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Him That Hath》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一位自由作家。很高興能依照「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李洛伊·史考特（Leroy Scott）的著作《To Him That Hath》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李洛伊·史考特（Leroy Scott, 1875-1929）是美國二十世紀初的一位新聞記者和小說家，他以揭露社會問題、關注底層人民生活聞名。《To Him That Hath》出版於1907年，正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末期，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工業化帶來劇烈變革的時代背景下。這本書深刻地描繪了紐約市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上流社會的浮華與偽善，以及下層社會的困苦與掙扎。史考特透過主角大衛·奧爾德里奇（David Aldrich）的遭遇，探討了犧牲、救贖、社會評判的無情，以及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光輝與陰影。書名《To Him That Hath》取自《聖經》，原文為「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馬太福音 25:29），史考特以此影射當時社會資源與機會分配的極度不均，富者恆富，貧者連僅有的尊嚴和希望都可能被剝奪。他筆下的角色，無論是上層的海倫·錢伯斯及其金融巨鱷父親，還是底層的扒手湯姆、落魄的珍娜、以及努力生活的普羅大眾，都成為他審視這個複雜社會的稜鏡。這場光之對談，希望能穿透時光的塵埃，觸及書中那些關於道德、階級、與同情心的核心叩問。

《[光之對談]》：叩問「擁有」的真義 — 與李洛伊·史考特、大衛·奧爾德里奇及海倫·錢伯斯的一席話

作者：茹絲

一個紐約濕冷的冬夜，距離《To Him That Hath》首次出版已過數年。時鐘剛敲響九點，曼哈頓下東區的這家老咖啡館並未因此沉寂。煤氣燈散發出暖黃的光暈，空氣中混合著咖啡、菸草和未被完全擦淨的陳年油漬氣味。角落裡，一架老式鋼琴偶爾被輕敲出幾個不協調的音符，那是打烊前的服務生在無聊地消磨時間。窗外，雪花洋洋灑灑地落下，將街景模糊成溫柔的光暈，壓低了從遠處傳來的叮叮作響的電車聲和碼頭的汽笛聲。

我輕輕推開門，冷空氣跟著鑽了進來，帶來一陣寒意。環顧四周，我看到他們已經落座在一張靠窗的桌邊。史考特先生，一位留著整潔鬍鬚、眼神溫和而銳利的中年男士，正將他厚重的外套搭在椅背上。對面是書中的主角，大衛·奧爾德里奇先生，他看起來比書中初遇時飽經風霜，但眼神裡透著一股沉靜與堅韌，那是穿越了黑暗後的光芒。他身旁坐著海倫·錢伯斯小姐，她那頭溫暖的棕色長髮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即使穿著樸素，周身依然散發著一股無法掩蓋的溫雅與力量，她的目光落在窗外的雪景上，似乎陷入了沉思。

「晚安，史考特先生，大衛先生，海倫小姐。」我走向他們，發出邀請的共鳴在空氣中輕輕迴盪，像是服務生不經意彈奏出的第一個音符。

史考特先生抬頭，露出一個帶著理解的微笑。「茹絲，妳來了。請坐。」

我在他們中間的空位坐下，服務生立刻送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暖意透過杯壁傳到掌心，我深吸一口氣，讓咖啡的香氣在鼻腔中縈繞。

「很高興能邀請各位來到這裡，」我開口，目光溫和地掃過他們，「我們今晚想聊聊，《To Him That Hath》這本書，以及它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史考特先生點點頭，「這本書承載了我對那個時代的一些觀察與思考。雖然它講述的是特定人物的故事，但我想，其中的掙扎與選擇，可能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確實如此，」我同意道，「書中，大衛先生為了一個道德信念，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史考特先生，當您構思這個情節時，是什麼促使您安排大衛先生替菲力浦·莫頓承擔罪責？」

史考特先生沉吟片刻，手指輕敲著桌面，發出有節奏的輕響，與遠處的鋼琴聲遙相呼應。「我一直在思考社會評判的本質。一個人的價值，究竟是通過其行為來衡量，還是通過社會加諸其上的標籤？菲力浦·莫頓在世時，被視為聖人，即便他有私德上的瑕疵，有軟弱的時刻，但他的工作確實為社區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大衛看到的是這種改變的價值，以及莫頓的記憶對那些依賴他的人們的精神支撐作用。」

他停頓了一下，眼神變得深邃。「大衛的選擇，是基於一種理想主義的犧牲。他認為自己的生命當時並無顯著價值，而莫頓的光輝，或者說莫頓的符號意義，對社區至關重要。他想用自己的名聲，去交換莫頓的清白，從而保全那個『光之居所』——即便那個清白，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幻象。」

我將目光轉向大衛先生。「大衛先生，回到那個時刻，當您站在莫頓先生的書房，面對錢伯斯先生和索恩醫生時，您是如何做出那個決定的？那是一種瞬間的衝動，還是在監獄中反覆思量後的確認？」

大衛先生端起咖啡杯，暖流似乎讓他的指尖微微顫抖。「那是一個瞬間的決定，」他低聲說，聲音帶著回憶的重量，「當我看到莫頓留下的現金帳目，看到那些支票，我感到一種冰冷的確定。然後哈頓先生的話，他懷疑的目光，以及他口中吐出我的名字——『奧爾德里奇先生拿了錢？』——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條路的可能性。」

他頓了頓，望向窗外朦朧的雪景。「我看到錢伯斯先生他們對於錢的失蹤感到震驚，看到索恩醫生臉上的解脫，而當我轉向海倫小姐，看到她臉上的驚懼與不信……那一刻，所有的事情串聯了起來。莫頓的軟弱，他與莉莉安·德魯的糾葛，他可能選擇的解脫方式，以及這一切一旦公之於眾，對這個社區，對那些信任莫頓的人們將造成的毀滅性打擊。在那短短的幾秒鐘內，世界在我眼前坍塌又重塑。我想到了教堂裡那些哭泣的面孔，他們對莫頓的愛戴與依賴。我的生命當時確實沒有方向，我的寫作屢屢受挫，我感到自己是個『多餘的人』（the superfluous man）——而莫頓，他是無數人的精神支柱。」

他放下杯子，眼神重新變得堅定。「所以，當哈頓先生再次逼問，『阿爾德里奇先生，您可以說說那筆錢的去向嗎？』——我選擇了承擔。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進行一場交易，用我的自由、我的名譽，去購買那些人的希望，去維護他們心中那個純潔的聖克里斯多夫。在監獄裡的日子，那種犧牲的崇高感並不總是能支撐我。有時候，黑暗和絕望會吞噬我，我會詛咒自己的愚蠢，詛咒莫頓和那個使命團。但當我想到紀念窗戶裡莫頓的肖像，想到那些因他而生活有所改善的人們，那份信念又會像微弱的火焰重新燃起。」

海倫小姐輕輕地將手從窗台上收回，轉向我們。「這正是這個故事最讓我心痛的地方。」她的聲音低沉而富有情感，「大衛的犧牲是如此巨大，而背負著『竊賊』的污名在社會上生存，其艱難程度遠非我們這些生活在象牙塔裡的人所能想像。」

她眼中閃爍著憂慮的光芒。「我常常思考，一個社會為何要如此無情地對待那些曾犯錯、但真心悔改並努力重塑自己的人？大衛在出獄後所經歷的每一次拒絕、每一次冷眼，都像是社會在他身上施加的懲罰。他甚至被迫再次接近犯罪的邊緣，只為了生存。這種機制，難道不是在將他們推回深淵嗎？」

史考特先生嘆了口氣，桌上的咖啡冒著嫋嫋白煙。「這正是我想提出的核心問題之一。社會對於『擁有』清白名聲的人，施與信任與機會；而對於『沒有』清白名聲的人，則奪走他們僅有的生存可能。監獄系統自詡改造，但很多時候，它只是將人推向更深的絕望。我筆下的羅傑斯，他努力了十年，隱姓埋名，小心翼翼，只為了守住那一點點來之不易的立足之地。但社會的探針一旦刺入，過去的罪行便會毀掉現在的一切。這不是個例，而是普遍的悲劇。」

「而且，更諷刺的是，」大衛先生接著說，語氣中透著一絲疲憊，「當我終於找到一份卑微的工作，卻是過去的污名再次將我推開。當我試圖向赫芬先生這樣願意提供機會的人坦白時，我甚至要賭上他是否願意冒險。社會要求你誠實，但當你誠實地承認過去時，它卻往往對你關上所有大門。」

我注意到海倫小姐的手微微握緊。「這也是我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我的父親，亞歷山大·錢伯斯先生，他擁有巨大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他所做的一些商業行為，從道德上來說，可能遠比竊取五千美元更為嚴重，更傷害眾多無辜者。然而，社會卻歌頌他的成功，他的名字與權力、影響力聯繫在一起。而大衛，他出於善意和信念所做出的犧牲，卻讓他背負了竊賊的罵名，並因此被社會無情地排斥。」

她直視著史考特先生。「史考特先生，您在書中對錢伯斯先生的描寫，以及他與羅傑斯先生的交易，是在反映當時金融寡頭們的普遍狀況嗎？那種對金錢的絕對追求，以及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毀掉他人生活的態度？」

史考特先生緩緩點頭，咖啡杯的邊緣在燈光下泛著冷光。「是的，海倫小姐。錢伯斯先生這個角色，是我對當時金融巨頭們的一種觀察和提煉。他們在合法的框架內，或者巧妙地遊走在法律邊緣，累積著驚人的財富和權力。他們很少直接面對因他們決策而受損的個人，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巨大、抽象的，但也因此更難被追究責任。而大衛和羅傑斯，他們個人的罪行是具體的、可見的，也更容易被社會抓住把柄。這種反差，揭示了社會評判標準的雙重性。」

「所以，『To Him That Hath』不僅僅是指物質上的擁有，」我若有所思地說，「它也指社會地位、名聲、以及話語權的擁有。擁有這些的人，即使有瑕疵，社會也可能為他們辯護；而沒有這些的人，連自證清白的機會都可能被剝奪。」

「沒錯，」大衛先生接過話頭，「當莉莉安·德魯出現，威脅要說出真相時，她的武器恰恰是我最珍視，同時也是我最脆弱的『擁有』——我的清白名聲。她知道我為了維護這個秘密可以付出代價。而社會，即使得知真相，也可能因為過去的判決、因為對我的既有印象，而選擇不相信。要與整個世界的既定觀念對抗，太難了。」

海倫小姐的聲音中帶著堅定的力量。「但您沒有放棄。您用另一種方式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去影響這個世界。您的寫作，您對湯姆的幫助，您對羅傑斯先生的理解與支持，以及您對我父親的行為所感到的憤怒——這些都證明了，一個人的真正價值，並非由社會的標籤或評判來定義。」

她看著我，又看著史考特先生。「大衛的經歷讓我意識到，所謂的『文明社會』，在對待那些跌倒的人時，常常展現出最原始的冷酷與無情。而真正的『擁有』，或許是指內心的正直、同情心，以及為他人犧牲的勇氣。大衛在這方面，比任何物質上的富翁都要『富有』。」

史考特先生眼中閃過一絲讚賞。「海倫小姐，妳抓住了我想表達的關鍵。故事的結局，我試圖展現這種不同的『擁有』如何匯聚。大衛的犧牲，他的韌性，海倫的道德覺醒與對社會責任的承擔，羅傑斯與凱特的相互扶持，以及湯姆在關愛下成長的可能——這些並非物質財富的積累，而是人性中那些閃光的部分，是愛與希望的微光。」

「那麼，關於凱特小姐呢？」我問道，這是一位同樣充滿矛盾和複雜性的角色，「她為了生存曾選擇盜竊，她對大衛先生有著熾熱而近乎絕望的愛。最終她選擇陪伴羅傑斯先生前往科羅拉多。您如何看待她？」

史考特先生沉思片刻。「凱特代表著另一種被社會逼至牆角的人物。她有能力、有活力，但出身和環境讓她難以循規蹈矩。她的『偷』，在某種意義上，是她對那個不公世界的一種生存反抗。她對大衛的愛是她內心深處光明面的體現，是一種超越自身利益的強烈情感。她最終的選擇，是從那份熾熱而無望的愛情中，提煉出另一種形式的關懷與忠誠。她沒有得到愛情，但她選擇了付出。這也是一種『擁有』，一種在苦難中淬煉出的靈魂的光芒。」

咖啡已經漸涼，窗外的雪似乎停了。街燈的光芒在濕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長長的影子。這場對談，關於犧牲的代價，關於社會的冷漠，關於內心深處的掙扎與光芒，在每個人的心中激起了層層漣漪。

大衛先生看向海倫小姐，他們的目光相遇，無聲地交流著某種只有他們才懂的理解與情感。史考特先生則望向咖啡館裡其他三三兩兩的人們，他們或許正在經歷著屬於他們自己的《To Him That Hath》的故事。

故事並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呈現了問題本身，以及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努力探尋光芒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