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來自光之居所的愛書人。收到您的指令，我將依據《Nälkävuodet 1860-luvulla》這本珍貴的文本，為您與作者梅烏爾曼先生安排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這場對談將引領我們回到過去，深入了解那段艱困的歲月以及作者的思想。請稍候片刻，待我搭建起這座通往19世紀芬蘭的橋樑。 *** **光之對談：穿越飢餓歲月的迴響** **設定場景：** 時間是189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來自光之居所的愛書人。收到您的指令，我將依據《Nälkävuodet 1860-luvulla》這本珍貴的文本，為您與作者梅烏爾曼先生安排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這場對談將引領我們回到過去，深入了解那段艱困的歲月以及作者的思想。請稍候片刻，待我搭建起這座通往19世紀芬蘭的橋樑。
光之對談：穿越飢餓歲月的迴響
設定場景：
時間是1892年的晚秋，芬蘭南部的坎加薩拉（Kangasala）。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落葉的濕潤氣息，窗外是即將迎來嚴冬的廣闊田野與稀疏的樹林。我，書婭，輕輕推開一扇有些年頭的木門，走進阿加通·梅烏爾曼先生（Agathon Meurman）的書房。房間不大，卻擺滿了書架和文件，一張厚重的書桌上堆著文稿和筆記。壁爐裡的火光溫暖了室內，也映照著梅烏爾曼先生那張沉靜而充滿智慧的臉龐。他正坐在書桌旁，手中的筆似乎剛剛停下。
我趨前，恭敬地向他致意：「梅烏爾曼先生，您好。我是書婭，來自遙遠的未來，光之居所的一名閱讀者。我懷著萬分的敬意前來，希望能與您就您的著作《1860年代的飢餓歲月》進行一場對談。您的書詳實記錄了那段芬蘭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並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我們這些後代讀者來說，是理解過往、反思當下的寶貴資料。我想，透過對談，或許能讓我們更貼近您寫作時的心境與對國家的憂思。」
梅烏爾曼先生放下筆，抬起頭，眼中閃爍著好奇與一絲不易察覺的溫柔。「來自未來？光之居所？這可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來訪。飢餓歲月啊...那段記憶確實沉重，但銘心刻骨。能知道我的文字在未來仍有人閱讀、有人思索，這已是極大的安慰。請坐吧，書婭小姐。你想問什麼？關於那段『硬日子』（Hårda tider），或是更多我未在書中盡述的感悟？」
我依言坐下，壁爐的火光讓房間更加溫馨，也讓我更能集中精神。我打開筆記本，準備記錄下這位歷史見證者的智慧話語。
書婭： 謝謝您，梅烏爾曼先生。我的第一個問題，或許也是許多讀者好奇的：您在書中花了相當的篇幅，嚴厲批評了K.A. Tavaststjerna先生的小說《艱難時光》（Hårda tider），認為它對歷史事實處理得過於表面甚至失真。是什麼驅使您，一位歷史的親歷者和記錄者，必須對一部文學作品提出如此強烈的批評？您的寫作，除了記錄事實，是否還有著為當時的芬蘭人民「正名」的意圖？
梅烏爾曼先生： （眉頭微皺，沉思片刻）是的，我不得不批評《艱難時光》。文學固然有其自由創作的權利，但當它觸及像1860年代飢荒這樣深切影響整個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時，便不能完全脫離其根基。Tavaststjerna先生的小說，如我在書中提及的，描寫了那段時期，書名也直接指向「艱難時光」。然而，他在描寫中，對芬蘭人民的苦難與他們如何承受苦難的態度，描寫得過於輕率，甚至帶有一種輕蔑的意味。他似乎無法理解人民在絕境中展現出的那種深沉的堅韌與對信仰的依託，反而用一些套語如「農民哲學」、「農民直覺」來概括，更有甚者，他筆下的代表性人物竟是道德敗壞的類型。這對於那些真正經歷了飢餓、疾病、失去親人，卻依然掙扎求生、彼此扶持的廣大人民來說，是不公平的。
我的書寫，確實有著為歷史作證、為人民「正名」的意圖。那不是一段可以被輕描淡寫或誤讀的時光。芬蘭人民在那場浩劫中展現出的承受力、秩序感以及他們在絕望中對上帝的呼求，是這個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必須記錄下真實的樣子，那些關於政府的努力、地方的互助、個人的掙扎與最終的倖存，遠比小說家筆下那種膚淺的描寫來得深刻、悲壯而富有啟示。文字的力量，應該用於呈現真相，即便真相令人痛苦。
書婭： 您在書中第一章就指出，芬蘭的經濟狀況在1867年飢荒爆發前已經「深切動搖」了。您詳細描述了貧困、債務問題，特別是家庭自行蒸餾穀物釀酒的現象。您認為這些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如何加劇了1867年飢荒的災難性後果？而政府過去習慣性的援助方式又存在哪些弊端？
梅烏爾曼先生： （嘆了口氣）飢荒並非憑空而來。1867年的災難，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與突發的自然災害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我在書中寫的，在1867年之前，特別是自1850年代中期以來，芬蘭的北方，尤其是庫奧皮奧省，就已經存在著大量缺乏土地、衣食無著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生計極度不穩定，一旦收成稍差，立刻陷入赤貧。這種狀況的根源複雜，土地不足、傳統生活方式、缺乏儲蓄習慣等等都有關聯，但我認為，家庭自行蒸餾穀物釀酒（kotitarpeen viinanpoltto）是其中一個極為關鍵且具破壞性的因素。
想想看，農民將寶貴的穀物不是用於食用或儲存，而是用於蒸餾成酒，這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物質浪費，導致普遍的酗酒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發展。雖然當時有人辯稱這能帶來額外收入，但我認為這目光短淺。它使得那些關於改良農耕方式、重視畜牧（如俗語所說「草地是田地的母親」）的建議變得毫無吸引力——為什麼要種草養牛，當穀物可以直接變成「黃金溪流」從蒸餾鍋流出呢？這種習慣讓許多農民陷於貧困和債務的惡性循環，難以應對任何風雨。
而政府過去的援助方式，往往流於形式，甚至助長了依賴性。發放小額贈款或無息貸款，雖然出發點是好意，但常常只是杯水車薪，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糟的是，它讓人民養成了一種觀念——「皇帝會養活我們」。一旦收成不好，不是先思考如何自救或鄰里互助，而是伸出手等待政府的救濟。這種心態，使得1867年大災來臨時，許多人準備不足，應對能力低下。我在書中引述斯內爾曼（Snellman）先生的話：「如果向農民要求的僅僅是在借據上簽個名，尤其還是向王室簽名，那他們是非常樂意的。」這句話雖然尖刻，卻點出了問題的實質。真正的解決之道，必須是激發人民自身的活力與責任感。
書婭： 談到1867年，書中對那年五月和九月的惡劣天氣描寫令人印象深刻，五月有持續十六小時的暴風雪，九月初又有毀滅性的霜凍。您以親歷者的身份回憶了那些時刻的感受。那種「春天從未到來」的絕望，以及看到冰雪與霜凍毀滅糧食時的恐懼，具體是怎樣的體驗？您似乎也對那些批評政府鼓勵人民禱告的人有所不滿？
梅烏爾曼先生： （眼神變得遙遠，彷彿回到了那個寒冷的五月）啊，1867年的五月九日...那場暴風雪，整整持續了十六個小時。原本稍稍融化的積雪再次堆積起來，高達圍欄和屋頂。那種景象，在往年這個時候，田裡應該已經撒下燕麥種子了。藝術家或許能描繪出其中的陰森，但我能告訴你，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那不只是風景，那是絕望的具象化。你站在那裡，看著五月天的冰雪，心裡會湧上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慌。我們太過依賴那片土地的收成，而那片土地，在最需要溫暖的時節，卻被嚴寒鎖死。
緊接著是九月初的霜凍。穀物雖然晚熟，但人們還抱著一絲希望。然後，一夜之間，一切都結束了。未成熟的莊稼被霜凍毀滅，連作為下一季種子的希望也被剝奪。那種打擊，不是損失金錢可以衡量的，那是對生存本身的否定。我在書中引述的那個故事，關於「早晨的太陽看到了赫爾辛基的賢者們安睡」，以及對政府鼓勵禱告的嘲諷，正是我對這種隔岸觀火、輕視人民精神支撐的態度感到憤慨。
確實，有些人嘲笑政府鼓勵禱告，認為這是無能的表現。但我想反問，當人力已經走到盡頭，當眼前的現實是無可迴避的飢餓與死亡時，人民轉向他們唯一的信仰，向上帝呼求力量，這有什麼可被嘲笑的？我在書中寫道：「那時是時候，它使最頑固的脖頸也軟化了！」當時的氛圍，讓所有人都感受到人力之渺小。禱告，在那樣的時刻，是人民精神的最後一道防線，是絕望中的一線希望。它或許不能改變天氣，但能給予人們面對殘酷現實的內在力量。嘲笑這種精神需求的人，恐怕未能真正理解那種極致的苦難。我在書中也提到，連我自己在親歷那場五月暴風雪後，「記憶從未淡去」。在那種時刻，質疑「轉向唯一全能者的呼求」是難以想像的。人們對全能者的呼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懇切。
書婭： 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政府、地方社區和私人力量都試圖提供援助。您在書中記錄了許多具體的措施，例如市政當局購買手工藝品、政府設立公共工程、以及國外和國內的募捐。您如何評價這些援助措施的有效性？它們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了飢荒，又面臨哪些挑戰和局限？您特別提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貸款，這在當時是怎樣一個突破？
梅烏爾曼先生： 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多層面的，但遠遠不足以完全撲滅那場大火。政府確實採取了一些行動。我在書中提到，他們提供了貸款給商人進口糧食，也提供了資金給市政當局和個人。然而，由於國庫空虛，又受到以往貸款回收困難的困擾，政府的財力捉襟見肘。他們倡導的原則是，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
地方社區，也就是市政當局（kunnallishallitukset），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正如我書中所述，他們組織了許多小型公共工程，如修路、挖溝渠，並收購人民製作的手工藝品。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辦法。我記得當時在坎加薩拉，市政當局購買亞麻、大麻、毛髮等原料，發給家庭紡紗、織布、編織地毯、袋子。這樣做的目的是提供工作的機會，讓貧困家庭能夠憑藉勞動換取食物，而不是單純的乞討。這不僅能維持生計，也保留了人們的尊嚴。我在書中也提到與赫爾辛基「家庭工業公司」的合作，以及我個人從中獲得的些許欣慰——能用這些產品換回麵粉。這個過程雖然繁瑣（稱重、分配、接收成品、估價、換麵粉），但確實幫助了許多家庭。我在書中也讚揚了當時的女性們在這些工作中展現的耐心和韌性。
公共工程，尤其是鐵路建設，理論上提供了大規模的就業機會。但正如我書中所述，里希邁基—聖彼得堡鐵路（Riihimäen—Pietarin rautatie）的建設直到1868年初才真正啟動。飢荒期間，許多參與的工人因飢餓和疾病體力極差，工作效率低下，醫療費用也極高。雖然提供了工作，但並非所有飢餓的人都能勝任或抵達工作地點。這再次印證了「讓飢餓人口離開家鄉去尋找工作會加劇苦難」的觀點。
至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貸款，那確實是一個突破性的舉措，儘管代價高昂。芬蘭政府在極度缺乏資金應對危機的情況下，向國外銀行尋求信貸。斯內爾曼先生（儘管我對他的一些政策持批評態度，但對他在關鍵時刻的魄力深感敬佩）親自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涉。正如我書中所描述的，起初的交流充滿波折，羅斯柴爾德認為這筆「零錢貸款」的要求荒謬。但斯內爾曼先生堅持不懈，強調了芬蘭民族面臨的生死存亡危機。最終，他們獲得了一筆150萬德國泰勒的信用貸款，折合540萬芬蘭馬克。這筆錢在1867年末期到位，對於支付之前從芬蘭銀行借貸的款項以及購買後續的糧食和種子至關重要。但這筆貸款的條件十分苛刻，需要在一年內償還，幾乎相當於抵押了下一年的全部關稅收入。這表明了當時局勢的嚴峻，以及政府為了獲得資金所付出的巨大代價。這筆貸款的成功獲取，雖然艱難，但為後續的救濟和恢復提供了急需的資金支持。
國內和國際的私人募捐也提供了重要幫助。我在書中提到來自俄國皇帝陛下及尤金妮公主的慷慨捐助，以及來自德國、英國、丹麥等歐洲多國的援助。這些善舉體現了跨越國界的同情心，也讓我們芬蘭人民銘記在心。但即便匯聚了所有這些力量——政府的努力、市政的組織、個人的奮鬥、國內外的善款與貸款——與災難的規模相比，仍是滄海一粟。飢餓、疾病和死亡的陰影依然籠罩著這片土地。
書婭： 書中關於乞討者和他們帶來的疾病的描述令人心痛。您將這種流動的人口稱為「死亡斑疹傷寒」的傳播者，並指出許多非飢餓者，包括醫護人員和神職人員，在接觸他們後染病去世。這場由飢荒引發的傳染病浩劫，對芬蘭社會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您在書中描述了在鄉村為乞討者提供的艱難幫助（如將病人安置在小屋中），以及最後那句令人警醒的話：「前進，前進！給新的來者騰出空間，」這是當時為了生存不得不採取的殘酷現實嗎？
梅烏爾曼先生： （臉色凝重，語氣低沉）那是一段無法抹去的記憶。隨著飢餓的蔓延，大量失去生計的人們被迫離開家鄉，四處流浪乞討。他們組成了一股巨大的「人流」，湧向那些被認為尚有餘糧或有工作機會的地方。然而，這股人流也攜帶了致命的疾病——主要是斑疹傷寒（typhus），一種由飢餓和惡劣衛生條件助長的瘟疫。
正如我在書中所述，令人驚訝的是，那些一直在路上流動乞討的人，染病的比例相對較低，或許是因為一直在戶外，空氣流通。但那些與他們接觸的人，特別是收留他們的家庭成員、提供食物的人、以及照護他們的醫生、牧師和護理人員，卻極易被傳染，而且往往病情嚴重，難以救治。這場疾病不分貧富，襲擊了許多慷慨伸出援手的人，包括一些為設立臨時醫院和救濟站而奔忙的貴族和官員。許多高尚的國民在與飢餓和疾病的鬥爭中犧牲。
在鄉村，我們竭盡所能。試圖將病人安置在獨立的小屋裡進行隔離和照護，但很快就發現這是不可持續的。護理人員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死去，新的護理人員難以找到，或是不敢去。這些臨時的「病房」變成了死亡的陷阱。我書中提到的將病人移送至下一個村莊的做法，聽起來確實殘酷，但在當時，這往往是不得已的選擇。讓大量染病的流動人口停留下來，只會讓疾病在當地迅速蔓延，擊垮整個社區。保持人口的流動性，諷刺地成為了一種防止局部疫情徹底爆發的手段，儘管這意味著將痛苦轉移。那句「前進，前進！給新的來者騰出空間」，不是冷酷，而是對當時現實的精準描述——只有不斷地移動，才能為那些倖存者和後來的求助者爭取一線生機。這是一種極端的生存策略，見證了人類在絕境中的艱難抉擇。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要強調芬蘭人民展現出的美德。正如我書中所述，人們分享了最後一片麵包，沒有因為恐懼而完全關閉大門。我在書中寫道：「上帝眷顧從善心和微小之物中給予的一切。」即使在自己也掙扎求生的情況下，許多家庭依然盡力為飢餓的來訪者提供幫助。那種互助和仁慈，是我們民族性中閃光的部分，也是我們能夠最終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書婭： 1868年的死亡人數高達137,720人，遠超往年，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您在書中分析了其中的一些現象，例如男性死亡率顯著高於女性，尤其是25-50歲的已婚男性。這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原因，而不僅僅是食物短缺？這場巨大的人口損失對芬蘭社會結構和未來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梅烏爾曼先生： 1868年的死亡數字確實是驚人的，是我國歷史上除大北方戰爭時期外最慘烈的一年。雖然飢餓是根本原因，但直接導致死亡的，更多是飢荒引發的疾病，如斑疹傷寒和痢疾。我書中引述的統計數據顯示，直接死於飢餓和飢餓性腹瀉的人數相對較少，但死於斑疹傷寒的數字極高。這證實了疾病在死亡中的主要角色。
至於您提到的男性死亡率高於女性，尤其是在壯年男性中，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當然，已婚男性通常年齡較大，這可能是一個因素。但我想，這也可能與他們在飢荒中的角色有關。壯年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和外出尋求食物或工作的人。他們可能暴露於更惡劣的環境、更繁重的勞動，也更有可能在旅途中接觸到疾病。我在書中提到，體格越強壯的男性，似乎越容易染病，且病情發展迅速致命。這或許是因為身體消耗更大，或是他們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壓力。這只是我的觀察與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浩劫不僅帶走了老弱病殘，也無情地奪走了許多家庭的頂樑柱。
巨大的人口損失，尤其是勞動力的減少，無疑對芬蘭社會造成了沉重打擊。它使得農田缺乏人手耕作，也影響了其他產業的發展。然而，從長遠來看，這場人口結構的劇變也迫使芬蘭社會進行深刻的調整和變革。倖存者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也必須尋找更有效率的方式來恢復和發展。正如我在書中最後一部分所討論的，這場痛苦的經歷成為了芬蘭邁向現代化和經濟復甦的一個重要催化劑。
書婭： 在書中，您多次回到與K.A. Tavaststjerna先生的分歧，特別是關於他對芬蘭人民信仰和韌性的描寫。您似乎非常堅持「農民哲學」並非輕蔑之詞，而是一種深刻的生存智慧。您與斯內爾曼先生在1872年議會上關於政府援助原則的爭論也引人注目。您為何如此堅定地認為過度的、習慣性的政府援助是「有害的」，並主張更多地依靠人民自身的努力？您是否認為自己的觀點在當時被誤解了？
梅烏爾曼先生： （語氣變得有些激昂）是的，我堅持「農民哲學」是一種深刻的智慧。它不是書齋裡推演出來的理論，而是在與嚴酷自然和艱難生活的長期鬥爭中形成的生存態度。正如我在書中引述那位老農的話：「當上帝關上門，他也會賜予力量去承受他所給予的。人不是單靠麵包活著。」這句話，飽含了對人力局限的清醒認識，對全能者旨意的順服，以及在逆境中依然抱持希望的韌性。這不是愚昧或迷信，而是一種深沉的精神力量。它讓人民在面對無可抵擋的災難時，沒有徹底崩潰或陷入無序的暴力，而是盡力自救，並在有限的範圍內互助。那些嘲笑這份信仰的人，恐怕未能體會到這份精神力量在支撐一個民族度過最黑暗時刻時的重要性。
我與斯內爾曼先生在1872年議會上的爭論，核心在於對待未來潛在飢荒的準備原則。政府提議設立一筆信貸基金用於應急，而我及幾位同僚投了反對票。這並非否定政府在1867年所做的努力（我在書中也讚揚了斯內爾曼先生在當時的魄力），而是質疑這種常態化的「應急信貸」是否會助長人民和地方政府的依賴心理。我在書中詳細闡述了我的觀點：將應急援助納入常規預算，彷彿建立一個「國家貧困救濟機構」，會讓人民誤以為生計保障是政府的責任，從而削弱他們自身的預防意識和自救能力。我認為，真正的救助必須是應對極端災難的特殊措施，而不是讓人們習慣性地依賴。只有當人民認識到「皇帝無法養活所有人」，只有自身的努力和地方的互助才是根本出路時，他們才會真正地為未來做好準備。
我在議會上的發言，特別是對「農民」的批評，引起了斯內爾曼先生強烈的反應。他認為我是對政府在1867年的巨大努力不知感恩，並忽視了無地貧民的困境。或許我的語氣過於直接，尤其是在議會這樣需要策略的場合。但我必須說，我的批評並非針對個人或政府的善意，而是針對一種可能導致有害後果的原則。我也並非不關心無地貧民，只是認為解決他們根本困境的方式，是提供穩定工作機會和改善其社會經濟地位，而不是依靠飢荒時期的救濟。我在書中最後辯護道，當我發言時，是想強調的是，在那場災難中，真正展現出堅韌和付出的是那些農民本身——他們在絕境中堅守土地，分享僅有的食物。
或許我的觀點在當時並未被完全理解，尤其是在感性的層面。但我相信，從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過度依賴外部援助，無論是政府還是其他力量，都會削弱一個民族內在的生命力。真正的強大，來自於每一個個體的自立與彼此間的互助。
書婭： 您將1867年的飢荒視為芬蘭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除了您已詳細討論的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如排水、提早播種、發展畜牧業和乳製品業），這場飢荒還帶來了哪些更廣泛的社會或精神層面的變革？它如何影響了芬蘭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對未來的看法？您認為這場災難留給芬蘭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
梅烏爾曼先生： （目光變得明亮起來，顯出希望的神色）是的，1867年是一道嚴酷的分水嶺。它以一種極端痛苦的方式，迫使芬蘭社會放棄了許多過時的觀念和習慣。如你所說，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是直接且顯著的。過去那種漫不經心的耕作方式，以及對家庭蒸餾酒業的執迷，在飢餓的鞭策下被徹底顛覆。人們不得不學習更科學的方法，重視排水、改良土壤、選擇合適的種子、以及發展畜牧業。乳製品業的興起，某種程度上取代了蒸餾酒業的地位，成為農民新的收入來源。這是在痛苦中孕育的進步。
更深層次的影響，在於精神和社會層面。飢荒讓芬蘭人民深刻認識到知識和教育的重要性。傳統經驗在極端變故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必須依靠更科學的知識來應對挑戰。這解釋了為何在我書寫這段歷史時（1892年），芬蘭的國民學校（kansakoululaitoksemme）發展迅速。飢荒是最好的老師，它以生命為代價，教會人民學習新知識、擁抱進步的必要性。
同時，這場共同經歷的巨大苦難，也強化了芬蘭人民的民族認同感和團結精神。無論是國內的互助，還是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展現出的責任，以及國外給予的援助，都讓芬蘭人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它磨礪了民族的意志，激發了一種在逆境中奮發圖強的精神。
這場災難最重要的遺產，我認為，是它教會了芬蘭人民如何在逆境中尋找力量，以及如何將痛苦的經驗轉化為前進的動力。它讓我們認識到自身的脆弱性，但也證明了我們在最嚴峻的考驗面前所能展現出的堅韌、團結和學習能力。這份精神遺產，遠比物質財富更為寶貴。正如我在書中所說：「耗盡的一代人的墳墓之上，確實生長出了更美好的未來。」
書婭： 承接您對未來的展望，您在書中結尾部分對當時芬蘭社會出現的一些新現象表達了擔憂，特別是與木材工業發展相關的「豐富金錢洪流」及其帶來的奢侈和債務問題，以及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您認為這些新的挑戰，與飢餓歲月留下的教訓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您對芬蘭未來持續的繁榮有何期許或警示？
梅烏爾曼先生： （再次顯出憂色）是的，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遺忘飢餓歲月留下的教訓。木材工業的快速發展，為芬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森林資源被大規模地開發和出口，這無疑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和國家財政的改善。我在書中也承認了這一點。然而，正如我在書中所擔憂的，這筆「不用自己辛苦勞作就獲得的錢」，就像古老諺語說的「用笛子賺來的，會在鼓聲中失去」。
問題在於，這筆財富沒有帶來普遍的審慎和長遠規劃，反而助長了一種奢侈和浪費的生活方式。人們習慣了快錢，對債務不再畏懼，就像飢荒前那些不負責任的借貸一樣。更令人痛心的是，幾個世紀積累下來的森林財富，正在被這一代人「無情地掠奪」。我們正在迅速地消耗子孫後代賴以為繼的資源。這與飢餓歲月教導我們的——珍惜所有、為不確定未來做準備——完全背道而馳。
我在書中提到那些賺了錢的土地所有者「給他們的馬餵香檳酒」，或許是個傳聞，但它生動地描繪了那種因突如其來的財富而產生的魯莽和浮誇心態。這種心態，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度開發和債務積累，正在埋下新的隱患。當森林資源不可避免地減少，當經濟週期下行時，這種建立在不穩固基礎上的「繁榮」將會顯露出其脆弱性。
飢餓歲月留給我們的最重要教訓是——真正的安全來自於勤勞、節儉、自立，以及對自身資源的永續利用。它也教會我們，在逆境中要團結互助，在順境中要保持謙遜和審慎。我對芬蘭的未來抱有期許，因為我知道這個民族擁有驚人的韌性和學習能力。但我同時也警示，如果我們因為一時的繁榮而忘記了那些用生命換來的教訓，如果我們繼續以魯莽的方式消耗資源，並讓浮誇和債務再次盛行，那麼「艱難時光」或許會以新的面貌再次降臨。
我希望，芬蘭人民能夠永遠銘記那些飢餓的歲月，銘記祖輩在絕境中展現出的堅韌和智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的道路上走得更穩健，真正實現持久的繁榮與福祉。至於那些無地的貧困人口，他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希望未來能找到更有效、更有尊嚴的方式來幫助他們，讓所有芬蘭國民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書婭： 梅烏爾曼先生，您的回顧和分析充滿了智慧與深情。您不僅記錄了歷史的傷痕，更從中提煉出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前進的教訓。感謝您撥冗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人進行了這場對談，讓我對1860年代的芬蘭飢荒，以及這段經歷對芬蘭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有了更為深刻和立體的認識。
梅烏爾曼先生： （微微一笑，眼中疲憊的神色減輕了些）書婭小姐，謝謝你帶來了未來的訊息，讓我知道這些文字沒有被時間遺忘。能夠與你這樣的年輕人分享這些過往，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歷史的價值，在於它能為當下和未來提供借鑑。希望我的這些經歷和思考，能對你們——未來的世代——有所啟發。時光不早了，願你此行順利，平安返回你的「光之居所」。
書婭： 謝謝您，梅烏爾曼先生。您的話語將如同光芒，指引我們更深入地閱讀和思考。再見。
我站起身，向梅烏爾曼先生再次致敬。壁爐的火光跳躍著，映照著牆上掛著的芬蘭地圖。窗外，夜色漸濃，但我心中因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而充滿了溫暖和啟迪。我輕輕退出了書房，留下了這位歷史的守護者，在屬於他的時代裡繼續思索與書寫。
這場「光之對談」至此結束。梅烏爾曼先生的思想如同深邃的湖泊，文字僅是湖面上的漣漪。希望透過這次對談，您能更真切地感受到那段歷史的重量與芬蘭人民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