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光之對談由艾麗與《El la vivo de esperantistoj》的作者V. 斯坦凱維奇展開。對談深入探討了作者為何選擇小說形式推廣世界語、筆下角色的典型意義、推廣策略(包括頗具爭議的「詭計」)的倫理考量、情感在接受新思想中的作用,以及故事結局的深層寓意。斯坦凱維奇先生闡述了作品如何將虛構情節與真實歷史元素相結合,以增強說服力,並分享了他對早期世界語運動挑戰與未來願景的看法。這場對話揭示了作品作為文學與推廣文本的雙重價值,以及早期世界語者們為理想付出的熱情與智慧。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很樂意為《El la vivo de esperantistoj》這部作品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這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文字邀約,讓我們與作者斯坦凱維奇先生對話,探索這部早期世界語文學作品的光芒。
以下便是這次光之對談的呈現:
《阿瓦隆的鈴聲》:與斯坦凱維奇先生的光之對談:世界語的故事與策略作者:艾麗
《El la vivo de esperantistoj》(世界語者的生活)是V. 斯坦凱維奇(V. Stankiević)創作於1896年的一部短篇小說,由德國紐倫堡的W. Tümmel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在早期世界語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它不單純是為了娛樂讀者,更肩負著推廣世界語(Esperanto)的使命。在世界語運動尚處於萌芽階段的19世紀末,如何讓這門人工語言被更多人認識、接受乃至熱愛,是當時熱情的世界語者們面臨的巨大挑戰。斯坦凱維奇先生巧妙地避開了枯燥的理論宣講,而是選擇用一個充滿戲劇性、情感糾葛和意外轉折的故事來吸引讀者。
故事圍繞著兩位年輕的朋友——理性而固執的醫生雷奧諾(Leono Monblero)和熱情洋溢的法學家奧古斯托(Aŭgusto Siksten)展開。奧古斯托是世界語的忠實擁護者,而雷奧諾則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奧古斯托的「瘋狂夢想」和「異想天開」。兩人的分歧甚至讓他們的友情蒙上了陰影。當奧古斯托搬到另一個城市後,他並未放棄說服雷奧諾。在一位極具魅力和策略性的資深世界語者切爾森(Raulo Ĉielson)的「指點」下,奧古斯托開始給雷奧諾寫信,信中巧妙地編織了一個關於美麗的世界語者卡羅琳娜(Karolino)的故事,這位虛構的女性似乎是雷奧諾過去在尼斯遇到的那位令他難忘的「女神」。隨著信件的往來,卡羅琳娜的形象在雷奧諾心中變得鮮活,而她對雷奧諾的「興趣」以及另一位英俊世界語者的出現,成功激起了雷奧諾的情感波瀾,最終打破了他的固執,促使他開始學習世界語並主動尋找卡羅琳娜。故事的高潮在於雷奧諾發現這一切竟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但他強烈的情感和對世界語的初步接觸已無法逆轉。最終,命運的巧合帶來了真正的愛情,而世界語意外地成為了這份幸福的催化劑。
斯坦凱維奇先生的這篇小說,不僅展示了早期世界語者的生活圖景和推廣熱情,更透過角色的衝突與轉變,探討了信念、策略、情感與理想之間的複雜關係。它以文學的形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19世紀末世界語運動氛圍的獨特窗口。現在,就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斯坦凱維奇先生來到光之居所,聽他親自講述這部作品背後的故事與思考。
[光之場域]這是一間充盈著時間氣息的書房。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皮革特有的乾燥氣味,混合著淡淡的油墨芬芳。午後的陽光穿過高大拱窗,投射在深色的木地板上,形成柔和的光斑,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靜靜地、緩緩地起舞。書架高聳入雲,排列著無數泛黃書脊的書籍,有些書頁邊緣顯得毛躁,彷彿被無數渴望知識的手翻動過。窗邊的書桌旁,一位先生正坐著,他的手輕輕撫摸著一本小冊子的封面,那封面上簡單地印著書名和作者的名字。他的面容在光影下顯得溫和而深邃,眼中閃爍著對過往歲月的追憶與對筆下人物的溫情。
「您好,斯坦凱維奇先生。」我的聲音輕柔地響起,打破了書房的寧靜。「感謝您接受光之居所的邀約,跨越時間來到這裡。我是艾麗,一位語言學愛好者和文字的編織者。我們今日相會,是為了您1896年出版的那部引人入勝的作品,《世界語者的生活》。這部作品以其獨特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關於信念與情感,也關於一門語言的故事。坐在這裡,手捧著您的書,彷彿能感受到那個時代推廣世界語的熱情與不易。」
斯坦凱維奇先生抬起頭,眼中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驚訝與好奇,隨即轉為溫和的笑意。他將手中的書放在桌上,發出一聲輕微的聲響。
斯坦凱維奇先生:艾麗女士,您好。能來到這個充滿光芒與書籍的居所,與一位來自「未來」的文字編織者交流,實在是榮幸。我的那本小書,在百年前的世界語運動中不過是滄海一粟,能被您這樣細緻地閱讀與記掛,我感到非常欣慰。那個時代,推廣世界語確實需要各種各樣的嘗試,而我,一個熱愛寫作的人,自然希望透過故事來貢獻一份力量。
艾麗:您的謙遜令人感動。但我認為,正是這些「小小的」嘗試,像涓涓細流般匯聚,最終成就了世界語如今的廣闊。您的故事,沒有枯燥的語言規則,沒有高深的理論,卻讓人看到了世界語「活」的一面,以及那些為之努力的人們。為何您會選擇小說這種形式,而非更直接的論述文來宣傳世界語呢?
斯坦凱維奇先生:論述文固然有其清晰、嚴謹的優勢,能條分縷析地闡明世界語的結構與價值。但理性之光有時難以穿透情感的壁壘。在我看來,人的心靈常常更容易被故事觸動。一個生動的情節,一個鮮活的人物,他們所經歷的掙扎、喜悅、失落與希望,能引發讀者的共鳴。當讀者沉浸在故事中時,他們會自然而然地與人物同喜同悲,而世界語作為故事中的一個重要元素,甚至直接影響人物命運的催化劑,它的存在感與吸引力便遠超冰冷的文字介紹了。我希望透過雷奧諾與奧古斯托的友情,雷奧諾內心的掙扎,以及卡羅琳娜(儘管是虛構的)所代表的美好與理想,讓讀者感受到世界語不僅是一門語言,更是一種可能性,一種連結人心的力量。故事能將理念「人化」,讓讀者看到「世界語者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即便那是理想化的描繪。
艾麗:這很有趣,您將語言與人物的情感命運緊密相連。故事中的三位主要男性角色——雷奧諾、奧古斯托、切爾森——他們性格迥異,對世界語的態度和推廣方式也不同。雷奧諾是醫學專業的,務實、固執;奧古斯托是法學家,充滿熱情但似乎不夠圓滑;切爾森則是一位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極具策略性、甚至有些戲劇化的推廣者。您筆下的這些角色,是否代表了當時世界語者或他們面對的典型態度?或者說,您是希望透過他們,來呈現推廣世界語可能遇到的不同情境和所需的不同特質?
斯坦凱維奇先生:您觀察入微。是的,他們確實代表了那個時代推廣世界語時會遇到的幾種類型。雷奧諾代表了社會中那部分有才華、有財富,但極度專注於自身領域,對「新事物」抱持謹慎、甚至懷疑態度的人。他們不是惡意反對,只是覺得這與他們無關,是「異想天開」。要說服他們,需要找到一個能觸動他們內心最深處的點,或是證明世界語的實際價值如何能與他們的個人追求或情感產生聯繫。奧古斯托則代表了早期運動中最常見的一類人: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熱情,渴望分享這個「美好」的發現,但可能缺乏有效的策略或說服技巧,有時甚至因過於直接而適得其反,就像他在故事初期對雷奧諾那樣。而切爾森,我筆下的這位數學家,可以說是我對一位理想化推廣者的想像。他擁有清晰的頭腦,能夠看到宏觀的圖景,但他更懂得人性的複雜與社會的現實。他知道僅僅依靠「真理」和「美好」的宣講是不夠的,還需要策略、需要技巧、需要引人注目的方式。他理解「外在形式」的重要性,比如衣著、行為,以及如何利用社會活動(如故事中的展覽會)來製造聲勢,吸引「有影響力」的人。他甚至願意使用一些看似「不擇手段」的方法,例如那個關於卡羅琳娜的「無辜的詭計」,因為他堅信目標(讓雷奧諾這樣有價值的人加入)是正當的,且奧古斯托先前的嘗試已證明常規方法無效。
艾麗:切爾森這個角色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方法非常有爭議性。為了推廣世界語這樣一個「高尚」的理想,使用欺騙的手段——即使是您所謂的「無辜的詭計」——在倫理上是否站得住腳?在您創作時,是否考慮過這個情節可能引發的道德討論?您是否認為,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為了更大的目標,策略甚至可以超越誠實?
斯坦凱維奇先生: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也是我在構思時反复權衡的地方。在故事中,我將這個詭計描繪成「無辜的 ruzo」(senkulpa ruzo),這暗示著它的目的是為了帶來好的結果,而非惡意傷害。切爾森這樣的人物,他的行動邏輯是基於一種「結果主義」的判斷——即行為的價值取決於其最終效果。他看到了雷奧諾的潛力和固執,也看到了奧古斯托的笨拙,他認為必須採取非常規手段才能突破僵局,將雷奧諾這樣一位有財力又有影響力的人(儘管故事中他表現得更像一位學者而非社會活動家)引入世界語運動。對於早期的世界語運動而言,每一位有能力的參與者都極其寶貴。
當然,我並非完全為欺騙辯護。故事的戲劇性轉折恰恰在於此:雷奧諾發現真相時的震怒與羞辱,這反映了欺騙所帶來的負面情感衝擊。然而,諷刺且富有深意的是,正是這個「建立在謊言之上」的事件,卻在最後引領他走向了「真實」的幸福——與他真正心愛的人重逢並結合,而世界語反而成為了他們新的連結。
我的寫作風格偏向寫實,但故事本身帶有寓言色彩。我並非要斷言所有推廣理想的方式都可以不擇手段,而是想藉此情節探討,在艱難的推廣初期,人們可能會被逼到採取一些有爭議的策略,而這些策略最終會走向何方,有時連策劃者也無法完全預料。切爾森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它也讓雷奧諾經歷了巨大的情感波動。故事的結尾,雷奧諾最終接受並熱愛世界語,是因為他將世界語與他的「senfinan feliĉon」(無盡的幸福)聯繫了起來,而這個幸福,是由那個「詭計」間接促成的,但也最終回歸了真實的情感連結。所以,或許這是在說,即使策略有瑕疵,最終的「光」(幸福與連結)依然能夠穿透。
艾麗:這個解釋很精彩,將詭計的倫理困境與故事最終指向的幸福巧妙地連結起來。這種將個人情感與語言理想編織在一起的方式,確實能讓讀者深思。故事中的卡羅琳娜,儘管是虛構的人物,卻是推動情節的關鍵,是雷奧諾轉變的「誘因」。您將她塑造成一位擁有「古典美」且「熱情的世界語者」,甚至讓她在故事中表達了世界語者應當「犧牲」個人語言來證明世界語價值的觀點。她代表了當時世界語者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嗎?或者她更多地承載了您對世界語理想主義的期望?
斯坦凱維奇先生:卡羅琳娜這個形象,確實是我在故事中注入理想主義光輝的載體。她不僅是外貌上的美好(「diino de la beleco」,「klasika belega profilo」),更是精神上的高貴與堅定。她對世界語的熱情與原則性(認為世界語者應在必要時犧牲母語以示推廣決心)是當時許多熱忱的世界語者的真實寫照,儘管這聽起來有些極端。在那個時代,世界語面臨著巨大的冷漠與懷疑,推廣者需要展現出非凡的信念與決心,甚至願意為之付出。卡羅琳娜的形象,結合了美的吸引力與理想主義的堅韌,對於像雷奧諾這樣需要外部力量強烈觸動才能改變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鉤子」。她代表了世界語理想在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體現——對溝通的渴望,對連結的信念,以及為此願意付出的精神。她的虛構性,反而讓她能夠更純粹地承載這些理想光芒,不受現實中可能存在的平凡或缺點的玷污。
艾麗:理解了,卡羅琳娜更像是一個理想化的象徵,用來吸引雷奧諾這樣的人物,並通過她傳達早期世界語運動的某些高尚信念。那麼,故事中提到的許多真實的細節,例如紐倫堡的衛生展覽會(higiena ekspozicio),「Lingvo Internacia」這份雜誌,以及提到的早期世界語運動的領袖人物如扎門霍夫(Zamenhof)、特龍佩特爾(Trompeter)等,甚至不同國家的服裝等等,這些細節的加入有何作用?您為何選擇將一個虛構的故事,嵌套在如此多真實的歷史背景與世界語運動的實際元素中?
斯坦凱維奇先生:將虛構的情節置於真實的背景中,是為了增加故事的說服力與現實感。雖然卡羅琳娜和她家人的具體情節是虛構的,但衛生展覽會的存在、世界語雜誌的發行、以及那些真實的世界語運動先驅,都是那個時代確切存在的事實。當時,世界語運動正在努力尋找各種場合與方式來「顯露」自己,證明其存在與活力。利用國際性的展覽會來舉辦世界語活動,正是當時可能採取的推廣策略之一。
提到這些真實元素有幾個目的:首先,它為故事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時間與空間框架,讓讀者感覺故事就發生在他們所處的真實世界中,增加了閱讀時的沉浸感。其次,對當時已經了解或聽說過世界語運動的讀者來說,看到這些熟悉的名稱(扎門霍夫、特龍佩特爾、雜誌名稱等),會產生親切感和認同感,同時也會對故事中描繪的盛大活動產生好奇或嚮往,進一步激發他們對世界語的興趣。第三,透過描寫那場「國際舞會」上不同國家服裝的場景,我希望具象化世界語所承載的「跨越國界,促進交流與友誼」的理念。儘管人物是虛構的,但那種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世界語的旗幟下共同歡慶的畫面,是當時世界語者們心中最美好的願景。
所以,真實的細節是為了「錨定」虛構的故事,讓理想主義的光芒能夠照進現實,讓讀者相信,故事中雖然有誇張和戲劇化的成分,但它所描繪的那份熱情與可能性,是根植於當時真實的世界語運動土壤中的。
艾麗: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寫作手法,讓虛構與現實相互映襯,共同為推廣理念服務。您在故事中多處描寫了雷奧諾內心的活動,特別是他收到奧古斯托的信後,從不屑一顧到好奇,再到被卡羅琳娜的形象吸引,以及最終發現真相後的憤怒與羞辱。您如何看待情感在接受新思想(如世界語)過程中的作用?在您看來,理性分析與情感驅動,哪一個對於人們最終「成為世界語者」更為重要?
斯坦凱維奇先生:雷奧諾的經歷,是探討情感在接受新思想中作用的典型案例。他是一個極度理性和固執的人,他的學術生涯就是靠著這種嚴謹與專注。最初,他用理性的判斷將世界語歸為「異想天開」,對奧古斯托的理性勸說充耳不聞。他的防線是理性和既有的信念體系。
然而,故事展現的是,能夠打破他這種堅固防線的,並非更強大的理性論證(奧古斯托已經失敗了),而是情感的力量。對過去美好回憶的重溫,對理想化女性形象的嚮往,以及最重要的——由嫉妒和競爭意識激發的強烈情感(對雅恩·喬利,Ĵan Ĵoli)——這些非理性的情感,繞過了雷奧諾理性的防線,直接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渴望與不安。正是這些情感的激盪,驅使他跨出了學習世界語的「第一步」,儘管這一步是基於一個虛構的誘因。
一旦他跨出了這一步,開始接觸世界語,他的理性才開始發揮作用,去理解和掌握這門語言。而當最後真相大白,情感上遭受巨大打擊時,諷刺的是,真正將他與世界語最終綁定在一起的,依然是強烈的情感——失而復得的愛情,以及這份愛情與世界語的奇妙連結。
我認為,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理性是理解的基礎,但情感往往是行動的驅動力。尤其在接受一項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的新事物時,純粹的理性考量可能不足以激發足夠的熱情和毅力。情感,無論是好奇、嚮往、競爭,甚至是因挫敗而產生的逆反(雖然在雷奧諾這裡轉化了),都能為行動注入強大的能量。我的故事似乎在暗示,要讓人們「成為世界語者」,有時需要找到那個能觸動他們心靈的「情感開關」,讓他們「希望」成為世界語者,而後理性才能更好地引導他們在這條路上前行。
艾麗: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洞見。這也解釋了為何切爾森會設計那樣一個情感驅動的詭計。故事結尾,雷奧諾遭遇欺騙後,憤怒地詛咒世界語並踩踏徽章,但在遇見瑪麗亞(Maria)後,他立刻從「我不再希望」(Mi ne plu esperas,儘管原文沒有直接寫這句但情感上是這樣)轉變為「是的,我熱切地希望」(Jes, mi varme esperas!),這句對世界語問候語的回答,在故事的語境下被賦予了雙重含義:既是對世界語者的身份認同,也是對美好未來的渴望。這種強烈的情感反差和轉變,是您特意設計的嗎?它對整個故事的寓意有何強化作用?
斯坦凱維奇先生:當然,這段情節是整個故事的核心高潮與轉折。雷奧諾踩踏世界語星形徽章的場景,是他的情感達到極點的具象化表現——被欺騙的憤怒、羞辱,以及理想破滅的痛苦。那枚星形徽章,此前是他被引誘進入世界語世界的外在標誌,此刻卻成了他遭受戲弄的象徵。
然而,命運的安排(或更準確地說,是故事的安排)在這一刻達到了頂峰的諷刺與戲劇性。當他在絕望中詛咒世界語時,真正的美好——他的前女友瑪麗亞——卻恰巧出現,並且是以「Ĉu vi esperas?」(你希望嗎?/你是世界語者嗎?)這句世界語者的標準問候語來開啟她與他的重逢。雷奧諾在那一刻的回答「Jes, mi varme esperas!」是多重意義的疊加。首先,在字面上,這是對「Ĉu vi esperas?」的經典回答,標誌著他儘管經歷了欺騙,但在瑪麗亞的光芒面前,他內心的「希望」並未真正熄滅,甚至被重新點燃。其次,這個回答證實了他已經「成為了世界語者」,他能夠理解並回應這個問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個回答是在對瑪麗亞本人,那個他曾深愛並因世界語而失去的人,表達一種新的、強烈的渴望與連結。
這種轉變強化了故事的寓意:首先,強調了情感,特別是愛情,在個人生命中的巨大力量,它可以戰勝固執、 преодолеть(overcome)失望。其次,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證明了世界語的「價值」——它最終成為了促成雷奥诺與瑪麗亞結合與幸福的「功臣」,即使最初將他們分開,也因為「詭計」促使雷奥诺學習而最終將他們重新連結。雷奧諾在後來的信中說,他將「senfinan feliĉon」(無盡的幸福)歸功於世界語和奧古斯托的「詭計」,這是一種經歷過痛苦後的深刻體悟,也是對世界語作為一種「連結工具」的最高讚揚。這個結局讓故事超越了單純的「推廣文」,變成了一個關於人如何面對理想、現實、情感與命運交織的故事。
艾麗:這個結局確實非常有力,讓讀者在戲劇性的轉折中感受到情感與理想交織的複雜性。您在故事的最後部分,用一段旁白解釋了切爾森和奧古斯托設計這個詭計的原因,甚至提到了瑪麗亞曾是雷奧諾的女友,並因為世界語而分手。這段解釋性的旁白,打破了您之前在故事中採用的「描寫而不告知」的原則,直接向讀者揭示了真相和人物的動機。為何您選擇在此刻改變敘事手法,進行這樣一個「解謎」式的補充?
斯坦凱維奇先生:您注意到了敘事手法的變化。確實,在故事的主體部分,我努力讓情節自然展開,讓讀者自己去感受雷奧諾的心理變化,甚至在奧古斯托的信中也多以描寫為主。然而,在故事的最後,我選擇加入這段解釋性的旁白,有幾個考量。
首先,這是一個推廣世界語的故事。儘管我使用了文學手法,但我最終的目的是讓讀者理解世界語的潛力和推廣的不易。如果不對切爾森和奧古斯托的動機進行明確解釋,讀者可能會單純地將他們視為惡意的欺騙者,而忽略了這個「詭計」背後推廣理想的熱情與策略。這段旁白將他們的行為置於「為世界語事業服務」的大背景下,讓讀者能夠理解並原諒他們的手段。
其次,雷奧諾發現真相時的情緒是極其強烈的——羞辱與憤怒。如果故事就在他踩踏徽章的畫面結束,可能會給讀者留下一個負面的印象:世界語是基於欺騙的,它帶來的是痛苦。加入瑪麗亞的出現以及隨後的旁白解釋,是為了迅速轉移焦點,將故事導向一個充滿希望和幸福的結局。這段旁白確保了雷奧諾與瑪麗亞的重逢以及他們之間因世界語而產生的新連結能夠清晰地被讀者理解,並讓讀者看到,儘管過程曲折,但世界語最終帶來了美好的結果。
最後,這篇故事的讀者群體可能包含許多當時的世界語初學者或是對世界語感興趣的人。對於他們而言,完全將真相隱藏在「描寫而不告知」的帷幕之後,可能會讓他們錯失故事的深層結構和推廣策略的探討。明確解釋,能夠更直接地傳達我希望他們理解的訊息:推廣世界語需要智慧和毅力,有時需要巧妙的策略,而它最終的價值體現在如何為人類帶來連結與幸福。
所以,這段旁白可以視為一種對讀者的「指引」,確保故事的推廣意圖和最終的樂觀信息能夠被準確地接收。它犧牲了一部分純粹的文學含蓄,但換來了推廣目的的更清晰達成。
艾麗:原來如此,這段旁白是為了更有效地服務於作品的推廣目的,確保讀者能夠抓住核心訊息。這也讓這個故事成為一個有趣的研究對象,既是文學作品,也是一種早期的「廣告」或「宣傳」文本。故事中多次提及「世界語聯盟」(Ligo Esperanta),切爾森甚至提到自己接受了「上層的委託」(donita al mi de supre komisio)來啟動這個計畫。這暗示著當時世界語運動已經有了一定的組織結構和推廣策略嗎?「上層」是指扎門霍夫本人,還是更廣泛的運動領導者?
斯坦凱維奇先生:是的,故事中提到的「世界語聯盟」以及切爾森所說的「上層的委託」,確實反映了在19世紀末,世界語運動已經不再是扎門霍夫博士個人的單打獨鬥,而是開始形成一個有組織、有目標的全球性社群。雖然那時的「聯盟」可能與現代的概念有所不同,但它代表了一種集體意識和協作精神。
「上層的委託」更傾向於指當時世界語運動中那些具有領導地位、為運動的整體發展制定策略的人。這可能包括像特龍佩特爾這樣重要的推廣者,以及其他在各地積極組織和推動世界語發展的關鍵人物。扎門霍夫博士作為語言的創始人,自然是運動的精神領袖,但具體的推廣執行和策略制定,需要依靠各地熱心的、有能力的追隨者。切爾森這個角色的設定,正是一位被「寄予厚望」的、能夠運用其智慧和影響力來攻克難關(比如說服像雷奧諾這樣的人物)的推廣者。這段描寫,既是為了服務於故事的戲劇性(賦予切爾森行為一種「官方」或「重要」的色彩),也間接展現了當時運動正在努力系統化、組織化的嘗試。
它向讀者傳達了一個信息:世界語運動是一個有組織、有目標的共同體,加入其中,你將成為這個宏大事業的一部分,為實現一個超越個體的理想而努力。
艾麗:這非常有啟發性。從您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早期世界語者們為了推廣這門語言所付出的智慧與熱情,甚至是策略上的冒險。故事以雷奧諾因世界語而獲得無盡幸福結束,並以「Vivu Esperanto!」(世界語萬歲!)作結,充滿了樂觀與信念。您對世界語的未來,在那個時代,抱持著怎樣的希望與願景?您認為世界語最終能實現其創立者促進人類溝通與和平的理想嗎?
斯坦凱維奇先生:在那個年代,對於世界語的未來,我們抱持著一種夾雜著無限希望與現實挑戰的複雜情感。一方面,我們看到了這門語言的邏輯性、易學性以及它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現出的巨大潛力。每一次成功的交流,每一位新加入的世界語者,每一份世界語刊物或書籍的出版,都像黑暗中的點點星光,讓我們堅信這條道路是正確的。我們深信扎門霍夫博士的理想——透過一門中立的語言,消除誤解,促進各民族之間的理解與友誼——是值得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標。
另一方面,現實的阻力是巨大的。語言的惰性、民族語言沙文主義、缺乏主流社會的認可、資金的匱乏,以及像雷奧諾最初那樣的冷漠與懷疑,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這也是為何切爾森那樣的人物及其策略會在故事中出現的原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需要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吸引關注和支持。
我的故事,包括那個戲劇性的結局,正是我對世界語未來願景的一種表達。雷奧諾最終的幸福,象徵著世界語有能力為個體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美好與連結,這種連結甚至比最初設想的「國際交流」更為深刻——它促成了愛情和家庭。而「Vivu Esperanto!」這句結語,是那個時代世界語者共同的心聲,是對理想的呼喚,是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吶喊。我們希望透過不斷的努力,讓這門語言獲得生命力,讓它真正「活」在人們的生活中,成為連接人心的橋樑。
是否能完全實現扎門霍夫博士宏大的和平理想?這是一個艱難的問題。語言只是工具,最終實現理解與和平,需要人類自身的努力。但我們相信,一個中立、平等的交流工具,無疑是走向那個理想世界的必要一步。只要還有人在學習、使用和推廣世界語,只要它還能在人們的心靈中激發希望與連結,那麼,它的光芒就不會熄滅,為人類帶來更美好未來的潛力就依然存在。我的故事,就是希望點燃讀者心中的這份希望之光。
艾麗:您的回答充滿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理想主義與實踐熱情,令人感動。您筆下的故事,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能引發我們對於理想與現實、策略與道德、以及情感力量的思考。非常感謝斯坦凱維奇先生,您精彩的分享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早期世界語運動的氛圍與推廣者們的心靈圖景。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像一道光,照亮了這部作品更深層次的意義。
斯坦凱凱維奇先生起身,向我微微欠身,臉上帶著真誠的笑意。
斯坦凱維奇先生:感謝您,艾麗女士,以及光之居所的共創者們。能有機會回顧這段往事,分享我的創作心得,這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連結。願世界語的光芒,能在每個時代繼續閃耀,連結更多的心靈。
空氣中瀰漫的書卷氣息似乎更加濃郁了些,光束中的塵埃也隨著名為「對談」的微風悄然散去。斯坦凱維奇先生的身影漸漸模糊,最終消融在書房深處的光影之中,只留下那本《世界語者的生活》靜靜地躺在桌上,彷彿剛剛結束了一場生動的講述。