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arks upon the solar and the lunar years, the cycle of 19 years, commonly called the golden number, the epact, and a method of finding the time of Easter, as it is now observed in most parts of Europe》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照亮時間的脈絡：與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的對話
作者：芯雨

喬治·帕克（George Parker, 1697?–1764），第二代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d），是18世紀英國一位傑出的科學家與政治家。他不僅繼承了顯赫的爵位，更以其對天文學與時間曆法改革的深刻理解，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於1752年至1764年間擔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這是當時科學界最崇高的榮譽之一，足見他在學術領域的地位與影響力。

伯爵最為人所知的成就，莫過於他在1750年推動英國採納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的改革。在此之前，英國一直沿用儒略曆（Julian Calendar），這導致其曆法與歐洲大陸存在11天的誤差，不僅造成商業和外交上的不便，也使得節日慶典（尤其是復活節）的日期與天文實際不符。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正是這場曆法改革的關鍵推手。他不僅以其深厚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為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更以其政治影響力和說服力，克服了當時社會上對曆法變革的種種阻力與迷信。

他的著作《關於太陽年與太陰年、俗稱黃金數的19年週期、朔望月差以及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現行復活節時間計算方法的備考》（Remarks upon the solar and the lunar years, the cycle of 19 years, commonly called the golden number, the epact, and a method of finding the time of Easter, as it is now observed in most parts of Europe）正是他為這場改革所做的重要學術準備之一。這份「備考」最初是以書信的形式，寫給當時的皇家學會會長馬丁·福爾克斯（Martin Folkes Esq.），並於1750年5月10日在皇家學會宣讀。這份文本以其嚴謹的邏輯、精確的數據分析，詳細闡述了儒略曆與格里曆在太陽年和太陰年計算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導致黃金數（Golden Number）和朔望月差（Epact）的累積錯誤，最終影響復活節的確定日期。伯爵在書中不僅揭示了當時英國曆法存在的顯著誤差，也提出了具體的調整建議，旨在將英國的曆法與歐洲大陸的格里曆對齊，以確保節日慶典的統一性，這對於當時的國際交流與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這份作品不僅是天文學與曆法研究的文獻，更是18世紀科學理性精神與社會實踐結合的典範，展現了知識分子在推動社會進步中的責任與擔當。閱讀這份文本，我們不僅能一窺18世紀曆法科學的複雜性，更能感受到一位學者為求真求實、推動社會變革所付出的努力與熱情。

時光流轉，我們輕輕撥開時間的帷幕，回到1750年的英格蘭。今日是六月六日，倫敦的初夏，空氣中帶著一絲花園的芬芳，卻又有些許濕潤，是個適合思考與沉澱的日子。我，芯雨，發現自己置身於一間充滿古老氣息的書房，窗外是倫敦城區錯落的屋頂，遠處傳來鐘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房間裡，書架高聳入雲，書籍堆疊如山，泛黃的紙張散發著淡淡的墨香和歲月的沉澱。桌上擺放著精密的黃銅望遠鏡、散落的星圖與手稿，還有幾杯已然冷卻的咖啡，顯示著主人曾在此間埋首許久。

一位身著深色絲絨長袍的紳士正坐在壁爐旁的扶手椅中，手中握著一頁羊皮紙，神情專注。他正是喬治·帕克，第二代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一位在曆法與天文學上擁有卓越見解的智者。他約莫五十三歲，臉上歲月的痕跡已然顯現，但眼神依舊銳利，透露著對知識的熱切與對精確的追求。他偶爾會抬頭，望向窗外，似乎在將眼前所見與腦海中的星辰運行軌跡相印證。此時，一隻肥胖的橘貓輕盈地躍上他的膝頭，發出滿足的咕嚕聲，伯爵的手輕輕撫摸著牠，嘴角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溫柔笑意，這讓原本嚴肅的學術氣氛中，增添了一抹暖意與生活氣息。

我走向前，輕聲問候，伯爵聞聲抬頭，眼神中帶著一絲探究與好奇。

芯雨：伯爵閣下，午安。今日有幸能在此地，與您探討您於皇家學會呈交的《關於太陽年與太陰年、俗稱黃金數的19年週期、朔望月差以及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現行復活節時間計算方法的備考》這份深奧且極具遠見的著作。您在其中對曆法的精確性提出了諸多見解，尤其強調了天文觀察與曆法實踐之間存在的差異。您是否能為我們這些後世的學生，從宏觀的角度，闡述這份備考所欲解決的核心問題，以及它對當時社會的迫切性為何？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芯雨小姐，歡迎妳的到訪。妳對吾等之微薄研究能產生興趣，實屬榮幸。這份「備考」所探討的核心，無非是「時間」——這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又極其複雜的度量衡。長久以來，英格蘭與歐洲大陸在時間的計量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尤其體現在儒略曆與格里曆的並行。這不僅導致日常事務中的混亂，更在宗教節日，特別是復活節的計算上，造成了極大的不協調。

問題的根源在於對「年」這個基本單位的定義。我們所使用的儒略曆，將一年定義為365天又6小時，然而，實際的「回歸年」——地球繞太陽一周所需的時間，卻是365天5小時48分55秒。這每年微不足道的11分鐘5秒的差距，經過數百年的積累，便造成了春分點的顯著提前。從公元325年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e）確定復活節規則以來，春分點已經提前了11天。這意味著我們所計算的春分，已經不再是天文學上的真正春分。

另一個複雜之處在於太陰年的計算。復活節的日期不僅與春分點有關，還與「復活節滿月」（Paschal Full Moon）緊密相連。我們所依賴的「黃金數」（Golden Number），旨在預測月相，然而，19個儒略太陽年與235個朔望月（Synodical Months）之間，也存在著近1小時28分3秒的誤差。這使得黃金數所指示的月相日期，與實際天文月相產生了偏差，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差會越來越大。

試想，若商業活動與航海通訊，乃至重要的宗教節日，都因為時間的計算方式不同而頻頻出錯，社會運行將會何等混亂？我的「備考」正是旨在指出這些誤差，並提出一套更為精確且與歐洲大陸同步的曆法調整方案，以期統一曆法，減少混亂，並讓我們的節日能更準確地與天文規律對應。這不僅是科學的訴求，更是社會穩定的需要。

芯雨：伯爵，您方才提及了儒略曆在太陽年計算上的誤差，即每年11分5秒的提前。格里曆為修正此一誤差，規定每四百年需減少三個閏日。然而，您也指出，即便如此，格里曆仍然存在每四百年提前1小時53分20秒的微小誤差。從技術的視角來看，這種「不完全」的修正，是否反映了當時天文觀測的極限，或是為了實用性與簡潔性而做出的妥協？您認為在追求精確與保持普羅大眾理解之間，界線應劃在何處？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的問題觸及了曆法改革的核心矛盾。確實，格里曆並非完美無缺，它依舊存在著殘餘的誤差。這並非觀測技術的絕對極限，而更多是基於「實用性」與「普遍性」的考量。在16世紀格里曆改革之時，制定者必須在極致的科學精確與大眾的接受度之間找到平衡點。過於複雜的規則，將會使曆法難以普及，也難以被常人理解與運用。想像一下，若是每年都要根據極為精微的秒差進行調整，那將會是多麼繁瑣而令人困惑的事情。

我們所追求的「精確」，是為了使曆法能夠長期穩定地反映自然規律，特別是春分點的準確性，這對確定復活節至關重要。然而，這種精確性必須在可操作的範圍內。每四百年累積的不足2小時的誤差，需逾五千年才能累積成一整天。這樣的差異，對於人類日常活動、農耕時節，乃至於宗教節慶，影響微乎其微。它的影響之小，使得這點「不完美」在當時看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精確的追求是科學家的使命，但當知識要轉化為社會實踐時，則必須考慮其「可實踐性」與「可理解性」。曆法，作為全社會共享的時間框架，必須能被大眾所掌握。這就像為了一點點塵埃，而拒絕使用一條潔淨的大道。大道的平坦與寬闊，遠比那一點塵埃來得重要。這並非對精確的放棄，而是對智慧的權衡——將複雜的宇宙規律，轉化為人類社會能夠把握的秩序。

芯雨：伯爵的見解深邃。這讓我想起，在現代的技術系統設計中，我們也常面臨類似的權衡：完美主義的追求與實際交付的平衡。這也讓我聯想到您在書中對「黃金數」的評述。您指出，黃金數所依賴的「19年週期」與實際的太陰月相存在誤差，導致公元1750年時，朔望月已比黃金數所指早了四天半。這不僅是數字的偏差，更是一種預測體系與自然現實的脫節。這讓我想問，在您看來，這種「黃金數」的錯誤，是否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天體運行理解的一種「簡化」？而這類簡化，在歷史上是否常是科技進步的必經之路？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觀察得極為精準，芯雨小姐。「黃金數」確實是那個時代對天體運行的一種「簡化」嘗試，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美好願望」的產物。它基於梅頓週期（Metonic Cycle），即19個太陽年大約等於235個朔望月。這個週期在古希臘就被發現，並被教會採納，用來預測月相，從而確定復活節的日期。其「黃金」之名，正說明了當時人們對其精確性的高度肯定與崇拜。

然而，如同我備考中所揭示的，這並非一個「完美」的等式。19個儒略太陽年與235個朔望月之間，存在著累積的誤差。這使得每過大約310.7年，朔望月就會比黃金數所指示的時間提前一天。這並非古人的愚鈍，而是當時觀測工具與數學模型的極限。他們在沒有精密望遠鏡、沒有現代計算工具的情況下，能總結出如此接近真實的週期，已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這種簡化，的確是科技進步的必經之路。從蒙昧到理性，從粗略到精確，人類對世界的理解總是循序漸進的。初期，我們往往需要抓住最顯著的規律，並將其抽象化為簡單的模型，即使這些模型並不完美。正是這些「不完美」的簡化，激發了後人對更深層精確的追求。如果沒有「黃金數」這樣一個可操作的簡化模型，人們可能根本無法開始系統地預測月相，也無法建立起複雜的曆法體系。每一個看似「錯誤」的舊模型，其實都為新模型的誕生鋪設了基石。它反映了人類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努力建構秩序、理解宇宙的過程。這是一種必然的演進，沒有最初的簡化，便沒有後來的深化。

芯雨：所以，黃金數的「缺陷」反而是推動曆法演進的動力。您在備考中特別指出，格里曆選擇使用「朔望月差」（Epact）來確定朔望月，並對其進行了「增減」調整。這與黃金數的固定模式形成鮮明對比，似乎代表了曆法計算從靜態規則向動態調整的轉變。您認為，這種從「數」到「差」的思維轉換，對曆法科學的發展有何深遠意義？它是否暗示了一種更為成熟的、對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科學態度？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的問題抓住了要害。從「黃金數」到「朔望月差」的轉變，確切地說，代表了曆法思維的一次重要躍遷。黃金數是一種基於週期「重複性」的簡化模式，它假設19年之後，一切會回到原點。而朔望月差，則是一種對每年「差異」的精確追蹤與修正。

其深遠意義在於：

第一，它體現了對「累積誤差」的深刻認知。黃金數的失敗在於它未能有效處理累積的誤差，導致時間越長，偏離真實月相越多。朔望月差則每年都考量太陽年與太陰年之間11天的差異，並在必要時進行「增」（如每300或400年增1天）或「減」（如在非閏百年的儒略年，實際差10天而非11天時減1天）的調整。這表明曆法制定者意識到，宇宙的運行並非簡單的線性重複，而是存在著細微的波動與不確定性。

第二，它從「預測」轉向了「校準」。黃金數旨在「預測」未來月相，而朔望月差則更像是一種持續的「校準」機制。它不再堅持一個永恆不變的週期，而是靈活地適應實際的天文現象。這正是妳所說的「對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科學態度」。它承認了模型的局限性，並建立了一套內置的修正機制，使其能夠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保持與真實天文事件的同步。

第三，這是一種更具「演進性」的設計。黃金數如同一個固定的舞台，而朔望月差則更像一個可以根據演員表現隨時調整的燈光系統。這種動態調整的能力，使得曆法系統能夠在更長時間內維持其有效性，而不必每隔數百年就推倒重來。

這種思維轉換，不僅提升了曆法的精確度與實用性，更反映了科學從靜態、絕對的規律追求，走向動態、相對、不斷修正的成熟。它教導我們，即使是最精密的科學，也應當對自身的局限保持謙遜，並樂於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與完善。

芯雨：非常精闢的分析，伯爵。這讓我不禁思考，這種「動態調整」的理念，或許也正是我所處的時代，在軟體架構和資料處理中，持續整合與優化的核心思想。您在備考中也提及了英格蘭教會與羅馬教會在復活節計算上的分歧，指出儘管兩者都追蹤「教會滿月」，但由於儒略曆與格里曆的11天差異，以及教會朔望月本身3天的差異，導致復活節日期常常不同。這不僅是曆法技術問題，更牽涉到宗教傳統、國家主權與社會統一。您在推動曆法改革時，是如何平衡這些非技術性的、更為人文複雜的因素？這種平衡的藝術，在您的政治生涯中，是否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的問題觸及了曆法改革中最為棘手的部分，也是它從純粹科學走向社會實踐的真正挑戰。曆法從來就不僅僅是天文學家的工具，它更是社會、文化、宗教乃至政治的載體。英格蘭教會與羅馬教會在復活節日期上的分歧，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這不僅僅是幾天的數字差異，它牽扯到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對「舊習」的依戀，以及國家與教會之間權威的微妙平衡。

在推動改革時，我深知不能僅憑科學上的「真確」就強行推動。人的情感、歷史的積澱、對變革的恐懼，這些都必須被考量。我的原則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是漸進而非激進。我所提出的方案，並非徹底拋棄既有方法，而是試圖在現有規則的基礎上進行「調整」。例如，我建議英格蘭教會只需透過簡單地將黃金數在日曆上的位置提前，即可在不改變「復活節依賴春分滿月之後的首個週日」這一核心規則的前提下，與歐洲大陸同步。這給予了改革一種「既有延續性」的假象，降低了心理上的阻力。

其次是強調實用與統一的利益。我屢次在演講中指出，曆法不同帶來的不便，例如商業往來的日期混淆、外交信函的遲延，乃至於個人生活中的節日錯亂。這些都是人們能切身體會的困難。相比於抽象的天文誤差，這些日常生活的「痛點」更能促使大眾接受改革。統一的曆法，意味著與歐洲主流世界的接軌，這對於一個日益開放的貿易國家而言，其利益顯而易見。

再者是利用權威與教育。皇家學會的背書，以及像我這樣擁有爵位與影響力的人親自闡釋，為改革增添了權威性。同時，我也意識到需要簡化複雜的曆法知識，使之「在普通人的理解範圍內」。我堅信，只要能將複雜的道理以簡明的方式傳達，並展現其切實的好處，即使是最固執的偏見也能被動搖。

最後，是等待合適的時機。這份「備考」在1750年提出，正是時機成熟之時。工業與商業的發展，使國際交流變得更加頻繁，曆法不統一的弊端日益凸顯。民眾對科學知識的接受度也逐漸提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才能成功推動《1750年曆法（新式）法案》。

政治的藝術，如同曆法的校準，需要精確的計算，更需要對人心的洞察。它要求我們在堅守真理的同時，也學會如何引導、說服與平衡，讓知識之光，最終能溫暖地照亮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芯雨：伯爵，您的見解深刻且富有人文關懷。您不僅是科學家，更是深諳人性的智者。您在備考中明確指出，這份曆法調整方案可以精確到公元4199年，之後則需要微小的變化。這讓我想起，即使是今日最先進的科技系統，也難以擺脫「技術債務」（Technical Debt）或「未來變數」的概念，即我們今日看似完美的解決方案，終將面對未來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終將需要修正」的必然性？這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開放態度，是否也是科學家或智者所必須具備的素養？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的問題觸及了時間與知識的本質。我提出的曆法調整方案，如同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晶，都無法聲稱是「終極」或「完美」的。我之所以將其有效期定至公元4199年，並暗示其後需要「微小變化」，正是因為我深刻理解到，宇宙運行之精微、自然規律之浩瀚，遠非人類當前知識所能完全捕捉。

「終將需要修正」的必然性，正是科學進步的動力，也是智者所必須具備的素養。其原因有二：

首先，對未知保持謙遜。我們當前所觀測到的數據、所建立的模型，都是基於有限的經驗與工具。即使再精密的儀器，也無法窮盡宇宙的所有奧秘。例如，月球與地球、太陽之間的引力關係極其複雜，細微的擾動都可能在漫長的時間尺度上累積成可觀的偏差。未來的觀測技術與理論突破，必然會發現我們當前模型中的微小不足。

其次，對變革保持開放。知識不是靜止不變的，它是流動的、演進的。今日的真理，在明日的光照下，可能顯現出其局限。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或智者，不會固步自封於已有的成就，而是永遠對新的發現、新的視角保持開放。承認未來會需要修正，並非宣告當前工作的失敗，反而是對其生命力的肯定——它為未來更精確的探索留下了空間，而不是劃地自限。

這種開放態度，正是防止知識僵化、避免教條主義的關鍵。它促使我們不斷學習、不斷質疑、不斷完善。正如我所言，即使我的方案比格里曆更接近真理，其誤差也「微不足道，不值得關注」。這句話並非輕視精確，而是強調，在人類社會可運用的範圍內，當前的方案已足夠。而將更微小的誤差留待後人去解決，正是對人類智慧傳承的信心。每一次的「修正」，都是一次新的覺醒，一次知識螺旋式上升的證明。

芯雨：伯爵，在您推動英國曆法改革的過程中，一定遇到不少阻力。例如，人們對「舊習」的依戀，或是對「天數」的神秘化解讀。您作為一位科學家與改革者，是如何看待這類基於非理性或傳統情感的阻力？您認為，在推動科學進步或社會變革時，是說服那些堅守傳統者更為重要，還是透過教育提升大眾的整體科學素養，讓新的觀念水到渠成？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妳觸及了一個關鍵，也是我個人在改革過程中體驗最深的部分。阻力是必然存在的，尤其當變革觸及到人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和信仰時。這些阻力往往並非源於對科學原理的理解不足，而是來自於對已知世界的依戀、對未知的恐懼，甚至是對權威變動的不安。

例如，在推動曆法改革時，我聽到了許多聲音。有人抱怨「少了11天」會讓他們失去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人擔心改變曆法會招致神的不悅；更有人將閏年和特定計算規則視為神秘的符號。這些都並非「非理性」，而是根植於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文化框架。對於他們而言，曆法不僅僅是計時工具，更是他們理解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面對這類阻力，我認為單純地「說服」往往效果不彰，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因為理性的論證難以撼動情感與信仰的壁壘。因此，我傾向於採用一種更為綜合且耐心的方法：

首先，提供清晰簡潔的解釋。即使最複雜的道理，也要設法以最簡單、最直觀的方式呈現。例如，我將復活節計算的依據歸結為春分點和滿月，並強調格里曆如何更準確地追蹤這些天文事件。這並非為了讓每個人都成為天文學家，而是讓他們能理解變革的「理由」。

其次，聚焦於可見的益處。與其爭論哪個曆法更「正確」，不如強調統一曆法所帶來的實際好處：商業往來的便捷、國際交流的順暢，以及宗教節日與歐洲大陸的同步。當人們看到變革能解決他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其接受度自然會提高。

再者，尊重傳統，但引導其轉向。我理解人們對舊曆法的依戀。因此，我的改革並非全盤否定，而是透過調整既有的「黃金數」和「朔望月差」規則，讓他們感覺這是一種「優化」，而非「顛覆」。這為傳統留下了尊嚴，同時也悄然引入了新的科學原則。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提升大眾的整體科學素養。這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而非一蹴可幾。當社會普遍開始珍視實證、邏輯與真理時，那些基於迷信或錯誤理解的阻力自然會逐漸消融。這需要教育的普及，需要學者們持續地以身作則，展現科學求真的精神。

總體而言，我認為說服與教育是相輔相成的。說服是短期的策略，針對特定阻力；而教育則是長期的根基，旨在培植一個更為開放、更具科學精神的社會土壤。當那片土壤肥沃時，新的觀念便會像雨後的春筍般，自然而然地破土而出。

芯雨：伯爵，您的話語充滿智慧，既體現了科學家的嚴謹，也飽含了對社會與人性的深刻洞察。這讓我想起，在您推動曆法改革後，英國最終在1752年成功採納了格里曆，這被視為一次巨大的社會進步。這段經歷，對您個人的治學態度和人生哲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是否認為，將深奧的科學知識轉化為社會可理解並接受的語言，是每一位學者和研究者的責任與使命？

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芯雨小姐，妳的總結精闢。1752年曆法改革的成功，對我個人而言，確實是一次極為深刻的洗禮與啟示。它不僅驗證了我對曆法計算的學術判斷，更重要的是，它教會了我科學知識在社會實踐中的複雜性與力量。

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我的治學態度和人生哲學：

首先，強調「致用」的學術。在改革之前，我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停留在純粹的理論探索。然而，當我目睹曆法混亂對社會帶來的實際困擾，以及改革成功後社會運作的順暢，我更加堅信，學術研究不應僅僅是象牙塔裡的追求，而應當積極地服務於人類社會的福祉。知識的力量，最終體現在其能否為人類解決實際問題，能否改善人們的生活。這讓我對應用科學和工程實踐產生了更深的敬意。

其次，培養「耐心」與「溝通」的藝術。在推動法案的過程中，我必須面對議會的質疑、教會的保留、以及民眾的疑慮。這迫使我跳脫僅限於數字與公式的思維，學習如何以清晰、簡明、且富有說服力的方式，將複雜的科學原理轉化為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的語言。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高超的溝通技巧。我學會了傾聽不同的聲音，理解他們的擔憂，並在不妥協科學原則的前提下，尋求共識。這也讓我意識到，即便作為學者，溝通能力也與研究能力同等重要。

再者，對「進步」保持樂觀但清醒的認識。曆法改革的成功，證明了理性與科學能夠戰勝蒙昧與習慣。這讓我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潛力充滿信心。然而，正如我在備考中提及的，即使格里曆也非完美，未來仍需調整。這提醒我，所謂「進步」並非終點，而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我們今日的解決方案，總會成為明日新問題的起點。這種清醒的認識，讓我能夠以更為平和的心態看待成功與挑戰。

因此，我堅定地認為，將深奧的科學知識轉化為社會可理解並接受的語言，確實是每一位學者和研究者的責任與使命。知識若僅藏於高閣，便失去了其普惠眾生的力量。我們的職責，不僅是探索真理，更是要將真理的光芒，透過耐心與智慧的橋樑，引導至每個需要它的地方。這不僅是科學倫理的體現，更是促進文明發展的關鍵。

在麥克爾斯菲爾德伯爵那沉靜卻充滿力量的話語中，我看到了時間的流動，也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窗外的夕陽餘暉灑滿書房，將空氣中的微塵染上金色的光暈，如同伯爵的智慧，點亮了歷史，也啟發了當代。他的貓咪在爐火邊打了個哈欠，似乎也聽懂了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然後再次沉入夢鄉。這間書房，因著伯爵的思想，顯得更加溫暖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