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日安。我茹絲，在光之居所的書室中，感受到了一股自芬蘭遙遠彼端而來的、對法國文學深邃的探究熱情。今天的巴黎，或許正值初夏的清晨，陽光透過薄薄的雲層灑下，空氣中帶著花店剛營業時散發出的、夾雜著晨露與泥土的芬芳。而在這寧靜的氛圍中，我打開了光之圖書館中由 Kasimir Leino 教授所著的《Prosper Mérimée》一書，準備與這位百年前的芬蘭學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Leino 教授的這部作品，不僅是對 Mérimée 生平與創作的詳盡梳理，更是一位學者面對資料匱乏與時代偏見時，所展現出的那份執著與細膩。他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是對學術嚴謹性的堅持，以及對 Mérimée 獨特人格與藝術成就的深切理解。

我對這本書的閱讀，像是在探查一個複雜而多層次的心靈。Mérimée 的冷靜、諷刺、客觀，卻又深藏著對真理的追求與對人性的洞察，這與我自身作為「人間觀察者」的筆觸有著奇妙的共鳴。Leino 教授透過考證與分析，將一個在表面看似冷漠、玩世不恭的作家，其內在的激情與原則緩緩揭示。

現在，請允許我啟用「光之對談」的約定，與 Kasimir Leino 教授在我們的「光之書室」中相遇，共同深入探討 Prosper Mérimée 的生命光影，以及 Leino 教授為他所繪製的肖像。

《Prosper Mérimée》：一位芬蘭學者眼中的法蘭西靈魂 — 與卡西米爾·雷諾教授的光之對談

作者：茹絲

介紹：

Kasimir Leino (1866-1919)，這位來自芬蘭的學者，於1895年發表了其在哲學領域的碩士論文——《Prosper Mérimée：Elämäkerta ja teokset kirjallisuushistorialliselta kannalta》（《Prosper Mérimée：從文學史角度看其生平與作品》）。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學術界無疑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因為關於普羅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的研究資料相對匱乏，且多數評述偏重其表面的冷漠與諷刺，未能深入其核心。Leino 教授的傳記，以其嚴謹的考證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力圖超越當時的主流觀點，揭示梅里美作為一位「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先驅的真正藝術成就與複雜人性。

梅里美，這位法國文學史上的獨特存在，以其簡潔精煉的筆觸、冷靜客觀的敘事風格，以及對異域風情與人性深層次慾望的敏銳捕捉而著稱。他筆下的《卡門》、《高隆巴》、《伊爾的維納斯》等作品，至今仍散發著永恆的魅力。然而，在 Leino 教授寫作的年代，梅里美常被貼上「玩世不恭」的標籤。Leino 教授的任務，便是撥開這些表象，將梅里美置於其時代背景與個人生命軌跡中，呈現一個更為立體、真實的梅里美。這部芬蘭學者的著作，不僅是對一位法國大師的致敬，更是一場對傳記寫作倫理與學術深度的探索。

場景建構：

此刻，光之書室內充滿著羊皮紙與陳年墨水的醇厚氣息，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堆滿書籍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的粒子，輕柔地見證著過去與現在的交織。我坐在那張寬大的紅木書桌前，桌上攤開著 Leino 教授那本泛黃的芬蘭語著作。輕輕的翻頁聲與偶爾傳來的木材細微的沙沙聲，為這沉靜的空間增添了一絲生氣。門邊的壁爐裡，餘燼發出極其微弱的噼啪聲，提醒著冬日的殘餘氣息。就在這份靜謐中，Leino 教授，一位身著樸素卻考究的黑色學者長袍的紳士，緩緩走進了書室，他手中輕握著那本《Prosper Mérimée》。

茹絲： 教授，歡迎您來到光之書室。我是茹絲，一位自由作家。感謝您為我們帶來您對普羅斯佩·梅里美先生的深刻研究。您的著作，無疑為我們理解這位複雜的法國大師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卡西米爾·雷諾： 茹絲小姐，感謝您的邀請。能在此與您這樣一位對人性與文學有著敏銳洞察的共創者交流，實是我的榮幸。我的這部薄薄著作，只是我盡力還原一個真實梅里美的嘗試。當時，我深感學界對他的誤解，急切希望揭示其內在的精髓。

茹絲： 教授，您在序言中提到，選擇梅里美作為研究對象，面臨著「多方面的困難」，尤其是資料的缺乏，以及奧古斯丁·費隆（Augustin Filon）先生在您之前發表的類似研究。是什麼讓您決心克服這些，堅持完成這項工作？您內心深處的動力是什麼？

卡西米爾·雷諾： （雷諾教授輕輕扶了扶眼鏡，眼神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堅定。）茹絲小姐，您問得很好。的確，那是一段充滿挑戰的時期。最初的動力源於我對梅里美作品的深切敬意。我看到他文字的精煉、結構的嚴謹，以及那份對現實近乎殘酷的客觀。然而，當時的評論界，許多人將他視為一個冷漠、玩世不恭的諷刺家，甚至將其作品的「不道德」視為刻意為之的挑釁。這與我所感受到的梅里美大相徑庭。

我堅信，藝術的偉大不僅在於表面的光彩，更在於其根植於真理的深度。梅里美筆下的諷刺與冷峻，並非空洞的惡作劇，而是他對時代、對人性的深刻觀察與批判。他的客觀，正是一種極致的同情，一種對人類處境無聲的理解。我的研究，便是要證明這一點。

至於費隆先生的研究，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啟發，但也促使我更加堅定地尋找未被利用的資料，例如法國的報刊文獻，以及梅里美與自然科學家雷奎安（Requien）之間的信件。儘管後者因保密條件而難以獲取，但即便這些碎片般的線索，也足以支持我的論點：梅里美是一位具有高度批判性思維、極力追求真理的「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我希望我的筆觸，能像您一樣，深入人物的內心，捕捉那份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實情感與複雜面向。

茹絲： 您對梅里美先生早年家庭環境的描述，特別是其父母對藝術和學術的熱愛，以及他母親那份「敘事」的天賦，似乎暗示了這些特質對他日後創作的影響深遠。您認為，這種家庭薰陶如何塑造了梅里美先生獨特的「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風格？

卡西米爾·雷諾： （教授的嘴角浮現一絲微笑，輕輕撫摸著書頁。）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梅里美的雙親，各自為他傳承了寶貴的基因。他的父親萊昂諾（Léonor），一位出色的畫家，推崇古典藝術中「線條」與「形式」的純粹性，認為色彩次之。他強調藝術應回歸最簡單、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並追求整體的和諧與比例。這種對「精確」和「形式美」的追求，深深烙印在梅里美的文學風格中。他的語言簡潔、構造清晰，如同雕塑般精確，沒有一絲冗餘。

而他母親安娜（Anna），則是一位天生的說書人，以其生動的故事安撫孩子。更重要的是，她的家族中不乏兒童文學作家，如著名的博蒙夫人（Mme Leprince de Beaumont）。這不僅賦予了梅里美非凡的敘事天賦，也塑造了他對「真實」的敏感。母親的自由思想，特別是對宗教教條的反感，甚至不為梅里美施洗，這份「懷疑」的精神，如同銘刻在他名章上的希臘箴言「Memnaebo apibtein」（記住懷疑！），成為他一生探求真理、對一切表象保持警惕的核心。

因此，梅里美從家庭繼承的，是對藝術「形式」的嚴謹，對「真理」的追求，以及一種根深蒂固的「客觀」態度。這使他能夠跳脫浪漫主義的濫情與誇張，以冷靜的筆觸描繪現實，即使是殘酷或怪誕的現實。這也正是他能夠在浪漫主義的浪潮中，保持其獨特與領先地位的原因。

茹絲： 梅里美先生以《克拉拉·加蘇爾的劇本》（Théâtre de Clara Gazul）和《古茲拉》（La Guzla）這兩部「假冒」作品出道，並成功愚弄了當時的文壇。這種帶有諷刺和玩味性質的登場，您認為是他個人性格的體現，還是對當時法國文學界的一種「挑釁」？這兩部作品如何體現了他對「浪漫主義」的反思與超越？

卡西米爾·雷諾： （教授的眼中閃過一絲興奮的光芒，彷彿回到了發現這些細節的時刻。）這兩部作品的出現，是梅里美對時代最為精妙的「戲劇」展現。它們無疑是其個人性格的體現——那份內在的諷刺、對假象的洞察，以及對世俗規範的輕蔑。他從不屑於直接宣揚，而是透過行動來表達。

《克拉拉·加蘇爾的劇本》假借西班牙女作家之名，擺脫了法國古典戲劇「三一律」的束縛，引入了異域風情和更為自由的敘事。這並非盲目追隨浪漫主義的潮流，而是以一種「實驗」的姿態，探索戲劇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可能性。它挑戰了法國文學界對古典主義的僵化執著，證明了在當時被視為「異端」的自由形式，也能夠創作出具有生命力和真實感的作品。

而《古茲拉》的「惡作劇」則更為大膽。他虛構了伊利里亞的民間詩歌，甚至為虛構的詩人撰寫了詳細的傳記。這不僅愚弄了當時的評論界，連歌德這樣的文學巨匠也一度被其迷惑。這份「惡作劇」恰恰揭示了當時文學界對「異國情調」和「民間詩歌」的盲目追捧，以及在缺乏批判性審視下的輕信。梅里美以其超然的客觀，冷靜地觀察並記錄了這場鬧劇，證明了他對「真實」的極度執著，以及對「虛假」的厭惡。

他通過這種方式，巧妙地站在了浪漫主義的對立面。當浪漫主義者沉溺於情感的宣洩、異國情調的膚淺描繪時，梅里美則以嚴謹的考證態度（即便考證的是虛構）和精確的細節來構築其「真實」。他所追求的，不是浪漫的誇大，而是「客觀的真實」。他用行動證明，真正的藝術家不應受制於任何主義，而應以獨特的視角和精煉的技藝，去捕捉生命最本質的流動。

茹絲： 梅里美先生在《卡門》和《高隆巴》中，描繪了異國他鄉的強烈情感與原始力量，例如科西嘉的「血親復仇」和西班牙吉普賽女郎的狂野愛情。這些作品不僅在當時引起轟動，至今仍是膾炙人口的經典。您認為，他如何能以如此「冷靜」的筆觸，描繪出如此「熱烈」的情慾與暴力？這背後是否隱藏著他對人性的深層思考？

卡西米爾·雷諾： （教授的語氣變得更加嚴肅，思緒似乎回到了梅里美筆下那些充滿原始力量的場景。）這正是梅里美最為卓越的藝術成就，也是他區別於當時浪漫主義作家的根本所在。他能夠以近乎科學家的客觀與解剖刀般的精準，呈現人類最原始、最濃烈的情感，卻絲毫不沾染個人的感傷或美化。這份看似矛盾的「冷靜」與「熱烈」，正揭示了他對人性的深層思考。

在《高隆巴》中，他深入科西嘉的血親復仇傳統，展現了一個看似文明社會邊緣，卻仍被古老法則支配的世界。高隆巴的激情與堅韌，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建立在他對科西嘉歷史、風俗、地理的細緻考察之上。他筆下的血親復仇，不是簡單的暴力，而是根植於特定文化背景下，一種關於家族榮譽、忠誠與犧牲的「情慾」展現。讀者感受到的是那份不可抗拒的命運感，而非廉價的煽情。

《卡門》更是如此。吉普賽女郎卡門，是自由、慾望與毀滅的化身。梅里美並沒有為她塗上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是以其特有的現實筆觸，刻畫了她的不羈、自私、變幻莫測，以及那份對自由近乎偏執的追求。卡門對荷西的愛，並非羅曼蒂克的柔情，而是原始的佔有與自我中心的慾望。當愛與自由發生衝突時，她選擇了自由，即便代價是死亡。這份「情慾」的描繪，超越了感官層面，直指人內心深處那份無法被馴服的野性與本能。

梅里美的「冷靜」，在於他避免了主觀的道德判斷。他只是將這些「事實」——這些極端的人性表現——如同標本般呈現在讀者面前，不加渲染，不作說教。他讓讀者自行去感受、去思考這些情慾與暴力背後的邏輯與人性法則。他相信，人類的情感無論多麼狂野，都有其內在的「真實」。這種真實，才是他作為「觀察者」和「心理學愛好者」最為著迷的。他的作品像是外科手術刀，剖開了人性的表面，揭示了其內部結構的複雜與精妙。這份「冷」是為了更好地「熱」，是對生命現象最深沉的敬畏與記錄。

茹絲： 梅里美先生在事業中後期轉任「歷史古蹟總督察」並長期在法國各地考察，甚至成為拿破崙三世和歐仁妮皇后的宮廷侍臣，這似乎與他早期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形象大相徑庭。您在書中將此解釋為其「天生好奇」的體現，而非「性格缺失」。您能否進一步闡述，這種轉變如何豐富了他的「人間觀察手記」？您如何看待他對宮廷生活的「玩世不恭」態度？

卡西米爾·雷諾： （雷諾教授的語氣緩和了下來，彷彿回到了對梅里美複雜人生的沉思中。）這個問題觸及了梅里美人生中一個常被誤解的面向。許多評論家，特別是那些對第二帝國持批判態度的，將他進入宮廷視為對藝術家獨立性的背叛。然而，我透過對他大量信件和私人筆記的解讀，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圖景。

梅里美確實是一個天生好奇的靈魂，對歷史、考古、語言以及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充滿了求知慾。擔任歷史古蹟總督察，給了他深入法國各省，接觸不同地域文化、歷史遺跡的絕佳機會。他的《遊記筆記》系列，雖然形式上是枯燥的官方報告，卻飽含了他對細節的敏銳觀察和對真實的執著。這份對「地方色彩」和「歷史事實」的考究，反過來滋養了他後期的文學創作，比如《高隆巴》和《卡門》中那令人信服的異域描繪，正是得益於他實地的考察與深入的文化理解。

至於宮廷生活，他並非「投入」其中，而是以一種「局外人」的姿態「觀察」。他稱自己的宮廷角色為「侍臣的技藝」（métier de courtisan），甚至自嘲為皇后的「弄臣」（bouffon de Sa Majesté）。這份「玩世不恭」的背後，是他對權力場景的清醒認識，以及對人類社會百態的持續觀察。他將宮廷視為一個巨大的「劇場」，在那裡，他能夠近距離地觀察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皇帝、皇后、政治家、貴族——他們如何行動，如何互動，如何掩飾，如何表演。他曾對帕尼齊（Panizzi）說：「能坐在第一排包廂觀看這齣喜劇，而不必成為演員，更不必自命不凡地扮演任何角色，這很有趣。」

他對路易·拿破崙的「沉默」和歐仁妮皇后的「虛偽」的觀察，對他們政治決策的批判，都體現在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對皇后的忠誠，並非盲目的趨炎附勢，而是一種深切的私人友誼，一種對「小歐仁妮」的情感投入。他忠告皇后，甚至不惜冒犯地指出其錯誤，這絕非普通侍臣所為。他之所以留在宮廷，是因為他發現那裡是一個獨特的「實驗場」，讓他能近距離探究人性的複雜、權力的運作，以及歷史的走向。這一切，都成為他「人間觀察手記」最為珍貴且不可複製的素材。他始終是那個冷靜的觀察者，將自己抽離，卻又全身心地投入。

茹絲： 在梅里美先生晚年，他似乎對創作失去了早年的熱情，但仍繼續翻譯俄國文學作品，並為此與翻譯者爭論關於「敏感」內容的處理。您認為，這種對外來文學的熱情和對翻譯精確度的堅持，以及他對「偽善」的厭惡，是否是他晚年面對世事變遷（尤其是法國政局的動盪與第二帝國的衰落）時，尋求一種內在慰藉的方式？這份堅持，是否也暗示著他對「真理」與「純粹」的最終堅守？

卡西米爾·雷諾： （教授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惋惜，彷彿感受到了梅里美晚年的疲憊與無力。）您精準地觸及了梅里美晚年心靈的深處。在第二帝國逐漸走向衰落、社會充斥著虛偽和政治兩極分化的時期，他確實感到極度的疲憊與幻滅。他目睹了七月王朝的倒台，參與了二月革命後的混亂，又親歷了拿破崙三世的政變，最終見證了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慘敗。他信中多次提到「這個時代的偽善」和「人類的愚蠢」，他預見了革命的再次爆發，甚至在色當戰敗後，他寫下「一切都崩潰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對文學翻譯的投入，尤其對俄國文學的熱情，的確可以看作是一種「內在慰藉」。那是一種對外在混亂的「逃逸」，也是一種對「純粹」與「真理」的堅守。俄國文學，尤其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其深刻的現實主義和對人性的坦誠描繪，吸引了梅里美。他讚揚普希金的詩歌「以其真實和簡潔而具有希臘氣質」，這恰恰是他畢生追求的藝術理想。他對翻譯的「精確性」近乎偏執，甚至不惜與翻譯者爭論那些被認為「不雅」或「過於露骨」的段落，堅持保留原文的「真實」。

這份堅持，正是他對「偽善」的終極反抗。當政治與社會充斥著空洞的言辭和虛假的表象時，他轉向文學，堅守文字的本真。他深信，藝術的價值在於其對「真相」的揭示，無論這真相多麼令人不適。對他而言，文學不是粉飾太平的工具，而是反映生命真實的鏡子。即便生命行將結束，即便世界走向他所預言的「地獄」，他仍要以其清醒的筆觸，記錄下這一切。

所以，這份對翻譯的熱情與對精確的堅守，不僅是他晚年尋求慰藉的方式，更是他作為一位藝術家和思想家，在時代洪流中對「真理」和「純粹」所作出的最後、也是最為堅韌的「情慾」表達。那不是對肉體慾望的描摹，而是對心靈深處那份不可妥協的求真之慾的極致展現。他用文字，證明了人類精神在任何時代下都可能保持的自由與尊嚴。

茹絲： 教授，非常感謝您與我進行這場深刻的對談。您的洞察力，如同梅里美先生的筆觸，精準而有力。這讓我對梅里美先生這位「人間觀察者」有了更為立體和共情的理解。他那份看似冷淡的客觀，實則飽含著對人性的深沉觀察與一種獨特的同情。而您作為他的傳記作者，也將這份複雜性與真誠傳遞給了後世。

卡西米爾·雷諾： （教授向我微微頷首，眼神中充滿了被理解的欣慰。）茹絲小姐，我亦感謝您的提問，您的視角讓我對自己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反思。正如梅里美所言，「藝術是恰到好處的誇張」。或許我的文字是學術性的，但其底層的脈動，正是對梅里美這位藝術家那份「恰到好處」的真實與激情致敬。他畢生都在探尋和描摹人類最本質的慾望、最隱秘的情感、最真實的反應，無論它們是高尚還是卑劣，是狂野還是內斂。這種探尋本身，就是一種強烈而純粹的「情慾」。

天色漸晚，書室中的光線變得柔和。壁爐中的火光輕輕跳動，映照著 Leino 教授沉靜而充滿智慧的面龐。他輕輕闔上手中的書，那份對梅里美的理解與敬意，已透過文字，穿透歲月，傳遞到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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