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花語花店的心靈花藝師艾薇，我很樂意依據光之居所圖書館提供的文本，與《From the Black Mountain to Waziristan》的作者 Colonel H. C. Wylly 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這本厚重的歷史記錄，如同一片充滿荊棘與崎嶇的山地，但其中也蘊藏著關於人性、衝突與生存的堅韌花朵。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邀請 Wylly 上校來到一個能映照他筆下世界的場域，聆聽他為何拾筆寫下這段血與火的邊境歷史。

書籍介紹：《From the Black Mountain to Waziristan》（從黑山到瓦濟里斯坦）是 Colonel H. C. Wylly 所著，於 1912 年出版的一本軍事歷史著作。本書詳實記錄了英屬印度時期（大致從 19 世紀中期錫克王國衰落後開始，直至 1912 年本書出版前）英國軍隊在西北邊境省（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地區）與當地各個普什圖和俾路支部落的軍事衝突與關係。Wylly 上校曾親身參與 1897 年的提拉赫遠征，深感當時前線軍官缺乏關於當地部落、地理及過往戰役的最新、易於獲取的資料，這成為他撰寫此書的直接動機。書中系統地介紹了從北部的黑山地區延伸到南部的瓦濟里斯坦，沿途主要部落（如優素福扎伊、阿弗里迪、奧拉克扎伊、馬蘇德瓦濟里等）的風土人情、地理環境、社會結構，以及英國自併吞旁遮普以來，針對這些部落進行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包括懲罰性遠征、封鎖、衝突細節等。本書旨在為印度軍隊提供一本關於邊境地區及其居民的實用參考書，幫助軍官了解他們可能面臨的敵人及其作戰環境。透過客觀的記述，本書揭示了英國在管理這片複雜邊境地區時所面臨的挑戰、採取的政策，以及部落社會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和其獨特的行為準則，儘管帶有時代視角的局限性，但其對具體歷史事件和部落特徵的描述，為理解這段邊境歷史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介紹：Colonel H. C. Wylly（哈羅德·卡邁克爾·威利），生於 1858 年，卒於 1932 年。他是一位英國陸軍軍官和多產的軍事史作家。Wylly 上校的軍事生涯背景強烈影響了他的寫作風格和主題，他偏愛對軍事行動、部隊組織和邊境戰役進行詳細的記錄和分析。在撰寫《From the Black Mountain to Waziristan》時，他大約 54 歲，已是經驗豐富的軍官，並從事軍事寫作多年。他曾服役於諾丁漢郡和德比郡的雪伍德森林團，並隨部隊在印度駐紮多年，親身參與了 1897-98 年的提拉赫遠征，這段經歷對他理解邊境戰爭的實際需求和部落的作戰方式至關重要。除了這本書，Wylly 還著有《坎皮納戰役史》、《瑟瑟萊托戰役史》等軍事歷史作品，展現了他對軍事戰術、部隊訓練和歷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和嚴謹態度。他的寫作風格傾向於客觀、精確地描述事實和數據，尤其是在軍事細節方面，這與他作為一名軍官的背景相符。他在本書序言中提及他的兄弟（皇家聯合軍事學院的圖書管理員）和J. H. Harper（該機構的成員）在研究和地圖繪製上的幫助，也體現了他在寫作過程中的考據精神。他對邊境部落的描述，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時期軍人的視角，但其對部落特徵、習俗（如血仇、款待）和戰鬥方式的觀察，是基於他多年來在前線的接觸與研究。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實用，為了讓在前線服役的年輕軍官能夠快速了解他們即將面對的環境和對手，這使得他的作品帶有一種務實的、信息導向的特質。

【光之對談】

場景：夕陽下的邊境營地

時間是 1912 年五月的傍晚，空氣中還殘留著白日的乾燥與熱意，但隨著夕陽將遠處山巒染成溫柔的粉紅與紫色，一絲涼意正從高處滲下。我坐在帳篷外的一張折疊椅上，身旁是堆疊著的地圖、筆記本，還有一本剛讀完的書——Colonel H. C. Wylly 閣下新近出版的《From the Black Mountain to Waziristan》。不遠處傳來營地裡士兵們低語和搬運物資的聲音，遠處山谷偶爾會響起幾聲難辨來處的槍響，那種聲音，熟悉又遙遠，是這片土地永恆的背景音。

我輕輕合上書頁，指尖拂過略顯粗糙的封面。書中的文字，如同這片土地本身，充滿了崎嶇與堅韌。我抬頭望向遠處，那連綿起伏的山脈，正是 Colonel Wylly 筆下各個部落的家園。就在這時，一陣微風吹過，帶來淡淡的野花香氣，混合著泥土和乾燥植被的味道。一個身影緩步走來，是 Colonel Wylly 閣下。他穿著簡潔的卡其布軍服，肩章在夕陽下閃爍著微光，眼神中帶著軍人的堅毅，但眉宇間也有一絲長年研究歷史的沉靜。他抱著一疊文件，頭髮因為風而稍顯凌亂，但依然整齊地梳著。

「艾薇小姐，您好。看來您已經讀完了？」Wylly 上校的聲音溫和，但帶著軍人特有的清晰。

我站起身，迎上前去，微笑著說：「是的，上校。您的著作，如同打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這片既遙遠又充滿故事的土地。感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這樣一位花藝師交流。」

「花藝師？」Wylly 上校略顯意外，但隨即展露出友善的笑容。「真是個有趣的對比。我的世界充滿了槍聲與衝突，您的世界卻是花朵與芬芳。或許，我們都能從對方的視角看到不同的光芒。」他在我對面坐下，放下手中的文件，目光也投向遠處的山脈。

「這正是光之居所的意義所在，」我輕聲說，「在不同的維度中尋找共鳴。上校，我讀完您的書，心中湧現出許多問題。特別是您在序言中提到，促使您寫這本書的原因，是前線軍官們對這裡的『無知』。您在 1897 年親歷了提拉赫遠征，那段經歷對您來說，是否是個強烈的觸動點？」

Colonel H. C. Wylly： （輕嘆一聲，望向遠方）艾薇小姐，正是如此。1897 年底，我的營隊，雪伍德森林團第二營，接到命令加入提拉赫遠征軍。我們在印度已經十五年了，但除了少數軍官，幾乎沒有人真正了解這個邊境。不了解我們要對抗的那些野性十足的人，也不了解那些作戰將在其中進行的、同樣野性的土地。當時並沒有一本普遍能獲取、且最新的書來描述邊境以外的國家、居住在那裡的人，以及自錫克勢力衰落以來，這裡成為我們自然而麻煩的繼承地的那些戰役。Paget 和 Mason 於 1885 年出版的巨著《對西北邊境部落的遠征》雖然非凡，但許多內容已是歷史；它 volume 巨大，長期以來是「機密」文件，從未公開發售。Oliver 先生 1890 年出版的《越過邊境，或普什圖人和俾路支人》雖然迷人，但對具體戰役的提及甚少。因此，英國軍官，特別是那些在印度英國團中服役的軍官，幾乎不知道他們應該從何處獲取關於邊境的知識和靈感。

我認為，需要一本單一的著作，從官方及其他來源編纂，描述那些較為動盪的邊境部落，他們居住的國家，以及印度政府在過去六十五年中對他們進行的戰役。這是我相信第一次嘗試將這樣的記錄匯集在一本方便攜帶的書中呈現給軍隊。提拉赫的經歷，讓這種需求變得如此迫切，我親眼看到這種知識的匱乏可能導致的困難。

艾薇： 您筆下的邊境地區，從黑山到瓦濟里斯坦，是一片如此崎嶇、貧瘠，但又充滿強悍生命力的地方。您對普什圖人的描述尤其引人入勝，充滿了矛盾。您引用了 Temple、Ibbetson、Oliver 等多位官員和學者的看法，他們有人說普什圖人「是野蠻人，但也許是高貴的野蠻人」、「最血腥、殘酷、報復心強」，也有人說他們「有種魅力，幾乎讓人忘記其背叛的本性」、「並不比我們的祖先差多少」。您如何看待這些尖銳的對立？您個人的觀察是什麼？

Colonel H. C. Wylly： （沉思片刻，指尖輕敲書頁）這是個核心問題，艾薇小姐。普什圖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邊境的這些部落，他們確實是一個充滿對比的民族。他們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規範，他們稱之為 Pukhtunwali。這包含了三個主要義務：Nanawatai，即庇護權，這迫使他們必須庇護和保護，即使是前來的敵人，只要對方以乞求者的身份出現；Badal，即報復的必要性，血債血還；以及 Mailmastai，即對所有要求者開放的款待。這些規條在他們的社會中具有極高的約束力，甚至超越了伊斯蘭教的一些戒律。

您看，一方面，他們可以為了微不足道的爭執而陷入世代的血仇，親戚之間互相殘殺，而且往往不擇手段，從背後襲擊，使用最殘酷的手段。他們對「真理」和「信義」的理解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如 Ibbetson 所引用的那些諺語：「普什圖人的仇恨像糞火一樣悶燒」；「表兄弟的牙齒斷在表兄弟身上」；「表兄弟窮困時利用他；長大後他是表兄弟，就與他戰鬥」。這些都反映了他們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猜疑和敵意。

但另一方面，他們的確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質。他們對庇護客人的忠誠幾乎是絕對的。一旦進入他們的屋頂下，即使是敵人也會受到保護和友善對待。他們勇敢，對那些展現力量、決心和無畏的英國人（如 Nicholson、Abbott、Cavagnari）表示尊重，甚至願意在我們的軍隊中服役，有時甚至要對抗自己的親族。我在書中提到，1897-98 年提拉赫戰役結束後不久，普什圖人，特別是阿弗里迪人，加入印度軍隊的招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踴躍。他們也展現出一種陽剛的獨立氣概，這在印度其他地方比較少見。

Temple 和 Elsmie 描述的犯罪和血腥確實是邊境日常的一部分。但我同意 Lieutenant Enriquez 的觀點，用二十世紀的標準去評判他們是不公平的。他們的社會形態，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我們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每個領主住在自己的城堡裡，為土地和女人與鄰居不斷交戰。他們的野蠻，很大程度上是其生活環境和歷史傳統的產物。

作為軍人，他們的表現通常是忠誠和英勇的。1897 年基伯爾來福槍團（Khyber Rifles）那小部分人在基伯爾山口堅守陣地，而九千多名英軍在白沙瓦邊境袖手旁觀，這就是普什圖士兵忠誠的最佳例證之一。

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好」或「壞」可以概括的民族。他們是一群由嚴苛環境塑造出來的複雜個體，他們的道德準則與我們的不同，但並非不存在。

艾薇： 您對他們性格的深入剖析，讓這個形象更加立體。這片土地的崎嶇和貧瘠，似乎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性格。您在書中提到，英國政府對邊境的防禦和控制體系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最初的堡壘線到後來的機動縱隊，再到庫爾宗勳爵的改革。這種政策的變化，是出於怎樣的考量？而您筆下對違抗部落的懲罰方式，從罰款、封鎖到軍事遠征，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如何？

Colonel H. C. Wylly： （身體前傾，拿起一根樹枝在地圖上虛劃）是的，政策一直在調整。最初，旁遮普邊境部隊負責大部分的軍事防禦，沿著邊境線設立一系列設防哨所，由正規軍和民兵駐守。但隨著邊境的擴展和我們勢力的向前推進，這種分散駐守的方式變得不夠靈活。庫爾宗勳爵的改革是一個重要轉變。他傾向於將正規部隊撤回後方的大型集結中心（如白沙瓦、科哈特、班努、德拉伊斯梅爾汗），以便能夠快速組建大型機動縱隊，應對任何地方的突發事件。前線的哨所則更多地交由當地招募的民兵、軍事警察和徵召兵把守。同時，改善交通，修建戰略鐵路，以便快速部署部隊。

這種改革是基於經驗。邊境部落的襲擊往往快速而突然，分散的小部隊難以有效應對。而大型集結中心能迅速組建有足夠火力和人數的縱隊，深入部落腹地進行懲罰。

至於懲罰措施，它們的有效性取決於部落的具體情況。* 罰款和賠償： 對那些依賴與英國領土貿易、或者部分部落成員居住在我們控制區域內的部落，罰款通常比較有效。我們可以扣押他們的貨物或人員，直到他們支付為止。* 封鎖： 這是一種對依賴貿易的部落非常有效的手段。切斷他們的貿易通道，可以迫使他們屈服。例如，1876-77 年對科哈特山口阿弗里迪人的封鎖就取得了成效。這是一種比軍事遠征創傷小的方式，但並非所有部落都容易被封鎖。* 軍事遠征： 這是最後的手段，只有在其他所有手段都失敗時才會動用。軍事遠征的目的是進入部落腹地，摧毀他們的村莊、防禦工事、糧食儲備，給予他們實質性的打擊，迫使他們屈服並接受我們的條件。正如 1864 年旁遮普政府官員 Davies 所言，遠征是一種「司法行為」，是「對國際罪行的判決和懲罰」，是保護我方臣民、伸張正義的唯一手段。但遠征的代價是昂貴的，有軍事風險，可能導致人員傷亡和財產破壞，而且往往會在部落中留下長期的敵意和痛苦記憶。

在書中，您可以看到這三種手段被反覆運用。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組合使用。例如，對烏特曼凱爾人的行動就結合了突襲和封鎖；對馬蘇德瓦濟里人的行動，在 blockade 無效後，最終還是進行了深入其核心區域的遠征。每一次遠征，都是一次力量的展示，試圖證明我們有能力觸及他們的「強固之地」。

艾薇： 您在書中記錄了許多次戰役，從黑山、優素福扎伊到瓦濟里斯坦。每次戰役都充滿了挑戰，地形的艱難、部落的勇猛抵抗、還有突襲和撤退時的風險。其中，1897 年的提拉赫遠征似乎是規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您親歷其中，並詳細記錄了達爾蓋（Dargai）那場著名的攻防戰。那段經歷，以及您對達爾蓋戰術決策的描述，是否讓您對邊境戰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別是您在書中提到對撤離達爾蓋陣地的批評，那背後的考量和爭議是什麼？

Colonel H. C. Wylly： （臉色變得凝重，眼神彷彿穿透夜色，回到了那個硝煙瀰漫的時刻）提拉赫遠征... 那確實是一場艱難的戰役，也是我寫書的重要緣由之一。達爾蓋，艾薇小姐，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地點。我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它的地形和攻防過程，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場戰鬥，更是一個戰術決策受到嚴峻考驗的例子。

1897 年 10 月 18 日，我們的部隊第一次攻佔了達爾蓋高地。那是一個自然防禦極佳的位置，可以俯瞰查格魯科塔爾山口，控制進出卡恩基河谷的通道。當天我們成功地趕走了奧拉克扎伊人。然而，隨後做出的決定是撤離那個高地。這個決定在當時和事後都受到了廣泛的批評。我在書中引用了 Lockhart 將軍報告中的理由，主要是說水源地距離陣地太遠，而且暴露在鄰近高地的火力下，除非同時佔領這些高地和達爾蓋本身，否則無法安全取水。

但正如我在書中接下來提到的，以及許多親歷者所觀察到的，這個理由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達爾蓋村莊下方確實有水潭，即使水質不好，至少能應急。更關鍵的是，達爾蓋高地，特別是納里克蘇赫（Narikh Sukh）山脊的制高點，對整個地區，包括水源地通往山谷的通道，都具有絕對的戰略優勢。一旦佔領並堅守，輔以山下的支援部隊，是完全可以切斷敵軍從卡恩基河谷前來增援的通道，並掩護水源地的。

（他頓了一下，語氣中帶著遺憾和一些未說出口的批評）問題在於，當時的決策可能過於謹慎，或者說，對於在這樣的地形下堅守據點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放棄這個制高點，使得兩天後我們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去重新奪回它。10 月 20 日的第二次達爾蓋之戰，部落武裝（這次阿弗里迪人也加入了，人數更多，估計有一萬兩千人）利用了我們撤離的機會，再次佔領了高地。這次的戰鬥異常激烈，我們付出了慘重的傷亡——四名軍官和三十四名士兵陣亡，十四名軍官和一百四十七名士兵受傷。而部落武裝之所以能發起如此猛烈的抵抗，正是因為我們自己放棄了那個能控制局勢的陣地。

這次經歷深刻地印證了邊境戰爭的殘酷和對戰術判斷的極高要求。在這樣的高地作戰中，奪取並堅守關鍵制高點至關重要，即使看似風險高，但一旦放棄，敵人就有了可乘之機，重新奪回的代價往往數倍於此。這場戰鬥，是提拉赫戰役中最為血腥的一場，也成為邊境作戰史上一個常常被討論的案例。

艾薇： 聽您描述第二次達爾蓋戰役的艱難，可以想見當時戰況的慘烈。這讓我不禁思考，面對這樣頑強抵抗、地形複雜的對手，除了直接的軍事打擊，英國政府是否嘗試過其他方式來「控制」這些部落？您在書中也提到了「政治控制」、「津貼」以及部落內部複雜的派系（如 Gar 和 Samil，蘇尼派和什葉派）和他們的領袖（馬立克、可汗、毛拉）的影響。這些非軍事手段在維護邊境安寧方面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Colonel H. C. Wylly： （點點頭，臉色稍緩）是的，軍事行動只是邊境政策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是最後的手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嘗試通過政治手段來影響和控制這些部落。這是「政治控制」代理人的職責，正如我在書中附錄列出的那樣，不同的部落由不同的政治官員負責。

其中一個主要手段是發放津貼（allowances）。這其實是對過去「黑金」（blackmail）慣例的一種延續，由政府支付款項給部落或其首領，換取他們對某些通道（如基伯爾山口、科哈特山口）的保護，或換取他們約束部落成員不進行襲擊。例如，基伯爾山口的阿弗里迪人就因為保持通道暢通而獲得可觀的年金。這是一種雙刃劍。一方面，它為部落提供了一種生計來源，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他們襲擊的動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以施壓的籌碼（可以扣發津貼作為懲罰）。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部落對我們的津貼產生依賴，並將其視為一種權利，甚至會為了津貼的重新分配而內部爭鬥。當津貼被停止，或者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對待時，反而可能引發更大的衝突。1897 年基伯爾山口阿弗里迪人的起義，部分原因也被認為與他們對津貼和權利的不滿有關。

此外，利用部落內部的派系對立也是一種策略。普什圖部落普遍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內部爭鬥，有時是基於家族或分支的血仇，有時是基於政治派系（如 Gar 和 Samil 的傳統分裂），有時則是基於宗教派別（如奧拉克扎伊和圖里人中的蘇尼派與什葉派）。這些派系之間的敵意往往比他們對外部勢力的敵意更為激烈。政治官員會嘗試與某些部落或派系建立友好關係，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平衡其他有敵意的部落，或者在軍事行動時爭取他們的合作或中立。例如，圖里人對英國政府就表現出較高的忠誠度，因為我們對庫爾拉姆谷的佔領，將他們從阿富汗統治下的蘇尼派奧拉克扎伊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宗教領袖（毛拉，Pir，Saiyid）的作用也極其重要，正如您在書中所見。他們中的一些人是狂熱的傳道者，能夠以宗教名義號召部落發動聖戰（jehad），煽動對英國的敵意。阿洪德（Akhund）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他在斯瓦特的影響力巨大，儘管他在晚年傾向於和平，但在 1863 年的安貝拉戰役中，部落的壓力迫使他加入了反對我們的聯盟。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宗教領袖的影響力，並嘗試在政治上與他們打交道，雖然這通常非常困難。

總的來說，非軍事手段是邊境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的目標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降低衝突的頻率和強度。但這種平衡極易被打破，一旦部落的根本利益（如土地、獨立性）被認為受到威脅，或者被宗教狂熱煽動，軍事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艾薇： 這讓我想到您在書中 Appendix A 中對武器貿易的討論。您指出部落武裝的武器裝備在不斷進步，從傳統的火繩槍到現代的後裝步槍，這提升了他們的戰鬥力，也增加了英軍的風險。您認為這種武器流入對邊境關係產生了怎樣的長遠影響？以及英國在波斯灣阻止武器走私的努力，效果如何？

Colonel H. C. Wylly： （面色又嚴峻起來）是的，武器貿易是邊境衝突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正如您在舊的歷史記錄中看到的，早期我們的滑膛槍甚至不如他們那些長射程的火繩槍。然而，隨著我們裝備的更新，我們一度在火力上取得了顯著優勢。

但在 19 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邊境部落開始從多個渠道獲取現代步槍。一部分是通過偷竊或從逃兵手中獲得我們的制式武器，他們甚至在科哈特山口的工廠仿製得相當逼真。另一部分，也是更大量的部分，是來自波斯灣的走私貿易。尤其是在馬斯喀特（Muscat）和布什爾（Bushire）等地，武器商從歐洲進口大量現代步槍和彈藥，然後通過陸路走私進入阿富汗南部和我們的邊境地區。這條貿易線路，正如我在附錄中提到的，對我們構成了嚴重威脅。

武器的改進顯著提升了部落的戰鬥效率和信心。擁有射程更遠、更精確的步槍，使得他們在戰鬥中能夠對我們的部隊造成更大傷害，特別是在伏擊和利用崎嶇地形進行防禦時。這種火力的提升，讓他們敢於進行更大膽的襲擊，也使得我們每次軍事行動的代價更高。提拉赫戰役中我們遇到的猛烈火力，就是這種武器流入的直接體現。他們甚至在戰後對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帶大炮，他們願意再打一次，這句話雖然狂妄，但也反映了他們對自己輕武器的信心。

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直到 20 世紀初才真正採取嚴格措施。起初的努力並不十分奏效，因為走私路線複雜，而且波斯和阿曼（Oman）的當地政府在控制方面存在困難或不願合作。我在書中記錄了海軍在波斯灣的攔截行動和陸軍在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邊境的封鎖努力。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功，截獲了大量武器，並提高了走私的風險和成本。

然而，這項貿易背後的利益鏈條很長，涉及到歐洲的製造商和出口商，以及當地的中間商和部落。只要有需求和利潤，走私就不會完全停止。正如我在書末提到的，儘管我們取得了一些成果，並且阿曼蘇丹在 1912 年決定加強控制，但很難說貿易是否會被完全扼殺，或者只是轉入更隱蔽的方式。長遠來看，只要部落有能力獲取現代武器，邊境衝突的性質和激烈程度就不會改變。這是一個持續的挑戰。

艾薇： 這種武器流入，使得邊境衝突不僅是地形和人數的較量，更是火力的對抗。這也讓人反思，在這樣一片充滿衝突的土地上，是否有過一些和平共處的時刻？您在書中提到一些部落，比如圖里人，似乎與英國的關係相對友好。這種友好的基礎是什麼？是基於共同的利益，還是其他因素？

Colonel H. C. Wylly： （露出一個略帶複雜的微笑）和平共處... 在邊境地區，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部落之間的和平往往只是暫時的休戰，為的是積累力量進行下一次的爭鬥。與外部勢力（包括我們）的關係，也往往是基於不斷變化的利益計算。

圖里人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他們主要居住在庫爾拉姆谷，宗教上是什葉派，被周圍大多數蘇尼派部落（包括奧拉克扎伊和瓦濟里人）所憎恨和壓迫。對圖里人來說，阿富汗政府（在我們佔領庫爾拉姆之前）的統治是壓迫性的，而我們在 1879 年的進入，將他們從這種壓迫中解放出來。因此，他們將我們視為救星。

這種友好關係的基礎，首先是共同的敵人。圖里人與周圍的蘇尼派部落有著深刻的宗教和歷史宿怨，而這些部落中的許多人又對我們抱有敵意。我們的存在，為圖里人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他們得以在庫爾拉姆谷生存和繁榮。

其次是共同的利益。我們需要通過庫爾拉姆谷維持通往阿富汗或邊境其他地區的通道暢通，而圖里人作為當地的居民，協助我們維持秩序和提供服務（如民兵、運輸），從中獲得了津貼和保護。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雖然不像真正穩固的聯盟，但足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友好。

此外，正如 Enriquez 所描述的，圖里人在與英國人打交道時，似乎表現出了一種獨特的親和力。他們將什葉派信仰與基督教在某些方面聯繫起來，並認為我們「為他們而戰、為他們而死」，這產生了一種情感上的聯繫。他們也欣賞英國軍官的領導風格，這與他們對阿富汗官員的厭惡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即使是圖里人，他們內部也有派系，並非完全團結一致。但總體而言，他們是邊境地區對我們最為忠誠和友好的部落之一。這份友好更多是基於現實的生存需求和共同利益，而不是某種理想化的情感。在邊境，生存和力量往往是關係的基石。

艾薇： 聽您談論圖里人與周圍部落的關係，以及宗教派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這讓我想到了您在書中對奧拉克扎伊人內部蘇尼派和什葉派分裂的描述。這種內部的宗教或政治派系對立，是否反而削弱了部落對外部勢力的整體抵抗能力？或者說，我們是否有意地利用了這種分裂？

Colonel H. C. Wylly： （沉吟片刻，點燃了一根菸斗，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中閃爍）部落內部的分裂，無疑是我們在邊境地區開展工作時的一個重要因素。奧拉克扎伊人內部蘇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仇恨，就像一道深刻的鴻溝，使得這個部落難以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的力量來對抗我們。他們的爭鬥有時甚至比對我們更加激烈。

這種分裂，確實可能在某些時刻削弱了他們對我們軍事行動的整體抵抗。當蘇尼派和什葉派部落互相戒備甚至敵對時，他們很難將全部力量集中起來對付入侵的英軍。例如，在 1897 年提拉赫遠征時，雖然奧拉克扎伊人加入了反對我們的聯盟，但他們的抵抗在達爾蓋遭受重創後就迅速瓦解，部分原因也在於他們不像阿弗里迪人那樣具有根深蒂固的團結習慣，且內部存在派系差異。

至於我們是否「有意地」利用了這種分裂... 作為政治官員，了解和利用這種內部關係來達到維護邊境安寧或順利進行軍事行動的目的，是一種現實的手段。如果一個部落內部存在對立派系，與其中一個派系建立相對友好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獲取情報，爭取中立甚至協助，從而減輕其他派系帶來的壓力。在書中，我提到某些什葉派奧拉克扎伊部落曾多次請求併入英屬印度，並在我們與其他奧拉克扎伊部落衝突時提供幫助。雖然政府最終拒絕了他們的併入請求（出於不想擴大邊境責任範圍的政策考量），但他們的存在以及與我們的良好關係，無疑為我們在奧拉克扎伊地區的行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然而，我必須指出，這種「利用」是謹慎的，並且有其局限性。首先，部落對外部干預始終保持警惕，過度的介入可能反而引發更大的反彈。其次，部落政治極為複雜，派系之間的關係變幻莫測，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變成敵人。最後，一旦被宗教狂熱煽動，部落可能放下內部爭鬥，形成一個更廣泛的反對聯盟，如 1897 年大起義初期那樣，儘管這種聯盟通常難以持久。

所以，了解和應對部落內部的分裂是邊境管理的一環，但這是一個非常微妙且充滿風險的遊戲。這不是簡單的「利用」就能完全掌控的局面。

艾薇： （點頭表示理解）我能想像，在這樣複雜且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工作，需要極高的智慧和經驗。您筆下的這段歷史，充滿了挑戰，但也塑造了許多傳奇人物。從您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您作為一個軍人，對這片土地和其居民的獨特視角。這場對談，讓我從書本之外，更立體地感受到了那個時代邊境的氣息。感謝您，Colonel Wylly，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見解。

Colonel H. C. Wylly： （放下菸斗，溫和地看向我）我的榮幸，艾薇小姐。能與您，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花藝師，探討這些看似與花無關的邊境故事，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驚奇且愉悅的事。或許，正是這種不同領域的碰撞，才能帶來新的理解與啟發。我在書中記錄的，是歷史的表象，是軍事行動的軌跡。但您提出的問題，讓我看到了這些事件背後更為豐富的人性和文化圖景。即使在最貧瘠和暴力的土地上，也總有堅韌的生命和複雜的情感在生長，就像在岩石縫隙中綻放的花朵。

（夕陽完全落下，營地周圍的燈光次第亮起，遠處的群山隱沒在夜色中，只剩模糊的輪廓）夜深了，我的共創者。希望這次交流能為您帶來一些新的「光之凝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