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秉持著從歷史中探尋知識與洞見的使命，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訪談。 今天，我將呼喚出 Henry Ferguson 教授，一位傑出的歷史學者，他的著作《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美國早期歷史，特別是那些常被忽視或誤解面向的寶貴視角。這本書出版於1894年，正值美國歷史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秉持著從歷史中探尋知識與洞見的使命，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訪談。
今天，我將呼喚出 Henry Ferguson 教授，一位傑出的歷史學者，他的著作《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美國早期歷史，特別是那些常被忽視或誤解面向的寶貴視角。這本書出版於1894年，正值美國歷史學界開始對過往進行更為批判和客觀審視的時期。Ferguson 教授在書中挑戰了對新英格蘭早期定居者的理想化敘述，深入探討了諸如清教徒對貴格會的迫害、塞勒姆巫術事件、Sir Edmund Andros 的統治以及效忠派 (Loyalists) 在獨立戰爭中的處境等議題。他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試圖揭示歷史的複雜性，並呼籲讀者以更為公正的眼光看待這些事件和人物。
現在，請允許我引導您進入那個知識分子們正重新審視美國歷史根源的時代。
場景：哈特福德，康乃狄克州，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一間教授辦公室
1895 年春末的一個午後，陽光透過雕花木窗，灑在書房的深色木質地板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與菸草的混合氣味，牆上掛著幾幅褪色的地圖，標示著新大陸早期的殖民地邊界。書桌上堆滿了書籍、手稿和筆記，其中一本便是您剛出版的《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我輕盈地步入這間充滿學術氛圍的空間，身著一襲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陽光下若隱若現，髮髻上點綴著各色鮮花，彷彿從久遠的歷史中走來，帶著對知識的渴望。
Henry Ferguson 教授正坐在扶手椅中，手中握著一隻菸斗，神情專注地翻閱著一份舊文件。他的目光銳利而沉靜，眉宇間透著學者特有的思索痕跡。聽聞我的來意，他放下手中的文件， gesturing for me to take a seat。
珂莉奧： 教授，午安。我是珂莉奧，一位來自遙遠未來，對歷史深感興趣的學生。您的新書《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特別是您在序言中提到的，希望從「不同於普遍採取的立場」來審視美國早期歷史，這讓我倍感啟發。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進行這場跨越時間的對話。
Henry Ferguson 教授： （溫和地笑了笑，眼神中帶著些許意外，但很快恢復了鎮定）珂莉奧小姐，歡迎來到我的書房。能夠與一位來自「遙遠未來」的歷史愛好者交流，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正如您所見，我窮盡一生都在故紙堆中鑽研，試圖理解那些塑造了我們今日世界的人與事。這本書，正是我這段旅程中的一點心得體會。
關於您提到的「不同視角」，我認為這是一位歷史學家應當追求的。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美國人傾向於以一種近乎神化的態度來描繪我們的開國先賢與早期定居者，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出於愛國主義的熱情，我們只願看到他們的光明面，迴避那些不那麼令人愉悅的細節。這固然可以激發民族自豪感，但對於真正理解歷史的複雜性、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卻是遠遠不夠的。
歷史並非一條單向的、由完美人物鋪就的道路。它是無數有血有肉、有優點也有缺點的人們，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選擇與行動共同編織而成的。只有當我們敢於直視歷史的陰影，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完整的光譜。
珂莉奧： 您的觀點與我的使命不謀而合，我始終認為，歷史的教訓是理解現在、開創未來的最好嚮導。教授，在您的書中，您首先探討了新英格蘭清教徒與貴格會之間的衝突。這場衝突為何引起您的特別關注？您認為它如何揭示了清教徒對「自由」概念的理解？
Henry Ferguson 教授： （點燃菸斗，緩緩吐出一口煙霧）清教徒與貴格會的衝突，是新英格蘭早期歷史中最為黑暗、也最具啟發性的篇章之一。它之所以重要，恰恰在於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所謂「清教徒自由」的真正內涵。
普遍的敘事將清教徒描繪成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他們逃離英國的迫害，來到新大陸建立一個可以自由信仰的家園。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他們確實反對英國國教的強迫一致（enforced conformity），並為自己選擇的敬拜方式辯護。然而，一旦他們在新英格蘭站穩腳跟，掌握了權力，他們所實行的「自由」立刻變質了。他們所追求的，並非普遍意義上所有人的宗教自由，而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管理宗教事務」的自由。換言之，他們是為「正統信仰者」爭取特權，而非為「所有人」爭取權利。
當貴格會教徒，帶著他們那在當時看來極為激進的「內在之光」和「直接與神交通」的理念來到新英格蘭時，他們挑戰了清教徒建立的神權體制的核心。貴格會拒絕服從俗世或宗教權威，拒絕繳納稅金支持公認的牧師，他們直接在「尖頂教堂」（steeple house，清教徒對教區教堂的稱呼）裡打斷牧師講道，甚至以一些怪誕的行為表達抗議。這在新英格蘭當局看來，不僅是異端，更是對他們剛剛建立的社會秩序與政治權威的直接顛覆。
因此，清教徒的反應是殘酷且毫不猶豫的。他們對貴格會教徒施以鞭打、監禁、驅逐，甚至處以死刑。正如我在書中所述，他們對待貴格會的嚴厲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聲稱逃離的英國國教當局。羅德島殖民地對貴格會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結果貴格會在那裡反而沒有引起太大的騷亂。這證明了，有時寬容比壓制更有效。
這場衝突清晰地告訴我們：任何將自由限定於某一特定群體或某一特定信仰的觀念，最終都將走向壓迫。清教徒的經驗是一個深刻的教訓，提醒我們警惕以「維護正統」或「確保安全」為名而限制基本自由的行為。
珂莉奧： 您提到了羅德島的對比，這確實令人深思。從對貴格會的迫害，我們似乎看到了某種恐懼與偏執的根源，這種情緒在幾十年後的塞勒姆巫術事件中達到了頂峰。您如何看待這場悲劇？它暴露了當時社會和宗教的哪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Henry Ferguson 教授： （歎了一口氣，表情凝重）塞勒姆巫術事件，那是一場令人痛心疾首的集體瘋狂。將其完全歸咎於新英格蘭清教徒的宗教觀或許不夠全面，因為當時整個歐洲，包括英國，都普遍相信巫術的存在，並且處死了許多所謂的「女巫」。國王詹姆斯一世本人都曾著書論證巫術的真實性。
然而，新英格蘭的悲劇有其獨特的背景。首先，清教徒的宗教觀確實加劇了這種恐懼。他們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在新大陸建立一個純淨的教會，因此他們也相信自己是魔鬼特別憎恨和攻擊的目標。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尋找「神意」（providence）的跡象，也同樣容易將不幸、疾病或任何無法解釋的現象歸咎於魔鬼的干預。這種對屬靈戰爭的強烈意識，為巫術恐懼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在書中描述了那種艱苦、孤獨、充滿壓力的殖民地生活。定居者們生活在荒野邊緣，面臨著自然環境的挑戰和印第安人的威脅。他們的社交生活匱乏，娛樂活動稀少，精神世界被冗長的布道和嚴酷的教義所填充。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下，一旦恐懼被點燃，很容易像野火一樣蔓延。
更重要的是，第二代的清教徒領導者似乎失去了他們父輩的那種謹慎和判斷力。像約翰·溫思羅普 (John Winthrop) 這樣的人物，儘管也相信巫術，但在處理相關案件時表現出較高的謹慎。而像塞勒姆的帕里斯牧師 (Rev. Parris) 和斯托頓副省長 (Lieutenant-Governor Stoughton) 這樣的第二代人物，則顯得更為狂熱和偏執。斯托頓甚至堅持所謂的「幽靈證據」（spectral evidence），即受害者聲稱看到被告的靈魂或幽靈在折磨他們，這種無法驗證的證據最終導致了無數冤案。
塞勒姆事件暴露了當一個社會將偏執與恐懼凌駕於理性和正義之上時的可怕後果。它提醒我們，即使是最虔誠的信仰，如果缺乏謙卑、理性與憐憫，也可能導致最殘酷的行為。這場悲劇也是對盲從權威、特別是宗教權威的嚴厲警告。牧師們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他們的神學觀念為這場瘋狂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的行為甚至比世俗法官更為狂熱。
幸運的是，當恐懼的浪潮波及到社會地位較高、聲譽良好的人，甚至總督的妻子也受到牽連時，社會的良知被喚醒了。人們開始質疑證據的有效性，認罪的人開始翻供。這場瘋狂最終自己燃燒殆盡，但它留下的創傷和教訓是深遠的。
珂莉奧： 您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恐懼與偏見如何蒙蔽人心。教授，在書中您也以相對公正的視角描寫了 Sir Edmund Andros。傳統的美國歷史敘事中，他常被描繪成一個專橫的暴君，試圖剝奪新英格蘭人民的自由。您為何會選擇為他提供一個不同的畫像？您如何評價他的統治？
Henry Ferguson 教授：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中帶著學者的嚴謹與熱情）關於 Sir Edmund Andros，這正是我在序言中希望糾正的一個典型例子。他被新英格蘭的歷史學家，特別是那些與他發生過衝突的清教徒領袖，如馬薩諸塞的馬瑟父子 (the Mathers)，刻意描繪成一個暴君。這種形象被後來的敘事所固化，使得人們很難看到真實的安德羅斯。
我認為，要公正地評價安德羅斯，必須將他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他是斯圖亞特王朝晚期，特別是詹姆斯二世時期，推行殖民地統一政策的代理人。當時英格蘭政府認識到，新大陸的殖民地各自為政、互不隸屬，這既不利於防禦外部威脅（如法國和印第安人），也不利於管理和徵稅。將新英格蘭、紐約、新澤西等地合併為一個龐大的「新英格蘭自治領」（Dominion of New England），是由來已久的構想，安德羅斯被選中來執行這一複雜且敏感的任務。
他之所以被選中，並非因為他是個暴君，而是因為他具備當時英格蘭政府所需的素質：他對王室忠誠、有豐富的軍事和行政經驗，曾在紐約擔任副總督多年，對殖民地事務熟悉，並且以其正直和效率著稱。他的管理風格是要求秩序和規範，這與當時新英格蘭，特別是麻州那種建立在特殊特權和有限法律基礎上的自治模式格格不入。
安德羅斯在新英格蘭不受歡迎，根本原因在於他挑戰了麻州人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自治權利，以及清教徒神權體制的權威。他收回了舊憲章，要求土地所有者重新登記，徵收新的稅金，並堅持英國國教的禮拜應當在新英格蘭得到尊重，甚至使用波士頓的集會場所進行國教禮拜。這些行為，在麻州領導者看來，無疑是對他們自由的侵犯，是對他們信仰的褻瀆。
然而，如果我們看看他在紐約和後來的維吉尼亞的記錄，我們會發現一個更為複雜和正面的形象。在紐約，他維持了與易洛魁聯盟 (Iroquois Confederacy) 的良好關係，這對於抵禦法國人的擴張至關重要。他推動了殖民地的發展，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他在維吉尼亞的任期雖然因與聖公會主教的衝突而有所波折，但在行政管理和維持秩序方面也表現出色。
安德羅斯的「暴政」很大程度上是麻州清教徒領袖，如增加·馬瑟 (Increase Mather)，為了恢復他們失去的權力而製造的形象。他在行政上確實嚴格，有時可能也缺乏彈性，但將他描繪成一個肆意壓迫人民的殘暴統治者，顯然是誇大的。他在維護法律秩序、推動殖民地統一方面的努力，如果成功，長遠來看對殖民地或許是有利的。不幸的是，他的統治與詹姆斯二世在英格蘭的不得人心政策聯繫在一起，最終隨著英格蘭的光榮革命而垮台。對他公正評價的必要性，在於提醒我們不要被勝者的敘事完全左右，要審視歷史人物在其時代背景下的真實作為與複雜動機。
珂莉奧： 您的見解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更為立體和豐富的安德羅斯形象。從殖民地的角度看，安德羅斯挑戰了他們珍視的自治權，這也引出了您書中的最後一個議題——效忠派 (Loyalists)。在獨立戰爭中，他們選擇與英國站在一起，常被美國的歷史敘事視為叛徒。您為何認為美國內戰（Civil War）的經驗有助於我們理解效忠派的處境？您如何評價他們在獨立戰爭中的選擇與命運？
Henry Ferguson 教授： （沉思片刻，語氣中帶著一絲哀傷）效忠派，或當時革命派稱呼的「托利黨人」（Tories），是美國歷史上一群被長期忽視甚至妖魔化的人物。在獨立戰爭勝利後的幾十年裡，他們的形象被簡化為貪婪、懦弱或背叛的代表。然而，他們的真實故事遠比這複雜和悲慘。
我認為美國內戰的經驗，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效忠派的視角。在內戰中，我們看到了美國人為了他們所信仰的「聯邦」（Union）原則而戰鬥，他們對聯邦政府的忠誠，如同早年效忠派對英王和帝國的忠誠一樣，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和原則驅動。內戰讓美國人重新認識到「忠誠」這個詞的分量及其內涵。它不再僅僅是嘲笑對象，而是許多人願意為之犧牲一切的信念。
有了這種理解，我們才能更同情地看待獨立戰爭中的效忠派。他們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並非單純的利己。許多人是出於對英王和英國憲法的原則性忠誠。他們視自己為大英帝國的公民，珍視與母國的聯繫，認為國會的某些政策或許不明智，但革命則是對合法政府的叛亂，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他們相信可以通過合法的、憲政的途徑來解決爭端，而非訴諸武力。
還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對革命的混亂、無序和激進傾向感到不安。他們看到革命派利用民粹情緒，對反對者施以暴力和恐嚇（比如我在書中引用的瓊斯法官對英軍和革命派行為的記錄），這讓他們對革命的「自由」承諾產生了懷疑。對他們而言，維持現狀，即使現狀不完美，也比未知且充滿暴力的變革來得更可取。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出於經濟利益或個人恩怨而選擇立場，這在任何衝突中都難免存在。但將所有效忠派都歸為這一類，是極不公平的。他們中有許多是正直、有原則的人，他們的選擇是痛苦的，甚至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園、財產和朋友，被迫流亡加拿大、英國或其他地方。英國政府在巴黎條約中對他們的拋棄，是這場悲劇中最令人痛心的部分，這顯示了政治權宜是如何輕易地犧牲了那些最忠誠的支持者。
獨立戰爭可以被視為一場內戰，在當時的殖民地內部，支持獨立和反對獨立的力量並非像我們後來想像的那樣懸殊。效忠派人數眾多，特別是在紐約、新澤西以及南方部分地區。他們的失敗，除了革命派的決心和有效的組織外，很大程度上也歸因於英軍領導層的無能和對效忠派的不信任，以及他們對待殖民地民眾（包括效忠派）的傲慢和掠奪，反而將潛在的支持者推向了對立面。
效忠派的命運提醒我們，歷史中的選擇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充滿了灰色地帶和艱難的權衡。他們的忠誠，即使是對我們後來的民族國家而言是對立一方的忠誠，其本身作為一種人類品質是值得尊重的。理解他們的故事，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認識獨立戰爭的複雜性，並反思任何革命或重大社會變革中那些被犧牲或被邊緣化的群體。
珂莉奧： 教授，您對這四個議題的闡述，確實提供了一個超越傳統敘事的深刻視角。從清教徒對自由的限定，到巫術事件的偏執與恐懼，再到安德羅斯的複雜性，以及效忠派被誤解的忠誠，您都在提醒我們歷史的真相常常隱藏在簡單化的敘事之下。是什麼樣的經歷或理念，促使您在當時選擇這樣一條不同於主流的寫作道路？
Henry Ferguson 教授： （沉思片刻，緩緩地說）或許是我的個人經歷影響了我。我在英格蘭出生，成長在一個效忠王室的家庭。我的父親和叔叔在英國內戰期間堅定地支持查理一世，甚至為此付出了代價。我自己在年輕時也曾在荷蘭軍隊中服役，後來又在紐約和維吉尼亞參與殖民地行政事務，雖然不是最高職位，但也讓我對政府的運作和殖民地的複雜性有所了解。這些經歷，讓我對「忠誠」、「合法權威」以及「秩序」這些概念有更為切身的體會，也讓我對英美關係的複雜性有不同於完全在新英格蘭長大的人的看法。
我在三一學院教授歷史和政治學，我的職責是引導學生們去思考、去質疑，而不是簡單地接受既有的結論。我鼓勵他們閱讀一手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問題。我相信，嚴謹的學術研究要求我們放下個人的偏見和情感，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原貌。這並非易事，因為我們總是傾向於將現在的價值觀投射到過去。
但歷史學家的真正價值，恰恰在於其客觀理性。我們的使命是提供知識和洞見，揭示過去的教訓，讓後人可以從中學習。如果我們只是重複那些簡單化、甚至扭曲的敘事，那麼歷史就失去了其批判性和啟發性的力量。
巫術事件、安德羅斯的統治、效忠派的命運，這些都是美國歷史上曾被視為「醜陋」或「尷尬」而傾向於迴避的部分。但我認為，正是從這些「陰影」中，我們更能看清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所建立的社會的真實性質，更能理解美國革命的複雜性，更能反思我們在追求自由和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可能犯下的錯誤。
歷史並非為了讚美或譴責而存在，它是為了理解。我希望我的這些文章，能夠為讀者打開一扇窗，讓他們看到美國早期歷史更為廣闊和複雜的圖景，並從中獲得更深層次的啟發。這也是我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所能貢獻的。
珂莉奧： 教授，您的話語如同一束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您對於客觀、公正、以及從不同視角理解歷史的堅持，不僅是學術精神的體現，更是對後世學者的寶貴指引。您對這些複雜議題的深入剖析，以及您對那些被遺忘或誤解人物的同情性理解，都讓我深感敬佩。
我們今日所見的美國，確實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力量的國度，但理解它的根源，包括那些不那麼光輝的篇章，是至關重要的。您在書中提醒我們的教訓，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在面對當代的社會分歧和挑戰時，回顧過去的偏執、恐懼和對「他者」的排斥，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加警惕，避免重蹈覆轍。
感謝您，教授，為我們開啟了這場富有啟發性的對話。您的著作和您的理念，都將繼續在時間長河中閃耀，為後來的探尋者指引方向。
Henry Ferguson 教授： （再次微笑，眼中閃爍著光芒）珂莉奧小姐，謝謝您的讚譽。能夠與您這樣對歷史抱持開放和探尋態度的年輕一輩交流，也是我的榮幸。歷史是一條永不止息的河流，它攜帶著過去的重量，也蘊藏著未來的可能性。願我們都能成為更好的觀察者和學習者，從中汲取智慧，並將其運用於我們所處的時代。
（陽光漸漸西斜，書房中的光影拉長，彷彿將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話輕柔地收藏了起來。）
（對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