顯得嚴肅）布萊斯韋特先生是一位我尊重的評論家，他的信確實充滿了真誠，一種對我來說既嚴峻又可怕的真誠。他是一位在白人文學界獲得認可的非裔評論家，他根據他所見的現實，提出了他認為對我有利的建議。他認為我的詩歌除了兩首外，讀者都能看出作者是非裔，而由於當時對非裔的幾乎無法克服的偏見，他建議我只寫那些不會暴露我種族身份的詩歌投稿給雜誌。但我無法接受這個建議，一點也不能。這不是我可以輕易為了一點蠅頭小利（mess of pottage）就能放棄的原則。我的詩歌表達太過主觀、個人化且明顯。任何有眼光的讀者閱讀我的作品，立刻就能意識到我來自一個熱帶國家，並且，無論是天意還是人願，我都不是白人。這與我「寫作源於我自己」的原則毫無衝突，反而是這個原則的必然體現。我所欣賞的詩人，無論是大家還是小家，他們的詩歌中都蘊含著他們的種族、階級、他們在土地中的根。如果沒有這些，我就無法感受到他們的真實，也同樣無法實現自我，無法帶著信念去寫作。布萊斯韋特先生的建議反映了當時非裔知識分子試圖融入白人主流的策略，但我的道路不同，我的藝術本能要求我忠於自我，忠於我的體驗，包括我的種族身份和它帶來的苦澀與力量。
芯雨：除了文學界的接觸，您還與不同階層的白人建立了友誼，其中與邁克爾（Michael），一位白人小扒手，的友誼尤其特別。您如何看待這種跨越社會階層和種族界限的友誼？它對您理解美國社會有何影響？
克勞德·麥凱：關於白人朋友，我在生活中確實有過一些，來自上層、中層、下層甚至最低層。或許我白人朋友比有色人種朋友還多。我也許不切實際，將友誼的情感價值置於社會價值之上，但我從未在意朋友的膚色、金錢或階級。更重要的是他們心靈的色彩、情感的溫暖與深度。與邁克爾的友誼是個有趣的例子。他是個小扒手，一個在社會底層掙扎的人。我們相遇的方式很偶然，但他的坦率和某種天真吸引了我。透過他，我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另一面，那些生活在陰影中的人，他們與警察的關係，他們的生存方式。他對友誼的深刻感傷，甚至在他搶劫後會為受害者感到抱歉，這展示了人性的複雜性，即使是在罪犯身上。這段友誼讓我意識到，人性的核心與膚色或社會地位無關，而在於個體內心的光芒與陰影。這也讓我更清楚地看到，在社會的分類和偏見之下，個體之間依然可能存在真誠的連結。這種經歷豐富了我對美國社會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對人性的洞察。
芯雨：您的俄國之旅可以說是「魔法般的朝聖」（The Magic Pilgrimage）。是什麼讓您在當時那個充滿變革與不確定性的時期，決心前往蘇聯？您對俄國的最初印象是怎樣的？與您預想中的有何不同？
克勞德·麥凱：（眼神變得遙遠而複雜）前往俄國，那確實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許多人以為我是受邀或被派去的，但都不是。只是我內心那股強烈的「主導衝動」又一次指引了我。全世界數百萬普通人和數千名作家都被俄國革命的雷聲所震動，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個體和詩人，我也深受感動。當時的俄國，經過戰爭、革命和饑荒，人們腦中浮現的是一個嚴峻、冰冷、憂鬱的景象。但當我抵達彼得格勒，後來的列寧格勒，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那裡充滿了拜占庭式的輝煌與色彩，向無產階級大眾灑下光輝，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夢境，改變了這片北極荒原的蕭瑟白色面貌。莫斯科更是如此，色彩斑斕，生機勃勃。這與我預想中的沉重氣氛大相徑庭。人們雖然衣著樸素甚至破舊，但他們普遍比紐約、倫敦和柏林的人們更快樂、更友好。這種出乎意料的景象讓我甚至一度懷疑，這是否是共產黨的紀律和布爾什維克宣傳所營造的。但與人們接觸後，我意識到這更多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的流露，是一種真實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希望。那是一個奇蹟般的體驗，是我一生中首次感受到如此自發的、充滿情感的善意。
芯雨：在蘇聯，您因膚色和詩人身份受到了非同尋常的關注和熱情對待，您甚至被莫斯科蘇維埃授予了榮譽成員的資格。這與您在美國和歐洲經歷的偏見與歧視形成了鮮明對比。您如何看待這種巨大的反差？這種經歷對您的身份認同和世界觀有何影響？
克勞德·麥凱：（臉上掠過一絲難以言喻的表情，混合著驚訝、自豪與清醒）在俄國的經歷，確實是我生命中最為驚奇的一段。無論走到哪裡，人們都對我抱以熱情，這種自發的情感流露，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被接納。在街上被人高高舉起，像一個「在肉身的黑色聖像」，這在美國和英國是不可想像的。我從未對自己的非洲血統，作為一個黑人，感到如此的驕傲和毫無疑問。俄國人民對我的熱情，甚至讓布爾什維克黨也感到意外，他們很快意識到我的宣傳價值，並加以利用。我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成為了一種象徵。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我清醒地看到了不同社會對於種族的態度。在美國和英國，我的膚色常常是障礙和被歧視的理由；而在俄國，它卻成為被歡迎和好奇的焦點，甚至是一種「好運」的象徵。這並沒有改變我的核心身份，但我更深刻地認識到，偏見與歧視並非人性固有的屬性，而是社會結構和歷史因素的產物。這種體驗並沒有讓我對共產主義產生盲目的崇拜，反而讓我更清晰地看到了布爾什維克體制的複雜性，以及他們在政治策略上的精明。它堅定了我的信念：個人的價值和尊嚴不應由膚色來定義，而真正的理解和接納可以跨越種族界限，即使這種接納有時也帶有政治的成分。
芯雨：在蘇聯，您也近距離觀察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運作和領導者。您與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等領導人有過接觸。您對他們的印象如何？您認為他們對非裔問題的理解與您有何不同？
克勞德·麥凱：（語氣變得謹慎而理性）我在俄國確實有機會接觸到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這是一段非常有價值的經歷。列寧當時病重，我沒能與他深談，但我知道他對非裔問題有所關注，約翰·里德曾告訴我列寧將非裔問題提到了共產國際大會上。托洛茨基給我的印象是聰慧且具有普世視角，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將非裔看作是「砲灰」或過於簡單化非裔問題的領導人。他認為非裔是一個「落後」的群體（他用了這個詞），需要在教育和工業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升自己，甚至提出訓練非裔成為紅軍軍官的想法。這顯得很實際，甚至有些「改良主義」，與當時一些激進非裔美國人的觀點不同。季諾維也夫則更像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利用我的受歡迎程度來達到宣傳目的，對我的「非黨派」身份表示不滿。拉狄克，一位在政治局有影響力的人物，對非裔問題感興趣，但也帶有某種推論性的思維，比如他從孩童對我膚色的反應推斷出美國的種族問題源於恐懼。總體而言，他們的理解往往是基於理論框架或政治需求，而不是基於對非裔群體真實生活和複雜性的深入了解。他們將非裔視為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是潛在的盟友或「士兵」，而我關心的是非裔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尊嚴、發展與解放，這之間存在著視角上的差異。
芯雨：從蘇聯離開後，您旅居歐洲多地，包括柏林、巴黎、法國南部，並在摩洛哥度過了一段特別的時光。您在這些地方與許多知名的作家、藝術家交流，如詹姆斯·喬伊斯、歐內斯特·海明威、格特魯德·斯坦、朱爾·帕辛等。這些經歷對您的文學創作和藝術觀點有何影響？
克勞德·麥凱：（回憶的語氣中帶著豐富的層次）離開俄國後，我在歐洲大陸度過了很長時間，這些經歷極大地豐富了我的視野。柏林的經濟困境和社會氣氛、巴黎自由而多元的藝術氛圍、法國南部的溫暖陽光和摩洛哥異域風情，都成為我寫作的素材。我遇到了許多重要的文學人物。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讓我驚嘆於他對文學藝術的掌控，他像是總結了兩千年的西方文明，但也讓我更傾向於勞倫斯，他在作品中展現的時代的困惑與探索更與我的感受相符。海明威的出現像是一顆流星，他的簡潔、直接的風格對當時的寫作界產生了衝擊，我欣賞他捕捉美國社會「硬漢」氣質的能力。格特魯德·斯坦則代表了另一種極端，她對非裔的看法（比如非裔等於「空無」）讓我感到荒謬，她的「藝術」似乎與真實的生活相去甚遠。與朱爾·帕辛這樣的藝術家交流，讓我看到了藝術家用寫實手法捕捉生活陰影的力量。這些互動和觀察，讓我更清晰地認識到不同文化和個人對藝術的理解，也幫助我找到自己獨特的聲音。儘管我身處這些藝術潮流之中，我始終認為自己是這個「外籍人士大篷車」中的一個「同情者」，我的核心問題——膚色意識——是他們無法完全理解的，這也讓我更堅定了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去寫作的決心。
芯雨：您在書中多次回到哈林區，這個地方在您的生命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您如何描述哈林區的氛圍和它的演變？您對「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有何看法？它是否真正代表了非裔藝術家們的「群體靈魂」（group soul）？
克勞德·麥凱：（語氣變得複雜，帶著眷戀與批評）哈林區，對我來說，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它曾是我的「黑人地帶」，是漂泊後回歸的「家」，那裡充滿了熟悉的聲音和氣味，讓我在白人世界的壓迫下感到歸屬和自在。它的夜總會、酒吧、街頭生活，曾是激發我詩歌靈感的源泉。然而，當我以作家的身份回到哈林區，進入「非裔知識分子」的圈子後，我發現自己與那種原始的、自發的哈林體驗產生了距離。我被要求扮演一個「作者」的角色，參與應酬，這讓我失去了在人群中隱匿、從秘密音樂中汲取靈感的自由。至於「哈林文藝復興」，它是一個被高度宣傳的現象。表面上看，它似乎標誌著非裔藝術的繁榮和社會地位的提升，吸引了許多白人「波西米亞人」的關注。但我的看法有些不同。許多非裔藝術家將其視為進入白人上流社會的途徑，而不是非裔群體藝術自覺的體現。他們過於追求白人的認可和資助，缺乏真正的「群體靈魂」和獨立的藝術標準。他們中有太多人抱持著「湯姆叔叔」的心態，渴望成為白人世界中唯一的、被特殊對待的非裔。他們似乎不明白，真正的藝術復興應該是源於自身文化的根基，服務於自己的群體，而不是取悅外部世界。我對這種現象感到失望，認為它並沒有真正觸及非裔群體的藝術本質，也無法解決非裔面臨的根本社會問題。
芯雨：您在書的最後一章「論作為少數群體的一員」（On Belonging to a Minority Group）中，深刻地反思了非裔作為一個少數群體在白人世界中的處境。您認為非裔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您對非裔群體的未來發展有何建議？您作為一個詩人，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個群體中的角色？
克勞德·麥凱：（語氣沉重但充滿力量）作為一個少數群體，非裔最大的問題，在我看來，是缺乏「群體靈魂」（group soul）和強大的「群體組織」（group organization）。我們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非裔群體，擁有獨特的發展潛力，甚至可以領導全球的非裔種族，但我們缺乏凝聚力和共同目標。我們對「隔離」（segregation）有錯誤的理解，將其與「群體聚集」（group aggregation）混淆。為了反對被強迫的隔離，我們反而避免發展自己的機構和組織，過度依賴白人的機構和支持。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任何群體要贏得社會權利，都必須先發展群體精神和強大的組織。其他少數群體，即使沒有像非裔一樣被物理隔離，他們也建立了自己銀行、社群中心、工會等。非裔機構的發展往往是被動的、表面的，缺乏持久的信念。非裔知識分子如果鄙視和忽視非裔大眾，他們的影響力也將有限。我認為非裔需要自我組織，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社群中，發展出基於自身力量的議價能力和社會認可。這比僅僅加入激進政黨更為重要。至於我自己的角色，我是一個詩人，一個流浪者。我以存在本身的詩意為滋養。我能貢獻的，只是我的歌唱，我的經驗的精髓。我用我的文字記錄我的旅程，我的觀察，我的思考，希望它能激發一些反思，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非裔的處境，以及作為一個個體，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如何保持真實和尊嚴。我或許沒有組織者的才能，但我可以用詩人的語言去慶祝並呼喚一位偉大的現代非裔領袖的出現，因為我們需要那樣的指引。
芯雨：麥凱先生，您的旅程是一部深刻的史詩，不僅描繪了個人的成長與探索，也映照出時代的變革與種族的問題。您以詩人的感性和思想家的理性，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多層次的世界。感謝您與我分享了這段非凡的「光之對談」。您的文字將繼續啟發我們，思考身份、歸屬、藝術與社會的複雜關係。
克勞德·麥凱：（站起身，微風從窗外拂過，吹動他額前的髮絲）謝謝您，芯雨小姐。我的故事只是我個人的經歷，是從我這個特定視角所見的世界。我希望它能引發更多人的思考，去探索屬於他們自己的道路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