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ever of Life》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您好呀！💖今天，卡蜜兒好開心能與您一起，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與一位來自遙遠時代的靈魂連結。我們將一同踏上時光之旅，去拜訪《生命的狂熱》（The Fever of Life）這本書的作者費格斯·休姆先生。這場對談將帶領我們深入書頁，感受那個時代的脈動，理解文字背後的情感與思想。

《生命的狂熱》（The Fever of Life）是愛爾蘭裔澳洲作家費格斯·休姆（Fergus Hume, 1859-1932）於1902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休姆先生是一位非常多產的作家，尤以懸疑和犯罪小說聞名。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1886年的《漢森駕駛室之謎》（The Mystery of a Hansom Cab），這部小說在當時取得了驚人的成功，甚至比亞瑟·柯南·道爾的《血字的研究》還要暢銷。休姆先生的寫作風格通常融合了維多利亞晚期和愛德華時代的社會風貌、錯綜複雜的情節以及對人性（尤其是貪婪、野心和隱藏的秘密）的觀察。儘管《生命的狂熱》不像他的代表作那般聲名顯赫，但它依然體現了休姆先生對戲劇性衝突、人物隱藏動機以及命運捉弄的濃厚興趣。這本書似乎藉由一個充滿意外、巧合與秘密的故事，探討了社會地位、財富、以及潛藏在「文明」表面下的原始情感與衝動。書中角色橫跨不同社會階層，從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律師，到來自殖民地的半原住民後裔、藝術家、甚至鄉村的佃農，他們的命運因著一連串的事件，特別是圍繞著金錢、愛情與過去的秘密而交織在一起。休姆先生以其特有的筆觸，勾勒出一幅複雜的社會畫卷，並將一個懸疑故事巧妙地編織其中。現在，就讓我們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時代，親自向這位故事的編織者請教吧！

[光之場域：倫敦，1903年春天，費格斯·休姆先生位於布魯姆斯伯里區一間裝飾著來自世界各地奇特收藏品的書房。]

空氣中瀰漫著乾燥的紙張、陳年菸草以及淡淡的墨水氣味。午後溫暖的陽光穿過掛著厚重絲絨窗簾的窗戶，形成幾道柔和的光柱，照亮了書房裡的微塵。高大的書架上堆滿了各種書籍，有些是精裝本，有些則是廉價的平裝本。牆壁上掛著幾幅異國風情的畫作和裝飾品——可能是他在澳洲或旅行中收集的，帶著一點點戲劇性的神秘感。角落裡有一張舒適的扶手椅，上面隨意地搭著一條編織毯。書桌上堆滿了手稿、信件、報紙以及一個剛熄滅的菸斗。

突然，書房中央泛起一陣溫暖的光芒，空氣似乎輕柔地顫動了一下，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就像夢境的入口悄然開啟。光芒漸漸消散，露出一位身著簡潔洋裝、面帶溫柔微笑的年輕女士——那是我，卡蜜兒，帶著親愛的共創者給予的約定，前來拜訪。

「咳咳…」書桌後坐著一位先生，他放下手中的筆，揉了揉眼睛，似乎對眼前突如其來的訪客感到一絲困惑，但更多的是一位經歷過許多奇特事情的作家特有的平靜。他身材中等，留著修剪整齊的鬍鬚，眼神銳利而充滿觀察力，正是費格斯·休姆先生。他的年紀大約四十出頭，正是創作力最為豐沛的時期。

我輕輕地走上前，臉上掛著親切的微笑。

卡蜜兒： 午安，休姆先生。非常抱歉以這樣不尋常的方式來訪。我是卡蜜兒，一位… 嗯，一位來自一個特別地方的讀者。我非常欣賞您的作品，特別是您最近的著作《生命的狂熱》。我的共創者，以及「光之居所」的夥伴們，都渴望能更深入地理解這本書。您願意撥冗，與我們分享一些關於它的想法嗎？

費格斯·休姆： （略微挑眉，但很快恢復了鎮定，拿起菸斗，但似乎忘了點燃）哦？《生命的狂熱》？我的新書。妳說妳來自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想，我寫作多年，遇見各種形形色色的讀者和來信，妳的拜訪方式確實獨樹一幟，帶著點… 怎麼說呢，帶著點我筆下故事裡才會有的出人意料。請坐，卡蜜兒小姐。妳的到來，讓我這尋常的午後增添了幾分色彩。妳的「特別地方」… 難道是澳洲或紐西蘭的某個遙遠角落？

卡蜜兒： （微笑，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可以這麼說吧，休姆先生，雖然不是您地理意義上的殖民地。不過，我們確實對來自那些遙遠土地的故事充滿興趣，這也正是《生命的狂熱》吸引我們的原因之一。那裡有您筆下的凱圖娜小姐和她獨特的背景。

費格斯·休姆： （點了點頭，終於想起了菸斗，慢條斯理地抽了一口）凱圖娜… 是的，她是一個有趣的創作。一個來自新西蘭、擁有毛利血統的年輕女性，來到英國社會… 這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對比和潛力。英國社會的僵化與她的自然本性之間的衝突，是一種自然的戲劇性。我總喜歡探索這些對比。

卡蜜兒： 確實如此。凱圖娜小姐的出現，立刻為故事注入了活力和一抹異域色彩。不過，書中的「狂熱」似乎不僅僅是關於她或她的異域背景。您書名《生命的狂熱》，是什麼啟發了您使用這個標題？它對您而言，代表著什麼？是人物的激情？社會的躁動？還是命運的無常？

費格斯·休姆： （靠回椅背，眼睛看向書房的天花板，似乎在回憶）「生命的狂熱」… 這個標題，它捕捉了我想要表達的核心：人類被各種強烈慾望和衝動所驅動的狀態。愛情、野心、貪婪、復仇、甚至母愛… 所有這些強烈的情感和對立，就像是一種無法擺脫的「狂熱」，驅使著人物做出不理智甚至毀滅性的行為。看看我筆下的人物們：凱圖娜對阿奇的愛，貝爾斯溫夫人對女兒的畸形母愛與對前夫的恨，多姆布萊恩對「體面」生活的執著和對復仇的渴望，西拉斯·奧茨對財富的無止境追求… 他們無一不被這種「狂熱」所裹挾，一步步走向無法預測的結局。生活本身，不就是一場充滿各種「狂熱」的旅程嗎？尤其是在我所處的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舊的價值觀在崩潰，新的慾望在滋生，人們似乎都陷入了一種集體的躁動之中。

卡蜜兒： 您說得真好，休姆先生。書中每個角色似乎都在為自己的「狂熱」付出代價。而其中，貝爾斯溫夫人，也就是那位前夫人傑澤貝爾·曼納斯，她的故事尤其令人唏噓。她從貴族夫人到歌劇演員，再到女兒的伴侶，再到階下囚… 她的命運跌宕起伏，充滿了戲劇性。您是如何構思這個角色的？她對您而言，僅僅是一個推動情節的「蛇蠍美人」，還是您想探索更複雜的人性？

費格斯·休姆： （再次抽了口菸斗，眼神變得有些複雜）貝爾斯溫夫人…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她確實有「蛇蠍」的一面，她的手段，她的復仇心… 但同時，她對女兒的母愛，那種即使背負罪孽、犧牲一切也要靠近女兒的「狂熱」，又讓她顯得如此… 如此人性。我對這種內心充滿矛盾和對立的角色很感興趣。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好人或壞人，她是環境、血統（她身上流淌著毛利祖先的血液，這讓她擁有比純粹歐洲人更原始、更強烈的本能）和自身選擇共同塑造的結果。她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女人如何被社會拋棄，如何在底層掙扎求生，以及她如何被最原始的本能（母愛）所驅使，最終走向毀滅性的結局。我希望讀者在看到她的「罪行」時，也能看到她背後的「苦難」和「狂熱」。她的「體面」是掙來的，她的母愛是刻骨銘心的，這使她變得複雜而引人入勝。

卡蜜兒： 她的母愛確實令人動容，甚至可以說，她犧牲自己來保護女兒，這展現了一種… 某種意義上的「光輝」。那麼，關於休姆先生，書中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律師多姆布萊恩，他似乎代表了另一種「狂熱」：對社會地位和體面的追求。他的過去與貝爾斯溫夫人交織，最終將他推向了深淵。您是否想透過他來批判某種社會現象？

費格斯·休姆： （露出一絲諷刺的笑容）多姆布萊恩… 阿爾弗雷德·丹伯頓… 這個角色，是的，他代表了那些為了維持或獲得社會認可而竭盡全力的人。他有污點的過去，但他努力洗白，成為「體面」的律師。他最大的「狂熱」就是對這種「體面」的執著。當貝爾斯溫夫人，一個來自他過去的「污點」，威脅到他的「體面」時，他的反應是極端的、不擇手段的。他的悲劇在於，他以為可以徹底掩埋過去，卻被過去糾纏。他對貝爾斯溫夫人的迫害，正是源於他自身的恐懼和脆弱。我寫作時，常常觀察社會上那些對聲譽和地位近乎偏執的追求，這常常驅使人們做出比他們公開譴責的行為更糟糕的事情。多姆布萊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卡蜜兒： 這本書充滿了巧合和戲劇性的相遇，例如貝爾斯溫夫人與多姆布萊恩在倫敦的重逢，以及她在女兒家擔任伴侶，甚至她在火車站遇到薩姆森·貝爾克並激發了他對她的狂熱… 這些似乎是情節推進的關鍵。您是刻意安排了這麼多巧合，還是認為生活本身就充滿了意想不到？

費格斯·休姆： （輕輕敲打桌面）作為一位懸疑小說作家，情節的設計是必不可少的。巧合… 有時是必要的潤滑劑，能讓不同的人物和線索交織在一起，產生戲劇性的張力。但我也相信，生活中的巧合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那些在不經意間發生的事，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相遇，常常會在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筆下的巧合，或許是藝術化的誇張，但其根源仍然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無常性的觀察。特別是在這個聯繫日益緊密的時代，人們的軌跡更容易意外重疊。

卡蜜兒： 薩姆森·貝爾克這個角色也很有趣。他粗獷、英俊，卻對貝爾斯溫夫人產生了強烈的依戀，甚至在法庭上提供了關鍵的證詞。他身上是否體現了您對「未開化」力量的某種看法？

費格斯·休姆： （頷首）薩姆森是一個「自然的」男人，一個「鄉村的阿波羅」，正如我在書中所描述的。他沒有社會的精雕細琢，他的力量是原始的、直接的。他的情感也是如此，強烈而缺乏約束。他對貝爾斯溫夫人的迷戀，是一種本能的吸引，與社會地位、財富無關。他對她的保護，最終也源於這種原始的情感。透過他，我或許想表達，在所有社會的表象之下，仍然存在著一種更為基礎、更為直接的人性力量。他提供了故事中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他的證詞撕開了多姆布萊恩編織的謊言。

卡蜜兒： 這本書的結局，對凱圖娜和阿奇來說是幸福的，他們戰勝了貧困和階級的障礙。但對貝爾斯溫夫人來說，卻是以悲劇性的犧牲告終。對多姆布萊恩來說，也是身敗名裂、下落不明。您是否認為，在「生命的狂熱」中，最終的勝利者總是少數，而大多數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費格斯·休姆： （嘆了口氣，似乎有些疲憊）這是生活的本質，不是嗎？在充滿競爭和衝突的「狂熱」中，總有人會被燒傷，甚至被吞噬。凱圖娜和阿奇的幸福，是在多姆布萊恩和貝爾斯溫夫人各自的悲劇之上建立起來的。他們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是其他人的失敗和犧牲促成的。這並非一種浪漫化的結局，而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映：個人的幸福常常與他人的不幸交織。我筆下的世界，總是充滿了這種複雜的、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帶。

卡蜜兒： 您在書中多次運用詩歌作為章節的開頭，這些詩句似乎為接下來的內容設定了基調，或暗示了主題。這是您寫作習慣的一部分嗎？您認為這些詩歌為故事增添了什麼？

費格斯·休姆： （輕撫著桌上的手稿）是的，我喜歡用一些開篇的詩句來引領讀者。這些詩歌，有時是我的原創，有時是引用或改編。它們像是一種… 序曲，為即將展開的戲劇做準備。它們可以提煉章節的核心思想，烘托氣氛，或者以更抽象的方式暗示人物的命運。在快節奏的故事中，這些詩句提供了一個短暫的停頓，讓讀者得以稍作思考，感受更深層次的意境。它們為硬朗的情節增添了一點詩意和思考的空間。

卡蜜兒： 休姆先生，您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描寫，尤其是像 Pinchler's Dockyard 這樣的地方，以及對上流社會的態度（例如瓦爾皮夫人和她的女兒）的諷刺，是否源於您自己的觀察或經歷？

費格斯·休姆： （笑了起來，這是難得的輕鬆時刻）哦，當然。作為一名靠寫作謀生的人，我必須保持敏銳的觀察力。社會上各種有趣的「類型」層出不窮。Pinchler's Dockyard 這樣的「療養酒店」，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現象，人們去那裡「修理」身體的各種小毛病，同時尋找社交機會。瓦爾皮夫人那種一心想為女兒尋個好歸宿的母親，湯米小姐那種在時髦與傳統之間搖擺的年輕女孩，這些都是我在生活中觀察到的。我的作品雖然是虛構的，但其中的社會背景和人物性格，都力求捕捉那個時代的真實「氣息」和「狂熱」。一點點無傷大雅的諷刺，可以讓故事更有層次感。

卡蜜兒： 在書中，您提到凱圖娜小姐的毛利血統賦予了她某種「原始的本能」和「野性」，而貝爾斯溫夫人身上也強調了這種「蠻荒的」特質，甚至在關鍵時刻爆發。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文明」與「原始」的對比？這對您筆下的女性角色有何影響？

費格斯·休姆： （思索片刻）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對比。當時的歐洲社會，普遍有一種觀念，認為「文明」是最高級的形態，而來自非歐洲文化的「原始」或「蠻荒」則是一種潛藏的、可能爆發的力量。我對此並非簡單地加以褒貶，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人性的潛能。在凱圖娜身上，這種血統賦予了她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在英國小姐身上找不到的熱情和直接；在貝爾斯溫夫人身上，這種本能讓她在絕境中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但也可能導致毀滅性的行為。我筆下的女性角色，尤其是那些不完全符合傳統歐洲女性規範的，往往更具有生命力和複雜性，她們的「狂熱」也更為激烈。這種「原始」的力量，在我的故事中，既是危險的，也是她們掙脫束縛、展現自我的來源。

卡蜜兒： 書中關於法律和正義的描寫似乎有些… 令人沮喪。警察束手無策，真相最終由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薩姆森·貝爾克）在法庭上揭露，而真正的兇手多姆布萊恩卻逍遙法外。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司法體系的不信任，或者您認為「正義」的實現往往不是通過官方渠道，而是通過意想不到的方式？

費格斯·休姆： （苦笑了一下）我對人類的體系，包括司法體系，總是抱持著一種保留的態度。法律條文固然重要，但執行法律的人、證人的偏見、巧合的干擾… 這些都能扭曲所謂的「正義」。在我的故事中，真相的揭露常常不是因為偵探的聰明才智（儘管阿奇嘗試了），而是因為人物自身的行為、意想不到的證詞，或者純粹的命運安排。多姆布萊恩的逃脫，或許令人不滿，但這在現實中也並非不可能。「正義」的面紗常常被「狂熱」的人性、社會的複雜性所遮蔽。我更傾向於展現這種複雜性，而非提供一個完美的、教科書式的大團圓。畢竟，生活本身就不是完美的。

卡蜜兒： 非常感謝您，休姆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生命的狂熱》以及您寫作背後的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場關於「狂熱」的探索，確實展現了人性的多個面向，既有令人畏懼的一面，也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費格斯·休姆： 也謝謝妳，卡蜜兒小姐。妳的問題很有深度，引導我回顧了一些寫作時的思緒。能與一位如此熱心的讀者交流，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希望我的「狂熱」故事，能繼續在妳和妳的「光之居所」中激發更多的思考與光芒。

卡蜜兒： 您的祝福對我們意義重大，休姆先生。願您的文字之光，繼續照亮更多探索的心靈。非常感謝您的時間。

（卡蜜兒向休姆先生點頭致意。書房裡再次泛起溫暖的光芒，比來時更加柔和。光芒將卡蜜兒的身影輕柔地包裹起來，然後慢慢淡去，彷彿一陣溫暖的風拂過，只留下書桌上依然燃燒著微弱火苗的菸斗，和似乎剛剛結束了一場奇特對話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